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长期与“开明”“改革”“教育”作对的力量是官场的“无知”和“愚民政策”。官员们和政治领导当然不愿意听到社会上的问题、缺点和不足，因为这些问题都可以理解为对其政治的批评。因此，“报喜不报忧”是政治家的天性，背后其实是一种“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黑白分明”思想。这种“黑白分明”的思想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和“恶魔”。如果没有“世界主义”的胸怀，没有“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人人都是罪人”的信仰，那么真正的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是会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当利玛窦、汤若望、雷孝思、马国贤、马夏尔尼、丁韪良、李提摩太和樊国梁来到北京时，他们都想推广新知识，都想帮助中国，但当时他们被怀疑，不受重视，无法自由活动，无法创办新型的教育机构。一直到今天，他们在历史书中也很少得到同情性的理解，比如“传教士”这个词经常和“帝国主义”和“外国侵略”联到一起，所以“传教士”在现代汉语中似乎是一个“贬义词”！但在我的心目中，这些人都是伟人，他们的牺牲和投入为中国带来了好处。

最近几年北京也出了一些关于外国传教士的传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我看到了这样的话：“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看这些话时，我觉得特别宝贵，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话！如果在1950年代、1960年代或1970年代公开发表这样的话，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大部分在中国服务过的外国人不被纪念？这种思想仍旧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黑即白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中国人无法承认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为中国的现代化带来了一些好处，也不能承认日本文明在1895年到1915年间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那么多好的资源。历史需要很客观地研究——虽然只有上帝是完全客观的——但“尽可能客观”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原则。

明清时期，北京的“恶势力”（欧洲人称之“魔鬼”）可能就是对于外界的“无知”。因为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怀疑外来的文化、知识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天性”，所以一种建设性的沟通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皇帝没有学习俄罗斯语，没有学习拉丁语，也没有学习英语，这样也无法进一步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在19世纪末，对于外界的“无知”演化为极端的排外情绪，并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同时也继续阻碍着新知识和新学的传播。李提摩太于1886年写下的《七国新学备要》面对的，是清廷的蔑视。用形象化的语言可以说，李是在“与魔鬼搏斗”，“与无知拼命”。这种搏斗在1900年后、1920年后，甚至在2000年后仍然继续。中国人有历史感，但这种“历史意识”更多是针对唐、宋、明三代，而对19与20世纪的历史，“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知恩图报”。于是，英敛之被遗忘了，而樊国梁也被遗忘了。

第二个“恶魔”是情绪化地夸大事实。比如情绪化地夸大事实导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不理性地用暴力去焚烧腐败官员的住宅。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经常感谢上天，因为我来北京是在1995年，而不是1965年或1975年！在和平的时代为什么还要用暴力呢？

“夸大”有很多表现。在1900年前，有人散播谣言说，外国传教士办孤儿院是为了制药，要挖出小孩子的心、眼睛，等等。造谣的人和喜欢听谣言的人都有罪，因为这些谣言会阻碍双方的沟通与合作。今天有谁会把“对方”的缺点“夸大”呢？哪些“谣言”或夸大的说法会阻碍长期的合作与和平往来？孔子所说的“君子成人之美”让我深思。在今天的世界中，哪里有一些人被“妖魔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