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地道的“北京人”是谁?应该说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属于满人,而爱新觉罗家族才是最典型的“北京人”。在1911年后,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了。我经常反思“王朝”对现代化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的爱新觉罗还是奥地利的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他们对两个国家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呢?比如我父亲对哈布斯堡王朝只有批评的话:“那些贵族根本不关心百姓。在战场上死了多少人,他们不问。”但我们奥地利也有一位“国母”和“大公女”,即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她于1740年至1780年在位,据说有勇气、有能力,还生了16个孩子!她关心百姓,推动国民教育,下令在各处办小学,减轻农奴的负担,减少贵族和地主的权力和特权,改进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和司法制度。这一切改革都和“启蒙运动”有关系,而他的儿子约瑟夫斯二世(Joseph II,在位时间为1780年至1790年)更进一步推动各种各样的改进,强调宗教团体要对教育或医疗有所贡献,要为社会服务。我认为,哈布斯堡王朝为奥地利的现代化做了准备,其中有很多国君是开明的,他们推动教育、知识的传播,自己也学习新知识,因为他们始终担心自己的国家落后于其他列强(英、德、法)。
爱新觉罗家族的历代皇帝可能只有从1894年开始才担心自己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度,但慈禧太后有几年仍然阻碍了中国的改革。1901年后,她允许甚至支持很多变化,所以在1905年,很多中国人(包括外国专家如丁韪良)都对清朝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反对顽固守旧,支持改良,同时也反对暴力革命。他们呼吁中华民族独立,反对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他们提倡西学,反对保存国粹。当时很多外国人也支持这些观念,他们反对革命,因为革命总是暴力的,而且可能会带来混乱。基督徒不应该赞同暴力政变,而应该为社会的改良服务。因为孙中山主张革命,很多外国传教士反对他,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的信徒,而在晚年他也很少参加教会的礼拜。
孙中山的选择是革命,但当时北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改革者:英敛之。他的生活年代和孙中山非常接近,但英敛之基本上是一个被遗忘的人,而孙中山则被国民党宣传为“国父”。然而,从更高的角度来看,也许两个人的贡献一样大!
英敛之(原姓郁,又名英华)属正红旗,是满族人,1867年出生在北京西郊温泉(我1998年去过那里,因为我导师汤一介先生生病时在温泉养病)。英敛之没有机会出国留学,也没有学过西方的语言,但他很有才华,学习刻苦,很勤奋,20岁时很喜欢读书,通过读书研究各种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天主教。他读了德国人汤若望写的《主制群微》,因而对天主教信仰产生好感最终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并本着信徒积极服务的精神想为社会的改进出力。他支持康有为的改革,在1895年公车上书后,英敛之写了一篇题为《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其中用北京谚语“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他支持康有为的改革要求,但“戊戌变法”失败了,“六君子”被处死,康有为也逃往日本。英敛之当然担心被株连,所以他逃到天津,后辗转到了上海,1900年途经越南逃到香港,儿子英千里就是在逃难时期出生的。1901年英敛之回到了天津,开始和柴天宠谈论创办报纸的事。
身为满族人,英敛之敢于主张改革,这肯定为他带来了很多满人朋友的抨击和谴责。他怎么能支持康有为,要求剪辫子呢?他为什么如此犀利地批评满人政府的种种弊病呢?他必须要有一个精神支柱,而这就是他的信仰。在当时的北京他看到:天主教的信仰超越了民族性,因为有中国神父,也有外国(法国)神父,但他们的信仰和生活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信徒服务;而且教会也推动教育,比如法国的“圣母会”修士于1893年在栅栏建立他们的修院并创办了上义中学等教育机构。1895年英华和爱新觉罗·淑仲结婚;在此之前他的爱人生了病,但当时的北京没有多少西医,不过还是有法国仁爱会修女创办的医院,比如在西什库教堂就有一所万生医院。英敛之的爱人在仁爱会修女办的医院得到了良好的照顾,病也好了,所以英敛之也很早就开始支持天主教和整个西方的科学、医学、文化和信仰。他看到,这些新因素会帮助中国,使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