研究北京历史的人会觉得，这个城市的名称怎么会有那么多变化。从早期的“燕京”（或“燕都”）到“蓟县”和唐代的“幽州”和“涿郡”，再到辽代的“南京幽都府”和金朝的“中都”，又到元代的“燕京大兴府”、“中都路大兴府”和“大都路汗八里”（来自突厥语Khanbalik），直至明代，这座城市被称为“北平府”，1421年迁都后称“北京”，而“南京”则称“留京”。1644年顺治入关后，北京被称为“京师顺天府”。1928年，首都再次迁到南京，北京则称“北平”。日本人（1937—1945）恢复了“北京”一词，但1945年到1948年再称“北平”。1949年以来，“北京”成为普遍使用的名称，但如果因污染问题要迁都，北京的“京”可能就保不住了。

北京名称的变化使我联想到“第二个罗马”拜占庭（Byzantion），这个地方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于公元325年成为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决定迁都的是君士坦丁皇帝，所以这座城市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然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于1453年攻克了这座城市，其名字也变成了“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也许很少人知道，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语的Eis ten polin（“进入城内”或“进城”）。

无论其政治地位如何，600年以来，北京在文化和教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她的学院和考试场所（国子监），她的出版物和（1900年以后的）报纸、大学、出版社都影响着全国的思想领域、文化传播和教育体制。因此，在民国时代西方人曾称北京为“中国的波士顿”。我称北京为“灵都”“文京”和“学城”，能不能说北京是“东方的雅典”呢？而如果考虑到北京也是一神论的核心地带，我也愿意她将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即天主上帝的“圣城”和“天城”，乃真正的“顺天府”！学习过古希伯来语的人都知道“撒冷”和shalom有关系，所以“耶路撒冷”是“和平之城”（阿拉美语称“uru shalim”），而“北平”也与“平安”有关系。

北京改名是中国地名演变中的一个普遍现象。1997年我开始研究近代山东时，我才知道“菏泽”在一百年前称“曹州府”，“临沂”称“沂州府”，而“兖州”也称“慈阳”。在人民大学东、西、北门站岗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因为我偶尔和他们谈话，所以了解这种情况。有一个来自甘肃天水，当他说“天水”时，我就说了一声：“啊，以前叫‘秦州’！”他惊呆了，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在1920年代的秦州（天水）曾经有奥地利传教士！我看了他们的一些报告，也见过天水的老照片，很有意思！”从此以后，这个天水人对我特别热心，一看到我就想和我握手。可以说，我们之间的桥梁正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名。

为什么北京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名称？“北”也只是一个地理名称。为什么地中海城市的名称相对稳定？比如“雅典”（Athenai）和“罗马”（Roma）为什么那么固定？我想这是和神话有关系：“雅典”显然和“雅典娜”有关系，而“罗马”的创立者是传说中的“罗慕卢斯”（Romulus）。可笑的是，他的名字在汉语中有几种翻译：罗穆路斯、罗慕路斯、罗木路斯、罗慕卢斯、洛穆卢斯，而他的弟弟Remus也被译为勒莫斯、雷穆斯、莱慕斯、雷木斯等。我真想知道，中国的出版社什么时候会把这两个人的汉译名改为“若木卢斯”和“瑞木斯”？或干脆放弃这种无聊的“文字游戏”而采用纯洁的ABC统一写作“Romulus”和“Remus”呢？这将为中国学术界会带来很大的进步！（我经常提醒我的学生：“写学术性文章时多用ABC，少用汉字！”）

北京既没有一个杰出的“建城人”，也没有一个大家认同的“保护神”，因此，北京的名称可以“随便”改。如果古人想改“雅典”这个名城，他们肯定会担心这种改动会得罪雅典娜女神。谁敢得罪一位神灵呢？但在传统的中国，“神话”和“法律”一样，都是一个弱项。据说，当明、清两代的学者编修《大典》和《全书》时，他们不知道该将《山海经》放到哪里。《山海经》是古代神话著作，但它并不能和赫西欧多斯（Hesiodos，亦译“赫西俄德”）的《神谱》相提并论。希腊人的神明有名称（名字或是绰号），有地位，有职务，有的管海洋，有的管天气，有的管爱情，有的管战争，有太阳神，有月亮神，也有最高的、最有权威的神。《山海经》并没有建立起一个“神话体系”，它只是一些零碎的“故事片段”。西方的汉学家一直很困惑：中国难道没有“神话”？

北京没有女神保护她并为她创造出一个永恒不变的名称。

也许古代的中国人和今天一样，他们马上就会问：研究神话故事有什么用？能挣钱吗？古代的中国人就已经对神话没了兴趣，所以那些故事被忽略了。但神话的用处也许很大：其中有稳定的地理名称，也有文化根基和值得感到自豪的思想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