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站在81岁的高度，俯瞰她的子孙，眺望着第二个千禧年的来临，历史并未终结，审判还没有开始，当然，这里借用的是男人们的套话。

俯瞰的尺度不是神的，而是女人的尺度，这把尺子是爱丽丝们自己锻造的，没有从神义到人性的历史转喻，也不是男人们在言辞的栅栏里喋喋不休的保守与激进之争。在私人生活的现场，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随同私有财产一起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私人领域之于女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文化的隔离策略。在这里，个人的、身体的就是政治的边界，女人们还来不及思考，幸福与灾难就并行不悖，长驱直入了。就像爱丽丝珍藏了一个世纪的毛线编织针，可以为丈夫和孩子们织出温暖漂亮的羊毛衫，也可以刺进女人的子宫，独自解决意外怀孕的麻烦。这是20世纪前期出生的西方女人们，不管阶级、年龄、肤色身份和社会地位，在毛线针面前，她们编织幸福和被幸福所编织，她们颠覆生活和被生活颠覆，她们所共同面临的处境就是：毛线针是幸福的仙女棒，同时也是导致死亡与伤残的凶器。1943年，一个叫玛丽路易的女人，因为非法替人堕胎，被政府以反家庭罪斩首；32年之后的1975年，法国女政治家、时任卫生部长的西蒙尼•维尔的堕胎合法化提案得到国会审议并通过。每一个微小的改变，之于爱丽丝，都是惊心动魄的。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保守主义指责淑女风范的沦丧，败坏了男女关系的甜蜜与严肃性；激进派同样不满，认为性解放强化了“女人就是性的”这样一种男权定义，应该从立法上，纠正强奸和性行为的模糊界限，即所有的性行为都是暴力，任何强权压迫都是一种强奸行为。

爱丽丝哪一派都不是，她写了一辈子的女权主义专栏，突然有一天，她的专栏必须停止，因为她攻击高跟鞋对女人的伤害，时尚杂志的广告商们不乐意了。她痛恨的是消费时代的物质符号吞噬了自由精神；痛恨那些只知道模仿的时尚辣妈，把自己四岁的女儿打扮得像个雏妓。如果重提女权运动史，她的孙儿孙女会把她看成一个老怪物，陈谷子烂事有什么好说的。就像小甜甜布兰妮，就知道脱啊，脱啊，已经和抗争无关了。孙辈们没有经过奋斗、没有经过大脑过滤的自由，在爱丽丝看来很傻很天真，爱丽丝嗤之为“女孩牲口们”。

女权祖母的高度，来自她雄辩的阅历。她的志同道合者是她的女儿。1968年，她的女儿玛丽侬27岁，萨特和波伏娃是那一代法国青年人的偶像。玛丽侬和丈夫莫里斯于是达成协议，复制哲学家的生活模式。源自诚实的深度交流，是他们婚姻生活的核心。玛丽侬主动、热情、充满智慧、生命力健旺，不仅能烧水做饭养儿育女，还可以驾船出海，和爱尔兰情人在荒岛上体验世外桃源。正是从存在主义开始，逃离自我与逃向自我的互逆性存在，一再显示个人和世界的奇妙关系。玛丽侬问丈夫：为什么你的情妇通讯录，换了一本又一本？丈夫回答：我喜欢并一直在寻找被爱的感觉。玛丽侬说：那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在爱。玛丽侬和情人保持了一生的关系。女权祖母把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纠结于性别差异之上，将私人、私密和自愿的性行为社会学三原则，付诸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男人这边，这就是一对多的社会性别学解释。

别样的忠贞，针对丈夫，也针对情人，爱欲作为一种正面积极的力量，能否为女人的自由扩展新的边界？在玛丽侬身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波伏娃不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和自由“照面”之后，玛丽侬的疑虑并没有消除，她自嘲道，自己像一个遭遇情感和理智双重讹诈的拉辛式的女人。受20世纪90年代保守主义浪潮的影响，女人的自由清单上，必须兼顾到传统价值。于是，女权运动进入21世纪之后，自由女人的形象仿佛是在做一个幼稚的加法，你可以有情人，但同时你必须是个好妻子与好母亲。自由之于女人，并非摆脱支配、自主选择，而是被更多的选择所支配。

和性解放运动捆绑在一起的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如要为其做历史评分工作，成绩研判因人而异。女权主义和存在主义一样，在新一辈那里，成了一件过时的衣裳，人们在权力结构中，放弃了和强权争辩；在自由的议题上，放弃和自我争辩；在伦理的维度上，放弃和他人争辩。“自我”显得粗暴和蛮横，女权祖母爱丽丝的棒针毛线衣被拆得七零八落，她自己也早已忘记麻花针和菱形针的编织方法，她只记得帮助妹妹艾莲娜堕胎的场景，她看到女人的下体，她称之为只有丈夫和情人才看的角度，从下看的角度，是历史哲学排斥的角度。重新抬头，意味着重申20世纪60年代一代人被岁月洗刷掉的精神以及常识。女人做淑女还是荡妇，之于男人是更有利还是更不利，爱丽丝没有答案；但之于女人，是幸还是不幸，爱丽丝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八旬高龄，爱丽丝依然在写作，还得应付丈夫，一个老小孩，在生病的时候叫她“妈妈”；她得和妹妹的丈夫斗智斗勇，为逆来顺受的妹妹撑腰助阵；鼓励女儿的婚外情，她称之为母亲和母亲之间的谈话，交流那些只有生育过的女人才有的秘密。生活从四面八方袭来，这是一种立体的女性场景，和独身、自杀、疾病为伴，主张颠覆与创造。与一只脚踩在天上，追随信念的纯粹女性知识分子生活不同的是，爱丽丝和一代人站在一起，和那些生活体面的中产阶级女性，和她们所走过的20世纪的漫长岁月在一起。她不思考人类，她只思考她自己，在经验层面盘旋，检视日常的虚伪与真诚，以老祖母般的耐心，一根一根，一天又一天，拔掉长在女人身体里的刺。

“爱丽丝”是法国女权主义作家贝诺尔特•克鲁尔在83岁时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小说《星陨》可以当成她的自传来阅读。文学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狙击理论的粗暴。她关心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精神遗产，在代际的传承与流失。自由在有的人那里，是一个小心呵护的秘密；在有的人那里，是一件时尚内衣；而她亲眼看见，在她的孙辈那里，是一句脱口而出的“老女人”。如果爱唠叨的话，不管你30岁，还是60岁，都是“老女人”。让她迷惑的是，60年代的一代人，怎么从反对父母，变成了反对孩子？这代人永远在反对，是她们错了，还是孩子们错了？

女人为什么怕老？才30岁，就筋疲力尽，心灰意懒。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症候，克鲁尔为此还写下了小说《心航》，一个持续了一生的婚外恋故事。以她的年龄高度，她看的是情感的全貌，而不是细枝末节。被婚外恋题材的肥皂剧弄得头昏脑涨的中国电视观众，也许不太熟悉持续与一生意味着什么，也许意味着电视剧《金婚》或者《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所看到的那样，女人对着男人绝望地吼叫：你毁了我的一生！与其拿耐力去抱怨，不如像克鲁尔笔下的女人，总是拿耐力去行动：一个历史学女教授，把她的钱都花在机票上了。约会是一种习惯，她每年都得飞过万里行程，去和一个水手约会。从18岁到65岁，女人走过了完整的岁月。

和《星陨》的代际时间叙事不同的是，这个女人会独自老去，带着疾病、松弛、衰弱以及像毒蛇一样蔓延的皱纹。这个时候，家庭不在场，丈夫不在场，孩子也不在场，历史学女教授将她的生命历史观委托给身体。和身体达成的契约，就像国家之于公民对自然权利的忠诚呵护一样，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她和她的国王，就是那个粗野而敏锐的水手，对彼此的身体保持了一生的迷恋，毫无理由的迷恋。权力和征服无关，权力表达的是迷恋，如果这是性解放的成果的话，女人的一生都陷入这无用的激情之中，轻率而且毫无理智，她们不问将去向何方，却欣然前往⋯⋯据说这正是人类感动希腊神话中的命运守护神莫伊莱的地方。

不知去向何方，但欣然前往，历史也是这样，女权主义又何尝不是，因为平等从来没有出现过。但女权主义运动留下的痕迹，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留下的痕迹，是冷却的烟蒂，还是细小的火种？女权祖母贝诺尔特•克鲁尔以文学的方式，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