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中国的波士顿”，是“文都”和学术中心。北京掌握的信息和人才最多，尤其在1900年，很多知识得以传播。在1900年之前，朝廷也掌握着很多信息，但不太愿意让人民分享这种知识。明朝和清朝的北京也有“报纸”，但其内容主要是皇上的诏书命令和官吏的奏折，很少有社会新闻。与此不同，欧洲的出版界很早就唤起了读者的好奇心，能让读者知道得更多，并且对一切“新”的东西怀有好感。因此，18世纪的法国人会派人到英国看看那里的情况，德国人会学习法语，看法国人的书，而当某一位发明家发表文章时，这个信息也会以惊人的速度传到欧美各地。

北京的知识传播是不是比较慢？利玛窦在1600年前后已经把世界地图带到中国，使很多士大夫都可以看到，但皇帝并没有派遣一个探索队去看看欧洲的实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说没有成功，因为传统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不允许用“外国的”教科书，不允许用外语和外国文字。欧洲文艺复兴对外语有好感，比如荷兰莱顿（Leiden）于1517年建立了三语学院（Collegium trilingue），其中教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但中国又是什么时候建立了一所外语学院呢？

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后，康熙帝可能初步意识到，拉丁语是西方的国际语言，所以他有意培养一些懂拉丁语的满人外交人士。康熙皇帝自己也学了一点儿拉丁语，能认识拉丁语字母。历史学家方豪在他的《拉丁文传入中国考》中写道：“自中俄交涉后，康熙帝即有志高学栽培专习拉丁文之人才，以备折冲之用，然其计划乃迟至雍正时，始获实现。读拉丁文者为满洲之青年，初附设于俄罗斯馆，旋即另设西洋馆&&同在一馆内，俄童习满文，满童习拉丁文，甚盛事也&&”“拉丁文而外，清廷亦令满籍儿童攻习俄文，《大清会典》内阁载：‘俄罗斯馆专司翻译俄罗斯文字，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肄业。’此二十四人是否专读俄文，抑或兼读拉丁文，则不得而知矣。”

雍正皇帝1729年设立一所语言学校，称“西洋馆”，其目标是“收满汉青年子弟，命读拉丁文”。学校的主持人是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go Parrenin，1729年到1741年）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1741年到1744年）。西洋馆于1744年便被关闭，但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因为该学校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人教授了拉丁语。关于他们所用的教材或双语词典，我们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

然而，除了外语学院以外，清廷还应该建设其他传播西方知识的学院，这样可以教导更多人用数学、几何学和测量技巧改进中国的机械，包括生产工具和武器。为什么康熙在1720年读完《身见录》后没有下令引进欧洲的技术和种种新发明呢？为什么1793年的乾隆皇帝对英国的仪器根本没有兴趣呢？他们的基本态度可能还是来自传统的教导：“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根据几百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外来的因素都是有害的，是病毒和灾害，所以他们对外来的知识也严加提防。不过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人才全心拥抱了“赛先生”，他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而中国特别需要它。

“赛先生”使我联想到古希腊的女神，尤其是九位“缪斯”（文艺女神），因为其中每一位女神都代表着某种学科，比如有历史学的女神、天文学的女神、诗歌的女神等等。古人（希腊人和犹太人）发明了这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即将某种抽象的内容人格化为天文学女士、智慧女子、自由女神等，而20世纪的五四运动也采纳了这种表达方式：“赛先生”来了。

然而，如果没有“可以检验的、可以考证的”知识，那么谣言就会很多。关于在华的西方人一直有很多谣言，而百姓又盲目地相信很多奇怪的传说。比如，当外国的修女会在中国创办孤儿院时，当地的人会说：“她们吃孤儿的肉或用他们的眼睛泡汤。”这类谣言后来导致了义和团的迅速发展。

实际上，外国来的修女会在中国介绍西医，她们在华创办了很多一流的医疗机构，比如诊所、医院、孤儿院、养老院等。英敛之的爱人约1893年就在仁爱会在北京创办的医院接受治疗。当时，北京有多少西医呢？有多少外国修女在首都服务？

仁爱会的历史并不短。这个修女会的法文名称是Filles de la Charite，即“仁爱修女会”或“仁爱会”。法国的圣人Vincent de Paul（译为味增爵、文生、万生、万桑）和Louise de Maurillac（路易丝）于1633年一同成立了这个修女团体。因为她们的创始人叫Vincent，她们的部分医院和学校便起名“万生”“万桑”或“味增爵”。仁爱会的修女从事慈善工作和传教工作，她们于1843年来到澳门，1852年到达宁波，最终于1863年到达上海。宁波草马路普济医院、定海西门仁慈堂、永嘉董若望济病院和永嘉育婴堂分别由她们创办于1861年、1878年、1913年和1919年。

修女们于1868年到了杭县，并在1928年创办了杭县仁爱医院。她们于1892年到达嘉兴、江西（吉安北门天主堂医院），也到过九江，创办了九江法国医院、九江仁慈堂孤儿院，1922年创办了南昌圣类斯医院。修女们也到过馀江鄱阳天主堂；她们曾在湖南服务（1924年有一批美国修女到达辰州等地），还曾在广东等地工作。修女们还在上海的公济医院（General Hospital）服务（1865—1913），又创办了味增爵养老院、广慈医院（1907年建立，1939年已有700个床位）、新普育堂、若瑟医院和陆家嘴医院。1940年代有28座修女院，并有430名修女在中国各地服务。如此多的修女在中国各地献身于慈善工作，但今天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却很少在这方面进行正面叙述，只提“天津教案”和其他的“惨案”，从来没有说过感恩的话&&

然而，仁爱会的修女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的呢？她们于1862年在北京创办西什库仁慈堂孤儿院，后来又开办五龙亭佑贞中学、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西什库万生医院、西城中央医院、东城椿树胡同养老院、崇文门外南冈子诊所和小学等机构。在天津，她们创办了老西开法国医院和小洋货街仁慈堂（孤儿院、诊所等）。在河北唐山她们创办了培仁女子学校。在北京周边其他地区也有很多慈善机构：正定仁慈堂、保定西关广慈医院、保定南关公教医院、邢台公教医院等。

1870年6月，天津望海楼教堂附近的孤儿院引起了百姓的猜疑，因此当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很不明智地开枪时，愤怒的民众打死了十几个外国人，其中包括十名仁爱会修女。望海楼教堂被焚毁，而这个教案是中国民众误解外国人慈善工作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但为什么别的地区的民众对修女们没有“误解”呢？修女们在宁波和上海也早就创办了类似的慈善机构，而中国最早的“仁慈堂”更是早在1569年就于澳门建立。为什么那里的中国人没有焚毁修女们的孤儿院等慈善机构呢？我想英敛之的回答可能会是：因为关于慈善机构的知识没有得到普及。因为中国的报纸和教育制度都受到清朝政府的种种控制，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无法广泛传播，所以百姓很迷信、排外或崇洋媚外，而没有以正面、科学、客观的态度面对外国人在华的工作，无论是商人或传教士（修女）。

我非常佩服英敛之先生，因为他不仅意识到知识传播的重要性，还主动要推动这一进程。1902年，他与朋友柴天宠一起创办了《大公报》。报社本来应该在北京，但当时的慈禧太后对很多先进思想仍然无法接受，所以英敛之只好将报社设立在天津。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的《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创刊。法国租界在当时意味着安全，因为中国政府无法随便控制那里的报社。《大公报》被认为是“保皇派”的刊物，因为它反对革命。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和柴天宠，而且后者也是天主教信徒；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宠、天津富商王郅隆（1868—1923）、上海企事业家朱志尧（1863—1955）、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 1837—1905）、法国公使鲍渥（Paul Beau）、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

《大公报》（法语称L’Impartial）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发行量也最大，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从一开始就强调言论自由，敢于揭露和抨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英敛之自己就来自贫困家庭，因而他会“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大公报》对白话文运动有重大影响，它重视社会评论，力求言之有物，对时政有所批评，编排醒目美观，而且报社也注重培养人才。《大公报》迅速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英敛之想要改进社会，通过报纸移风易俗，但突破一些传统谈何容易！比如当他建议把一些天津的老庙改成现代学校时，很多人肯定会反对他。

英敛之希望中国能有进步，他的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在1902年后，《大公报》每天出八个版面，刊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路透社电报（即德国人Reuter于1849年创立的新闻社）、时论、时事要闻、中外近事、译件、附件、广告。报纸的代销点在中国各地大城市都有，南洋、美洲和日本也有，仅仅在日本每天就要印四五千份。《大公报》的读者马上就会感觉到，英敛之的胆量大，因为他敢言，勇敢揭批官场怪状和社会落后风气，抨击一切贪官污吏。

虽然《大公报》的创办人柴天宠和英敛之都是天主教教友，资助人还包括樊国梁主教，但报纸的宗教特色不太明显，只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会放假一天。

《大公报》的影响力在1902年到1911年间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家传播媒体的影响力。而毫无疑问，英敛之也成了一个“名人”，他用自己的文笔和敏锐思想尽力改变人们的思想，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在各方面走向现代化。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喜欢穿西装，愿意和外国人沟通，并把自己13岁的儿子英千里托给老友雷鸣远神父（Lebbe，1877—1940），让雷神父将自己的儿子带到欧洲接受西式教育。果然，英千里后来成为英语教学的泰斗，据说他和钱锺书两人的英语在1930年代的中国是最好的。

《大公报》算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报纸，社会影响很大。但这样的报纸为什么没有在1860年就出现？为什么皇帝们对外来的知识没有一点兴趣呢？因为新知识没有得到传播，百姓继续生活在一种无知和愚昧的状态中，而这种闭关锁国和消息封锁的后果就是一种极端的排外思想：慈禧起初想镇压义和团，但多年的猜疑和排外是无法消除的，于是1900年夏天的北京两次被蹂躏：一次由义和团，第二次由八国联军。

北京历来的任务就是充当国际桥梁和沟通的载体，但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长久地抑制了这种作用，而在19世纪末北京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不开明的、迷信而封闭的地方。中国第一家汉文日报《外中新报》1858年创办于香港，而上海在1872年已经有《申江新报》（《申报》的前身），1897年已经出现了第一家白话报——《演义白话报》，但北京1902年才有《大公报》。从创办报纸的时间来看，中国南方开化较早，而北京则慢多了。英敛之是华北的救星，他使多少北方人从愚昧走向光明！而且，他真正投入了他的工作，坚持十多年，不像梁启超那样，1896年创办了《时务报》两年后就停刊。

我后来想，如果英敛之看到今天（2015年）的北京，他会有什么感觉呢？他愿意“开风气，启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那么今天还需要“开风气”吗？也许英先生会支持我的“学习古典语言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