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中国雏形的最初印象
1944年6月11日于延安
我们在5月31日越过封锁线。
到达延安时，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以及它四周的农村地区——我们
花了几天时间骑马或乘卡车经过这些地区——具有这样的特色：充满
发奋工作的紧张气氛和对日寇的痛恨；人民决心不顾一切外来干扰，
保卫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对盟军对日反攻日益临近的紧迫感，在
这未来的反攻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游击队要求最充分的参与并正为
此作准备。
延安地区——陕甘宁边区——被认为是在敌后作战的军队的后方
基地。这些抗日军队的持续紧张活动，不但为当地居民所亲见，也为
少数外籍居民所证实，其中之一就是林迈可（著名英国学者A. D. 林赛
之子）。他曾任重庆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北
平清华大学任教，一听到宣战消息就立刻逃出北平，到河北省抗日游
击队根据地工作了两年，最近穿越敌人多道封锁线刚在三个星期前到
达延安。他帮助建立的一座无线电台，现在使延安同解放区内许多游
击队根据地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些根据地分布在南满、北方和华
中，还有紧靠香港的内地以及最南方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南岛。我们刚
收到来自一处根据地的报告，在5月5日和7日分别由游击队和共产党的
新四军各救起一名美国P—51歼击机飞行员，他们是在轰炸汉口后在敌
后跳伞降落的。
我们将要到7月初才去前线。但在这里的见闻已使我们相信教育工
作是十分有效的：我们所访问过的每一个士兵、农民和工人——不论
识字与否——都已经知道五天前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将对加速抗日
攻势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还看到了陕北的变化。在19世纪60年代回
汉大冲突中陕北受到极大破坏、人口锐减，其后又历经变乱，导致日
本大举侵华前发生的内战，所以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但十分荒凉的陕
北现在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
民丰衣足食，驻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在中国各处所看到的穿得最
好、吃得最好的部队之一。
开垦大片荒地的工作是由军民一起进行的。驻军夏天种地、冬天
集训。他们现在能自给自足，不用农民负担。
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王震旅长身上那身旧军服和脚上那双草
鞋，比他的许多士兵都不如。他骑马伴同我们走了100多英里，向我们
解释大生产运动和军事训练。关于后者，他概括为一句话：“我们研
究敌人。”我们所看到的演习以及所听到的士兵们的谈话都生动地证
明了这一点。谈到军事方面的事情，他们的话都不是抽象的，而是说
日本人曾经怎样做、现在怎样做、将来又可能会怎样做。日本战俘不
是被关在营区里而是让他们看到和认识到，他们帮助这支抗日军队就
是帮助日本摆脱军国主义者以及这些人使日本陷入的这场自杀战争的
重负。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建造一些日军防御工事的实体模型，
以用于训练的目的。我们曾见到他们所造的一个大碉堡，可容驻军两
百人。甚至士兵的食品供应也根据一张从日军那里缴获的部队营养成
分表作了调整，因为这张营养成分表经仔细研究后被认为是有用的。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我们在各个部队多多少少总会看到一些对日
军作战后缴获的战利品陈列在司令部里，以示荣耀。但在这里却是每
个士兵都带着一件战利品—— 一支日本步枪或一把指挥刀或军官佩
枪，弹药也都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我们在炮兵部队看到10门日本75
毫米野战炮，是这支部队的士兵们以前在河北、山西作战时缴获的，
他们也就从步兵变成了炮兵。他们兴致勃勃地对我们描述了这段故事。
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五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
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
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
采访毛泽东
1944年6月12日于延安
今天整个记者团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他作了开场白，然后回答
了问题。以下摘自我当时的笔记，但略有删节。
采访是在中央委员会的大会议室里举行的。在会议室两头有斯大
林和毛的画像，在中间的墙上挂了孙中山的画像。毛身材高大魁梧，
长着一张读书人的面孔。他敏感，坚定有力，眼神很安详。他讲话慢
条斯理，有湖南口音，因吸烟的关系，有时轻声咳嗽。
毛主席对我们说：
欢迎诸位在这般炎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目的，
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
的，你们到这里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欢迎你们，因为我
们的目标完全一致。这个目标为我们团结起来，为全中国人民团结起
来，也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下了共同基础。
这是中国一个小小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来讲又相对地落
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个强大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
① [ 编者注] 毛主席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这次会见长达三个小时。之后，设宴招待记者
参观团。宴会后，又陪同他们观看平剧。作者参加了这次会见。
和国民党应该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
在抵抗日本侵略者。
延安和边区人民兴高采烈地欢迎你们，我代表我们的正规军战士
及在前线打击日本的所有人民欢迎你们。
欧洲第二战场刚刚开辟，你们就来了。对世界的这部分来讲，也
是一件大事。在欧洲，它迎来了德国希特勒的灭亡；在太平洋地区，
迎来了日本的最后失败。整个中国都在为此欢呼，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也在欢呼。希特勒垮台之后，紧接着就是日本的垮台，全世界都为此
高兴。
随着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我们这里的工作会开展得更有成效。现
在到了中国所有抗日力量团结得更紧的时候了。加强我们自身的力
量，协调太平洋和欧洲的战事以粉碎日本军国主义。所有这一切，我
们应比以前做得更好。
在这种形势下，你们当然关心中国内部的情况。在这里我要讲几
句话，强调团结的必要。这种态度我们已经明确声明了许多次，你们
到了延安，我要简单地再重复一次。
首先，我们支持蒋介石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创
建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是我们坚持了许多年的方向，我们仍
然坚持，因为我们必须如此，因为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还有很大、很严重的缺点。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需要民
主。假如我们有了民主，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抗日就可以加强，在
胜利以后，我们就可重建中国。假如我们现在取得团结和民主，未来
就有保障。中国需要继续团结，但是只有民主，团结才有保证。
诸位先生深深了解，中国仍然缺乏民主，为了更好地团结，以更
有效地打击日本，民主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国际形势的观点可以就我以上所述得出结论。
（毛主席请大家提问，有四个问题提了出来。）
（1）为了国家团结，共产党希望其他政治团体做些什么？
（2）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有何希望，共产党自身又将有何作为？
（3）关于两党的重庆谈判如何进行？目前形势可否与迫切需要团
结的1936年相比？
（4）中国共产党是否认为第二战场在中国和世界开创了新局面？
对这一新局面，共产党是否正拟就一项原则声明？
毛主席回答记者提问：
一些具体的答复目前尚难于作出，因为谈判正在进行。但是，因
为我们中国人和外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目标，我们可以讲一件目前还不
可以公诸于世的事。我们希望谈判有所进展并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然
而直到目前为止，情况并不如人意。
你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我们的《解放日报》已经声明，第二战
场开辟以后，形势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确有一些新的特点。盟国间
合作的发展才使得第二战场的开辟成为可能。然而形势的总体特征，
包括政治、军事诸方面，比之第二战场开辟前并没起变化。以这件大
事和另一件大事——即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取胜后苏联红军转入反
攻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反法西斯大国合作发展的两种形式。在红军发
动反攻前，当反法西斯的国家遭受失败和退却时，法西斯势力呈上升
趋势。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盟军在北非的反攻，盟军在太平洋上的
反击以及苏联从斯大林格勒发起的反攻，都标志着世界局势的转折。
开辟第二战场是向法西斯反攻的又一大步骤，没有这一步骤，我们不
能摧毁敌人。因此我们可以讲，此举打开了一个新的军事局面，即决
定性大反攻。像我讲过的，那将朝有利方向影响太平洋、中国以及欧
洲的形势。
中国共产党没有准备就建立第二战场发表特别声明。我们的报纸
已经发表了社论。
第二战场的作用加速了在欧洲取得战争的胜利。然后盟军的火力
和人力就可转向远东。这对中国尚未产生直接影响。国际形势对我们
是有利的，但我们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靠其他
地方的有利形势得到解决。
毛然后回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其他政治团体有何希望以及自
己将有何作为的问题：
我已经讲过，我们的共同目的是把日本军国主义赶出中国。在打
败法西斯之后，中国应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关系，并在国内建立起良好
的和平的关系。为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在各方面都需要民主。
反法西斯是世界性的，在欧洲已进入决定性的阶段，在远东，决定性
战役马上就要到来。中国缺少什么？民主。我们一定要以民主配合抗
击法西斯。只有这种配合才能产生力量。苏联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
点，英国和美国的历史同样如此。我们对日七年抗战的形势也证明了
这一点。
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需要民主。在党的事
务即在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上以及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在所有领域中的团结，但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民主棊础
上。我们需要建立在牢固基础上的真正的团结，这一基础就是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选举自由。在这种牢固基础上
建立的并依据政策办事的政府，它就是无比强大的。只有这种政治团
结才是牢固的。
部队比之其他团体更需要团结，那就是指挥要团结。为了保证做
到这一点，部队在各方面同样需要民主，如官兵之间，军民之间，指
挥部门的上下级之间，不同军兵种之间。假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
部队就可团结得如同英国、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的部队一样。
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需要民主，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
思想方面、出版和艺术创作方面……还需要一个民主的工作作风。只
有当文化和人民结合起来，它才能被广大群众所热情接受。
在党的工作方面，我们需要党内的民主和党与党之间的民主。
国际方面，必须有国家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民主。我希望外国和我
们的外国朋友对中国采取一个民主的态度，我们对其他国家也应采取
同样的态度。
重复说一下，只有当我们有了民主，我们才能巩固我们内部的团
结，统一我们的战争力量并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国家间的新型关系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
我们可以以这个观点回顾一下联合国的所有声明，大西洋宪章，莫斯
科、德黑兰、开罗及其他的宣言。
中国共产党就是为了这一切而工作。
诸位已经到了这里而且还要待一段时间，看看我们在做些什么，
看看我们如何在各个领域里为民主而工作。
只有建立在人民基础上的团结才可称之为民主团结，或曰民主集
中制。这一民主制度是坚不可摧的，也是强大无比的。简言之，这就
是我们寄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我们的同胞和全世界朋友们的。
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也是对全世界所有人民大众，包括法西
斯国家人民所期望的。
总之，在一切方面我们都赞成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
我的解答到此结束。哪位愿意继续谈，单独地或几位一起，都
欢迎。
在和毛主席个别交谈时，没有人做记录，我也没做笔记。作为保
卫中国同盟的成员，我代表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向毛主席问候，
并愿意就我们如何在医药及其他救济物资方面向边区提供更好帮助的
问题，听取他的意见，而国民党在这方面则是极力阻挠的。马海德大
夫已经开列了一个所需物品的单子，交给我寄出了。
后来，毛主席反过来问我关于国外的一些事情。有两点我还记得
很清楚。
毛主席知道我还为其他刊物，如为美国工会报纸服务的通讯
社——联合劳动新闻社写文章，于是他问我，“美国劳工联合会”
（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产联”）中，哪
一个工会会员更多一些？（这两个组织当时处于竞争状态，还没合
并）因为我手头没有具体数字，我只能因个人倾向于正处于快速发展
的“产业工人联合会”而冒昧地说，“产联”人数更多一些。他说
“不”，就他所知，“劳联”的人数已超过了“产联”。他对了。从
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对外部事物了解的广度；还可看
出，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他所做的准备工作。
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是关于美共领导人白劳德为什么把美共融
于政治联盟中以求在美国两党制度下发挥作用。我引用了白劳德自己
讲的和美共党报曾发表过的理由，回答他：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没有
第三个党在那种制度之外取得过成功。毛泽东问：一个无产阶级独立
的政党的原则性到哪里去了？他没有再讲什么，也没有必要讲了。他
对此不赞成就清清楚楚了。数月前，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曾批评
白劳德的行动是没有原则性。这也就是毛主席经常强调的工人阶级政
党的独立性。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
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
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
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采访他不受时间限制，有时可持续几个小时。回答完问题以后，
他喜欢调转头来，向他的采访者提问他们所知道的和心里所想的事
情，以扩大和检验他的知识面。
我们和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吃的几顿饭，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
模，一共不超过两三桌，交谈很方便，饭菜也简单。当我们离开延安
时，他和他的一两个同事来到我们客人的住地（像延安其他住处的窑
洞一样）和我们话别，并送我们每人一幅在延安用石板印刷的画像，
一张像在沉思中的画像，每张上边他都亲笔签了名。①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
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敌后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
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
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
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从事于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
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决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
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
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① 我的那张一直保存着，1945 年到1951 年我住在纽约时，就把它挂在我房间的墙上。后来
我来北京了，直到现在（1995 年），也仍然挂在我房间里。从延安回来后的几年间，我经常把
这幅画像借给有关介绍解放区情况的展览会，我也都在会上讲话，包括在印度、英国和美国的
展览会上，因此人们可以在那里“见到”毛主席。
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
的大小每一件事。国民党派往国外的每个官员都要经过他持续不断
的、长时间的观察，他像一个看面相的人，立身于帷幕之后，以观察
那个人脸上是否流露出不妥或不忠心的表现。他要求他的军官都必须
戴新洗烫过的雪白手套，甚至每次见他们时，白手套可能会吸引他的
注意，也可能让他发火。
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使他有充分的时
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
由于交通的阻隔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
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
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
自己的行动。
联合国日：延安向蒋介石提供援助
1944年6月18日于延安
中国共产党，它所领导的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和当地民政当
局，对待日本从军事上威胁通向中国西北和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的大
门——潼关，采取的办法是号召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全体军民准备起
来，援助保卫这些地方的国民党正规军。
我们记者团6月14日在延安的联合国日大会上，听到武装农
民、学生、士兵、工人和干部高呼口号：“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
来！”“保卫西安！”“保卫中国大西北！”“实行民主！”“动员
全国人民！”“粉碎日本进攻！”“积极准备反攻！”“与英美合
作！”“改善全体士兵的生活条件和教育！”“准许八路军和新四军
走上前线打退敌人的进攻！”等等。
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总司令、中国第二战区副司令朱德，站在挂
有一幅长50英尺的大地图的讲台上向大家讲话，他谈到河南省的军事
形势说：（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的末日就不远了，在这之
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末日也就快来了。“这是在民主团结联合反
对法西斯战争中长期牺牲和坚持奋斗的结果。我宣誓，我们在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全体军民将和中国国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和全世
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继续战斗，准备反攻，打败日本。
“在中国前线的日本人，在竭力巩固他们的地位，正在湖南和河
南两省进犯。形势是严重的，对我们是很不利的。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包括中国某些力量偏离正确方向，进攻国内的对手；国内普遍
缺乏民主，导致民众动员不足和军民之间的对抗。这种局面必须彻底
改变，否则，中国虽然抗战七年，也没有能力发动反攻，甚至无力坚
持。但是，虽然形势是严重的，仍然存在着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场战
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团结，团结到底，抛弃个人利益，和我
们自己的人民团结起来，和盟国力量团结起来，所有的部队协调一
致，就可以赢得胜利。”
朱德讲话以后，接着是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领袖冈野进讲话。这
个同盟由数百名日本战俘组成，与八路军合作。冈野说，只要有盟国
内部的反法西斯团结和中国内部的民主团结，就可以打倒日本军国主
义者，而他们也是日本人民的敌人。他说，联盟中很多盟员已经参加
了八路军，他们准备和中国同志并肩前进，保卫西安；他还说，随着
战争的发展，自由日本的力量也将随之增长，要一直成长为反法西斯
阵营中一个真正的因素。
大会通过一项决议，重申主要的口号和朱德讲话的主要论点。
6月16日，边区政府、陕北司令部和共产党发出联合指示，要求
党政军各级干部准备起来；如果中央政府允许，就帮助（国民党）军
队保卫西北；要把当前局势通知全体老百姓，加强防空和反特活动。
最近几天，延安的群众戏剧、宣传演说和口号，全都强调了同样的论
点。与此相反，仅仅三个星期前，我们向国民党西安军事司令部参谋
长罗子凯（译音）少将问道，在重庆举行的各党派会谈对军事局势会
产生什么影响，他回答说：“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不会有任何军
事上的影响。我们并不指望共产党抗击日本，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
的，不过我们倒是希望他们不要干扰我们。”回想这次谈话，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罗子凯那时还相信日本人没有能力打乱西北的宁静。
日本反法西斯人士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
1944年6月18日于延安
我听到自1942年以来美国第一次轰炸日本的消息，就立即请求日
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为人所知的最重要的委员、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这一统一战线的领袖冈野进谈些看法。他年龄50岁，看来很活跃，具
有学者风度，去年才从日本占领的华北经过重重艰险秘密到达延安。
冈野首先要求给他几个小时的时间，以便征询他在延安主持的日
本工农学校目前的学员、原日军战俘共70人的意见；然后他才说，
“所有的学员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非常激动。一个学员说，日本军国
主义者的失败和日本人民的胜利现在就更接近了。另一个学员说，我
们回归祖国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的：这次空袭比起1942年4月的那一次，对
日本人民来说不是那样出人意料。特别是自从马绍尔群岛失败以来，
军国主义者一直在警告居民：美国在认真准备从中国或者从航空母舰
起飞轰炸日本。尽管同时也向他们保证说，妥善的防御使帝国领土可
以说是固若金汤。但是美国轰炸这样成功，会在人民和统治集团中间
引起惶恐不安。
“1942年那次轰炸只是由航空母舰运载的几架中型飞机所作的
‘游击式的攻击’。这次16架B—29式轰炸机不仅打击了位于八幡的日
本最大的军火工厂，而且还是从中国的基地上起飞的，这样，从这些
基地上对日本进行正规进攻，就既在意料之中又是可能实现的了。不
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太平洋的军事形势都和1942年希特勒和东
条还占有优势的时候大有不同。因此对士气的影响一定更加严重，军
国主义者的威信会低落下去，早已感到厌倦的人民会更加担心战争的
未来，这一定也会影响到前线士兵的士气。
“在统治集团中，轰炸将刺激正在兴起的反东条派，他们目前还
不强大，但是随着东条的败绩将生长壮大。
“轰炸在军事上将有利于太平洋和缅甸战场上的盟军，因为日本
将被迫把另外的飞机集中起来保卫本土。另一方面，这也将刺激日本
在中国进行新的努力，企图消灭那些进攻的基地。
“轰炸的总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揭开了在日本本土上的战争。”
谈到解放联盟——从1938年起以“日本反战同盟”的名称存在，
现在根据新的前景改为目前的名称——冈野进解释说，联盟并没有期
望成为未来的政府，只不过是这样一些日本人的一种组织：他们相信
军国主义的统治和侵略战争对他们的祖国来说是自杀性的行为。
联盟现有盟员二十余人，多半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工
作，但还有些人在重庆。联盟的口号并没有要求废弃天皇，也没有攻
击庞大的三井和三菱公司，只是要求立即停止战争，从包括“满洲
国”在内的一切侵占的领土上撤出日本军队，建立民主政府。
日本共产党是决无更改地反对帝国制度，不过冈野进解释说，联
盟努力争取所有反对战争的日本人的支持，包括资本家和保持对天皇
信仰的人在内。提出一些只涉及将来的口号来把反对战争的口号复杂
化，只能会排斥目前的某些人士，对总的事业不利。“我们的任务是
结束战争，推翻军国主义分子。东条早已在利用天皇的名义来支持他
自己的地位，如果天皇继续和侵略主义者站在一起反对随着接二连三
的失败而必然要兴起的反战力量，人民会对付他们的。然而，如果天
皇落入建立民主政体的和平拥护者手中，那时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
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
冈野的学生们现在以日本人那种专诚的态度衷心反对军国主义和
信奉日本革命，正如他们从前——他们现在坦率地承认——疯狂拥护
战争一样。有个证据表明了他们的真诚信念，那就是他们中间有许多
人在为八路军工作的时候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许多次还是在力图把
真实情况告诉日本军队中他们原先的战友的时候。
从延安看国共谈判
1944年7月1日于延安
在政治上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人，真心诚意希望寻求一种现实主义
的基础以贏得战争，所以一直认为，如果要在远东取得胜利，中国的
国共两党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既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军事与政治上死气沉沉的时期，这个道理和别的事情相比显然黯然
失色。但是现在在战争上连遭败北，甚至连那些不大信奉现实主义的
人也从这种震惊中认识到，这是忽视在战时保持和加强全国团结所必
然得到的惩罚，现在迫切需要纠正这种忽视的态度。
这条原则不仅是政治常识，而且也从中国抗战历史的种种事实得
到证明。1937年迎击日本的决定和放弃为期十年的残酷内战是同步并
行的。在日本早期取得的进展中，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促进了两党之
间的合作。从1939年开始的五年相持阶段中，国内关系恶化，这种恶
化得到的惩罚就是相持状况结束了，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反攻而结束
的——正确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的——反倒是由于日本在主要的前线上重新发起更加强大的进攻而结
束的。中国军队无力抵抗，因为在这些年里不仅空间而且时间也失掉
了——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和英、美作战，某些不负责任的国民
党“乐观派”认为，胜利会不必在此地进行艰苦战斗而自动到来，因
此就准备镇压共产党，而不是准备打日本。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重
庆举行的政府高级官员和专程去重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共产党
员林祖涵之间的谈判，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延安，共产党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今天用访问共产党重要领导人
周恩来的形式，发表了一项声明。周是授权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代
表中央委员会说话的人。他说：“当林祖涵代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前
往重庆准备就仍在讨论中的一切问题进行谈判路过西安的时候，国民
政府派遣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与今年早些时候曾率领代表团
访英的国民党元老王世杰来和林接触。林抵达重庆以后，将我们党的
书面建议交给张和王，请转交给国民政府。在政府的提议和我们的建
议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对那些提议
的答复，并且希望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指有利于
团结、抗战和促进民主的办法。在这一原则之下，我们党愿意进行任
何讨论。”
在这方面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危局达到顶点时到达中国的
副总统华莱士，也觉得在云南大学的演讲中有必要指出，他希望中国
成为一个强大、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中苏关系应当友好①；中国只有举
国上下一致努力才能摆脱今天所处的极大困难。还不到一个月之前，
这些学生近几年来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在中国的大后方实行更多民主的
要求。这次演说就是对这些学生发表的。
大家知道，学生的示威在中国通常总是一种重要的征兆，说明有
① 美国副总统之所以觉得有必要说这番话，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力图挑起苏美不和，
对其中一国的外交官谈论另一国的野心，并且想让华盛顿相信，在中国拥护民主的人是“处在
莫斯科的手掌中”。
非常广泛的运动。这可以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得到证实：如“中华
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的遗孀孙夫人和他的儿子孙科以及由国共两党
以外的小党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等发表声明，批评政府的政策。现在
中国舆论和盟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民族利益都要求更加团结、更加民
主，所以完全可以认为，只要用爱国和负责的方式处理问题，中国就
有可能取得积极的结果，正如七年前抗战力量的蓬勃发展使得国共两
党在民主抗日的基础上达成了停止内战和相互合作一样。
共产党公布口号
1944年7月6日于延安
各国共产党都精心于提出口号，作为准确表达它们努力寻求支持
的当前政策和纲领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在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七
周年发布的口号起了这种作用。今年公布这些口号处在这样一个时
机：日本对中国西北的威胁同样威胁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占领湖南使
得许多共产党领袖失去家园（例如毛泽东就是出生在长沙南面的湘
潭）和失去红军早期征募兵员给养和作战的地区；几次主要的军事败
北引起中国人民和中国盟国都纷纷要求重新团结全国力量，而且国共
两党的代表正在重庆举行重要谈判。24条口号由几组口号组成，分别
就所有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总的看来可以认为是共产党对当前
全国危机的政策声明，具体说来，则提出了求得谈判成功的基础。
头三条口号是向“全国同胞，各个战场上的战斗部队，在敌后坚
持抗日的8000万民众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敌占区的同胞和我们的盟
国美国、苏联和英国”致敬。口号要求“加强团结粉碎敌人新的进
攻”，并且讲明了中国当前局势下的各项任务：“我国西南和西北
处在危险中。同胞们！立即起来保卫西南和西北，不让敌人打通广
州——汉口和湖南——广西的铁路线。不让敌人进入潼关。赶走进攻
的敌人。”
第二组口号谈到共产党认为要建立新的团结需要采取的必不可少
和具体的步骤。这组口号应当根据当前的谈判来理解。“要求国民政
府改善士兵的待遇和教育；改革军事指挥部；改善军纪和战斗力，坚
决打退敌人进攻。”
——“要求国民政府保护大后方正在兴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保证
其自由发展，从而加强抗战”——这可能是指以孙科为发言人的国民
党自由派以及组成民主政团同盟的其他小党派。
——“要求国民政府向八路军和新四军供给经费、军火和医药用
品，改善他们的装备，派遣他们赴河南和湖南前线粉碎敌军的包围，
停止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进攻；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俘官兵
（他们自1941年事件以来一直被扣留）；释放狱中共产党员和一切爱
国人士；改革国内政治，实行民主，立即实行三民主义；给予人民言
论、集会、出版和结社自由；动员全国打退进攻；准备反攻。”
——“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对共产党的禁令，承认一切抗日政党和
集团合法；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
——“要求国民政府废除一切有害的经济控制，取缔投机倒把、
垄断和囤积居奇，发展农业生产，鼓励私营工商业，克服经济危机，
建立抗战的经济基础。”
第三组口号鼓励共产党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
各族人民“和各个战场密切配合，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发展游击队，
加强政治工作瓦解日军和伪军，准备在全国反攻中成为先头部队。还
要求他们这个地区和敌后各个根据地发展工农业，提高农民互助和合
作组织的作用，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发展文化、医疗和公共福利的合作
组织，减租减息，同时保证按新的比例交租交息，以提高生产热情，
保持支援军队和军属。
号召共产党员“坚持团结抗战，实行三民主义和我党在1937年提
出的四项保证，实行三三制，不允许共产党员在行政机构的席位超过
1/3，拥护和美国、苏联、英国合作；坚决抗击法西斯。虚心学习，决
不自高自大。努力工作准备反攻”。
通告敌占区人民“你们解放的时候快到了，用一切形式继续斗
争——准备武装起义响应反攻”。
最后一组口号欢呼第二战场、苏联军队和太平洋印缅战场反攻的
胜利，并号召中国人民“给予在中国境内作战的盟军一切援助，帮助
和保护盟军飞行员，支持莫斯科、开罗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打倒法
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以便在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世界建立独立、
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所有各组口号都是充分现实的。在所有全国范围的问题上，它们
都符合国内一般思想开明的人的意见。把八路军的部队派往河南，把
原在洞庭湖以北活动并且曾在附近的湖北省救过美军飞行员的新四军
部队派往湖南，显然是现实可行的事了。只要看看那些出身湖南令人
敬畏的将军如贺龙和王震，看他们对丧失湖南部分地区表现得怒不可
遏，听他们谈起在那里的地形和战斗如数家珍，就可以理解他们该是
多么愿意在那里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了。
陕北就是一个实验区，说明甚至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而且是在处
于遭到封锁的状况下，也可以军民联合起来，在战时既能全面增加生
产又能加强战争。从北平逃出的一些外国人现在到达了此地，证明八
路军在河北和山西的作战多么有效。八路军在日军和伪军中展开的政
治工作取得了某些成功，这些外国人讲述的故事就说得清清楚楚，八
路军在设计宣传技巧和准备宣传资料方面花费了巨大时间与精力，如
果经验说明它并没有什么用，那就令人不可思议了。
总而言之，人们在这个地区感觉到的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经
过了七年的战争，丝毫没有任何厌战的情绪！不管是在每座山坡上种
满作物、现在第一次得到丰衣足食的老百姓，还是参加生产帮助解决
自己的衣食问题、伙食很好而且自豪地挥舞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武
器的部队，全都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带着一副“我们今年干得不
错，明年还要干得更好”的神气。
如果这股勇往直前的急流能够同大后方那些死水池塘和徐缓江河
汇合起来，带动他们迅速前进，那对中国和盟国都会是一件最大的好
事；如果国民党领导的那部分中国和共产党领导的那部分中国现在或
者将来发生重大的武装冲突，那对中国就会是一场苦难。
美国飞行员会晤中国共产党人和日本反法西斯战士
1944年7月9日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轰炸日本和华北的活动日益频繁，产生了比以
往更加强烈的必要：美军至少需要在中共部队中保持派驻联络官，如
同它在其他战区的其他中国部队中派驻联络官一样，即使在目前的政
治条件下无法采取其他在军事上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形
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搜寻搭救了七个跳伞降落在从技术上说来是敌
占区的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送到了后方，其中五个是5月26日他们驾
驶的B—25在香港上空被击中后在广九铁路附近由游击队救出的，另外
两个是5月6日在汉口上空的激战后被迫从P—51和P—58上跳伞降落在
湖北中部由新四军救出的。
后者的情况，由于缺乏适当的联系工具而引起了很多麻烦。从
1941年以后，中央政府就不承认新四军，结果，根据共产党方面的报
道，护送这两个飞行员到司令部的小分队沿途不仅受到日伪军还受到
中央军的进攻。不仅如此，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给共产党军队总
司令朱德的军事报告指控，两个飞行员伤口痊愈后6月底被护送到后方
去，随身带有新四军给美国当局的信件答应进一步合作，但国民党当
局竟扣留了护送他们的共产党副官。
延安看来与华北和华中每一地区的游击队基地以及香港广州地区
都有很好的通讯联络，因为当地报纸几乎立即刊登了无线电消息，详
细报道了这两个飞行员如何得救，不过在此重复这些报道并不适宜。
那些报道甚至写出了一些亲切具体的细节，如空军中尉巴纳德（我尽
可能按中文读音写出的名字凑出这个姓来）在新四军给他吃饭并且对
那种伙食表示歉意的时候，回答说“很好——就像妈妈平常做的饭一
样”。
另一篇关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支部的成员招待两个美国飞行
员吃饭的报道则别有风味，大有预言的味道。这个联盟主要由日本逃
兵和战俘组成，他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许多人现在在各个游
击队基地从事宣传和情报工作。
那位日本代表在吃饭开始之前说：“我代表我们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欢迎我们的美国朋友。对美国战争和对华战争是违反日本人民意志
的，只有军国主义分子才需要这种战争。我希望你们把这一点告诉美
国人民。”
这一报道非常真实确切，说美国飞行员看到这种奇怪的情景，
开头揉了揉眼睛，可是很快就热情地参加了饭后的“国际圆桌讨论
会”。日本人问，美国人怎样对待日本战俘？一个美国飞行员回答
说，俘虏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日本士兵似乎不懂得这一点——举出
阿图岛① 的集体自杀和其他地方的殊死战斗为例说明。然后这两个美
国人说，日本人对待美国俘虏很坏，并问日本人是否恨美国人。一个
① 该岛位于阿留申群岛西端，1942 年6 月为日军占领，1943 年5— 6 月为美军收复。
日本人回答说，他的人民并不恨美国人，这次战争是东条发动的战
争，还说，在日本的美国俘虏被看管得非常严密，老百姓根本不知道
他们受到怎样的待遇。日本人也问美国人：美国人是否恨日本人？一
个飞行员坦率回答：偷袭珍珠港事件使他们恨日本人像恨毒药一样。
日本人要求这两个飞行员告诉美国人民：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
支持军国主义分子，而且有些人，就像他们亲眼看见的那样，还参加
了反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战斗。这两个飞行员答应尽力这样去做，还要
求解放联盟在宣传中强调说明，落在美国手中的日本人受到很好的待
遇，他们不用害怕投降。日本人答应他们要这样做。这时候两个飞行
员回想起，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另外的地方都曾遇见过十分正派的日
本人，他们跟那些和他们作战的日本人很不一样。
报道最后说：“在会见结束时，大家都相互握手，每个人都对这
场诚挚的谈话感到满意，并且懂得了他们在为同一个事业作战。这
在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一条新的纽带，让东条和他那些法西斯分子灭
亡，然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就可以成为朋友了！”
今后，战争的命运可能会把更多的美国飞行员送到八路军和新四
军的基地和解放区去，其中包括山西、河北、热河、辽宁、河南、山
东、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各省的广大地区，还包括北平、天津、
南京、汉口和太原的附近地区，以及广东省广州和香港之间的狭长地
区和海南岛的内陆山区。这些基地的规模和战斗力不仅是共产党人斗
争的结果——人们在延安看到的伤员、战利品和来自前线的代表就证
明了这种斗争的结果——而且从日本占领的城市逃出来的那些外国人
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明，这样的一些外国人跑过来了，而且还在继续跑
过来，转道到大后方去。
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
1944年7月13日于延安
今天，外国记者们应邀列席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
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有机会看到这一地区性抗日统一战线政
权的样板是怎样运作的，像这样的政权在敌后15个解放区都已建立
起来。
政府和常委会都是由本地区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的，联席会议的好处是可以使委员们了解情况，回到他们居住的地
方——最远要骑马走上十天——去传达。在27名委员中，今天出席的
有22名，开会的地点是一个很大的、类似谷仓的大屋子，墙上挂的画
像有孙中山、蒋介石、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还有罗斯
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另外二十多幅画像都是工农“劳动英雄”，因
为工作出色而获这项荣誉，成为本地区的精英。委员们围坐在一张长
桌四边。麻雀从门窗的缝隙中飞进飞出，同室外的一片农村气氛倒是
很协调的。
作为中国的行政官员，这些与会人士显得很特别。不论年龄大
小，他们的脸都被太阳晒成紫铜色，布满皱纹，其中有人还是骑马来
的。他们的成分证实了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主张：在抗日、改革和
建设的旗帜下，团结本地区一切群体和阶级。按照“三三制”的原
则（在任何抗日根据地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共产党所占席位不超过
1/3），这些委员中只有八名是共产党，其他人中，一名是国民党、一
名是救国会（中国各地都有的一个团体，主张抗日民族大团结，是重
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员），两名是“无党派人士”（其中一人曾
任县长，另一人曾任本省国民党民团司令）。
从职业上分，与会的政府和常委委员中有两名地主、六名较小的
士绅（来自共产党宣布统一战线政策后才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那里
不实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几名知识分子和教师、一名医生、
一名士兵、一位留着长须的毛拉（伊斯兰学者），还有店员、佃农和贫
农。他们的年龄最小35岁，最大82岁。他们之中除五人外都是本地人。
边区主席林祖涵（共产党人）正在重庆参加谈判，所以会议是由
64岁的副主席李鼎铭主持的。这位开明士绅曾为发展地方教育而努力
了三十年，又有精湛的中医医术，因此在陕北很有名望。他说，这次
会议要讨论的两大问题，一是对付日本进攻西北的威胁、准备反攻，
二是增加生产。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很多，从国际形势、战局到教
育和植树造林，这最后一项在本地区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因为这
里经常受到洪水和水土流失的威胁。与会者的发言都围绕着这份报告
来谈，这些发言的共同特点是讲求实际、生动有力，有时甚至言谈粗
鲁。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艰难，靠自己奋斗求生，所以他们不喜欢好
高骛远的空话；中国共产党七年来几乎是赤手空拳地对日作战，所以
他们也很讨厌“党八股”——就是只会引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
话而脱离实际。
我进会场的时候，政府委员（非共产党）、62岁的老农民刘培芝
（译音）正在对政府实施造林的方法提意见。
他说：“政府发了一些关于种树的命令，这很好，但没有说明怎
样去做。担负这项工作的官员都只会做花架子，没有实际经验，老百
姓不相信他们。结果是树种了不少，但大多死了。有些人因为无知或
者马虎，甚至于把毛驴拴在小树上，让它们把树叶都吃掉。
“如果政府真要种树，那就必须做到下面四件事情：（1）对人们
详细解释为什么必须种树；（2）把这事交给村里有丰富经验的老人来
管，而不是让学生娃来管；（3）印发一些小册子，说明有效的种树方
法；（4）由懂行的人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
老人重重地哼了一下鼻子坐下了，接着站起来发言的是绥德县长
何祝三（译音）（国民党员）。他说，据他看来，边区各项政策都
必须是为了使各阶级团结对敌。他虽然是个地主，但他认为政府的减
租减息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农民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交了租什么也剩
不下（碰上坏年成还不够交租），他们就没有心思好好种地，他们
光顾自己活命，也不会关心打仗或任何别的事情。政府也规定，实
行减租之后，农民仍应按章交租。这同样应该贯彻执行，以取得地主
们的支持，他们也是能为抗战出力的。有些干部对这些政策的理解太
“左”，由此又偏向另外一面，结果造成混乱。政府应该使工作人员
都了解，这两个方面同样重要，必须统筹兼顾。
大胡子、大个子的穆斯林毛拉马圣福（译音）的发言提纲是用阿
拉伯文字母拼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他说，自从边区在1940年颁布了
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之后，许多过去外逃的穆斯林已经回来了。所
有穆斯林社区都自行选出官员。但他们仍然希望政府多帮助各处的伊
斯兰小学，多派医务人员去疫区消灭传染病，多派兽医去医治牲口，
还要把造林和护林的工作组织好。他们也希望在重庆参加谈判的林祖
涵提出停止边境纠纷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的入侵经常使穆斯林蒙受损
失。他还问道，日寇已迫近潼关，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为什么不调往
前线？
教育部副部长（救国会成员）说，部里根据大家的批评检讨了工
作。事实是，虽然经过八年的工作，边区的文盲所占人口比例仍然很
高。边区的小学数已增加了十倍，达到2000所，但没得到人们足够的
支持。由于耕作增多、人力缺乏，强制入学遇到了困难。“现在学校
除了放寒暑假，还放农忙假。同时，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对教育的
要求也会提高。一些像劳动英雄这样的人被选担任负责工作后，对他
们自己没有文化的苦处，感到非常痛切。补救的办法就是发展教育。
政府已决定把所有小学都交给村民委员会自办，自行聘用教师，这样
可使学校教育更适合人民的需要。政府只是在它们提出要求时才给以
帮助和指导。试办的几处民办学校已取得很大成功，人民表示支持，
对学校里教的实用性课程很感兴趣。”
前国民党民团首领、现在经商的高嵩山（译音）说，他不懂政
治，但他清楚地看到边区是在实行三民主义，因为它集中力量于国
防、民主组织、用发展生产来改善农民生活、减租减息、开发水利、
改进医疗卫生和兽医工作。
他说，当然还有许多缺点，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国民党的）
封锁和边境摩擦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他举了几起事件为例，包括最近
发生的5月17日对户县的袭击。
“蒋委员长曾说过，中国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他自己就感到如坐
针毡。我们在边区也有同感。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为蒋介石添光彩，
如果全中国都像我们这样做，他就更光彩了。在这里，有千千万万的
人愿意帮助委员长真正成为世界上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这犯法吗？
只有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考虑人民的需要，发愤图强，中国才能
赶上更先进的国家。难道他喜欢他的信徒们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而不
是把人民动员起来为国出力的人吗？那么，他为什么要打我们而不是
感谢我们？我们真希望林主席能在重庆把事情说清楚，停止摩擦，团
结一致。”
休会的铃声响了，与会者——他们都穿着中国农民的衣服或棉布
制服，我在边区还没见到穿西装或长袍马褂的——松开上衣领子，分
散到屋后的方桌旁边，有的喝茶，有的嗑瓜子，还有一拨人拿出一副
本地制作的扑克牌来，开始聚精会神地玩一种很像“兰米”的牌戏。
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区内不那么正规的基层政权为人民办
事的方式和语言。
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
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不顾讲客气和“面子”的老规矩、
为了对自己和公众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碍。
陕北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了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压迫和战
乱，损失了大量人口、牲畜和耕地。在1941年，陕北人民因为得不到
外界的供应而陷入深重的危机。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向他们提出，现在
只有三条路：饿死、缴械投降、用自己的双手来发展生产。陕北人民
选择了最后这条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同技术人员一起想办法。他们
缺乏劳动力，但他们用一种称为“变工”的农业合作方式来解决这个
困难，在农忙时节把人力和畜力集中使用，这是个体生产无法做到的
好办法之一。
朱总司令采访记
1944年7月21日于延安
今天我采访了朱德将军，他是世界闻名的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
这支部队始建于1927年，当时只有两千人，到长征时期增至十万人，
而到目前为止，八路军和新四军宣称它们拥有47万装备相当不错的正
规军及210万有组织的民兵。这后一支庞大的军队是用各种武器，从
红缨枪、手榴弹、来复枪、机关枪到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地雷武装
起来的，在敌后的战争中起到了特殊重要的作用。这支联合部队的军
事行动在庞大地区展开，从整个华北，包括南“满洲国”到山东的南
端，从华中、沿长江南北两岸，到华南的香港和广东之间的狭长地
带，直至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南岛中部，这也是日本侵略军南犯的最偏
远的地区。
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
的人。他的一头浓密黑发，宽宽的脸庞，长着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
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都会
想起来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
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
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
了一整天的活儿以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
一边，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
是他从自己常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
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下面是我问朱德将军的问题和他的答复。
（1）你对当前中国的军事形势及其发展有何看法？
中国和日本的战事已持续了七年，我们仍然致力于挫败正在进攻
的敌人。虽然目前是反攻的大好时机，但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充分。
谈到敌人和我方的形势，我们发现日方在政治上正陷于孤立并处
于一种日益增加的、不利于他们的全局形势之中，而它还在极力巩固
其占领的大片领土，期盼着某种新的国际形势的转变。这种巩固表现
在军事方面，就是日本企图建立大陆交通的完整系统，把中国从军事
联盟中排挤出去并把威胁日本的空军基地往后推。经济方面，它打算
利用在我方游击队不活跃的地区的资源支持它在中国的战争。它取得
了成功。相反，在游击根据地，它却遭到了失败，因为我们经常破坏
它的交通和生产，对其贸易实行封锁，切断它的人力、物力供应。总
体来看，日本人取得一些胜利，譬如在长江流域，他们可以为其部队
取得给养。他们也可以自阳泉的大兵工厂得到一部分武器供应，这是
老太原兵工厂把厂址搬到了距离钢铁和煤炭资源较近的地方造成的。
敌人在打通北平至广州的铁路以后，企图进一步渗透，他们就
会离开大平原而转向山区进攻，那样，他们的军事力量就不得不分
散，交通也会困难起来。假如我们动员更多人力和资源——这是必要
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机会粉碎这种渗透。
说到中国，她的国际环境比之日本强百倍，但由于当前政府普遍
实行的打击日本同时也打击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要求，中国人民不会
适当地动员起来，国家的潜在力量也无从发挥。经济方面，我们人民
的生产和财政力量也不能充分用于建立一种战时经济，而只能是为了
极少数人的利益。在交通方面，中国还没有抓住时机，利用我们伟大
的人力资源对落后的生产方式予以补救。结果，我们不仅不能前进，
在正规战场上，部队还继续遭到失败，这主要归咎于政治和经济原因。
但是我们在敌后有另一条前线。在这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十分充
分地发挥了群众的力量，人民动员起来了，部队组织起来了，抗日民
主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了。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敌后建立起一
个新的前线，一支抗日的新军。正是因为敌人经常被迫分散兵力以对
付我们，正规前线多年来才得以稳固。譬如洛阳，如果没有八路军在
黄河北岸，就不会这么长时间留在中国人手里。因为在正规的前线没
有采取相同的政策，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机动部队在敌后没
有得到有力支持，因此，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没能阻止日本向前推进。
考虑到改进目前这一情况的可能性，可以讲，目前唯一可行的战
略就是利用机动和游击战术继续对敌人进行全面的消耗战。
今天敌人的薄弱环节就是在占领了大片领土之后，力量过于分
散，这就给了我们机会逐个地打击其相对来讲小而孤立的集中点，因
此大大地将其削弱。在今天的条件下，这是唯一合适的战略。
我们希望中国的形势在未来有所改善。只有当政治、经济和军事
政策有所改变，正规前线的形势也才有可能改观。只有取消了半封
建、半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建立起民主政治，武装人民大规模地发展
游击战才有可能。在部队里，禁止灌输反共思想，使部队树立起一个
目标，即共同打击敌人。部队里的特务制度也需取消。具备了以上条
件，加之有了不只给正规军，也给在敌后的我军以盟军的武器装备，
我们才能够巩固，两支军事力量也才能同时进行反攻。
（2）你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同盟战略？同盟国对中国帮助的最佳形
式是什么？
同盟战略有两个方面：从海上到陆地和在大陆进军打击日军。这
和尼米兹计划① 有联系，大陆战争必需依靠同盟国提供援助中国的军
事力量以及发展了的人民的力量。取得这一成果还需要其他步骤，如
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给以快速和相当数量的援助，使其在盟军最后反攻
中予以配合作战。没有这些基础，在中国打败日本几无可能。为了达
到这一目标，负责正规战线的当局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改革也
是绝对需要的。
（3）你是否不承认由美国军方提供给养装备的中央政府军在缅甸
打仗极为出色？
正规前线部队之所以吃得好，穿得好，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不能给
他们吃穿的那个军事和经济机制。同时也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使他们保
存力量同时打击日本、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愿望的那种政治机制；也
还因为他们面对的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假如他们再次回到旧机制下，
我以为他们的战斗力就会降低。不可忽视一些表面事实的内在含义。
（4）八路军、新四军如何和同盟军合作？
就目前来讲，合作只能是非直接的。当日军在东南亚和盟军作战
时，我们可在华中和华北增加兵力对他们不断进行骚扰。再就是在我
们根据地建飞机场，更好地营救盟军飞行员，提供有关敌人的情报，
在我军控制下的河北、山东、江苏、广东沿海部分地区供应盟军潜艇
的军需给养。然后可以从非直接合作发展为直接合作。假如在尼米兹
① 尼米兹，指彻斯特·威廉姆·尼米兹（1885— 1966），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计划指珍珠
港事件后，他担任太平洋舰队指挥兼太平洋地区司令官期间，在太平洋诸岛对日战争中取得决
定性胜利的一系列计划。
计划下，盟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时，我们可以予以帮助。假如从南部大
陆进攻成为事实，我们就可以直接以军事行动予以支持。
（5）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同盟军有何要求？
武器弹药，无线电设备，医药及技术人员。我们欢迎同盟军的技
术顾问。空军合作，目前可限于运输，送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从
另外交谈中，我得悉，最急切需要的是轻型、可携带的小炮，用来摧
毁铁路沿线敌人的碉堡。为此，火箭筒也可能用得上）战术上的合作
可以在将来进行。
冈野进（即野阪参三）对小矶内阁的看法
1944年7月24日于延安
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今天对东条内阁倒台和日本新内阁的前途
和野心的性质发表了以下的意见。冈野现在中国领导日本人民解放联
盟和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同八路军总部一道工作。他说：
“我认为东条垮台的第一个原因在于日本在太平洋，特别是在塞
班岛屡遭失败。第二，东条未能解决日本国内的迫切问题，统治集
团感到不满，因为他没有发展飞机和船舶生产，也没有改善粮食匮乏
问题。粮食不足和压制也激怒了人民，结果工人怠工和农民拒绝向政
府出售稻米的事件日益增多，连日本新闻报刊现在也公开讨论这些事
情。所以，谁也不需要东条。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
勒主义的危机。日本广播说明，东条内阁即使面临这样一些情况，仍
然竭力挣扎力图保持存在。7月18日他们撤换了陆军大臣和海军参谋
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皇室和元老重臣已经在讨论成立新政府的
事。温和派的攻击越来越强烈。这样东条只好下台。
“皇室和元老重臣讨论了三天，最后才成立了由小矶领导的新内
阁。小矶原来也被认为是个极端好战分子，但是到了现在是日本将军
和财团言归于好的时候，也就向‘温和派’的意见靠拢了。新的陆军
大臣鸠山也是同样性质的老军国主义分子。海军大臣米内以前以反对
战争著称，但是他主张建立强大防卫力量的海军政策，所以属于对伦
敦海军会议结果表示满意的海军将领之列。外务大臣重光现在也兼任
东亚事务大臣。财务大臣石渡是汪精卫以前的顾问，内务大臣冈津是
‘满洲国’以前的顾问。法务大臣松坂是以镇压一切进步运动特别是
共产党而著称的。军需大臣藤原是三井① 的人。其余大臣包括一大帮
与三井以及与三井原先支持而现已消亡的政党政友会有关的人。值得
注意的是，东条内阁的政务人员主要由三菱和它支持的民政党的宠儿
所组成。新内阁的特点之一是，其中没有一个人是东条或者极端法西
斯主义政策的支持者。另一个特点是新内阁中有八名阁员曾参加过平
昭内阁，因此他可以对它发生重大影响。皇室和元老重臣将比以前拥
有更大的权力。
“这不是一个‘巴多格里奥’② 式的内阁。它的主要目的是尽可
能卖力作战，把人民纠结在全民防卫口号的周围，力图寻求摆脱困难
处境的出路。同时，它还会寻找机会同英、美妥协，并且在重庆的面
前晃动和平的钓饵，条件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维持下去。因此
作为一种准备，他们很有可能将加紧行动控制中国更多地方，以便利
用中国作为交易的筹码。
“大有可能，它不会是一个为期很久的内阁，因为一方面法西斯
分子要想摧毁它，另一方面人民完全有理由憎恨小矶，所以不会对它
表现任何热情。三菱和住友财团在这个内阁中没有什么代表力量，也
会努力来破坏它。
① 三井和三菱是日本相互竞争的两个巨大的财政、商业和工业集团。
② 巴多格里奥1943 年7 月继墨索里尼组阁，9 月与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并对德宣战，执行亲
盟国政策。
“尽管如此，对盟国来说这还是一个危险的内阁，因为它的目的
是要挫败盟国之间的相互一致和团结，保持日本军国主义核心的完
整，而且还因为它将力图用分裂盟国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如
果希特勒完全溃败的话，它还会利用美国和英国的孤立主义和慕尼黑
绥靖主义倾向，而且用欺骗的办法来取得一种妥协的和平。盟国应当
重新强调开罗宣言，坚持摧毁日本军国主义，为民主日本的诞生创造
条件。如果盟国不这样做，日本的侵略就会像德国的侵略在凡尔赛以
后那样重新抬头，盟国和日本人民都会遭受苦难。”
戳穿“中国共产党种鸦片”的谎言
1944年7月29日于延安
7月14日，重庆盟力通讯社（译音）① 发表了它派驻西安的记者
写的一篇通讯，说“中外记者团决定一经通知就立刻改变从山西去延
安的路线，不按照延安当局指定的路线，而是渡过黄河，穿过某些极
其闭塞的村庄再走上公路，他们走过的整个地区，罂粟花种得极其繁
茂，蔚为壮观。有一个记者最近从延安写信给三民主义青年团山西分
团部，信中详细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两地相隔很远，还弄不清楚首先编造谎言的人是否记者团的成
员，或者盟力通讯社驻西安记者是否自己头脑里制造出来了这条“新
闻”。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谎言，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确实不假，
记者团走了一条谁也没指望他们会走的路线，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外
国记者谁也没有看到一株罂粟，更不用说“繁茂壮观”了，而且这些
外国记者一分钟也未离开过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和官方成员。尽管记
者团经过的许多地方都是西安和克难坡当局事前都向他们保证那里种
有鸦片，可是记者团中没有一个中国成员在此地逗留时说过，他曾看
① 盟力通讯社是由掌管中国新闻情报部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潘公展掌管的一个“非官
方”通讯社。该通讯社是用国民党经费开支的一个政治工具。
见过种有罂粟。许多团员，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在谈话过程中说，他
们未能找到罂粟，尽管全团人员因为原先听说的情况而对这件事十分
注意，不会放过小小一点迹象。陕西省长祝绍周就曾特别向我们大家
保证：整个共区15%的地方种有鸦片。
硬说共产党种鸦片，讲法却各有不同。有的说他们种鸦片是出于
闹别扭，还有一个所谓的证据：一张直接影印机复制的许可证，准许
运送四个盎司的“特殊货品”，许可证上既未指名共产党，也未指名
是鸦片；有的还说贫穷的共产党很久没有得到薪饷，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借此谋生；有的说他们吹嘘“开荒”正是为了种鸦片，好输送到
境外赚钱，给他们种鸦片的部队发饷；还有的说他们设有连级和团
级的“经济官”办理这种事，他们还给士兵发鸦片，让他们自己去抽
或卖。
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月都未能发现确定上述指责的任何证据，
因此第一种说法就不值得一谈。第二种说法，从我们自己所见的事情
来看，也说明是同样荒谬。首先此地的唯一货币就是共产党自己发行
的，所以他们不需要任何其他货币来给任何人发饷。其次，封锁已经
使对外贸易降低到很小的规模，而且主要是秘密的易货贸易，另外共
产党银行储备的国币数量比要在这方面需用的钱多得多。第三，开荒
是一个事实，可是种的是粮食、蔬菜和棉花，这些东西我们不仅在骑
马旅行的百余英里的途中见到了，而是连它们的效果我们也见到了，
每个村庄都有各式各样的食品，军民都丰衣足食，而在短短几年之前
这个地区还养活不了他们。确实不错，军队种地，还有经济官，但是
这是农业和工业生产自助计划的一部分，正是这个计划使得他们的生
活水平比中国其他任何部队的水平都高。这些事实，我们在边远地区
旅行的途中许多地方，包括“一些极其闭塞的村庄”也都见到了，而
那里有许多地方都是别人特别告诉我们去寻找鸦片的地方。
根据这些事实和考虑，本记者愿以本人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明
白无误地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
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
八路军在胶东一次战役中解放七万人
1944年7月31日于延安
共产党新华通讯社的无线电通讯站网络主要依靠缴获的日军发报
机维持工作，定期从遍布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后根据地和相互隔离
的游击区接收消息。今日新华社报道了八路军通过一次战斗行动，控
制了山东省最重要的港口青岛南部紧靠海湾对面一条长20英里、宽15
英里的沿海地区。除了战略意义外，这一行动还使山东半岛东部广大
的共产党解放区增加了100个村庄和一座小城市，共有人口七万。
完成这一目标的作战行动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自从日本进犯
河南省而不得不抽调在华北的一些驻军，只好把一些次要的据点交给
中国伪军据守以来，这是共产党军队在各个战场展开的经常攻势中一
次典型的战斗。它也是八路军的过渡性战略，在日军猛烈扫荡战的间
隙展开进攻，突破敌方防线，包围日军基地，并摧毁日军企图用以扼
杀他们的碉堡和据点网。
日军还有空中侦察的优势，所以游击队总是在夜幕笼罩下长途奔
袭，在黎明前数小时攻击离他们原来地点很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则就
是不仅攻击作为主要目标的那个据点，而且还同时攻击附近其他几个
敌军可能希望抽调援军的军事据点和这些援军可能经过的大路，使防
守的敌军猜疑不定，直到最后时刻才知道何处是游击队的主攻方向。
最近在山东沿海的作战行动是对三个伪军据点同时展开的，这三
个据点位于青岛以南海岸呈弓弦形的一个40英里地区的两端和中心。7
月24日凌晨两点，他们突袭攻入南端的清遂（译音）镇，俘获四名伪
军官，缴获五吨粮食，摧毁了碉堡，然后不顾来自青岛的两架日本飞
机的轰炸扫射，在白天行动，攻占了用圆木构筑并环有深壕的第二个
据点，击毙守军伪军连十人，迫使以连长为首的其余伪军投降。他们
交出的战利品包括一门大炮、两挺轻机枪、30支步枪、20箱手榴弹和
一部电话。
沿公路前往增援的300名伪军遭到反击，退回邵家湾（译音）的
海边阵地。八路军指挥员派人把十名伪军尸体安全送往海边据点，告
诉驻防伪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并让他们也投降。这批伪军拒绝投
降；八路军当天傍晚发起攻击，在机枪火力掩护下，爆破组首先爬过
去，在碉堡周围的铁丝网障碍物中间，炸开一道缺口，这是日军在这
一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反游击队要塞。炸药不仅打开了一道缺口，还炸
毁了伪军用来防止突然袭击的探照灯，然后工兵跑上前去，用绑在长
竹竿上的镰刀，割断了把壕沟上的活动吊桥拉上悬起的绳索，在这项
行动中一个战士受伤。爆破组紧随八路军战士之后爬上梯子，爬上像
碉堡一样的高高的灯塔，击毁了活动天窗，把手榴弹向里面守军的头
上扔下去，其中包括敌军漫不经心地搁在碉堡屋顶上一只箱子里的一
些手榴弹。八路军整个一个连都冲了进去，击毙了几个吓得目瞪口呆
的伪军，解除了其他伪军的武装，占领了这个海边阵地。沿着这条弧
线的其他伪军据点，结构和装备都类似，大体上也遭到类似的命运。
其中一个据点的守军立即投降。另一据点的守军顽固抵抗，直到八路
军拖来一门缴获的大炮，连续轰击，把他们炸得体无完肤。其他四个
据点，包括驻有伪军司令部的一个，在25日傍晚就全部拿下了。
为了恢复八路军进攻以前的状态，敌人必须派遣大量的日军——
因为伪军根本不顶事——再次来清洗这个地区，再建造十多个这种纵
横交错的据点，在原来壕沟给填平了的地方重挖十多条壕沟，重建十
多个铁丝网和木柱构成的外围防御工事。即使敌人能做到这一点，他
们也恢复不了从前的地位，因为八路军到过的地方，老百姓都组织起
来自卫；共产党的情报、破坏和便衣人员继续利用守军偶尔防守薄弱
的机会，为八路军卷土重来铺平道路。
这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假想情况的蓝图，相反，倒是我们每天
从许多将军、政工人员、普通战士和外国人在华北很多地区亲眼得见
的战斗和讲述的故事得到证实的真实情况。
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1944年7月31日于延安
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共产党和
军队在7年的长期战争中改变了中国这一部分地区的面貌，在敌后创
建、保持并扩大了这些抗日基地，在党和军队内的上层、中层和下
层，他们代表的是一些什么集团呢？
答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
全面的阶层。
毛泽东是中农的儿子，他勤奋攻读，从未出过国。
朱德开始的时候是军校的学生，是旧军阀军队里的军官。
周恩来，数年来一直处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工作，出身
于旧“官僚学者”家庭，通过学生运动走向革命。
李富春是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生活多年。
邓发，共产党最重要的群众运动委员会主席，工人，曾在英商沿
海轮船上做过厨子，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是作为广州早期工人武装纠察
队领袖的时候。
高岗，党的西北局的领导，贫农的儿子，曾因未给自己的一头驴
交税被陕西军阀的法警痛打几乎丧命。此后高岗成为陕北遭受压迫的
农民武装起义的领袖之一。起义农民早在红军主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
之前，就在此地建立了苏维埃区。
我们会见过的军官，其中之一是王震，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旅
长。这个旅不仅抗日功勋卓著，并且赢得同自然斗争的胜利，开垦大
片荒地，努力耕作，终于做到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不需要人民供给。他
先是在平汉铁路的火车头上当司炉，在1925年至1927年北伐期间参加
工人武装自卫队。
聂荣臻，受过法国教育的化学工程师，是辽阔的晋察冀军区司令
员。他和王震一样，都有参加红军很长的历史；但是聂手下的吕正操
司令员，原先是张学良（“少帅”）的奉军（满洲军）军官，直到抗
日战争爆发才参加八路军。吕现在领导冀中平原，这个平原的地势战
略条件使它成为八路军最困难的前线。
还有一件真事。聂有一个旅长原来是大地主，他在自己的家乡第
一个举起了抗日的旗帜，到后来才参加八路军，我们还见过另外一些
类似的战地军官，情况也都是真的。
陕甘宁抗日联合会（它团结了所有其他组织）主席、兼边区政府
委员，战前是个农业雇工，五年前他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这个联
合会延安分会主席是来自汉口的一个纺织工人，早在他知道什么是共
产党以前很久，就因为领导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给工厂开除了。他被
开除以后，妻子和几个孩子都死了，他也差一点饿死。他1938年来到
边区，他先同其他几个同样来自汉口的工人到前线参加作战，这些工
人有些现在成了连长、团长；过了不久，他又返回参加生产，他在工
会工作很出色，当选为工会主席，成为抗日联合会中的著名人物。在
过去5年当中，他从快要饿死的人变成了充满自信、受过很好教育、很
有成效的组织工作者，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也有光辉的前途。所以
他说，他“过去的生活是地狱，现在的生活是天堂”，这也就不足为
怪了。还有一个技术熟练的裁缝给记者们试衣服——用当地生产的粗
呢制作的大衣和套服，后来才知道，他是边区参议会委员，是作为工
人代表当选的。
政府卫生部是由傅连暲大夫领导的，他毕业于福建教会学院，然
后参加了最初的红军小组，因为他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从此以
后他和毛泽东、朱德一道备尝艰苦。国际和平医院的大夫中有美国、
法国、瑞士、日本和苏联大学的毕业生，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协
和医学院、齐鲁大学的毕业生，还有中央军事医疗机构以前的军医。
这些人在战争爆发后来到这里，其中大多数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
党，而是因为他们是爱国者，因为八路军符合他们的想象。他们中间
有许多人原先读过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中写的共产党
人——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不感到遗憾，而且以他们建立了相当广泛的
普遍免费医疗制度而感到自豪，他们的确有权利感到自豪。
延安其他的大夫则是老的红军医务工作者，他们原先是农民、战
士，自从在此地建立了一所完整的医科大学以后，他们就留下来了。
他们中间有些人具有丰富的一般性经验，但是比起外来的护士则理论
知识较少。在这里，任何时候开始学习都不太晚，所以晋察冀军区司
令部带有伤疤的32岁的卫生部部长刚刚返回延安，作为刚入学的学生
到医务学校来学习。这里的卫生界还有一些外国人—— 一个来自北
卡罗来纳州的美国人用了马海德这个名字，一个苏联外科大夫安德
鲁·奥洛夫得到国民党的允许，通过兰州来到这里已经将近三年，还
有德国的反纳粹分子汉斯·米勒大夫。另外还有一个朝鲜大夫。山西
东南部的卫生部和另一个国际和平医院实际上是由一个日本内科医生
领导的，他1939年当了俘虏，现在成了受到信任的忠诚的工作人员，
还有一个奥地利籍的犹太人、外科医生罗生特大夫，他远在山东工
作，他先从上海逃出来到新四军工作，最近才转移到山东。
边区工业中的技术人员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学校和重要工业中心，
因此我们见到了在中央兵工厂长期工作的军火工人、从上海英资大工
厂来的纺织工程师，在不同的国家学习过的化学家和电气技师。然而
这里没有冶金专家，因此为兵工厂、机器厂和相当发达的农业机具工
业生产生铁的一座高炉，由一个三人小组管理，他们一个是机械工程
师，一个是土木工程师，还有一个是电气工程师，大家根据一本德文
的冶金书来工作，然而只有一个人懂得德文。耐火材料给他们造成很
多麻烦——第一个高炉烧穿了，只好拆了重修，然后是冷却系统出了
更多麻烦，只好再次拆掉。但是这些问题现在都解决了，他们正在高
高兴兴地生产高质量的生铁。此外，无线电技师中还有一个英国人林
迈可。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
1944年8月3日于延安
7月22日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载着第一个美国军事小组的9
名成员降落在延安机场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和大陆前线以及中美军事
合作历史上的新时期就开始了。这个小组是去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军队的总部。虽然我们这些记者欢迎了这架飞机，可是重庆发言人在
他最新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以前，这条新闻一直秘而不宣，因此直到
现在才有可能加以报道。
军事小组的组长是中国话讲得很流利的大卫·包瑞德上校，长期
以来他一直是驻重庆的助理军事参赞，现在仍在军中服役。差不多小
组所有的军官都不仅是军事专家，而且还通晓中文和日文两种语言，
许多人还生在中国。虽然他们的工作还没有宣布，但可以相当保险地
认为，首先是涉及迅速营救美国飞行员，他们在轰炸日本目标后飞机
受损只得跳伞，降落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控制区，这种情况将来还会
发生。还可以保险地认为，他们将全面研究中国的“第二战场”——
在敌后的战场——的价值和潜在力量，并提出小组认为必须采取的任
何行动的建议。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欢迎这个使团的时候说：“为了打倒日本法
西斯取得共同胜利，美军中缅印司令部派遣了这个由很有才能的军官
组成的小组，来同我们一道研究有关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问题。
美国派遣了大量军队到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帮助这些国家的人
民摆脱法西斯以解放自己。所有盟国取得的胜利都和美军在陆上、空
中和海上的牺牲密不可分。中国也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巨大支持和
援助。我们代表在敌后抗日的军民欢迎你们的时候，不禁想到史无前
例的美国革命战争，它是在第八年才贏得胜利的。今天，法西斯主义
由于盟国军队的节节胜利和各国人民力量的日益高涨而被打得晕头转
向。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作出巨大牺牲，从事大量工作。任何帮助我们
改善工作的建议和批评，我们都会欢迎。我们还要向盟国军队保证，
我们把他们的工作看得和我们自己的工作同样重要，并将给予一切支
持。”
包瑞德致答词说：“我们来是要调查打败日本的办法。你们打仗
已经打了七年，对敌人比我们了解得多，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
同他们作战。我们希望，在每条战线上，中国和美国军队都能够为了
这个目标并肩战斗。”
朱德是招待会的主人，毛泽东也出席了。
这一切给这些美国军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样说并不是什么军
事秘密。他们喜欢那种质朴、坦率和热情的态度，在这里做任何事情
都是用拓荒者那随机应变的精神来克服到处可见的一切困难；他们还
喜欢星期六晚上在场地上举行的舞会，毛泽东和朱德像每个人一样，
大家在舞会上都毫无拘束地融汇在一起，会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生机
勃勃。
一个对敌人情报感兴趣的军官看到八路军参谋部完整保存着东京
出版的一切重要报刊，直到三四个星期前的那些期数，感到十分兴
奋，因为在重庆这些情报都是支离破碎的。
派到共产党方面的那个医官视察此地的国际和平医院后，谈到它
洁净无瑕，管理得有条不紊，他说，“这批人在这里所干的工作，对
每个医生都是挑战。如果说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或者确实一无所有，
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些拥有一切的人应该能够做出些什么
呢？”
在山东敌后
1944年8月3日于延安
八路军公报报道了山东东部青岛南面打击伪军的连续战斗。在7月
26日和27日的两天中，八路军摧毁了九个伪军碉堡和据点，打死伪军
数百人，俘虏官兵120人，缴获步枪505支，机关枪两挺，手榴弹220枚
和其他各类战利品，包括手枪、自行车、望远镜和几吨小麦。
两次进攻的结果，原先被日军以公路和许多碉堡并且整个用20米
的深沟和高墙隔断的两个八路军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所谓根据地就是
一个有长期驻军的地方，并有民选的人民政府公开活动。在这方面值
得注意的是，山东，特别是沿海地区，现在成了八路军最强大的根据
地，根据延安参谋部的数字，那里有数万正规军和50万武装民兵。山
东地区政治部主任朱瑞最近从那个根据地来到延安，他说，山东全省
108个县，现在已有82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全省4.4万个村庄，人
口2700万，人民民主政府已经掌握了20772个村庄，人口1550万。
省人民政府从1940年选出以来一直在行使职权。共产党员在战前
仅有数百人，目前已经达到15万，多数八路军战士和团以下指挥员，
都是当地人，都是战争开始以后才招募入伍的。
经济形势很好，当地游击队货币高于伪币，每一单位合中国全国
性法币十元（八路军各个根据地的货币币值不同，例如延安币值是850
元换法币一元，晋察冀边区是一元换三元法币，等等）。
那个地区有自己的兵工厂，纺织品完全自给自足。该地有几所医
院和一家药厂，生产30种药品，还有四家报纸和四个新华社办事处，
每个办事处都有电台和延安总社联系。
朱瑞说，八路军控制了这个地区的几段沿海地区，从海州（江苏
北部陇海铁路的终点）近郊30英里往北连带四个小海港；山东半岛东
部沿着南部海岸的100英里连带六个港口，靠近河北省的北部海岸100
多英里的几小块地区。游击队除了在青岛附近活动外，还一再进入烟
台和英国从前的海军基地威海卫，他们还从威海卫的海关套取了几挺
他们颇感自豪的维克式机关枪。
日军在这一地区派驻了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建起了2000座碉堡
和据点，挖了长达2000英里的“封锁沟”，以便把游击队隔离在交通
线的主要城镇之外，把他们的基地切成小块。敌军力图用每年发动
几次“扫荡战”来控制住八路军，每次扫荡战都派出多达21支袭击纵
队，每队约由1000人组成，突入游击队的根据地，就像巨人的手指头
来回搜索，企图摧毁根据地。这些扫荡使八路军受到许多损失。太
平洋战争爆发时，有一个外国人来访问，他是反法西斯的德国人汉
斯·希普，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物的著名撰稿人，笔名“亚细亚蒂
卡斯”，他受了重伤，在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牺牲了。但是八路军
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总是可以避开敌人铁掌钢指的搜索，而且还打击
这只铁掌的神经中心——在惩罚性扫荡战中，防守的驻军调走了——
打得这些钢指只好缩回。
现在八路军的根据地只有一个外国人，罗生特大夫，他是另一个
从上海逃出来的反法西斯分子。我曾代表医药救济委员会和他通信，
两个星期以前他给我拍来一封电报，说他看报时知道我在访问延安，
感到高兴，这封电报走了两天才到我手中。
除了八路军，国民党也在山东日军后方的几个小小的孤立地区保
持了大约34000人的部队。然而，重庆任命的正规省政府，其总部却不
在山东，而是在邻省安徽。
共产党评论阎锡山的两面手法
1944年8月12日于延安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附有文
件记录的长篇文章，详细列举了山西省长阎锡山的军队（六十一军）
今年1月到6月份在山西省西南部进攻八路军的各次事件，并且直接指
控阎和日军达成协议。这份报纸说，阎的军队通过同蒲铁路时没有发
生任何战斗，然而同蒲路从北到南沿线都有日军控制的桥梁和据点。
它还说，八路军缴获的一些文件表明，阎军把自己的一切行动和对共
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一切进攻，都正式而有系统地通知设在临汾的日
军司令部，以便日军和他们配合行动。他们进攻八路军用的口号是
打“叛徒”（指的是阎的“新军”，1939年投向八路军）和“叛军”
（指共产党军队）。他们告诉老百姓，说阎的军队“是来收复失去的
土地，所有与共匪有关系的人都应该处死”。
5月底外国记者团在山西克难坡阎锡山的司令部时，他告诉我们，
他的军队越过了同蒲铁路，但是并没解释是如何越过的。他还进一步
说，八路军反对他们在浮山和其他地方继续前进，还说发生过战斗。
他的一个下属说，“我们派部队到这些地方去收小麦。在伪军占领的
村庄里，我们没有任何麻烦，但是在共产党的村庄却遭到反击。”记
者问到他和日军的接触，阎当时说，最后一次是在1942年2月，那时他
多年以前在东京军事学院的同学、华北日军参谋长来劝说他，一切亚
洲人都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西方。
阎说，他拒绝了这些友好的表示。然而在延安的山西人说，阎甚
至在反对日本人提出在山西省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同时，也在天津、
太原和南京派有代表，他们多半是他的亲戚，而这些地方全都是日本
占领、通过伪军统治的。
阎锡山在中国以政治手段巧妙而闻名。他的“灵活性”使他得以
从1911年的反对满清的革命直到现在一直担任着省长。他是“军阀时
代”最后几个幸存者之一，甚至1930年他想取得中国的全国政权而发
动大规模反对蒋介石的反叛活动失败，也没有结束他的事业。阎目前
有能力在山西保持自己的地位，是他小心翼翼地在共产党、中央政府
和日本人之间搞平衡的结果。他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处在他们大家的
中间，同时也努力让自己作为缓冲而对他们大家都有用，他的最终目
的在于恢复他对山西省的控制。他的政治信条是封建家长式的“社会
主义”，这种信条也是小心翼翼地在他的那些各不相同的邻居所喜欢
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之间搞平衡。
在克难坡的时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是，完全没有孙中山、蒋介石
和盟国领袖的肖像，而这些在中国，包括共产党地区，是到处都有
的。阎是那里的主人，只有他自己的肖像由他自己的党“同志会”悬
挂，也只有他自己的赞歌才能在那里唱。
我们从阎的司令部到延安来的时候，他的两个下属陪伴我们。他
们也被邀请像我们一样去参观军事和其他设施，尽管在浮山发生冲
突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告别了当地的领导人返回山
西。这是阎的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第一次来到这里，他们从边区直接
渡过黄河回他们自己的地区，说他们宁愿不从西安经过，虽然那样他
们就会有公路好走。
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立场
1944年8月14日于延安
自从西安事变以来即在共产党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担任重要角色
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对（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7月26日关于国
共谈判的乐观声明表示严重异议，今天断然宣称，谈判至今未取得任
何结果，并且叙述了导致僵局的种种分歧。周的声明用了同新华通讯
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在共产党官方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刊出。
周恩来逐条答复了梁部长的声明。关于所谓改善两党关系问题，
他说，现在正在谈判以往没有讨论的问题，就这点来说是对的，但是
他的意见和梁所说的种种问题大体上都解决了的那种意见截然相反。
“我可完全负责地说，没有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管多么小的问
题，关于重建我们在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无线电联系、自由使用邮递、
释放被捕人员、停止对共产党造谣污蔑等问题，都没有解决，关于取
消封锁和停止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些重大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
决，连说这件事简直都是多余的了。”
梁说“政府与共产党的观点没有严重的分歧”，这种讲法被指责
为“蓄意迷惑此地和国外的人民。事实上，两党在原则上表现出巨
大的分歧”。周说，自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党一直认为，只有民主才
能加强抗战，只有民主才能提供公正、正确解决国共和其他政治问题
的基础。这不仅是共产党的看法，也是99%的中国人民的看法。“然
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统治当局的看法则不同。从开始到最后，他们
一直不愿意立即实行民主，坚持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再加上限制、削
弱和消灭别人的政策（狂妄自大地而且蛊惑人心地坚持别人必须服从
和支持团结，而不允许问一问，所说的那种团结是否有利于抗战）。
这就是两党至今仍然谈不拢的真正原因。”梁说共产党保证要合作而
行动却相反，周更反驳了梁的这种说法，宣布共产党一直遵守1937年
的诺言，而国民党一直没有实行民主动员的政策和真正实现三民主
义，而这正是共产党作出诺言的必须条件。
谈到谈判本身，周说，梁提供的消息“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他
说，共产党代表、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一开始就建议，谈判从全国
总的政治民主化问题开始；但是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和张治中不接
受这个建议作为讨论基础，而是建议首先讨论边区和共产党军队的问
题。于是林祖涵要求给共产党领导的47.7万人的正规军提供6个军和18
个师的番号，但是国民党发言人只给4个军和12个师的番号（目前政府
只承认一个军下辖3个师，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师”都已经扩充
到十多万人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国民党要在承认边区之前先要让
它的内部行政管理和中国其他地区看齐，但是林祖涵提出，边区的内
部行政管理是民主的，符合三民主义的，不应当改变。
在政治方面，林祖涵要求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停止逮捕，停止没
收书籍报刊，保证充分的言论自由。林说，敌后的游击区“应当置于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但是必须根据有利于抗战的各项
原则来解决”。关于（解除）军事和经济封锁问题，国民党发言人答
应恢复贸易作为第一步。这些本来是西安初步谈判达成的结果，商定
把双方都同意签字的记录提交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为最
后决定的参考。然而，王世杰和张治中并未在记录上签字，因此像梁
所表明的，“它甚至不能被认为是一项临时协议”。
“5月17日，林和王、张飞往重庆。5月21日，我党（共产党）中
央给他发去包括二十项条款的指示，其中第一项要求政府实行民主，
制定权利法案，其次要求承认共产党和其他爱国政党的合法地位，释
放爱国政治犯，有效实现地方自治政府。”
关于军事力量，共产党要求至少5个军、16个师的番号，要求供应
军火和医药物资。关于地方政府，要求中央政府承认在敌后华北、华
中和华南民选的游击区行政当局为合法的地方政府。要求政府取消封
锁，停止对共产党领导的一切军队和地区的进攻。关于供应，共产党
要求盟国供给的军火和财政援助按比例分配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
停止在官方报纸上使用侮辱性的名词如“奸军”、“卖国统治”等，
停止特务渗透，制止污蔑造谣。必须释放政治犯。其他各项则要求政
府废除对重庆共产党《新华日报》实行的最苛刻的检查制度，恢复八
路军重庆和西安办事处的无线电台，允许这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延
安、重庆、西安之间自由往来，不受阻碍地购买日常用品。
周说，这些建议已在5月22日交给王、张两位先生，但是他们觉
得原件简直是对国民党的一份控告书，拒绝上交。林将他们的反对意
见报告给延安，于是拟出了一个新的提纲，删去了某些条款，如封锁
等，这些项目只作口头转达。王和张直到6月15日才答复，说这些建
议业已上交。同时他们还将一份政府“提示案”交给林，请转交给
延安。
周恩来说，这两份文件分歧很大。政府提示案根本未提实行民
主，承认其他政党合法，释放政治犯，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停
止封锁，按比例分配盟国供应；停止渗透、造谣、侮辱和不合理的检
查制度，恢复无线电联络以及人员和代表团的旅行自由等等。他们仅
仅提出承认4个军、10个师，“完全无视抗战和游击战环境的需要，还
要定期解散10个师以外的数十万军队”。
关于边区政府，仅仅只有一个要求：执行国民党的种种条款。但
“根本不提三民主义和民主制度，而这些不仅为抗日战争所需要，而
且在实践上是非常成功的”。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民选的民主政府，国民党要求它们把权力移交
给所谓的省政府，而这些省政府早已从它们所在的地方逃之夭夭，不
知逃到何处去了。还要求废除当地货币，尽管这些货币实际上完全是
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而发行的。
“两种建议尽管有如此巨大的分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仍然邀请
王和张到延安来讨论，林也请求允许他回延安汇报情况。这就是过去
三个月所发生的一切。
“梁说：‘中共一直未答复政府的建议，相反却提出了17条反建
议，经过修改，减为12条。这些显然都和三个月前在西安达成的协议
不同。’
“事实上，我们的建议是首先提出的，但是政府拒绝接受。我们
的第一批建议包括20条，不是17条，后来分为书面和口头两部分，作
为我们党的让步。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它们都不是对政府建议的答
复。梁先生完全不顾事实，虽然很难看出目的何在。”
最后，周恩来评论说，尽管梁说两党分歧正在解决过程之中，并
且一再重申，中国确实应当避免内战，可是现实情况却与此不同，事
实表明，上月对边区发生过多次袭击，即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军和
国民党军达成一致协议进攻陕西的八路军，李品仙领导的军队攻击湖
北的新四军部队，而这支部队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当时还在进攻日军
来牵制日军在正规前线的作战。罗茂宣（译音）率领的国民党军攻击
了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的游击队。“这些事件表明，军事冲突仍在继
续，内战危险尚未过去。”
总而言之，为了贏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团结
起来，两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必领立即解决。为此，需要统治当局和
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策——那种削弱和消灭持不同政见者的政
策，必须立即将民主付诸实施，两党关系必须通过民主程序达到公平合
理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而这是共产党所衷心希望的。”
绥德的统一战线
1944年8月24日于陕北绥德
绥德是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仅次于延安的第二大城市，但是
它与延安不同，没有任何两个城市之间的不同可以超过它们。延安自
从五年前日本飞机炸弹摧毁了旧城以来，已经成了向四面八方扩展窑
洞、办公室、坚固的石砌大礼堂和剧院组成的集合体。绥德则是在陡
峭的高围子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堡垒城市，用城垛和高墙围着，就像十
字军一向建造的那种，但是却比十字军早几个世纪。城墙之内是石板
铺成的宽阔街道、坚固的建筑和宽敞的庭院，这些都表明它在1000多
年前就是中国军事当局用来对付北方部落入侵的前哨。从种族来说，
绥德也不同于延安。匈奴人、鞑靼人和蒙古人以及被人遗忘了的高加
索各民族的入侵，从我只在此地见到而在别处从未见过的某些类型中
国人身上，可以看得很明显——有些人高大的鹰钩鼻长在一双陷得极
深的土耳其人的眼睛之间，高高耸起的浓密的胡子，有些有栗色的头
发，有些是金色头发，还有很少人甚至是蓝眼珠。但是判断中国共产
党的地位和前途，最重要的则是这个事实：绥德从社会上和政治上说
都是不同的。
延安地区在抗日战争以前就经过了往日的苏维埃革命。土地重新
分配了，地主从那个地区逃走了。在绥德，新政权是在抗日战争开始
后才建立的（国民党行政专员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双重政权以后1940
年才离开）。虽然实行了减租减息，土地所有制仍然保持不变。地
主、退了休的军政官员、学者和绅士还在此地而且还在行政方面掌握
着权力，他们给陕北这个最大的文化中心和古老城市的声誉增添了光
彩。公共机关囊括了后者中一向进步的人士。（绥德的学者在推翻清
朝的革命和早期的国民党革命中起过作用。师范学院曾经给这个地区
输送了许多教师，学院著名的校长李子洲，是目前许多高级干部的导
师。那一大批人就是在陕北开始他们的革命生涯的）
在我们见到的人民政府委员中，还有一些旧日的满清帝国官员、
中央政府军高桂滋将军部下的前团级和旅级军官和参谋人员，十年内
战中高曾经在这个斗争最激烈的地段之一和红军殊死战斗，高部某些
人迟至1942年才脱离中央政府的单位。如果说延安是农民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现行政策的结晶，绥德则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古老社会中工作而
又改变着这个社会，所以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守地区民主统一
战线的纯粹实验室样品。
安文祥（译音）是典型的老派乡绅，这位绥德人民政府的主席现
年69岁，身高体壮，满头硬发，我们在延安边区人民政府一次例会上
曾经见过他。这次他坐在他那间黑檀木客厅里接见我们时说，他那
400英亩土地从1000年前宋代起就是他们家的财产。他本人是清朝的学
者，在反满革命前当过县长，负责地区的科举考试，兼任当地民团司
令。建立民国以后，他担任过当地各种学校的校董，但是在军阀时代
或者随后的国民党时期都拒绝接受任何公职，虽然在最后反对红军的
斗争中，汤恩伯将军曾把司令部设在他的住宅里。
起初，安老对共产党怀有疑虑和恐惧，但是八路军接管绥德后的
所作所为打消了他的疑惧。他一生都反对腐败、赌博和鸦片，然而在
过去，许多官员都乐此不疲，因此新制度的行政人员完全不沾染这些
恶习的事实使他印象很深。八路军粉碎了日军想渡过黄河、威胁绥德
的企图以后，他下定决心支持八路军。
随后的种种事情使他对自己的决定从未感到后悔。实现了民主。
每个人都可畅所欲言。工农业生产全都增加了。减租使农民劳动更勤
快，因为他们知道剩下的收成都归他们自己所有，同时地主也没有受
到多大损失，因为虽然他们从收成中得到的比例减少了，绝对数量却
没有减多少。减税也有助于补偿减租的损失。盗匪活动再也没有了，
社会比他所记得的任何时候都更安全。
我问他：“许多人说，共产主义是种外国的主义，不适宜于中
国。你怎么想？”他回答说：“我不相信采用暴力的共产主义，但是
既然共产主义能够和平地到来，我想，其中还是有些道理。我曾经到
过上海，那里的富人住的是高楼大厦，生活奢侈，走向堕落，而拉黄
包车的车夫为了几个铜板累得死去活来。在那里一个月花的钱，在这
里我可以过一年。这种贫富悬殊使我大为震惊，我决不坐黄包车，无
论到哪里都步行，不过我得让我妻子坐，因为她缠过小脚，无法跟上
我走路。既然共产党能改善这种情况，我就赞成。”
安随后告诉我们，他有个23岁的孙子在延安外语学校教书。他写
信告诉他，自己越来越老了，希望孙子赶快结婚，因为他想在死以前
看见自己的曾孙。不过现在是新时代，他不愿意为他选择新娘，要孙
子自己挑选。孙子回答说，现在是新时代，他不仅希望娶个自己喜欢
的人，而且还要在自己喜欢的时候；还说，他的孩子不仅属于安家，
也属于中华民族，所以希望祖父不要再提这个问题。我问安先生：
“如果你今天也年轻，你会像你的孙子这样做吗？”这位老人哈哈大
笑说：“我一直都是做我相信是正确的事情，而且坚持到底，不管别
人怎么说或者怎么干。那个小坏蛋学我的样，所以我也没法抱怨。”
他还眨了眨眼睛。
出来的时候，王强兴（译音）悄悄对我说：“甚至在我们斗地主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老家伙是个正直诚实的人。”王是个老共
产党员，曾经在附近山上领导农民起义队伍多年，后来在八路军的队
伍里一直打仗打到北平东部。
我们会见的另一位绅士现在也同一些农民、工人和共产党老战士
一道在人民政府工作。这些老战士因多年参加游击战反对地主、军
阀、国民党和日本人而饱经风霜，其中有前中央军营长王清西（译
音），他因为指责上级不善领导、滥用军款而惹起麻烦，刚在去年从
西安偷偷投奔过来；刘千山（译音）将军，他曾在国外研究军事科
学，并曾在高桂滋部下当过师长；张嘉信（译音），国民党一家地方
银行行长，八路军到达后拒绝接受同银行一道迁往榆林的命令；王维
清（译音），现年73岁的满清帝国学者，曾担任地区教育局长多年；
林绍同（译音），原陕西秦玉修（译音）将军的参谋，山西省长阎锡
山的顾问；霍柱三（译音），当地老教育工作者，现任区长；丁泽文
（译音），北京大学毕业生，现任绥德师范学校校长；陈宗海（译
音），绥德女子小学校长，国民党员。所有这些人都说，他们现在有
一个廉洁的政府，他们在政府的工作又满意又有成效。问到现在和过
去的政府有什么不同，他们用不同的话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现在民主
多了，政府是由人民管理并且为当地人民做事，而不是只要本地老百
姓纳税的累赘，生产大有增长，社会繁荣昌盛。
离开绥德，我们骑马沿着无定河河谷前进，这是中国对付匈奴的
古老边界，中国有首壮丽的诗写到“可怜无定河边骨”。在我们头顶
的峭壁上有秦始皇的儿子扶苏巨大的坟墓。秦始皇修筑了长城，死于
公元前210年，古墓前古老的祠庙在八路军接管以前刚刚修过。八路军
又给它增添了两条六英尺长的大标语，石墙上写的是：
发展生产，准备反攻！
全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