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问：“你家在哪里？”我回答：“我家在北京。”下个问题是：“爱人是中国人吗？”我只能说：“不是中国人，是意大利人，她来自罗马。”实际上，我没有成家，没有妻子，但是我有爱人。我经常说我有三个“爱人”，一个是拉丁语，一个是古希腊语，一个是古希伯来语。我和这些“爱人”已经生了很多“孩子”，就是我写的书。“书”可以称为自己的“精神产物”，也就是可以说成自己的“孩子”。这个提法不是我发明的，而是来自柏拉图的《会饮篇》。柏拉图说，世界上谁的孩子可以与荷马、索伦的孩子相比？荷马的孩子当然是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索伦的孩子是他的法典。这些孩子很美，也让“父亲”一生欣慰，就和有血有肉的孩子一样（或差不多一样，因为还差一点血肉）。

我决定不成家，而是要写很多书，这也是我小时的愿望——我要写书。但当时八岁的我还不知道我将会在中国写拉丁语教程，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来中国。生活真奇妙！

我记得小学三年级放假时自己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故事，大概十页左右，上课时老师让我读这个故事，此后我就觉得我很会写“故事”，12岁就想写“小说”。后来我想还是不要当“作家”，而是要当木匠，去阿非利加（Africa）为那里的穷人修建房屋，就和我父亲一样——我的父母曾在1961年到1964年间在坦桑尼亚当过志愿者（德语称Entwicklungshelfer，帮助发展者）。后来我放弃了这一切的计划，因为1988年到1991年，我在台湾辅仁大学学汉语，那时我就决定要研究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在台湾我也第一次在辅仁大学的校报《益世评论》上发表了汉语的文章，因此感到自豪。

我和“非洲”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每当遇到这个词，我都感触很深。在汉语的翻译史上，“阿非利加”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译“利未亚”（即Libya），但后来译“亚非利加”，为了和“亚细亚”（亚洲）区分，又不能写“亚洲”，只好选“非洲”。这种称呼很不幸：“非洲”是“不像洲之洲”。大约在2006年，有一名黑人在大学上我的拉丁语课。我问他：“中国人称你们家乡‘非洲’时，你有什么感觉呢？”他很激动地说：“这个名称将来一定要改！很难听！这实际上是骂我们！”我对他说：“别生气！这只是因为中国人不学拉丁语，所以没有人知道A-frica和a-frigus或apricus有关系，应该翻译为‘不冷’或‘阳光多’的地方。”我建议将Africa译成“温洲”（注意：不是“温州”，而是“温洲”），我写作时也曾多次提到“Africa”，每次都尽可能写为“阿非利加洲”，尽可能回避“非洲”的写法。出版社的编辑也曾改掉我的写法，或是问我为什么不写“非洲”&&哎呀，什么时候他们会同情黑人呢？我知道，他们很快说：“我们说‘非洲’并没有侮辱人家的意思。”当然没有这个意思，但如果对方感觉这是侮辱人的话呢？中国人称外国人是“洋鬼子”，可能也没有骂人的意思，因为自己的孩子也被称作“小鬼”，但如果对方觉得这是骂人的话，你就应该听对方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听者是标准，发言者必须尊重听者。好比我也多用“中国”谈论中国，而不说“支那”。当时日本人多次用的“支那”可能也没有贬义，但如果华人觉得“支那”不好听，就不应该用它。“非洲”就不好听，不好看，至少应该改称“菲洲”，或“肥洲”，因为那里的土地特别肥沃！

用汉语写书有很多麻烦，首先是外国人名地名的麻烦。我主张尽可能“挹彼欧西学术”，直接用ABC写人名和地名，何苦还为那么多人、地方和书籍发明新的名称？我翻译《古代教会史》一书时就为很多人名和地名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汉译方案，一个是新教150年以来惯用的，一个是天主教四百年以来惯用的，一个是社会上50年以来比较流行的，比如拿Moses（梅瑟、摩西）和Gregorius（额我略、格列高利、贵格利）或Antiochia（安提约基亚、阿提阿、安条克）为例，这些名称至今没有统一的汉译，仍然对知识的传播起着很大的障碍作用。

我的“孩子”都是汉字写的。我爱汉字，每天用它，不断研究它，深入认识它，但同时我对汉字的兴趣一年比一年淡。孔子说“辞达而已”，文字只是一个工具，其最终目的是要表达意思，表达思想。如果这个工具有问题，如果它阻碍知识的传播，就应该改进它。我自1988年开始学习汉语时就一直非常自豪，因为我能记住很多繁体字，而我的同学则学得比我慢。那个时候，我就成了一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特点是“因认识汉字而自豪”。我是中国人，用汉字表达着我的思想。但1988年以来，我也一直分析汉字的缺点，希望“改进”它。1990年夏天，我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字体系，简化了声旁。不过很遗憾，这个方案没有保存下来。

当我的第一本汉语作品出版时，我非常高兴。很少有外国人——包括外国汉学家——有能力写一本汉语的著作。而2000年以来，我不止写了一两本书，我编写的书籍和翻译的译著至少有50本（一部分还没有出版）。四百年以来，可能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在中国出版过那么多书。据说，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在上海编译了130部汉语著作，那样的数量我不能比，但他的部分“著作”可能只是五千字至两万字的小册子，北京的出版社不会把这样的“文章”发行为独立的“著作”。傅兰雅先生还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报纸，他于1868年担任《上海新报》的主笔。当然，因为他创造了一些新的科学术语（比如化学元素的名称，见1871年的《化学鉴原》），而其中部分术语至今仍然沿用，所以他的影响力非常大，虽然在19世纪末很少有华人注意到他的著作。他的书发行量都很小，只有几百本，这与同时代的日本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看来日本人很爱读书，在19世纪的日本已经可以买到英语读物，而部分大学则直接采用了英语教材教书。

值得注意的是，傅兰雅于1861年到香港，1863年到北京，曾任同文馆的英语老师（当时称“教习”），但遗憾的是，他于1865年到上海任英华学校校长。我想，当时在北京没有那么大的自由，自己创办学校十分不易，同文馆虽然于1860年创立，但它属于总理衙门，是官方机构，而在上海，外国人马上就可以当校长，所以北京的同文馆留不住傅兰雅。1869年丁韪良（W. A. P. Martin）被指定为同文馆的教习，而他在那里服务近三十年，1898年还被邀请担任“西学的总教习”。同文馆于1902年并入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被认为是当时的最高学府，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虽然1902年的“大学堂”有“名师”，比如吴汝纶、辜鸿铭、严复和林纾，但仍然无法和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比。“约大”成立于1879年，从1881年开始，所有的课程都用英语教授。上海的学术传统没有被义和团运动打断，所以“约大”的学生能够相当快地完成一项巨大的工程：编写一部很有影响的《英华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年）。这部巨著的主编是颜惠庆，词典有2700页，每一个单词都有详细可靠的解释，书后还有好几个附录。我想这样的巨大工程在当时只有“约大”的师生可以那么快完成，他们的优势是已经可以参考很多英日词典和百科全书。

我最佩服那些能编写词典和百科全书的人，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自己空想或感受的传播者）。在一百年前中国很缺乏高级的双语词典，而在今天，中国仍旧很缺乏好的词典。我举一个例子：2005年，一名日本朋友送我一本《岩波基督教辞典》，其中第一个词条是“爱”（因为是a开头的），而在这部词典中，“爱”就意味着“基督信仰传统中的‘爱’”。这部小型词典是这样写的：“爱[hei] ahbah, hesed [gi] agape, eros, philia [ra] caritas, amor, amicitia [英]love, charity”此后开始说明“基督教的爱的核心是&&”这个说明从《旧约》到《新约》，到教父学、中世纪，再到近现代，写一页，两栏，每栏四十多行，如果译成汉语，我估计要有2000字。前面的[hei]指“希伯来语”，[gi]指“古希腊语”，而[ra]指“拉丁语”。这是2002年在日本出版的辞典，也许在中国还得等五十年才会有这样的学术水平。

多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这是我的追求和兴趣。我在北京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圣经的语言和思想》，为了写这本书，我还学习了日本语、韩国语、越南语以及阿拉伯语。说“学习”这些语言，也就是明白这些语言的文字并具有查词典的能力。为什么要学这些语言呢？因为有一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我：中国人翻译西方的God用了三个词，即“神”“上帝”（基督教）和“天主”（天主教），这是一种奇怪的翻译现象，因为在英语、德语、法语中没有这种分裂的现象。我的问题是：在韩国、日本、越南有没有这种现象？因此，我请朋友给我买了日本语的《圣经》（他们称《圣书》），而且是天主教版和新教版两个版本，还有韩国的《圣经》以及越南语的译本。根据这些版本我查了某些单词，尤其是神学术语，如“创造”“罪”“律法”“拯救”“恩典”等，并研究了东方的不同《圣经》版本的神学术语体系。这些研究后来合编为《圣经的语言和思想》——这书名也体现出了汉语的模糊性：如果是外语，一定会写成The Languages of the Bible（即“圣经的种种语言”），但汉语经常抹杀“复数”，所以人们的思想也变得比较单一；听到“圣经的语言”就想到“圣经的表达方式”，也许不会想到“圣经是不同语言文字写的”。

我是一个百科全书迷，这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在家里存了几套德语的百科全书，而大家都知道，19世纪以来德国人编的百科全书最有威权性，因为德国人下的功夫最大。我也很喜欢德国人这种精神。

大概是在2000年，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所长卓新平博士（他也是一位词典编者和百科全书家）对我说：“你们这些外国学者都想标新立异，这样的文章在中国不好出！你最好编写一些词典，这些好出版，而且真有贡献！”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因为十五年以来我确实编写了很多词典，尤其是双语词典。但我发现，只要涉及历史（近代史）问题，词典也不好出了&&

我翻译了两部很厚的书，即《基督宗教伦理学》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这就花了五年的时间。还好，两本书都能面世，但影响不大，因为宣传做得不够。此后，我开始编写一部《拉丁语英语汉语词典》。三语词典，而且这三种语言都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还参考了两部《德拉词典》。编写这部200万字的中型词典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翻译项目，三年后终于完成，所以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可观。我就在四种语言和五部词典间来回比较、编辑、增删，有时候一天才完成一页，因为涉及古代事物的汉语表达很困难。比如，古罗马人有10个或20个不同的名词说“祭献”或“祭祀”，也有20个动词说“举行某某祭祀”。古汉语也有好几个词表达“祭祀”，但很多对应不上，所以要写“赎回祭”、“净化祭”、“全燔祭”等等。还有那些没有统一的人名：是“凯撒”“恺撒”“恺撒尔”还是“该撒”？是“拉文纳”“拉韦纳”还是“拉温拿”？是“那布勒斯”还是“拿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