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历史研究，我对清朝历代皇帝没有太多好感，连那些被称为“开明的”和“能干的”皇帝，比如玄烨（康熙）和弘历（乾隆）在我眼中仍然不够“开明”，不够“能干”。他们的闭关锁国政策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比较，他们的“伟大”可能会变成相对的。然而在中国可能没有人做过这种皇帝的“比较研究”吧？其难度也比较大，因为需要同时掌握中国史和欧洲史。

这二十年以来，我没有刻意去研究清朝皇帝的家族，但不知不觉中却遇到了三位爱新觉罗人士。第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女孩，她好像不太知道在北京要做什么，在家里画画。她请我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去一个特殊的餐厅，那里可以一边看京剧表演，一边吃北京美食。我不太欣赏京剧，我很认同胡适的说法：这不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第二个是位中年男子，他来听我的古典语言课程，听了两年之久，一直很认真、快乐，他也鼓励我，或说一句奥地利语的“你好”（Servus）。一年后他告诉我，他在外交部工作，当译员，就是那个时候我才发现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他学过很多种语言，我很佩服他。

第三个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令我感到非常惊讶。那是2010年8月一个晚上，一个爱好希伯来语的女同学请我喝一点儿饮料，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接了电话并向我说：“我的一个朋友要来，他也想和你谈谈。”过了一会儿，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他一见到我就握住我的手用英语说：“I am John”（我是约翰）。得知我会说中文后，他改用中文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他是爱新觉罗·宝珣，小时在圆明园生活，并在那里长大，80年代到美国，在美国接触到了基督教，后来他创立了一个文化公司并做各种活动。他说他正在准备9月在北京举行一个纪念圆明园被毁150周年的活动，但他想用基督徒的眼光来评论历史，而这种眼光就是“和好”的角度。和好就是双方或多方彼此接纳，彼此宽恕、握手或拥抱。为什么？因为他说，如果有谁可以抱怨，那就是我，我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我是皇家的人，而圆明园原来是我们的。但后来很多东西都被夺走了，英法联军来了搞破坏，国民党来了驱逐我们，1949年中国解放了，我们又承受了压力，所以我们是最有资格去抱怨的人。但是他说，我不要抱怨，而是要和好，我要用这个纪念会让中国和西方的侵略者走到一起。我想邀请一些历史学家做一些与1860年事件有关的演讲，但要从和好的角度讲，不要从分裂和仇恨的角度讲。最后他对我说：“雷老师，你要不要也在这个会议上做一个小演讲，十分钟&&”我说：“但我并不是历史学家，这些事我没有研究过。”他回应道：“我知道，但是你这次要帮助我，因为在中国很难找到态度平静的学者愿意做这样的演讲。”我马上想到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名言：写历史必须是Sine ira et studio，没有愤恨，也没有赞扬的企图。

我知道，在中国写历史的标准不一样。从司马迁以来，历史都是官员写的，而不是独立的学者写的。西方的历史记录是从希罗多德（Herodotos）开始的，他不是官员，而是旅游者，而不久后有修昔底德（Thukydides），他被认为是很客观的观察者。英国的“司马迁”是八世纪的比德（Beda），他用拉丁语第一次写了一部《英国通史》，而他是一个隐修者，是教会的教士，而不是国王的官员。这也许是中国历史观和西方历史观的很大的差别。我自己也花很多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词典。交稿后，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雷老师，你的说法没有立场。”在我的心目中，这句话对我的词典是很大的赞美！当然，在她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因为中国的历史书都要有“立场”。我对她说：“我就要记录客观的信息，我不要表达某个立场。”她回答：“没有立场，我就不能出你的书。”后来我还稍微加上一点“立场”，把某一个外国人说成“帝国主义者”，把另一个人加上了“间谍”一词，这样就比较“名正言顺”了。哎呀，北京的出版社什么时候能摆脱“皇帝的影子”？什么时候能把“正史”和“野史”编到一起呢？历史学不应该分裂人，而应该包容不同人的“立场”和他们的历史经验。

宝珣如此殷切地恳请我，我就没有拒绝他。于是我开始写一篇小演讲，是关于北京“中西合璧”的楼房，因为这种建筑风格也是一种合作与沟通的表现，并且和1860年圆明园被破坏的西式楼阁有关系。但是，宝珣那次纪念历史的活动被临时取消。说实话，我当时松了口气，因为我真有点儿害怕：纪念侵略者的历史不容易，与侵略者和好更是敏感的问题，如果握手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握手的场合不合适，那么握手的人就可能会受到谴责。我胆小，因为我是奥地利农村人，不是爱新觉罗·宝珣。但我非常支持他这种工作，中国太需要这种工作了，却没有人做，没有人愿意超越那种“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历史观，来写一部“没有愤恨的历史”。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可敬的爱新先生宝珣，你应该叫“爱心”觉罗，你已经启发了很多人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