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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都:一位奥地利学者的北京随笔 完结

作者:(奥)雷立柏

 

奥地利的雷妈妈(即我的母亲)出生于1938年,她前后生了四个孩子,我姐姐(比我大一岁)、我,还有两个妹妹。另外,我父母还领养了两个孤儿,所以我还有两个小弟弟。我最小的妹妹性格很刚强,她18岁到维也纳学医,成为一名康复专家。她生活在维也纳,去那些需要锻炼身体的人(多是老人)的家里帮助他们恢复肢体的功能。中风的人或动了手术出院的人经常需要动一动手指,这就需要做某些特殊的锻炼。虽然我很少见到这个妹妹,但我相信她做的工作很重要。当她骑自行车去看那些老人时,也会有时间和那些老人交谈,还会做一些记录。就这样,她已经写了几个老维也纳人的传记。

我在北京,也曾有过这个想法:如果去采访一些老北京人,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故事,大概也会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叙述和火花般的洞见。这种记录历史的方式称“口述历史”。遗憾的是,我的时间很有限,所以这个“口述历史”项目就被我的“口授古典语言”项目取代了。

这二十年以来,我接触了很多北京人,也接触过很多女孩和妇女,无论是售票员、复印店的女孩、学生、老师、研究员、记者、编辑,还是在办公室或商场工作的女士,但实际上,了解比较深入的人不多。如果说我最佩服谁,当然只能说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最佩服谁。大多数的人没有机会和时间说出自己的故事,叙述自己走过的路和熬过的苦痛。在那些让我聆听她们故事的人中,最突出的人是一位老修女,张罗撒。张罗撒的名字应该是“多罗若撒”,这来自拉丁语的Dolorosa,但“多罗若撒”太长,我简单地称她“罗撒”。学过拉丁语的人知道,Dolorosa的意思是多苦难的、忍痛受苦的,来自dolor(痛苦),而这个名字确实概括张修女的一生。“多罗若撒”这个名字不是进入教会(受洗)取得的“教名”,而是进入修女会取得的“会名”,就好比佛教出家人都取新的名字,比如“法显”或“玄奘”。回族人也有伊斯兰教的教名。有一次一个云南的回族人听我的希伯来语课,他告诉我,他的教名是“苏莱曼”,即希伯来语的Shlomo(亦译所罗门或撒罗曼)。

多代之前,张罗撒的家族就居住在北京,他的祖先因为信天主教而受苦。从康熙末年到光绪的时代,清廷执行镇压天主教的政策,大约从1710年到1860年维持了150年的“禁教”政策意味着很多中国天主教徒因信仰而受到迫害。据老人传,张家有两个姑姑在道光时期(1821—1851)因信仰而被流放到新疆。1897年,有一封信从西北送到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信中说两个姑姑已经被流放新疆50年,但她们还活着,希望北京派人去新疆把她们两人接回北京。但因为那个时候北京的环境已经变得不好,排斥天主教徒的气氛越来越浓,张罗撒的爷爷最终决定不要派人到新疆去。

关于1900年的故事很可怕。张家也有一些亲戚被杀或被活活烧死在屋子里。义和团的人去那些中国基督徒的家,问每一个人:“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说“是”,他们就杀,如果说“不是”,就放人走。当张罗撒的爷爷听到义和团的人敲门时,他翻过家里院子的后墙,跑到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当时有很多中国信徒逃到外国人的使馆区或租界,因为义和团的人不敢去那里。几天后张爷爷在夜里逃到北京北堂。张罗撒有好几个亲戚在那里避难,其中一个男人是炮手,他帮助被围困在北堂院子里的人。有三千多中国人在北堂避难,所以食品很快就吃完了,而义和团围攻北堂却长达62天之久!张罗撒的一个姑姑被饿死在了那里。张罗撒的父亲当时十岁,他也在北堂避难。后来他在北京一所法语学校上课,学习法语,并在“平汉铁路”工作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条铁路线在当时是法国人管理的。他先后在河南新乡站和宜沟镇站当站长。他前后共生九个孩子,但只有三个存活,其他六个在孩提时代就夭折了。张罗撒出生于1919年5月14日,这正是北京“五四运动”期间。1930年,全家搬到河南南部的信阳,因为父亲在那里当站长。

当时有一些来自德国的传教会修女在信阳服务,她们的修会名为“圣神会”或“圣神俾女传教会”。她们的修会于1905年来到山东,曾在兖州和济宁创办女校,在1924年这些德国修女也来到了信阳。她们在那里创办了一系列的学校:信阳幼儿园、上智女小、上智女中,而罗撒正好在那里上了六年的课,即从1930年到1936年。那时她开始学习英语,但中国文学也没有被忽略,上课时还要求读《古文观止》。然而在1937年和1938年,日本飞机炸毁了学校的很多楼房。当时信阳的居民,不管是信徒还是教外人,都逃到信阳的天主堂。那里的德国传教士将一面很大的纳粹德国国旗放在教堂的屋顶上,希望日本人不会轰炸教堂。整个学校都成了一座难民营,但日本人还是炸毁了那里的楼房,所以修女们和学生们必须逃到驻马店去。当时的信阳也很穷,多数房子都只是土房和平房,但教会在1920年代末建起的学校正好是比较好的砖制楼房,部分还是两层楼,而这样的楼房恰恰成了日本飞机轰炸的首要目标。

罗撒的家人在驻马店生活了三年,罗撒的姐姐还在驻马店的天主教小学任教。1941年罗撒的家人决定要回北京,他们带五名年轻的中国修女,从汝南沿着河南安徽的边界步行400公里到新乡,从新乡他们坐火车到北京。而罗撒1942年进入的北京辅仁女中,这也是德国圣神会的修女会管理的女校,其毕业生可以在辅仁大学上课。(当时在大学里有女学生算是非常先进的、革命性的事!)

罗撒于1945年进入“圣神会”修女会的初学,此后一直在北京的修女团体生活,但辅仁大学和辅仁女中后来都被新政府接管,外国修女在1953年被迫离开,留下的五名中国修女在北京的小团体于1955年被解散。从1956年到1986年罗撒在北京一所医院的药房工作。当时有相当多中国修女在医院或药房工作,因为这些修女曾长期和外国人在一起,并学会了外语,甚至还会一些拉丁语(当时修女的祈祷经文多有拉丁语的部分),所以她们能看懂西药的药名和用药说明。当时医学的共同语言是拉丁语,所以修女们的语言能力很受重视。“文革”时期是一个很不平安的时代,1966年10月红卫兵抄了罗撒的家。1968年以来,罗撒也受到了批判,因为她曾和外国人有联系,还曾因此入狱一个月。1981年她获得平反,但精神上的创伤和压力仍然很大。

因为罗撒从小就和外国人有关系,因为她的家人都是天主教徒,因为她20岁时决定要当修女,她后来受了批判,遭到歧视,承受压力。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也没有放弃信仰,而是始终为周围的人服务,默默无闻地照顾别人,活出一个理想的人格,在乱世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2015年初,96岁的张罗撒在北京去世,她带走了一段北京的历史。张罗撒,我真佩服你,佩服你的勇气,你的坚忍,你的谨慎和你的明智!在我所认识的北京人中,你永远都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在我心中,已经为你建起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我所敬佩的多罗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