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12年时，我有一个想法：创办一所小型的语言学校，专门教三种古代语言，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当然，在中国创办学校的事很难，所以我更佩服英敛之先生了。他身体一直不好，据说27岁即患半身不遂，1911年又患病两个月，所以他辞掉《大公报》的工作，向皇室提出请求，希望在香山静宜园创办一所培养女学生的学校。

英敛之从1895年以来多次“远游”，他曾在上海结识天主教的学者和企业家，比如马相伯、朱志尧、李问渔、黄伯禄等。这些人的共同兴趣是了解中国的天主教历史，并且想要传播天主教知识，培养更多有知识有能力的中国天主教徒。因此，李问渔（1840—1911）翻译了很多书，当过期刊编辑（1887年发行《圣心报》，这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期刊），也曾任震旦学院院长（1906）。马相伯也曾当过老师、译者，并且在上海协助创办震旦大学。

英敛之怀着“开风气，启民智”的心愿，所以他也想在北京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因此他于1913年在静宜园成立辅仁社，先钻研国学知识。他讲课的主题是：“太古中西同源考”“唐景教碑考”“元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贤著述辨”。他还亲自校刊了17世纪编的《天学初函》中的《辩学遗牍》《主制群征》《灵言蠡勺》。这意味着，英先生的兴趣从西学转向国学，但他关注的是中西交流史和天主教在华的文化史。他也希望中国的信徒和司铎（神父）知道这些历史，所以1917年，他在《劝学罪言》写道：“本国人不通本国文字，何以接人？何以应事？&&我中国奉教人&&处于不中不西之夹缝中&&一言及中国学部，则鄙薄之情，竟成第二之天性。再问其西国学问，则答以中国无此语言，足以译之&&”

英敛之的兴趣和关注点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很相似，而且他们两人也有学术来往。陈垣曾写英敛之：“慨雍乾以后，教学凌替，隐然以文艺复兴为已任，曾于香山静宜园创辅仁社，四方来游者众，犹以为日尚浅，成效末大睹&&”

英敛之和陈垣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研究国学和中国历史，他们用现代人的观点来对待自己的传统，即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西学的因素和中西之间的共同点。如果从当时的“五四运动”“西化派”“国粹论”“白话运动”和“学衡派”来看，这些天主教学者的历史观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它能结合“中”和“西”。

英敛之喜欢看书，家里有很多书籍，后来他把自己的书献给了“辅仁社”。然而，他觉得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学院或大学，让更多学生研究这些问题。为什么当时的北京天主教没有创办一所高等学府呢？

华北地区的天主教主教于1886年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北堂）聚会。1886年5月9日到30日，他们正式举行了华北地区天主教的主教会议，共同谈论传教计划，决定允许本地司铎（中国神父）加入传教修会，准备创立本地修女会、贞女会以及教会印刷厂和出版社。当时参加会议的八名主教和十二名司铎（包括一名中国司铎，即郑恒德，1828—1898）都特别重视本地司铎的教育，他们规定要有两年的哲学课，神学课则至少三年。会议文献中还要求传教士和信徒学习中国文学，并尽力编写有益的汉语著作。会议也注重传教员的培养，这些信徒应该得到良好的教育，小学水平是不够的，所以也要为他们创办一些高等学校。但是，在聘请非基督徒的教员和使用外教人写的教科书时需要小心。

由此可见，教会的领导重视教育，但他们认为需要先培养教会内的人才。1892年5月，八名华北主教和九名司铎再次在北京北堂聚会，但这次会议预告规定要专门谈论和决定与圣事有关的事务（即有关洗礼、婚姻等圣事的问题），因此，在1892年他们并没有继续考虑在北京办学的任务。下次会议计划于1900年举行，但因为1900年的特殊情况，会议推迟到了1906年。1906年5月6日，在北京北堂举行了主教会议的开幕典礼，参与者有九名河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的主教，还有十名外国传教士，但没有一个中国司铎。这次会议专门谈论教会学校的问题。当时中国刚刚成立了“教育部”，整个教育制度也经过了深层的转变。因此，1906年主教会议的文献特别有意思，其内容是：在1900年后，尤其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中国有很多人转向西学，因此也更想学习欧洲的语言，并且到处都有人建立欧式学校；因此，中国的司铎必须赶超普遍的教育水平，所以修院的修道生在学习汉语和其他学科方面都应该符合国立学校的标准；各地主教应该努力创办一些小学，使之符合国立小学的标准，并接受没有领过洗的（即非基督徒）孩子；每一个教区应该至少有一所天主教中学，这些中学应该努力寻求国家的批准和承认。参与会议的人都认为，应该尽力在北京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就依照北京的京师学堂去办。然而，他们也都看到，这样的项目在当时超出了天主教的能力范围。这便是1906年主教会议的结果，参与会议的人决定下次会议于1911年举行，但因为1911年的政治动荡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下次的主教会议一直到1924年才得以在上海举行。

由此可见，北京的教会从很早开始就重视教育，首先便是圣职人员的教育，但也是由教会以外的人来培养，所以1906年已经有“在北京创办大学”的愿望。也许英敛之没有看过当时的会议文献（都是拉丁语写的，可能没有译成汉语），但他的想法与主教们的思想不谋而合。北京教会在1901年至1925年间没有创办大学的一个原因是，教会先要恢复原有的（即1900年前的）学校，比如栅栏的学校和大修道院，还有南堂（宣武门）附近的学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英敛之在1916年前也曾在北京大修道院（在栅栏）教过汉语和中国历史。

英敛之没有博士学位，没有很多资金，也没有办学的经验，但他有研究的兴趣和办学的愿望，所以他一开始先在香山培养一些有兴趣的人。他的学院规模并不大，也仅仅维持了五年，从1913年到1918年，但学院有着很大的象征意义。在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教会有了新的机会传播文化知识。192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圣文森总会院的奥图尔（Barry O’Toole）神父来华访问时，与英敛之共同商议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但等到1924年7月才有两名美国本笃会会士来北京进一步执行这个伟大的计划。当时已经有教廷驻华的代表刚恒毅（Costantini）总主教，他和英敛之与美国的来宾谈话，结果第二年（1925年）教会购得位于恭王府附近的涛贝勒府（清朝贝勒载涛的皇家宅第）。因为英敛之强调中国文人对教会的重要性，所以当时成立了国学专修班，而学校名称也取了英先生在香山所办的“辅仁社”名称。因为购买校址的资金来自美国密西根Detroit的一名天主教资助人（Theodore MacManus），所以也叫麦玛纳国学专修科（MacManus Academy of Chinese Studies）。英敛之任辅仁社社长，1925年10月正式开学，参与开学典礼的人中包括许多有名气的学者，比如陈垣等。第一学期注册的学生只有23名，但后来的人数就很多了。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因肝癌病逝，由陈垣继任社长，后来他也成为北京公教大学（即天主教大学）第一任校长。这所大学成为三四十年代最有贡献的中国高等学府之一。英敛之的办学梦终于实现了！辅仁大学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英先生的儿子英千里（1900—1969），他于1924年从英国回到北京，尽力协助父亲开办这所学院。当然，这个儿子是“海归派”，他的英语可谓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而除了英语以外，他还学过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和拉丁语，真是少见的人才。

有其父必有其子，英千里也和他的父亲一样：有才华，有勇气，有远见，有服务的热忱，有爱国心，也被基督信仰的精神所感动。他也很有创造力，并在晚年执着地专门发展一个学科：英语教学。他在台湾编写了很多英语教材。既然姓“英”就应该成为英语的推广者吧！

英敛之在北京有没有墓？我想去一趟，献上一朵花。梁启超的墓很好找，就在北京植物园内，他的儿子梁思成为父亲和家人设计了一个很大的墓园，但英敛之唯一的儿子英千里是在台湾去世的。英家的墓难道在朝阳门外的英家坟？可是那里没有墓园&&为什么同为改革家，梁启超有墓园，而英敛之却被世人遗忘？世界太不公平啊！

说到梁启超，他曾是英敛之的好朋友——马相伯的学生。1902年马相伯制订震旦学院的章程，其中强调西方的“古文”（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和“今文”（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文字）。当时梁启超写了《祝震旦学院之前途〉一文，其中宣称：“士生今日，不通欧洲任一国语言文字者，几不可以人类齿。而欧洲各国语学，皆导源拉丁。虽已通其一，固亦不可不补习拉丁，而先习拉丁然后及其他，则事半功倍，而学益有根底焉。”我很赞同梁启超的话：应该让中国小孩先学习拉丁语，此后再学英语、法语、德语，那样才真是“事半功倍”。谢谢梁启超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教学方案！有人会觉得，让孩子先学拉丁语有点“过分”，但我要提醒他们一件事：中国的小孩子很可怜，因为他们同时学习英语和汉语拼音。当汉语拼音告诉他们“han”的发音是“哈恩”时，英语老师告诉他们：hand的发音是“很得”，也就是说“a”在汉语拼音中永远是“阿”，但英语的“a”有时候是“阿”，有时候是“俄”（比如hand），有时候是“欧”（比如what）。汉语老师说“乌”的写法是“u”（比如路、母、杜、布，即lu, mu, du, bu），但英语老师说，“乌”的写法有很多，你看：Do you look at Susan’s new blue shoes? 这里的o, ou, oo, u, ew, ue, oe的发音都是“乌”！

中国小孩子真可怜，因为英语的发音在所有的欧洲语言中最不规则。如果中国的小孩子先学习拉丁语，他们会意识到：拉丁语的发音和汉语拼音是一致的：拉丁语的Italia的发音是“意塔利阿”（即意大利），Venetia发“维内提阿”（即威尼斯），Hispania发“伊斯帕尼阿”（即西班牙），而Germania发“格尔马尼阿”（即日耳曼尼亚）。哎呀，我最讨厌利玛窦400年以前在他的世界地图上的“入尔马尼亚”一词，一直到今天北京和全国的词典都写“日耳曼”&&这是意大利人的发音！德国人都觉得不高兴，他们的民族没有得到很好的译名，应该读“格尔马尼亚”！我们还得等400年才能见到这些错误得到纠正吗？

如果中国的小孩子学习拉丁语，他们会明白，A就是“阿”（不会译成“欧”），I就是“伊”（不会变成“艾”），O就是“欧”（不会变成“乌”），而U就是“乌”（不会变成“阿”，像英语cup）。A、E、I、O、U的发音在汉语拼音、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几乎所有的语言中都是稳定的、符合逻辑的，唯独在英语中，这些字母没有固定的发音。因此我主张让中国小孩子先学习拉丁语（或西班牙语），同时学习汉语拼音，这就会强化他们对ABC的认识，不会让他们感到迷惑。到了十岁，他们可以开始学习英语（和古希腊语）。我一向认为，奥地利的高中教育很好，因为要求学习三门外语（英语、拉丁语，还可以选法语或意大利语等）。后来我才意识到，荷兰的高中教育要求学习学五门外语（英、德、法、拉是必修的，还有一门外语，比如古希腊语）。中国小孩子一般学习外语的能力不强，因为汉语教育占据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非常遗憾，应该考虑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