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最北端的黄河岸边，一个美国飞行员获救①
1944年8月27日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来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23岁的约瑟夫·巴格
里奥，他的飞机被日军击落。但在华北占领区他没被俘获。当他们的
父母得知，正在八路军前线采访的外国记者团见到了他们的儿子——
他既安全又健康，面孔呈棕色——正高高兴兴地从相反方向奔赴延安
时，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
巴格里奥的飞机在沿途扫射日军时被击落，是在两公里以外的地
方被中国农民发现并获救的。老乡们通知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然
后他被送到了正规的八路军连队，最后又送他来这里。
为到达此地，巴格里奥走了两个半月。沿着一条蜿蜒的铁路，他
先到了被击落之地的最东边，然后又到位于河北西部的晋察冀军区
司令部。他身穿八路军制服，跟八路军一个小分队同行，越过日军的
① 我发往美国《时代周刊》的这份电讯从未在该刊或其他任何刊物上出现，因为国民党和美
国部队的新闻检查把它扼杀了。在复印件的第一页上，标有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国际台选检”
字样及美国部队新闻检查官伊克诺的“枪毙”两个字。在这篇报道后面，我们印出了美国外交
官谢伟思对禁发该文的抗议。
铁路线以及更多的、他记都记不清的日军公路封锁线，这使他可能成
为日军华北后方的第一位美国代表。尽管他穿了中国军队的制服，但
任何看见他那双大军靴的人，都会认出他是一个外国人，因此，他换
了一双中国布鞋。但是，他的私人物品中包括晋察冀司令部送他的礼
物——日本上校的军刀和手枪，却一直挂在身边。一个月以前，他还
有一匹日本军官骑的高头大马，在经过下过雪的大山时，大马滑倒
了，掉到百尺山下死掉了。
当我们遇见巴格里奥时，他第一件事就是向我们要美国香烟，他
高兴地吸了一支又一支，然后告诉我们有关八路军的事。他说：“好
家伙，那些人完全把日本人给控制住了。开始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支
游击队，可是他们真有了一支大部队，有一个有基地的政府，有司令
部、工厂、兵工厂、医院、大学等；而从地图上看，除了敌人占领区
外，什么也没有。”
谈到其他的情况，他讲，人们告诉他每一件事，也知道去什么地
方，做什么事儿。他说：“一次，我正坐在村子里和一个八路军军官
喝茶吃饭，一个人进来说，日本人已经在九里之外了。我马上算了一
下，九里相当于三英里，我马上抄起了背包准备离开。可是那个军官
连筷子都没放下。他不愿意和一个客人正在吃饭时让那样一件小事给
搅了。通讯员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屋子里，最后进来的一个人说，日本
人离这儿只一里了。于是那个军官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土，然后
说看来还是走好，然后我们一口气翻过了三座山。”
中国的第二战线抗日根据地是在敌后，消息非常灵通。巴格里奥
在河北就听说外国记者已经到了延安，他也知道我们的名字。在途中
他还得知美国军事观察组到了朱德的司令部。当他飞回重庆时，他就
会发现他并不是唯一的接受八路军赠送军刀的人。史迪威将军也有一
把，那是共产党最高指挥部送的。史迪威将军给朱德和彭德怀将军写
了一封信，感谢他们最近在几个不同的“占领区”营救了巴格里奥和
其他十个飞行员。
谢伟思对禁发上篇通讯的抗议
为反对禁发以上这篇通讯，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延安美国军
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提出了如下抗议① ：
（1）对美国《时代》、《纽约时报》和其他刊物负责报道任务的
爱泼斯坦先生得到通知说，他的有关在陕北共产党根据地见到巴格里
奥上尉的一篇报道，已经彻底被美国新闻检查官给“枪毙”了。
（2）在我的1944年9月6日第27号报告中已经指出，关于禁止登载
美国飞行员降落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报道，不利于今后继续安全营救
我们的飞行员，它等于我们帮助国民党对广大人民隐瞒共产党实力和
作用的真相，这一行动影响了我们的广泛利益。
（3）……有关巴格里奥的文章之所以被禁登，似乎是因为文中某
些段落涉及“敌占区”及“被占领的中国”。
（4）巴格里奥通过的大部分地区并非敌占区。他从游击区走过，
那里发生过日军的军事行动，但并没有被全部占领。从那里，他通
过了根本没有日军的共产党根据地。他公开地在光天化日下通过，只
有一小队人护送，主要是带路而不是保卫，村镇里举行庆祝大会欢迎
他。一路上，他从一个中国（指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到另一个中国
① 本文引自关于美国《亚美杂志》的文献第二卷，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D.C.，1970 年，
同时见谢伟思1944 年10 月15 日写的延安美军观察小组报告，存美国国务院档案。
控制的根据地，还经过几处日军被困在碉堡里的狭长地带。
（5）从下边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新闻检查的荒唐之
处。9月份上半月，皖中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参议会举行了第二届年
会，会议进行了十天，尽人皆知，共产党的报纸都作了充分报道，会
议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是关于营救盟军飞行员的改进措施。
（6）新闻检查的意图是想隐瞒飞行员可以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
共产党控制地区着陆和离开的消息，这对敌人来讲已不是什么秘密，
而只是不让我们的人民对这一有着重大利益的事实有所了解。
（7）关于巴格里奥的报道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发表，因为那是一篇
重大新闻，也是人们关心的一件事，它也会给予美国人民一个中国华
北地区战争前线实际情况的生动描述。关于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中
美之间合作的鼓舞人心的图景，今天更为需要，因为今天美国公众从
中国其他地方得到的消息太令人沮丧了。
为解放提供给养
1944年8月29日于晋绥
军区八路军根据地军需处
我无法指出这个根据地的位置，只能说，为了来这里，我们骑马
从延安穿山越岭走了250英里，附近的主要特征是黄河和长城。这里的
气氛也变了。在延安，各方面都是一般的、军事的、国内的和国际的
局面，而这里的生产、教育、文化、快捷的生活步调则直接同日常的
战争需要同步。在这里，由民兵把守的那些没有什么特征的村庄里，
散布着货垛、兵器修理车间、装备厂、撤退下来的医院、印刷当地小
型报纸《抗战日报》的印刷厂。在这里也可以为以下这个问题找到答
案，即：在敌后战斗的八路军到底是组织松散的游击队还是正规军。
答案就是：八路军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正规军，采用游击战术，与两种
人民武装力量协同作战：其一是游击分队，它们虽然不是正规军，却
可以遵照命令根据战术的需要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另一种是
自愿组成的民兵自卫队，只在他们自己的城乡附近作战。
我们见到的一个货站设在一组石头砌成的坚固的建筑里面，几百
年来，本地殷实农户就是建造这种房屋来保护自己和财产不受暴民和
土匪的侵扰。
附近的兵器修理厂的原料仓库有一个院子，里面堆满了日军铁路
的钢轨（军队用钢的主要来源），这些钢轨都是先截成短段，然后用
骡子运送到后方来的。还有从临时占领的车站建筑中拆卸下来的成百
英尺的管子和大量未爆炸的日本炮弹（八路军说日本人打的炮弹有很
多是瞎弹）。大木箱里装满了中间有个方孔的中国旧时的铜币，是从
习惯守旧的当地人那里收购来的，他们从清朝帝国下台就一直收藏着
这些铜币。这些收藏会成为古钱币爱好者的天堂。我伸手朝里面翻了
翻，发现不仅有满清各代皇帝铸造的上千种铜币，还有许多是明代、
元代甚至还有1000年前统治中国的宋代的钱币。这些财宝不是用于收
藏，而是用来制造弹夹。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还躺着一辆日本坦克
的履带，蜷缩在那儿就像一条死蛇。
武器仓库里有许多日本武器，比我见到傲然展览在中国其他地区
战利品陈列室里的还要多，其中有大炮、机关枪、步枪、弹药、催泪
弹和糜烂性毒气弹的圆筒，战地收音机和电话设备，有些残破了，打
坏了，有些还能使用。旧军服仓库装着成堆有污渍和破了的棉衣，镶
有毛皮边的短皮大衣，八路军骑兵在冰冻的蒙古草原上穿的裤子。从
这些东西上挑拣出来的许多东西，都可以做成八路军战士用得着的装
备。旧棉花套洗干净了可以再装。旧布平整了做成鞋底给八路军做军
鞋。旧毛皮可以把完好的部分剪下来，给骑兵缝成靴子的衬里。
在另外的仓库里，我们看到一捆捆正灰和正蓝色的布匹，多半是
由部队利用当地工厂的材料自己纺染的。新的棉制服都打好包，准备
在每年10月份一次发给部队。我们在途中看见一些骡子驮着棉衣，穿
过山间小路，长途跋涉到各个分队的队部去。在这里还看到被俘日军
军官的绶带，一个上校的飞行服和降落伞占了整整一个衣柜。这个货
站制衣部门有30部缝纫机和103名工人，主要是受伤战士和老战士，他
们以前都有做裁缝的经验，还有的是去年“精兵简政运动”中从战斗
部队精简下来的勤务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许多人都用传统的裁缝方式
交叉着腿坐着，用针线辛勤地做着活。这家工厂是附近各村的几个工
厂之一，每天可缝制200套冬装，还有许多帽子和鞋。一个有趣的特点
是，为了节省金属和瓷漆，扣子是拿当地产的硬木用车床车出来的，
真正中国风格的领章是瓷做的，上面刻有图文。同在延安和后方一
样，战士和工人都有工会和自己的俱乐部。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还
根据部队的扫除文盲计划学习一小时。
这个小根据地在地区卫生部领导下设有7个医疗单位，目前收容
1000病人。我们视察了一家收容了110名战士的医院，许多人都是仅仅
三个星期前8月13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的，司令认为他们伤得太重，不
宜于在团里治疗，农民担架队员抬了12天才把他们送来。这些战士来
自天津和北平附近，他们的部队原来就驻扎在那里。他们全是农民，
抗战开始后才参加八路军——许多人都在后方民兵和游击小分队中打
过几个月的仗。他们说，现在打日本鬼子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敌人
最好的部队已经调走了，留守部队多半是老人和孩子，敌人士气低
落，伪军也在动摇，常常投诚过来。他们还说，事情比以前容易还因
为日军很大一部分力量正用以对付太平洋上的盟军。他们认为战争很
快就要结束，因为巴黎已经拿下了，希特勒很快就要垮台。我们问他
们，既然他们说自己不大识字，是怎样知道这些消息的？他们说，每
个病房的护士每天都把报纸宣读给他们听。伤员吃得好，士气高。他
们都穿白色的病号服，床上都有床单——在中国其他战场，我从未见
过这种情况，在那里伤员穿着自己的制服睡在草上，盖着薄薄的毯子。
有个病人是饱经风霜的民兵，34岁，文盲，出身农民，他的右手
在8月4日和日军作战时给炸断了，村政府下令把他抬到医院里来，走
了23天。他的胳膊伤得很重，来的时候感染了，做了胳臂肘以下的截
肢手术，再加上细心护理，他才得救了。问他只有一只手怎么办？
他用他那口方言回答说，现在他打不了仗，也出不去，但是部队会支持
他，让他学习读书写字，他还可以照样工作，这在中国也是件新事物。
医院里有个女病号，是个可爱的政治工作人员，24岁，她和另外
两个姑娘组织村里老乡在敌军进攻之前撤退，突然遭到伏击，她的胳
膊上部让一颗步枪子弹打坏了，她那两个朋友，一个被当场打死，另
一个和她一道逃了出来，但也受了伤。她说，那几个大夫（在延安医
学院受过两年的培训）答应她，她的胳膊很快就可以恢复部分活动能
力，她打算在恢复后重返前线，继续干原来的工作。
这个地区有一个伤残和失明战士之家。这些战士可以受到教育，
做些简单的生产劳动。除了作风正派、吃得较好，输血、简单的消毒
杀菌和同样简单的外科手术之外，他们几乎也干不了什么，但是对伤
员却很关心。
我们旅行一直走得很快——每天骑马在山上走30到40英里。我今
天能够坐下来写这篇通讯，只是因为天下雨我们走不了。明天如果雨
停了，我们就要到达晋绥军区作战司令部——那里离我们现在的地方
不到5英里，其中3/4的路途是在敌后。
杨虎城将军之子
1944年9月1日于陕北米脂
这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四周围着城墙，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是杨虎城
将军的儿子杨思毅①。杨将军是陕西省一位性情激烈、胸有成竹、抗日
爱国的军人，将近八年以前，他和“少帅”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
扣押了蒋介石，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在他本人被蒋介石囚禁
在贵阳附近。
杨思毅在这里人称“小杨”，是个24岁的年轻人，谦虚安详，脸
上刮得干干净净。抗战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有17岁，但是西安事变和
日本侵略使他富于思考。1937年年底，日军占领了邻省山西，威胁到
他所在的陕西省，他准备在西安周围打游击，于是，和成千上万各个
阶级各种信仰的中国青年学生一样，他去到著名的延安抗日大学，学
习如何抗日。当时正是统一战线的全盛时期，所以到延安去并不说明
你是一个共产党，只不过说明你想学习八路军抗日和组织群众的办
法。共产党的一些将军当年就在汉口教过中央军的士兵学习这些办
法。所以“小杨”也去了，还把他妹妹也一道带去了。
① [ 译者注] 即杨拯民同志。
但是日军并没有打过黄河，也没有到达陕西，于是“小杨”就像
他现在在米脂小学会客室里坐在地图前面告诉我的那样，越来越关
心起中国共产党整个抗日斗争的方式和“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来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期，他就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妹妹嫁给了当地一个工
人，不久就成了母亲，养了个活泼好动的婴儿。他们同班的学生后来
都成了本边区和各游击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东到渤海湾和黄
河口，南到长江下游。杨氏两兄妹也和其他人一样，身穿蓝制服，对
分配给他们的工作，总是拼命干，为了理想，也为了生活（他们并不
拿薪水）。“小杨”的任务是动员米脂老百姓增加生产，发展教育。
他感到自豪的是，这里每个人都在工作，而且比从前生活得好；贫民
和乞丐已经绝迹（我们至今还未在边区任何地方看到一个乞丐），贫
农孩子上学的人数每学期都在增加，成人中的文盲也在学习念书识字。
“小杨”这个例子，是共产党争取陕北士绅中比较积极、比较进
步的人士获得成功的动人象征，这种成就我们在绥德已经见过了。在
陕北，米脂或许是最幸运的城市，因为它从未在战争中被任何人占领
过。这座小城有三道城墙，最里面的第一道城墙是明代抵御匈奴人入
侵而修建的。第二道是1869年为了抗击回民起义而兴建，也达到了目
的。第三道则刚在1935年建立，是为了抵制红军，有一段时间主要城
门上还悬挂过被处决的共产党人的首级。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就发生
了西安事变，少帅驻扎在米脂的部队根据双方指挥官协议的安排自愿
撤出，让位给八路军。从此以后，驻军和群众组织都由共产党领导，
可是国民党的原行政官员在战争爆发后很久才退休下来。
在米脂没有实行分地，但是共产党实行了减租，也在城市里兴办
了工业。我们会见了当地几位年老的绅士，他们现在成了毛纺和丝
纺业的企业家，尽管从前他们谁也没想过这种事情。这些新工厂中有
些是公司，公司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工人一道拥有股份。
（有个工厂里工人共拥有1/3的股份。）每个工厂都有工会，工会委员
会和管理部门一道开会计划生产，其中一部分是履行军队的合同。和
边区内其他地方一样，工资是按当地主食小米定下的。（例如一个工人
每月的工资为400磅小米，当地没有物价管制，一律按当天市场价格折
算成钱数发给）因此通货膨胀对他们没有影响，工资不可能减少。
米脂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离国民党统治的榆林地区的边界不过
两英里之遥。我们步行到一座小山头上就看到另一边的一个大堡垒，
在一些山顶上还有些碉堡。米脂有驻军，但是看不出共产党的防御工
事。尽管最近有令人害怕的内战消息，看来谁也没对小城暴露在外的
地位感到担心，老百姓谁都不害怕直陈自己的意见。
我前面说过，米脂有一批兴旺发达的受过教育的士绅。小城位于
从北平到陕西的交通大道上，出过许多代学者，他们以前到都城去应
试科举，昔日在全国各地给皇帝做官。古代这些官员的名字和事迹都
铭刻在城外柳荫小径两旁的成百上千的墓碑上。有一块墓碑写着，墓
中主人为米脂人士，曾在“四川重庆府”为官。
军民如何抗敌
1944年9月7日于山西
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随行
六天来我们一直与中共领导的作战部队在乡间活动，此地曾在中
日双方之间多次反复易手。这里的村子与黄河西岸繁荣昌盛的居民区
不同，那里的老百姓正在收获多年来改革、教育和稳步增产的果实，
而这里则里里外外经常被洗劫一空。农民谈起日军暴行都是满面阴
沉，只有说到他们如何欺骗敌人，或者如何赶走敌人的时候才展开笑
容。每个村子的入口都有身穿便衣的民兵把守，他们带有各式各样从
日军那里缴获的武器，从冲锋枪到手榴弹，还有各式各样当地制造的
武器，从地雷、前装枪直到红缨枪。
只要有任何人走过来，就有某个村民，常常是个孩子或是妇女，
或者是在赶羊或者是在纺线，立刻挡在路口，要看来人的路条。如果
来人胡扯，民兵马上就会从附近那个窝棚或是那片树丛闪出来。路条
可不是胡说八道。每个人都得拿出路条来看看，不管他穿的是制服还
是便装。领导我们和八路军两个连今晚越过敌人封锁线的那位旅长，
就曾经跨下马来交出证件，乖乖地站在那儿，等待某个衣衫破烂的13
岁娃娃清点我们一行的人数，等他确定我们正是证件上所说的那些
人，感到满意为止。为什么总是让孩子们承担这个任务，原因在于常
常只有他们才是村里识字的人。
如果敌人出动了，离得最近的那个村子的人立刻从骑马来报告的
侦察人员那里得到消息，侦察员实际上藏在敌军驻点的大门口，他们
发出警报让老百姓把粮食坚壁起来，逃到山里去。民兵埋上地雷，安
上门顶陷阱。敌人出动的消息用这样一些简单的办法如点燃烽火或放
倒山顶上的旗杆（这个乡村地形有起伏），接力传送到其他的村子。
日军活动的具体细节常常在他们还没实际行动之前就从据点里那些厨
子、担水夫甚至从那些为八路军工作的伪军士兵那里传递出来让大家
知道了。
现在紧急情况经常出现，因为在这收获的季节，日军总是突然冲
出来抢劫。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男男女女，战士和游击队，民兵和
老百姓，大家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劳动，收割、打场并且把粮食坚壁
起来。在延安附近的后方地区在地里集体劳动以节省工时的“变工
队”，在这里为了适应前线环境采取了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民兵、
部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变工队。和平时期，部队在农民的地里同时也在
自己的地里劳动。等到动员他们去打仗了，老百姓就为民兵和部队同
时也为自己收割，这样战士们出去侦察，拖延和骚扰敌人的时候就不
用发愁。还有一种是邻近的村子与村子之间以及个体农民之间的变工
队，所以一个村子的牲口给抢走了，男人给杀死了，还是有人来耕
地、播种、收割、打场。以前，个体农民只好先收割庄稼，然后打
场，最后再把粮食收藏起来，现在军民共同劳动，这些工序可以同时
进行，各个不同的小组专管某一道工序。因此由收获到储藏从六个星
期缩短为不到两个星期。即使战士们无法阻挡敌人在这样一段时间来
到某一个地点，至少也还能保住一部分收成。结果，例如在兴县地
区，敌军1940年秋收扫荡中杀死农民1834人，抢走粮食6679担和牲口
466头，以后，每年的掠夺越来越少，到去年秋天，他们只杀死老百姓
48人，抢走粮食247担，牲口48头。在同一时期，变工互助使耕种面积
和粮食总产量都超过了战前水平，所以即使遭到掠夺受了损失，老百
姓吃的比以往还多。农民决心组织起来生产斗争，提高效率。实际上
也把农民配合正规军参加武装战斗或者独立作战的次数从245次增加到
3100次。1940年有2400名老百姓出来帮助部队运送粮食和伤员。1943
年秋天则有2.6万老百姓参加。（这个地区的总人口则不到9.5万人）
也是在去年，日军一个营共1000多人来到这个解放区的一个分
区，从此就再也没回到他们原来的基地了，这还是第一次。八路军和
民兵诱敌深入，然后让他们陷入一系列共十多次的伏击和短暂的包
围，敌军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内退却了60英里，沿途遭到削弱，最
后在离敌人加强的防线不过一天路程的地方被全部消灭，他们要是能
回到他们的防线就安全了。我们和参加过这次作战的几十个八路军战
士和民兵谈过话，看见了一堆堆烧坏了的骸骨留在日军曾经死守过的
地方，在那里他们烧过他们官兵的尸体。我们还看到日军留下的成百
支步枪、手枪、迫击炮、机关枪、军毯、大衣等，它们变成了自豪的
战利品——游击队和民兵的装备。
民兵缴获的所有装备都留在自己手中，八路军给他们补充所需要
的其他物品和军火弹药。八路军驻军不管人数多少，不管是暂时还是
长久驻扎，他们的司令员承担的义务之一就是指导民兵搞军事训练。
民兵队刚建立的时候，他们就派队员去参加正规军的作战行动，每个
班或排接受一两个民兵。等他们有了信心，学到知识，就回去在他们
自己选出的队长指挥下独立作战。八路军的军事干部说，开始他们得
教民兵，可是现在他们却常向民兵学习他们的灵活创造和关于当地情
况的知识。
民兵只在他们自己村子周围20英里范围以内作战，但是民兵和正
规军之间其他方面的区别则在迅速消灭敌人，同样的任务对谁合适就
分配给谁。一直陪我们行军的两个连队，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同训练团
一起完成了两个月的培训任务后，现在正返回敌后战场。根据这种培
训制度，每个军分区（这个地区有八个军分区）的部队每半年抽调一
个连到军区司令部参加培训。这项培训包括全区最近抗击敌军新战术
的经验，也包括准备新任务。培训以后，这个连就返回本分区把这些
教给其余的战士。连队来回都要越过敌军的封锁线，并且携带自己的
武器，这一期的培训团里64%的步枪、47%的迫击炮和全部重机枪都是
从日本鬼子和伪军手中缴获来的。晋绥军区全区部队相应的比例则是
步枪48%，机枪47%。我们这两个连队的步枪，一部分是捷克造（中
国军队中惯称“蒋介石步枪”）。中央政府在战前刚刚订购的这批步
枪，很快就落入了敌军手中。这些步枪首先发给伪军，后来八路军打
败伪军就把枪夺过来了① 。
尽管日本鬼子的驻军现在主要是孩子和老头后备兵，训练装备都
不如前几年的，可打起仗来还是很顽强，但是我们最近几天得到大量
证明，伪军则完全丧失了士气。兵员缺乏迫使日军只好仅仅用伪军来
驻守碉堡，八路军现在正展开攻势清除这些碉堡，在整个收获季节保
持主动，把日军拴在他们自己的据点里。仅在昨天一天和今天清晨，
八路军战士就占领了离我们目前住的地方不过几英里之遥的两个这种
据点，俘虏了100名伪军。他们在头一个据点抓到了指挥这两个据点的
那个伪军队长，八路军命令他去通知第二个据点的伪军出来投降。因
① 八路军一位指挥员愤慨地对我说：“这些是五年来我们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一批武
器，看看我们是怎样才得到它们的。”
为有强大优势的八路军部队把他们包围了，马上就要发起进攻，这样
又拿下了第二个据点。八路军战士答应优待俘虏，并且用自己的运输
工具把投降过来的伪军家属和私人财产从离公路边据点很近的村子里
送走，以保证他们免遭报复，这样伪军投降就比较容易了。
我们会见了两批伪军，并且和他们都谈了话，一批是打了两小时
仗的伪军，另一批是没打仗就投降过来的伪军。他们身上都拖泥带
水，惶惑不安，情绪低落，都是被鬼子强迫入伍的，对世界上其他地
方的战事一无所知，他们和消息灵通、经常唱歌、打打闹闹的八路军
完全不同，就像是不同的族类。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解放
区，我们看见每座给敌人烧毁的村子里都有一块黑板，上面记着世
界、中国和本地的消息，这些情况都是驻扎在最近的部队广播员提供
的，正是从这个来源我们知道了罗马尼亚投降和盟军占领凡尔登的消
息。这里离敌人不过几英里，烧黑了的墙上写着这样的标语：“打倒
法西斯”“实现莫斯科四国宣言”。旁边还有地方性的标语：“劳武
结合”“保卫秋收”“不给敌人一头牛、一两粮！”
今天晚上我们要越过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
在敌后
1944年10月9日于延安
我和记者团另外两位外国记者刚刚完成了一次对中共领导的晋西
北地区的访问，历时七周，行程千余英里，其中有17天是在八路军的
敌后战场，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走了300英里。我们这次旅行是六年
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在这次短暂但见闻丰富的旅程中，我们目睹了八路军两次对敌人
的成功袭击，有一次距攻击目标——日军据点为三英里，另一次只有
300码。还有两次在摧毁敌人碉堡的战斗进行时，我们都在近处。我
们自己有两次被敌军追踪，一次相距一英里；另一次十英里。有两个
晚上，我们宿营的村子都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但这些
村子的居民对敌人实行反封锁，在敌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
雷，设了陷阱和狙击手的掩体，所以除非有外面来的强大增援部队把
道路扫清，碉堡里的敌人不敢出来。我们看到罗斯福、丘吉尔、斯大
林、蒋介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画像竖立在距敌人仅
一小时步行行程的地方，还有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
言！”这样的大幅口号，敌人从碉堡的瞭望孔里往外张望时一眼就能
看到。我们通过这次战地访问，对于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
和华中各地对侵略者所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
获得了具体的了解。
一位国民党宣传部代表和美国陆军军医梅尔文·卡斯伯格少校全
程陪同我们，他们也都目睹了这一切。
要在报纸上有限的篇幅里把我们在敌后那些日日夜夜的丰富经历
都报道出来，最好的办法也许是按时间顺序来加以叙述。
我们在9月8日穿越日军控制的离石至岚县汽车道。这条路沿线每
隔3英里就有一座日军碉堡。八路军奉命护送我们过路的四个连决定，
派敢死队去割断马坊镇碉堡外封锁沟上吊桥的拉索，使吊桥落下，
然后向碉堡发起攻击。经过两小时战斗，碉堡里穿着日军制服的50名
残存伪军缴械投降。俘虏中有一个上尉，他也指挥附近一个碉堡开府
（译音）的守备队。八路军就把他带上，让他告诉那边的伪军，马坊
已经丢了，他们是守不住的，还是悄悄地出来为好——那些伪军照他
的话办了。
我们前进路上的两座碉堡在24小时内先后被拔除，所以我们可以
在大白天越过封锁线，并且到一个碉堡里去观察和照相。这座碉堡的
建筑十分坚固，外面围绕着刺铁丝网和一条30英尺宽、40英尺深
的封锁沟，沟上设有吊桥，沟外又有一道刺铁丝网和三道壕沟和地下掩
蔽部。
马坊镇上有很多八路军及附近各处共产党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他
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带着手枪，迅速地把这里的居民——他们已有三
年多不属抗日政权管辖——组织起来。因为这里的居民害怕日军报复
不敢把碉堡拆毁，甚至不敢拆几根椽子去当柴烧，所以农会动员其他
村子的农民来做这件工作。当我们又骑马上路时，看见至少有1000名
老老少少的农民迎面走来，他们扛着铁镐锄头，兴奋地又说又笑，仿
佛去赶庙会。
当我们在17天之后（其间日军曾来过一次）重新经过马坊时，碉
堡、围墙、刺铁丝网、封锁沟、壕沟和地下掩蔽部都已完全消失，在
镇子后面的小山上（碉堡原来在这里）只剩一片黄土。这便利了八路
军一个旅的活动。这个旅负责这一带的警卫，它是由在冀中平原战斗
过多年的一部分老战士、山西“新军”的一些部队以及几支游击队编
成的，总数有几千人，在日军占领的太原、汾阳等大城市郊区作战。
第二天我们到达晋绥边区一个军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距四
周日军据点不超过30英里。民兵同游击队不同，他们不脱离生产，农
闲练兵，有敌情时就在本地作战，他们的土地由变工队代耕代收。这
个军分区的民兵有1.2万人（我们看到从四个村子就集合起600民兵），
正规军和游击队约8000人，共计有武装人员两万人，全分区人口是400
万，这个比例同我们以前曾经过的两个军分区差不多。所有武装人员
中2/3的武器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共产党曾宣称在他们领导下的正规
军有47万人、民兵230万人，从我们所得到的军分区的材料来看，这些
数字是确实的。敌军在这一地区的兵力有日军5500人、伪军3820人，
此外在太原还有一支强大的守备部队，分布在110个据点里（这些据点
都类似于我们视察过的马坊）。我们在晋西北停留的一个月内，单是
在这个军分区就摧毁了敌人据点20余处。在军分区司令部我们看到六
个日本战俘。他们是在8月28日八路军的一次出色的突然袭击中被俘
的。当时他们正在碉堡墙外无所顾忌地享受田园风光的户外早餐，枪
也不带，一下子就被突然出现的八路军猛扑上去抓住了。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日本兵除一人外都是今年6月才入伍的，有的是应征的小青
年，有的年龄稍大是过去因身体条件不合格而没有收纳的。这些日俘
以及自动投奔八路军的十个朝鲜人都告诉我们，在日军中都知道八路
军不杀俘虏，尽管日本军官对他们灌输相反的宣传。他们还看到过日本
人民解放同盟的宣传品，不但在前线，在北平这样警卫森严的大地方
也有。
在司令部，我们又看到100多伪军俘虏，是在过去两周内俘获的，
还有一支40多人的伪军小分队，是自动投奔过来的。他们被允许保留
自己的武器，经过训练后将编入他们原来在日军指挥下驻扎地区的游
击队。同时，随着日本驻军人数的减少，敌人正把这一地区越来越多
的据点交给伪军防守，而伪军又在迅速瓦解——八路军对伪军的政策
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我们亲眼看到，当马坊被俘伪军说他们不敢
投降是怕日军对他们住在镇上的家属实行报复时，八路军马上动员村
民赶上驴车，装载他们的妻子儿女连同家用什物，随着这批俘虏，运
送到较为安全的地方去。
离开军分区司令部，我们快速地走过几个村子，这里有医疗单
位，还有供医生和伤病员居住的山洞，另一个村子里有军工厂，每月
能生产一万枚手榴弹和地雷。最后我们到达一处山脚下。这条山脉俯
视三英里外的汾阳市——日军在山西所占领的战略要地之一。我们目
睹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连续三个晚上攻击这个城市的郊区，烧毁了火车
站、机场、房屋、电站和一家火柴厂，拿下了城门外一英里半处的一座
碉堡，击毙十名日伪军、俘获两名日军和几名伪军以及在这里藏身的伪
镇公所全体人员，缴获两挺机枪、70支步枪以及许多日本樱花牌香烟、饼
干、糕点、罐头等。在这次进攻中，我方以强行军从几个方向调集了一
支优势兵力，包围了这座城市。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使守备的敌
军出城应战，但虽经三天三夜的不断攻击，守敌始终龟缩不出。
记者团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先后到几个村子里去进行观察，几乎每
隔几小时就换一个村子，但都能清楚地看到汾阳城。在每个村子里，
我们都发现八路军建立的政府在开展工作，人民欢笑庆祝胜利，当地
干部向我们保证说所有敌谍老早就被村民清除掉了，现在敌人特务只
敢跟着日军的突击队行动。这样，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在这里享有无
可争议的权威）已延伸到紧靠汾阳城墙的地方（我们有一次在距日本
炮楼仅1英里的地方宿营）。即使在有日军炮楼的村子里也往往存在
着双重政权—— 一个是公开的伪政权，另一个是爱国政权，老百姓都
知道，只是瞒着日本人。（伪政权的村长常常是村民要求他担任的，
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八路军办事）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利用缴获
的日本军邮信封信纸，集体写了一封信给日本昭和天皇，写明由汾阳
日军司令官转呈，用我们所目睹的事实说明日军在这一地区所处的困
境。当地游击队答应把这封信投入镇上敌军邮箱。
经过这三天的远征后，我们和集中起来的八路军部队都迅速分
散。当骑兵侦察兵和秘密的电话联络站（有的使用缴获的电线，有的
甚至使用刺铁丝网上的铁丝做电话线，隐藏在灌木丛中或埋入地下）
传来消息说敌人大部队出动时，我们就避开他们，不是在敌人面前逃
走，而是转向其他已被我军包围的敌人据点。
三天以后，我们在汾阳以北几英里、位于汾河上的娄烦镇活动。
这里有两个日军据点被我包围，经过日本人民解放同盟成员在夜间用
扬声器喊话，据点里的300名日军和百余名伪军开始动摇，但不愿投
诚。八路军决定挖地道通到这些据点的炮楼子下面，进行爆炸。我们
在部队掩护下到达距敌人炮楼子仅300码的地方。敌人发现我方在挖地
道，就用步枪、机枪、迫击炮和75毫米野战炮开火射击，我们趴在地
上。敌人的夜间射击盲目性很大，我方几无伤亡，但因此使我方挖地
道的工作未能在天明之前完成。我们在离去时没能看到作战的最后结
果，但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村子里宿营时听到猛烈的爆炸声，说
明作战已获胜利，其后不久传来消息，敌人的娄烦据点已被摧毁，守
敌除个别被俘外全部被歼。
在所有这些攻击中（歼灭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很多），我方牺牲
12人，伤约30人，其中有群众团体成员，他们是往火线上送担架、云
梯和弹药的。双方伤员都被人冒着炮火抢救下来，并在作战结束后同
部队一样迅速撤退，逐村轮流由担架队护送到后方去。日俘受到人道
待遇，并有一位美国医生给他们打止痛针，使他们感到很惊异。看见
他们这样的表情实在是有趣。
八路军为什么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
民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在所有战斗中都密切配合，
有时以民兵为主，有时以游击队或正规军为主。村政府、群众团体和
民兵经常不断地提供消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所处境况。
游击队和民兵指挥员们一再向我们显示，他们对每个据点里敌军
情况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并且说得
出他们的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这些都是为敌人服役的仆人、
提水夫和小贩们所提供的。（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
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
桥，然后游击队偷偷进入炮楼子，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
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
在另一方面，敌人的信息则非常不灵。我们外国记者团是多年来
第一次到这些地方来的外国人，但我们能公开行动，同老百姓谈话，
甚至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几英里外的日本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军
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
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
告战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
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事实，即：八路军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而且每一个八路军的单位都有责任训练人民自卫技能并在敌军入侵时
掩护妇女儿童撤往山里或秘密地道。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些地区
的人民深信：抵抗（而不是投降）不但是一项广泛的爱国义务并且也
是为他们自己的社会集体所作的最好选择。
八路军目前作战的性质，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也体会到。尽管
他们在武器装备上不能对付敌军大部队的集中攻击，八路军和它的辅
助军事组织却总是采取攻势，使敌人中计，打击敌人的弱点。这样不
仅使敌人蒙受损失，煞敌人的威风，并缩小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
控制区，扩大八路军管辖的地区和人口，而且有利于防止敌人对共产
党领导的根据地、军队和人民进行报复，因为各地的日本人都不得不
经常处于防御地位，不可能就地集中优势兵力，而必须要等待北平、
太原和石家庄等地的高级司令部从他处调集兵力，这样一来不但会削
弱其他也有八路军活动的地区的防守兵力或减少总后备队，并且需要
调用大量铁路车辆、卡车和汽油，因此报复行动就必须是一个由更高
层次作出的战略决策。
由于目前地雷战和麻雀战的发展（我们看到在煎锅旁边、在旧橱
柜里所设的手榴弹和地雷引线），小股日军根本不敢离开据点。这是
目前阶段华北和华中人民战争的战术。八路军告诉我们，他们也在为
下一阶段——大反攻——作准备，那时更多的日军将被盟军所牵制，
八路军有了更多的供应（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小时就可以轰毁一
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精心策划、缜密侦察和抓
住机会才能做到），就可以从北面和西面打出去，迎接来自东面和南
面的盟军。
华北之行
1945年初
（一）
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最引人注目的事，就是他们组织生产和
进行战争的深度和广度。国民党统治区当前困难的处境则是，尽管它
有一个颇具权威形式的政府，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共产党取得对人
民如此广度和深度的动员，它采取的是相反的方法，即最少的规章制
度，以农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对农民减租减息，以多劳多得给予农
民自信心，以合理化的方法及合作生产的组织形式使生产高度增长，
下决心保留和给予农民们从来没有过的福利，以使他们产生最大的、
自觉的抗战爱国热情。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
中国共产党从未消灭私有财产，甚至地主的财产。他们以减免税
收的方法鼓励私人办工业（地主和雇佣农民的人纳税）。虽然他们理
论上反对地主制度，但他们还没有消灭它。他们认为从日本人手中解
放全国是首当其冲的事，不应试图以武力或命令消灭任何阶级，首先
要消灭的是敌人。
虽然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在中国现阶段以生产支援前线
最为重要，并且国营、合作形式和个体都应加以保护和帮助。这一政
策，战争以后还要继续，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物质极大丰富，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才能成为当今的一种制度。中国今天没有达到使物质的极
大丰富的程度，在今后的许多年也不会。
当我们进入共产党地区，我想我们会从军民严峻的面孔上看到由
于对这一贫瘠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而留下的阴影，而这些人主要
是靠了信念和决心在那里支撑着。事实却恰恰相反，我们发现这里对
土地的使用比之任何其他地方更为广泛，因此人们吃得不错，穿得也
不错，一定数量的工业也从无到有地发展了起来。五年前，当地一点
棉布都不生产，由于封锁，一点也都运不进来。从那时起，农民们在
减免税收和对农作物保险的鼓励下，已经生产了当地所需各种用品的
60%，这就是供应给每个居民和士兵每年两套夏天穿的单衣和一套冬
天的棉衣，相当数量的棉纱主要由妇女合作社纺出，供许多新纺织厂
织布。从南方运来的蔗糖也中断了，因此开始试验用甜菜制糖，明年
（即1945年）的生产就能满足每人之需求，1946年就可以外销了。
通过黄河运来了缴获的日军装备，建起了高炉和机械厂，随之也
带进来技术和更大的干劲。像谈论打日本和马上要进行反击战一样，
人们同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对卡脖子封锁政策的战斗。没有一个人表
现出厌战的情绪。整个延安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工业生产实行每天
十小时制，领导和学生们每天11小时。周末晚上大家都去剧场看戏，
或去跳舞。（民间和社交舞都有，而没有清教徒式的新生活运动）
村选举是整个制度的基础，一直到边区选举，从边区选举再到政
府的选举。这确实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主在村
子里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的头头，他们和上层都有广泛的
联系，并且是当地军事上的太上皇。他们主要依靠私人武装和为保护
他的横征暴敛而能动员军警的能力。因为没有可信赖的、有代表性的
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能给予不识字的穷佃农一个申诉机会和公正的判
决，因此，极少有穷人去诉诸法律，所以地主的权势是无限的。
在共产党地区，地主是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其他人一样，只有
一票选举权。因为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和佃农，村委会及其主席一般
都是从这些人中选出（开明地主有时也会当选）。
村子里没有警察，其职能由村自卫民兵担任，这是村民自己的武
装，有选出的指导员，由选出的村政府管辖。区内地租过高的要减收
25%或更多，最多的法定地租是收成的37%。相同的地租，其最高数
可在国民党的施政方案或统计资料里会找到，但因为当地地主至高无
上的地位，这个限定根本无法施行。在共产党地区，政权握在大多数
人手里，贯彻起来非常严格。农民们还受到法定租赁合同的进一步保
护，这一合同是在农会监督下由农民和地主之间签订的。另一方面，
地主合法收取租息的权力同样受到政府保护。（延安是拥有150万人口
的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共产党地区90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一
个或另外15个地处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敌后根据地）
附带说一句，共产党不是政府机构。总的来说，各代表组织中2/3
的成员并非共产党员，至于说整个机构自然是中共的创造，但并非它
的工具。党的作用是吸引所有积极分子在它的周围，是通过群众团体
如农会，宣传、树立榜样和进行教育以使整个制度运转。
农民税负的减轻是因为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大学生及其他相同
的组织都去开垦荒地，因此生产出至少一部分他们自己的口粮，因此
减少了征收粮食的依赖性。我们访问过的一个八路军小分队开荒2.5
万亩，生产出两倍于需要的粮食和棉花。多余的部分卖给了政府和市
场，收成的剩余部分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给大家。
八路军本身，从连队以上，选出经济委员会，监督定量供应，正
当的伙食费开支等。这些委员会的官员和一般人一律平等。这些委
员会能拿出有每个士兵需求的账目并能清楚地看出从部队的生产中每
人所得是相同的。有些八路军战士把生产的利润寄回家，有些则投资
到由选出的委员会管理的合作社，那些资金用来购置土地或机器以便
于这些人战争结束复员以后派用场。因为正规部队的主要任务不是生
产而是打仗，守备部队就是唯一能参加生产的了，但他们也要经常训
练，只是农忙季节才干农活。八路军也尽量轮换，我们看到的一个旅
就是从敌后战斗了三年换下来的，他们曾深入到沿海地区，缴获敌军
的武器足够装备60%的现役部队。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土地多于人口的地区。土地虽肥
沃，但每隔三四年便遭旱涝灾害，在旧社会制度下，个人耕种这些土
地太冒险了，因为除掉苛捐杂税便所剩无几。几代人曾试着干过，结
果不是饿死，就是在第一次遭灾后便被迫外出逃荒。八路军意识到在
这种地方生存，好年景的收成要有较大的增长，那样老乡们才能有些
积蓄以度过歉收之年。
于是便鼓励人们组成“变工组”（一种10到15个人及其牲畜组成
的农业合作形式）进行合理化耕作，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于开垦荒
地。我从一个由11个老乡组成的小组得知，从前每个人都需赶着牛车
到地里施肥、播种，现在3个人管理着所有的车辆，其他人手就完全
可以干别的活儿了。在地头烧饭，过去一个人要花两小时生火把饭烧
好，现在一个小组只要一个人烧饭就够了，相当于一天节省两个劳动
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结果是差不多有100万亩以上的荒地已经被
边区15万人组成的“变工组”开垦了。在这里提出的口号是“两年收
成三年粮”，大部分都做到了。
平均每个老乡都有一年的余粮，政府和部队人员还超过了这一标
准。因此人们加油干就不奇怪了。以前他们干活干弯了腰，什么也得
不到，现在则千百年来第一次，陕北老乡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面对
灾荒之年而泰然处之。
“变工”制度不只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引进了合作化劳动，还在
私有财产基础上引进了新形式的合作化财产。集体开荒的土地不属于
个人而是属于整个组织，年收入则在大会上根据每人投工多少的记录
进行分配。共同占有耕地使小组既巩固又持久，也可略见未来中国农
业之一斑。
共产党地区土地改革的一个有趣结果是使地主的财产转移到工业
上。因为佃农富裕了并且他们还有从区银行低息贷款的优惠，他们总
嚷嚷着要求政府允许他们购买他们种的土地。比以前地租收入少的地
主被工业投资吸引了，像以前讲过的，工业投资是免税的。
过去几年反复出现的形势也起着作用。在边区，一个人可以骄傲
地称自己是军人、工人、教师、合作社员、手工业者，可是当承认自
己是一个脱离生产、不做任何贡献的地主时，总感觉不那么舒服。
特别是年轻的地主开始觉得这样继续下去就是不爱国。一个刚刚
卖掉土地，开了毛纺厂的地主告诉我：“不管土地是否属于我，它都
会长庄稼。现在我可以用卖地的钱扩大生产国家需要的东西了。”他
自己也赚了不少钱。政府和部队拥有军工厂和一些被服厂。工人们，
不管是国营的、部队的或私人工厂的，都组织在工会里并受到最低工
资法的保护。工会代表过问生产进度，然后工会负责完成生产任务和
抓劳动纪律。
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是以钱计算工资而是以小米—— 一种稳定
的农作物——假如以现金支付，那也是以相当于当天一定数量小米的
市价（小米有自由市场，价格不固定）核算。因此，通货膨胀和行情
浮动不影响实际工资。
边区的工人是些很有意思的人。在他们中间我遇到过来自世界各
国的人，有老兵，周游世界各地的轮船钳工，国民党兵工厂的机械师
和来自欧洲、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中国工人。他们之中许多人是边区最
高的管理组织——人民参议会的委员，我就曾经让一个裁缝为我量身
定做过一套衣服，这个人就是参议会的代表。有些工业方面的工程师
和技术人员曾在国外受过教育。许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来到这
里，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地方维系着中国最大的希望。
在边区的政治和经济机构里还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在这里我还没
有机会谈到相当丰富的教育和文化生活方面，如大学、音乐、戏剧
等。我之所以以有限的篇幅探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发展是因为农民问
题及工业发展问题，在中国是一个基本问题，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如
同为了民族解放而对人民进行初步动员一样，改进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彻底的证明。
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当他制定三民主义将“民生”和“民
族”、“民权”相提并论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人民的拥护要看谁
给他们改善其自身的机会并让他们向前走。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
产主义。国民党，他自己的党，却背离了三民主义，被国内仍旧非
常强大的、顽固的封建、腐败的传统拉向后退。很难看出任何其他理
由，为什么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封锁而不敢面对面地在民主的宪法下
面进行公开合法的政治竞争。抗战以来共产党人从来没做过有悖于国
民党三民主义的事情。假如国民党完成内部改革，在三民主义纲领下
团结起来是不会有真正的阻碍的。
（二）
下面谈谈就我们外国记者团两个月来边行军边看到的八路军的军
事战略和军事行动。
在八路军的前沿阵地，我们骑马走了七个星期，其间三周在敌后
进行了350公里的行军，共产党后方的政治、经济出现了新面貌，这是
用战火重新书写过的。
这里的农民不只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因为他们有独立性；也不
同于延安地区，因为他们的武器不只是政策力量的象征，主要是在游
行时佩带一下而已，而是进攻和防御的工具。因此每个健全的人都想
拥有武器（即使是挂在皮带上的一只手榴弹）并且从不离身。
在这里，被选出来的不同等级的政府人员，不管他们是来自农民
阶层、村镇或是学生，穿着打扮和一般农民一模一样，屁股后面挂
着手枪，准备着一旦需要就会消失在他们领导的群众之中。政府的工
作不只是增加生产，还要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保护那些粮食，不只让
老百姓过得好，还要考虑，一得到消息就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老
人、妇女和儿童）从日军讨伐的必经之地转移出去；训练和使用另一
部分人（民兵中的年轻人）去骚扰和打击敌人。
在这里，民兵不只在村子里训练，还要整天往路边或地势高的地
方派岗哨；岗哨不放过任何人——无论是将军还是老百姓——没有路
条不能进村。（路条由政府、部队或邻村村委会发放）在山头放哨的
人要密切注视日军重要据点的一切动静。传递警报的方法很简单，如
在白天就放倒旗杆，晚上就烧一堆火。这种信号，从一个高地传向另
一处高地，村子里也敲起锣，然后把人们疏散到已准备好的地处山沟
的隐蔽所。所有民兵都各就各位，特别是小分队，沿敌人前进可能经
过的每个地方都埋下各式各样的地雷，民兵使用的地雷几乎每个铁匠
都能制造，那些地雷都会在偶然出现的敌人队伍中爆炸。发现地雷阵
之后，日本兵就放慢了进攻速度，他们只能摸索前进，这就给了人
们时间进行疏散，做好准备，并抓紧时间和敌人短兵相接，进行快速
打击。
日军通常把他的主要战役和报复性袭击的时间安排在种庄稼和收
庄稼的季节。他们企图迫使人们出于恐惧心理而放弃抵抗，他们也
想抢夺粮食或者破坏庄稼的生长，而这些庄稼是抗日根据地赖以生存
的命根子。日军也想借此给民兵造成心理矛盾，是带着小分队去打仗
呢，还是留在后边收自己地里的庄稼。
在这里，“变工组”——即农业劳动合作社，它在后方的工作我
已经描述过了——取得了极为重大的军事意义。以前一个晋西北的农
民平均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干完全部的收成劳动——收割，脱粒，进仓
及盖垛房。而有了“变工组”——在前线就包括收获季节在村子里的
每个男、女劳动力和孩子们—— 一些人可以去收割而其他人就可以
脱粒和入仓了。采用这一办法，收获的劳动时间可以减到十天到半个
月，在这期间，正规部队有必要时，就部署民兵在根据地的边沿以牵
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直到庄稼都收上来为止。假如敌人没有行动，
部队就加入到农忙劳动中，收庄稼的进度就更快了。民兵们也可以毫
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他们的工作，因为军事保护也是“变工”的组成部
分。在前线抢收庄稼和干一般农活没有什么不同，剩下来的人照看他
们的土地也一样是“变工”。“保护收成”是敌后根据地的主要口号
并且是把人们组织起来的主要目的。要让日军得不到一粒粮食，破坏
傀儡政府的财政基础，因为这个政府同样是靠粮食税收支撑着。粮食
是形成人民抗日的唯一基础。
“变工”制度不只从战争破坏中帮助保护了农民，并且还帮助修
复已经破坏的生产。例如前线还有一些不同的“变工”制度，不是个
人之间的而是三四个邻村之间的。一次，日军的讨伐战毁掉了一个村
子里的劳动力和另外一个村子里的大牲畜，甚至到了不能再进行生产
的地步。结果两个或几个地方的劳力和牲口合伙干，既种又收的农活
便又开展了起来。
后来“变工”制又有了发展，这种制度不只解放了人们从事临时
的民工工作，假如他们牺牲了或参加了正规部队，村子里也易于继续
以他们在“变工”组的身份来照顾他们的家庭，分给他们应得的那份
农产品——在整个劳动人口中对劳动进行平均分配。这对人民自觉自
愿地去参加战斗有非常大的作用。
最后，这一制度还帮助人们去武装他们自己。在几个地方我们发
现“变工组”开垦的多余的荒地给标上了“军事用地”的木牌，意思
是开垦这块荒地的目的是资助一个永久性的工厂，在这里有铁匠，制
造手榴弹、地雷、匕首和其他武器。制造榴霰弹筒的金属材料及黑色
炸药——硫磺、芒硝及焦炭——山西都有，部队还教人们制造雷管，
也经常给他们提供原料，比如水银、雷汞和氧化铅。
在敌后的一个小山沟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军工厂，在那里一个月
可以生产一万枚手榴弹和地雷。这个产量中有许多是村子里铁匠劳动
的一部分。
共产党正规军的军事行动和他们取得的成功，只有对由他们武装
起来的、有组织的、自己管理自己的人民行动的背景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之后，才能得到解答。在谈八路军之前，需要弄清楚的是，根据地
的一些条件不是从任何书本里或是在预先想好的计划里可以找到，而
是从七年游击战中日积月累，慢慢总结起来的经验。
游击战意味着首先是武装部队打击敌人，而由人民承担责任。人
民愿意这样做是出于抽象的爱国主义，还是因为部队关心群众，或是
因为对待老百姓像亲人一样？即使有世界上最好的愿望，人民也不能
承担得更多，除非有人对他们的生活帮一把，在有战事的地方生产出
能维持生活的粮食，从敌人的报复行动中得到保护，也就是说，打敌
人比屈服于敌人生活得好一点，富裕一点，更自由一点。共产党地区
各个根据地目前的情况证明了以上那些事情都做到了。
现在谈谈武装部队的不同形式：
我们访问过的敌后根据地（华北山西解放区第八军分区本身就是
共产党部队手中16个较大分区中的一个），就是一个呈圆形的，半径
为35到40公里的山区，人口20余万。
这个山区阵地由正规的八路军部队一个旅守卫着。（八路军一个
旅约为5000人）还有三个游击“纵队”，共约3000人（在八路军编制
中“正规部队”是指穿军装，由中央供应装备，由中央指挥的部队。
这些部队可以，也经常活动于敌占区，由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
地。“游击队”也是由专业战士组成，但具有地方性，即使该地区被
占领，也不离开本乡本土，在这种情况下，便改穿老百姓服装，分散
到群众中去搞破坏活动，直到他们能重新集结为止。游击队和民兵不
同，民兵是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民。民兵的总数为1.2万人，比正规军和
游击队加起还多，是部队对人民群众充满信心的一个有力标志）
占人口10%的2万名有组织的武装人员，这个数字代表了一个落后
的、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惊人的动员能力，这个社会的运转完全
是靠了人的劳动力，而这种运转如果不是共产党采用了合作化制度根
本做不到。如同以前讲过的，老百姓占有这种或那种武器的数量也是
很大的。
八路军部队反击一支由6000日本兵外加3000傀儡军组成的常备军
是一个典型的战例。敌军驻守在外围的两个相当大的镇子和100多个碉
堡中。日军想在整个华北地区把中共领导下的袋形阵地分割成小块，再
以隔两三公里设一碉堡的方法发起进攻，以便最后吃掉这些阵地。
八路军则以消灭敌人碉堡的方法把小袋形阵地变成大口袋。民兵
的发展使部队的任务更易于完成，因为它可以把牵制各个碉堡的任
务交给民兵而不必把他们的大部队化整为零地去盯着那些小碉堡。结
果是日本兵还必须化大为小并且大部分被困在那里，如果不从大的驻
军点如北平、太原调集更多的部队，就再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
动而深入到任何根据地。另一方面，八路军正规部队既可集中又可机
动，因为他们不再为局部的军事行动所困扰。村组织向八路军提供准
确的军事情报，因此日本兵注定要遭遇到新的困难。
在敌后的三周时间，我们看到八路军四个连摧毁了敌军三个碉
堡，进攻了一个镇子，缴获的武器足够装备两个连还要多，消灭了70
到80个日军和100个傀儡军，俘虏50个傀儡军，生俘两名日军。一个月
后，我们又看到了数十个日本俘虏。我们确信共产党部队以缴获的日
本长枪、机关枪、迫击炮、军毯、子弹及其他军需完全可以装备70%
以上的部队。
军分区这次的行动是粉碎封锁的大进攻，使敌人进行封锁的小分
队难于调动，并从中找出几个小分队，先把它们孤立起来，然后进而
消灭之。当日军进行所谓“大扫荡”战役时，以几个庞大的纵队从外
围向攻击地纵深进军，企图找到并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共军的部队
这时所起的则是另一种作用。那时正规军就转到外线以避免被包围，
这样敌人的侦察兵就毫无所获，而游击队，把村子里的粮食全部转移
出去并不断对敌人进行骚扰，以相反的方法不是把敌人死死缠住，而
是让他们经常处于运动状态之中。当日军撤到外围，八路军正规部队
就再次集结，开始孤立敌人并进而消灭至少一个纵队。
结果，所有华北、华中及部分华南地区的敌后就变成四部分：正
规的抗日根据地、游击队根据地、游击区和真正的被占领区。
以八路军的用语，以上那些名词包括以下含义：
“正规的抗日根据地”：是由正规部队驻守的地区，有一个公开
的、行使其职权的政府进行管理，实行其经济政策，从事税收、教育
及公众事业，除非敌军从其他地区调来机动部队进行大的战役，不受
日军干扰。
“游击根据地”：也有自己的驻军，是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很
健全地组织起来的地区，有积极运转能力的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可能
是公开的，也可能是地下的，根据情况而定。这种地区会经常遭到敌
人袭击，但日军通常站不住脚。
“游击区”：是日军（或傀儡军）及政府军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及其政府经常进行战斗的地区。
“占领区”：是由日军和地下爱国力量共同控制、有组织的政治
和军事地区。
目前共产党的目标是变游击根据地为正规根据地，变游击区为游
击根据地，占领区为游击区。他们讲，敌后60%以上的中国土地，包
括北方的南满和南方的海南岛部分土地，目前都属于前三个区。他们
的论点得到了许多外国见证人的证实——包括像在重庆的前英国新闻
专员林迈可教授，他是牛津大学伯利尔学院院长的儿子，他来自北平
并到了八路军根据地，现在延安工作。
七年过去了，这些根据地扩大了。公正地讲，进攻日军占领的大
城市，需要改进武器装备，那样，取得的成果就是破坏不了的。如同
处境雷同的欧洲国家南斯拉夫一样，铁托将军在较为强大的侵略者面
前不只证明可以发展并且在时机到来之前，在最后推翻侵略者过程中
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在八路
军占领区我们遇到了许多非共产党人士——现在指挥八路军军团和小
分队的前中央军军官，中国各大学的前教授和毕业生，在战前并无左
翼历史背景的学者、作家等。在战争中，共产党部队的大多数也已成
长壮大，这是在八路军行之有效的基础上取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之间的团结对中国人民和同盟国的事业，对
中国未来和远东国际关系未来的重要性，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清清楚楚
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