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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都:一位奥地利学者的北京随笔 完结

作者:(奥)雷立柏

 

在北京曾有一名法国翻译家,他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并在这些漫长的岁月里第一次将《圣经》全文译成汉语。(如果你看过一部《圣经》,你就知道这是一部巨著,现代汉语版应该有200万字!)这位翻译家就是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3)。他于1756年在罗马进入耶稣会的修院,1770年来华,以画家的身份前往北京,在皇宫服务三十多年,1813年12月13日在北京去世。在1840年前,他是最后一位在华工作的耶稣会会士,因为该修会于1773年被解散,但1814年又重新建立。贺清泰精通满文、汉文,在北京皇宫中绘画,到1807年终于完成了《圣经》的翻译。他根据拉丁本《圣经》进行翻译,但很可能也参考了希腊语本和希伯来语版本。除了《雅歌》和几个“小先知”的著作以外,他将《圣经》全文译成了汉语,而且是白话!书名为《古新圣经》,卷名分别为《造成经总论》《救世之经》《肋未子孙经》《数目经》《第二次传法度经》《若苏耶之经》。他将“福音书”称为“万日略”,因为耶稣一生的三十年等于“万日”:《圣史玛窦万日略》《圣史玛尔谷万日略》《圣史路加万日略》《圣若望圣经》《诸徒行实经》《圣保禄谕罗玛教友书札》&&《圣若望默照经》等。

贺清泰的白话文翻译是非常先进的,比如他对《约翰福音》开端(第一章第三节)的翻译:

 

有一天主遣的人,名叫若翰。他来为作证,证此光,使众人遵他话,也信此光。若翰本不是光,单是光的证见。有真光,这普照来世众人。在世界,世界是他造的,世界没认他。来到本地,本地人不顺从他。

 

英语版本是这样的:

 

There was a man sent from God, whose name was John. He came as a witness to testify to the light, so that all might believe through him. He himself was not the light, but he came to testify to the light. The true light, which enlightens everyone, was coming into the world. He was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him, yet the world did not know him. He came to what was his own, and his own people did not accept him.

 

这一段可以和1636年由阳玛诺(Emanuel Diaz)译的《圣经直解》(最早的译本)比较:

 

主遣一人,名若翰,其来为证,证兹震光,俾咸实信厥证,渠非光,惟光真证。真光普照入世诸人。居世造世,世莫之知。来入厥地,厥民犹罔迓。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译本,就是吴经熊博士于1946年在香港出版的《新约》翻译:

 

天主遣使,名曰如望。如望之来,惟以证光。俾我元元,藉以起信。渠非真光,真光之证。惟彼真光,普照生灵。凡生于世,资之以明。道弥六合,缔造乾坤。茫茫尘世,不识真君。降莅领域,见拒属民。

 

当然还应该看一看1968年完成的天主教译本(思高本):

 

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这人来是为作证,为给光作证,为使众人藉他而信。他不是那光,只是为给那光作证。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藉他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

 

通过这种比较,我们可以看到,1807年的译本非常“白”,浅显易懂,真是写给百姓的译本,但当时的中国文人肯定会觉得这种翻译太没有“水平”,不够文雅,而1940年的吴经熊也有同样的感觉,所以他愿意用非常优美的文字再次翻译《新约》。然而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差别几百年以来,甚至几千年以来在思想文化方面使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产生了分裂,不利于中国人成为一个有共同思想的民族。正如英敛之1910年在《大公报》中所说:“各国报纸之所以风行全国者,以其言文一致。凡曾受初等教育之人,其学力即可以阅报⋯⋯吾国言文隔绝若天渊,非有数十年读书论文之功候不能阅普通之报纸。”《大公报》支持白话,因为“报纸者,开通文明之利器,而社会之教科书也”。和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一样,英敛之同情民众,希望启发他们的思想,所以他主张用白话——虽然他自己的很多文章还是会用文言文。

语言和文学可以成为精英的象牙塔,但也可以成为大众沟通的桥梁。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中国等古代文明中,文字是权力和封闭的象征,只有少数精英能够掌握文字。然而,在以赛亚、苏格拉底和奥古斯丁那里,文字和文学成了众人共享的对话和健康的沟通。

受了三年台湾“半文言文”汉语教育的我当然赞同白话运动。我认为古文向白话和现代汉语的转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最大转变。这个变化当然包括整个思维方式的转变。用古汉语和文言文的人不会谈论“德先生”和“赛先生”,他们没有“社会”的概念,更没有“社会学”或“社会主义”这样的词。然而,2000年的汉语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在语法上属“汉藏语系”,但在词汇上属“印欧语系”。如果把“西词”拿掉,我就没法说话:语法、现代、语系、词汇,这些难道不都是外来词?还有,在词汇上,现代汉语是高度国际化的语言。2008年中国的教育部或是新闻处发表了一个公告,其中要求大学老师、出版社和新闻工作者抵抗外语对汉语的影响和改变,他们的理想是“保卫汉语的纯洁性”。我对学生说,“汉语的纯洁性”是一个很西化的表达方式,比如“纯洁性”是一个形容词(纯洁)当名词用(纯洁性),这样的用法(后面加“性”)是典型的西化用法,在古汉语中是没有的。另外,英语的purity of the language来自古代拉丁语puritas linguae,而这是一个比喻:好像语言可以是“纯的”或“浊的”,和水一样。在西方传统中,古代翻译家哲罗姆(Jerome)第一次用了这种比喻,他曾谈论puritas Hebraica(希伯来语的纯洁性)。也就是翻译家才会发现,在翻译的过程中,某个语言的特征可能丢失。所以如果说“某某语言的纯洁性”还得研究古拉丁语的用法,才会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里而来。我想在古汉语的文献中没有出现“某某语言之纯洁”这样的词。现代汉语的词汇和现代中国人的思维都是高度西化的,这也就是说,是高度拉丁化的。虽然如此,却很少有中国人开始对自己的语言做出深层的分析,中国的拉丁语教师也仍旧太少。

英敛之说“吾国言文隔绝若天渊”,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汉语“言文”不是联结人,而是隔绝人。在我眼中,这句话说得太对。不只是文言文会让人感到困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部分现代文人的著作和文章也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不能用通俗的说法表达自己的看法吗?

更可怕的是汉语和汉字之间的差距。很多外国人都愿意学习汉语,汉语的发音、语法都比较好掌握。然而,汉字太难,如果是成年人想要学习,很少会有成功的人。“吾国言文隔绝若天渊”。因此,外国人只有两种:认识汉字的和不读汉文的,这两种人“隔绝若天渊”,因为如果能看汉语的文章就可以天天丰富自己关于中国的知识,同时还可以明白中国人的表达方式,自己也会用这些表达方式,就可以真正融入汉语的文化界,可以学习唐诗,也可以看孔子的著作,还可以看20世纪的中国文人如何批评或赞扬儒家传统。如果不能阅读汉语的书,对中国不太可能产生同情的、深入的了解,因为译成外语的汉语著作太少太少。

中国人一般都忘记了自己小时候花了多少时间背那些汉字——四五千个不同的符号。在世界上没有比汉字更复杂的文字体系。从繁体字到简体字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不太大:这四千个不同的符号,你还是必须背,死背。

汉字的部首还比较符合逻辑:“流”“游”“河”都和“水”有关系,所以都是三点水偏旁。可怕的是汉字的声旁:“工”念gong,但为什么“江”念jiang,“讧”读hong,“扛”读kang,“红”发hong,“仝”读tong,“腔”读qiang,“贡”读gong,但“赣”读gan,而“戆”发gang。谁能记住?中国人自己也记不住。

2008年奥运期间,我坐公交车时在北三环遇到了堵车,我们的车停住的地方正好外面有一块巨大的宣传板。宣传板的目的是告诉北京居民在奥运时要守规矩。宣传板上用一米大的汉字写着“不要寻衅滋事”。我学过这个成语,但我想知道车上的人知识水平如何,因此我问坐在我旁边的小伙子(一个男青年,可能20岁):“这里写的是什么意思。”他往外看,说:“我不太懂。这个词我不认识。”我马上问在我前面的乘客,也是一个男的,他说:“中间这个词(指‘衅’)我也不明白,但这个句子的意思我大概知道,就是‘不要乱’的意思。”我心里想,还好,你们不知道“衅”的繁体字:“”,那个更记不住,我的记法是“兴酉分”,即“兴纠纷”。我有时候想,我在北京20年,可能已经变成了第二个孔乙己:孔乙己自豪,是因为他能记住“回”字的四种写法;我自豪,是因为我记得一些繁体字(“比中国人还中国”),还记得一些日本汉字,比如日本语的“图”“灵”“关”“译”等等,另外,我还尽量记住1970年代“第二次简化”的汉字,比如“道”“信”“停”和“感”的写法。上课时我有时候也写在黑板上,让学生目瞪口呆。

汉字可能让很多人成为孔乙己,意思是说,只记得空洞的词,但对于事物本身没有了解,比如中国的小孩子要努力记住“槐”的发音不是gui,而是huai,“杏”的发音是xing,“柏”的发音是bai,但在“柏林”和“雷立柏”那里是bo。孩子们都会记住,还要练习这些词的写法,但如果你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槐树、杏树或柏树,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我曾带一些学生去过香山,问他们路边树木的名称,他们都没有听过“银杏”这样的词!我觉得环保意识必须从生物学知识和植物学知识开始。有一名同学告诉我,她和父母去了海洋馆,看了很多鱼,她的母亲看了鱼就说:“这个肯定很好吃。”呜呼哀哉!汉字阻碍着中国学生将实物和文字联结到一起,他们只知道“词”,不知道“物”,不都成了孔乙己吗?唯独当中国人认识动物的名词,认识这些动物的特征时,他们才会保护它们,不会马上想“吃”。

在全球化时代中,语言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而且是相当大的问题: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因为汉字太难。因为记不住人名、地名、书名,他们对中国不可能产生亲近感,不能认同中国,永远是不了解中国的外人。只有当他们开始读书,认识了比较多的中国文人时,他们才不会马上想“吃”。我确实认为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停留在“中国餐厅”的水平上。中国地理、历史、文学、思想、宗教离他们很远。这是万不应该的!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外国人不只停留在学说几句汉语的层次上,而是要他们多读中国的书,读原文,即汉文。因为汉字那么难(参见上面提到的“工”“江”“讧”“扛”“仝”等),我建议给外国人编一些没有声旁的书。也就是说,汉字也可以这样写:工gong(=工),扌kang(=扛),言hong(=讧),人tong(=仝)。这种写法不会放弃传统的部首,但用拼音写出声旁的发音,会为外国人和学生提供很大的方便。我已经编写了一部这样的词典,在网上也可以看这方面的文章[1]。下一个步骤应该是为外国人编写一部用这些汉字的词典(比如将《新华词典》或《辞海》转变成这种文字,在电脑上就只需要一键)。这样,更多外国人会有机会读汉语文献。

汉字的缺点之一是在词典里不好查。每次回奥地利休假时,我都会劝亲朋好友学习汉语,但每当我开始向他们说明如何在词典查一个字时,他们都说:“我不学。”为什么?一般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一个外国人看到一个汉字,比如“东”这个字,如果他既不知道发音,又不知道意思,怎么查词典?我耐心地向亲戚们解释:“东”这个词本来写作“”,是太阳(日)在“木”中升起,这个字的部首是“木”,所以要查词典的部首表,在那里有一切和“木”有关系的字,在那里根据笔画的数目找,找到了“东”就根据页码在正文中查,那里会告诉你,这个字念“dong”,意思是“东方”。

这种查字方式非常非常难。与西方的ABC查字方式比起来是天壤之别。中国人会笑。那我问你:繁体字“”的部首是“木”,但对一个初学者来看,这并不是自明的,他可能会查“日”。另外,简体字“东”的部首是什么?哈哈,你不要觉得自己无知,这个问题我曾问过大学教授,他们也不知道:新的部首是“一”!如果是按照我的新写法(我恢复传统的部首),那就是“木dong”。这样的写法会让读者马上知道发音“dong”,而在词典直接就可以查“D”开始的字,一查就查到。

汉字的难度是不可言传的,是不可思议的。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说这些事。大概在2012年,我和一位老学者(我们有十年的友情)在一起,他曾写了很多书,而且是很有意思的书,即关于现代汉语词义学和汉语学术术语发展史的著作。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现代汉语的形成。有一次我们在他的书房里查一些民国时代的词典。我说:“你知道吗,‘历史’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没有!这是19世纪才用的新词。所以中国有三千年的历史,但‘历史’只有150年的历史!”他说:“我不敢同意你的说法,让我查查。”他拿起一部很厚的汉语词典,可能是清末或民国时代的,开始查。五分钟以后他问我:“我有点儿犯难。查不到。你说,‘历’的部首是什么。”我说:“繁体字应该是吧,但部首我也不知道。”他再查了一回,后来还是放弃了。他说:“查不到。我们看看日本语词典。”我惊呆了。一位老学者在自己的书屋一辈子都在查汉语词典,但他在自己母语编的字典里无法查到一个相当重要的词:“历史”!你说,汉字是不是阻碍知识传播?

如果汉字是没有办法改进的,那我应该放弃我的想法。但我亲眼看到了:汉字是可以改进的。1988年,我到台湾学习繁体字,也曾在辅仁大学哲学系上课时用繁体字做笔记。我当时也向我的语言老师说,我想学习简体字。但30岁的她严厉禁止我学习简体字:“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我说:“我就想学习嘛。”她没有教我一个字。在那个时候的台湾也买不到北京出版的书。但我记得很清楚,这位女老师(大概在1990年)很兴奋地告诉我:“我去了大陆探亲,而且还买了一部《辞海》,我们台湾没有,这是非常好的百科全书!”她大概买了1989年的新版《辞海》,确实是一部好的工具书。遗憾的是,中国有那么多学者参与编写了汉语百科全书,花了那么多心血,但外国人根本没有从中获益,因为无法看懂这些文字。如果将这些文字转变成一种简单的文字体系,肯定会有更多人看。为什么不试试?

汉字是可以改变的,这是我目睹的事实:中国的简体字并没有“破坏”中国文化。当然“东”的部首成了“一”,“听”的部首成了“口”确实有点儿奇怪,但这真的只是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简体字并没有吸引更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基本上,简体字和繁体字一样难,还是4000个不同的符号。而如果放弃声旁,保留部首,就可以降低到200个不同的符号。从4000到200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才算是真正的“简体字”。当然,有的人会从美观等方面提出抗议,但我会借用孔子的话说:“辞达而已。”我在台湾上课时,老师说“礼”原来的写法是“示”,而这个“”是两个“玉”在一个器皿里端上来,放到容器(豆)上。这是“”的原义,但繁体字的“礼”就已经无法表达这种意思了,而简体字的“礼”就更不能让人联想到原来的意思。那么写我发明的“示li”也就和“礼”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到“礼貌”是不是就应该让人联想到“被奉献的玉”呢?如果写“东”是不是都要联想到“木中升起的太阳”呢?我想没有必要,好比外国人说school(学校)也很少联想到古希腊语的词根schole(休闲)。但是,那些愿意稍微深入理解英语的人当然应该研究school的词根。而那些愿意深入了解汉字的学生也应该研究繁体字和更早的文字。这些早期的文字(小篆、繁体字)是丢不了的,它们会永远写在字典里,但问题是我们的孩子应该花多少时间背这些字的写法呢?或者让孩子们更多地学习希腊语的schole在14世纪成为英语的school,而这个词在梁启超的时代成为现代汉语的“学校”?1895年后,“学校”指“西式的学堂”,因为传统的教学机构称“书院”或“私塾”。清朝末年才取消“科举制度”,建立“教育部”,从此以后才有“国立大学”和“国民小学”,中国的教育制度“与世界接轨”。当然,这里还应该提到欧洲的隐修院学校从550年开始如何发展到大城市的教堂学校(1000年),再到大学(1200年巴黎大学成立),再到“六年小学,用母语,六年中学,用拉丁语,六年大学,用拉丁语”的制度(17世纪),而由此到启蒙运动时期的教学制度,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

虽然在古代汉语文献可能已经出现了“学校”和“教育”这样的词,但它们的意思很不同。在古汉语中,“律师”指“律宗的和尚”,而“民主”指“人民之主宰”,和现代的“民主”完全相反。西方的Democracy在清末也不称“民主”,而称“民政”。

五四运动和北京有关系,白话运动也和北京有关系。但北京将来会不会真正推动外国人大规模地学习汉语?这样的运动如果成功,中国人才不用说“吾国言文隔绝若天渊”。


[1]①www.douban.com/group/topic/76919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