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我从1995年到1999年一直居住在名为“勺园”的留学生宿舍楼，那里是两个人住一个房间。我的同屋是英国人，比我小三岁，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攻读硕士学位，而我在哲学系博士班里。可以说，他比我用功多了，学习甲骨文、铭文、藏文等，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没有一次争吵，真好。因为我们俩都很重视学习，有共同的爱好，所以没有冲突。他比我更爱中国的传统，因为对古老的文物很了解。有一次我问他：“Adam（亚当），你是伦敦人，英国人。你怎么看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批评？”他只说一句话，但这句话使我思索良久：“他们只看他们失去的东西。但他们因此得到了一些什么呢？”

中国人在1842年的“不平等条约”中失去了对五个港口的主权，在那里不再能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的民众得到了更多来自外国的商品，通过这些商品也获得了很多信息：外国人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鞋子？外国人用什么工具吃饭？外国人用什么其他的生活用品？虽然《红楼梦》已经提到贾宝玉有“怀表”，但在1842年后，中国人看到了更多“新物”。不久后，上海还建立了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现代化印刷厂和出版社。新知识开始传播，而这种新知识后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中国社会，这就是“现代化的开始”。1842年带来了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可以说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和他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但利玛窦的到来所带来的转变是更加“潜移默化的”，它更慢，几乎是感觉不到的。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北京开始的还是从上海开始的？哈哈，当然是从澳门开始的！利玛窦和其他16、17世纪的传教士不都是从澳门进来的？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不是在澳门学了西语吗？

外国人可以给中国带来什么好东西呢？大概在2005年，我在通州地区骑自行车时，在一个农村的小店理发，给我剪发的中年女士说：“一切坏东西是从外国进来的，鸦片也是，基督教也是。”我想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外国”一词就代表着“坏影响”。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文化侵略，只有负面的。但这种宣传本身也是从外国进来的。有一名学者告诉我，“外来的宗教是文化侵略”这样的说法是1923年瞿秋白从俄罗斯引入汉语语境的，也是外国思想对汉语思想界渗透的特殊案例。从此以后，无数的中国人开始用这个词——文化侵略，但很少有人反省它从哪里“侵略”过来。外国人还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呢？除了现代的生产工具、铁路和电能以外，还有每天吃的西红柿、土豆、玉米（都是通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拉丁美洲来的）、花生米、“洋烟”和许多苹果品种&&还有奶制品。根据我的研究，汉语的“酪”在汉朝发“lak”的音，这就完全符合拉丁语lac（奶、牛奶）一词的发音。“酪”和“葡萄”听起来都是外来词。

不久前我向一个学生说：“我都不好意思，我是奥地利人，而在八国联军中也有130名奥地利士兵，可能他们在中国也犯下了一些罪。”这位女同学回答说：“他们犯下的最大的罪是他们那么快就回去了，离开了北京，没有把北京变成一个标准的殖民地。本来，北京也可以像香港那么现代化，可以属于第一世界。”我当然很惊讶，这样的话在北京很少听到，大概只有南方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但后来我也开始想一想。1901年的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实际上可以多住几年，他们可以尝试在北京建立学院，比如一所中德大学或柏拉图学院，在那里教古典语言&&这会比服尔德学院（属中法大学的一所学院）更好吧。德国人于1908年在青岛建立了一所大学，但北京看来被忽略了&&为什么中法大学直到1925年才创立呢？1900年来北京的外国人也应该看到，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国际法方面的了解。那些想毁掉外国使馆区的人对国际法没有一星半点的认识，是因为在北京没有人创办法学院或法律大学。丁韪良自1869年以来担任了同文馆的教习，但他的影响远远不够，还需要用更多教育机构、教科书、课程来为中国官员和百姓提供法律知识，逐渐建立起“法治社会”。八国联军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当时应该在北京建立一所法律大学！

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来到北京并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这位外国传教士想劝中国官员建立学院，让他们从日本的成功改革中学习怎么改善中国的情况。虽然李鸿章在1890年还邀请李提摩太担任天津《时报》的主笔，但这一切宣传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北京的领导者并没有因此采取行动。然而，李提摩太认识很多改革派的人，梁启超曾经说他想当李氏的私人秘书！通过他关于“新学”、“新教育”、“新社会”的著作，李提摩太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一些人的思想，使他们积极改进社会的种种问题。

李提摩太在1878年山西饥荒时期表现得非常勇敢：他敢于向当地官员（曾国荃）提及救灾的事，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对灾民有一定的责任！这种救灾思想在中国当然是新的，积极帮助受苦的民众在一个“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传统中可能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开始的时候，中国官员对这个“老外”关心中国“内部的事”也非常恼火，而且是不光彩的灾情。我真是发自内心地佩服李提摩太，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敢向中国的任何官员提出过中国的问题&&当然，今天的社会变了，大家都有了救灾的意识。

李提摩太是《时报》的主笔，他的好朋友梁启超成为《时务报》的主笔，而康有为的《万国公报》采取的也是上海林乐知《万国公报》的名称。这样的现象说明，中国的改革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受了外国传教士的启迪，两者的方法也很类似：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逐步改革、传播知识和教育工作。

如果李提摩太是在今天来到北京，他可能也想参与社会的建设。说不定他会加入中国国籍并成为一名政治家，或者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推动中国教育改革，重新写一部《七国新学备要》，在其中指出21世纪中国教育制度的缺点、盲点、误区。1901年他在太原成为山西大学堂的教习，甚至可以说是校长，但在今天的教育制度中，他可能无法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先得入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