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图形状上看，上海以苏州河为界，与弯曲的黄浦江构成一个斜躺异位的类似子宫的核心区域，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围合下，前殖民时期遗留的经济文化踪迹，如今还在主导着上海内部的价值秩序，人们把这座城市的类子宫区看作尊贵的象征。都说这座城市是阴性的，天然地形似乎在默默传达着这种属性，但这和生育事件无关，生育是前现代推崇的价值。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港敞开了东方帝国的东大门，作为贸易门户的上海，一出生就是现代的，并且形成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一地三治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一直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市政管辖权。从区域文化的特征来看，上海是父权制的一次偶然事件，现代性的发端是一次近乎私奔的举动，裹挟着混乱的子宫能量。因为不知道私奔的目的所在，故而盲目并对引诱保持些许的警惕。大都市是一种意义耗散的产物，在远东，上海出落得花枝招展，头脑的发育不良，导致了她可以被任何一种力量牵引，但这些力量都只能留下一些纷乱的脚印，都无法界定她的性质。上海的属性是对一些踪迹的刑侦学辨认，保卫上海是维护现场的托词。但上海妖娆的躯体以及工业骨架，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了现代性肺部疾病患者面颊上的点点潮红。
作为摩登女性的原产地，上海名不虚传，仅从就业人数来看便是如此。据1920年的一项统计，当时有一半的上海女性拥有正当职业，此后的就业人数还在增加。在对上海进行辨识的符码系统中，女人成为文化现场的证词与证据。她们出没在传奇、风花雪月、故事、掌故、时尚怀旧与文艺媒介里。在文化想象中，对于男人而言，上海女人基本分裂成两种：摩登女性和东方宝贝——一个时尚、现代并且都市化，一个矜持、端方还有异国情调。被两种男权指纹所确认的上海女人，是一种时间（进步）与空间（异国）并置的碎裂形象，一种欲望结晶体，每一个角度都折射出不同的欲望类型。
物质生活与物质女人
传奇的中止是政治语法的故意休克，在20世纪社会运动的时刻表上，上海一直是一种过去式，怀旧是上海的宿命。往事作为上海女人的青春事故，与这座城市繁华的寂寥一起，被历史的贞操反复度量的同时，在消费文化的欲火中重现。因此，上海女人是有关民国女子的幽灵传说，同时也是现代欲望的客体对象。尊贵与优雅不是世袭的文化基因，她常常遭遇基因突变的袭击，摩登女性就是突变的产物。摩登女性是视觉形象与精神形象的双重运作，两者既分裂又重合，传统力量对此束手无策。摩登的上海女人作为现代性的补充物，在革命浪漫与日常物质的缝隙处，被历史想象所征用。
摩登女性是中国现代性想象中的前卫符号。从清末到民初，近代商业美术最早开始了对“上海女人”的叙事，比如通俗画报、明信片和月份牌，女人成了媒介的媒介，这再度被符号化的对象是欲望的欲望，以至于在20世纪20年代，月份牌美女图作为上海商品以及英美洋货的通用符号，和日常用品一道，进入中国人生活场景的细小管道，女人形象获得微观权力场效应，变化是从琐碎的日常起居开始的。美女一直是消费文化的图腾，月份牌美女依然是传统年画与商业招贴谈判折中的产物，商业进取的阳具逻辑和软绵绵的水粉颜料杂糅在一起。在消费文化兴盛之初，消费的劝诱性征服包藏在中国人软绵绵的世俗心里。月份美女也是有烟火气的，她们坐姿拘谨，浅笑的脸粉嘟嘟的，穿着与时装达成和解的改良旗袍，留着紧致服帖的卷发。月份美女的笑容正如蒙娜丽莎的笑容一样，是一个时代的秘密表征。20世纪初启蒙的全部误会，就是月份牌美女的失踪。一开始，大众凭着本能站在了消费这一边，而革命话语遵循了商业逻辑，革命成了理想的类似期货的金融事件，并且有了知识话语的准入门槛——批判的武器。
月份牌美女是商业文艺的复兴，那些粉嘟嘟的脸，饱满而静美，有保留的洋气，她们遵循世俗逻辑的惯性，将“消费”这一传统社会的外来者，乡村中国的陌生人，在迷乱的上海，迷乱的时代，随着商业的路径传播开来。摩登－现代在其发生的那一刻，是一个附送搭配的符号：买一只洋火机，好，给你一幅月份牌。摩登女性是商业思维的非卖品，没有洋火机，就不可能有摩登女性的流传。摩登女性并没有模仿现代，反而揭开了现代运作的内在机制，没有现代性的内在逻辑，但仿真品却比原件更加真实。摩登女性诞生于商业媒介，而有关进步的神话，像一张男子气十足的军事工事地形图，现代性在自身内部完成媒介的转换，月份牌女人既是时尚的表征，同时也可以是沉闷生活里的点缀。这些异样的惊喜，情绪化的补充物，反而被当作珍品陈列在记忆的长廊。但顶着一只现代的假发套，就真的开始了现代性进程吗？
上海持续保留着摩登女性的传说，这是一桩受引诱的交易，把西方自启蒙以来的经济理性的中立立场转换成一种无辜的日常理性，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与世纪之初首尾呼应。这是物资生活被中止后的接龙游戏，在两个版本的消费文化景观里，摩登女性的原件与副本共同演绎着有关上海女人的叙事，基于对当下赝品的不满，怀旧成了忧郁症患者共谋的文化仪式。因为有个老上海的文化想象——符号化他者，在监视着当下，摩登女性作为现代化主体的替代物，一个乔装的自主形象，意外地复活。而摩登上海（老上海）则是一道伤口，这道伤口被打扮成腐烂花朵，成了创伤性记忆不停上演的哀悼用具，摩登女性的物质生活是童年遗失的糖果，有点酸有点甜。
冰冷的物质女人被“怀旧”孵化成“风花雪月”的俏佳人，冰冷的属性让上海女人和任何一次社会运动的浪潮呈弱反应状态，而她自身的热循环则是商业启动的突破口。月份牌美女和怀旧热里的上海女人这个被居室内的日常生活零部件所包裹的摩登女性，在抵制历史传奇的同时，在和宏大话语交锋的同时，迎来了自身的传奇与神话。日常的晦暗底色里，有另一种壮阔在涌动。
日常惊讶与平庸传奇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摩登女性》，依循的是苦难—抗争—毁灭的模式，摩登女性作为革命生产系统的齿轮，确保着压迫与反抗话语的周转。除此之外，摩登女性在另外的层面上，依然是话语运作—改造的产物，是冻结意识形态之后出落成的“冰美人”。革命被冷处理，展示的是一种试图还原真实的努力。在古典情结的纠缠下，在传统文人胡兰成那里，就是日常的持续惊讶，这惊讶被改装成欢喜，他眼中的《民国女子》是叶公好龙的现代性想象。在古典与现代的边界上，价值参照物像幻影般流动。
不是被革命改造，就是被幻想改造。《民国女子》是有关张爱玲的幻影故事，情欲幻想得到日常经验的催化，看似尘埃里的绽放得力于一种高超的夸张，张爱玲被月份牌化，是不动声色的夸张情欲，是一个新鲜的女子，张爱玲的一举手一投足对于胡兰成来说都是惊艳的，这是传统男文人在有关女人的整体想象中的一次例外，但最终还是得归拢在一种整体性的情欲中。每个女人之于胡兰成，都能看出好，混沌情欲自身完成了阉割。一种极致的传统坚守，必须完成其统一的封闭性。时间意义上的摩登女性处于昏迷状态，厌女症和恋女症（比如贾宝玉）在相反的方向上挟持女人，这是彻底理性在两个极端的唱和。正如对现代性的整体想象一样，西化是惯性的惊讶，日常是革命的休克，物质是信仰的松懈——另一种意义上的解放。日常理性并不日常，而是传统惯性不可克服的意外事故，张胡恋就是一场情欲事故。革命则是现代化的高速挡，重返日常经验是换挡动作，都没有抛弃现代化引擎。月份牌是凝视的产物，这是最低限度的凝视，是一种杂芜人性的探头探脑，有点消极与被动，女作家张爱玲则是在封闭居室空间打造的凝视杰作。拜物教和恋女教同根同源，拜物是粗鄙的，去赞叹惊艳女人则是风雅的。凝视被风格化，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擅长的话语游戏。
闺阁情怀本来是国粹，比如宋词。闺阁主人作为文化处女，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阉割术的运作。能吟风诵月的女人，被男文人引为知己。能成为知己的少数女性，其惊艳的背后是惊恐，“民国女子”吓坏了胡兰成，离乱成就了他的逃避，《民国女子》是劫后余生的作品，这惊吓扭曲了他凝视的视线，书写“欢喜”是用来压惊的。日常昏厥了，只有平庸才被传奇所遮蔽。
被凝视的客体无意间变得具有控制力，其冰冷的属性反而阻止了意义的热能耗散。冷淡，是张爱玲对《民国女子》的基本态度。只有男人才热衷回忆，意义增值但又和当下保持着安全距离，这是屏风化的屏障，美学化的阻隔。时间有了迂回的身姿，胡兰成形容当时的民国是被西洋的尾巴扫着了，而扫帚星的尾巴是有毒的。旧上海的毒性发作，民国中邪了，胡兰成眼中的新女性则保持着金刚不坏之身。现代性的移情将媒介固定化，屏风是穿透与阻隔的矛盾体，是墙的半成品，将空间的封闭性改装成视线的模糊性，传统与现代各自独立的符号秩序投射在屏风上，形成一些象形乱码。摩登女性是一些奇怪的标记，一边是自知与自明的空灵禅意，另一边是自主与自立的现代化怂恿。小闺阁与大世界在此汇流，祛魅是双向并置的，任何建立符号等级的企图都有可能在摩登女性的话语中破产，更传统或者更现代，才是真正的话语魔障。
有关摩登女性的话语繁殖是抵抗传统—现代双重袭击的权宜之计，文化地形图上，异位的子宫形象就是对现实的极度不满和极度顺从——不满有时乔装成批判，顺从有时乔装成坚韧。幻想反而构成了真相的内核，守着灰烬的余温取暖，来填补不满所造成的空隙，用一种方案取代另一种方案，其中的间隔预留了传奇的位置。传奇是邪性的，妖邪之物就隐身于日常时间里。平庸获得神奇的力量，与亢奋的革命晕眩一样，而另一种晕眩则依附在夸张的生活细节里。病态是一种例外，是各种治理体系都无法归纳的剩余物。摩登女性抛头露面、屈尊纡贵，自立与一颗不甘的世俗之心相伴，不喜不悲，开放的同时也是自闭的，现代性是蔓延的忧郁，这忧郁掩盖了分裂的自我。怀旧并没有敞开事物本身，怀旧是另一种包裹。上海作家陈丹燕在其《上海的风花雪月》一书里，采访了当时永安百货公司家族成员郭婉莹，当有人建议她出版自己的旧照片时，郭女士说：“我自己的事不想让人知道。”
当男人将历史打扮成屏风的时候，女人的沉默则是坚硬的屏障。她们在怎样的时刻举起一面内视镜，一种发散的视点，而不是凝视的投射物，是现代与后现代都无法处理的文化疑点。但摩登女性往往被男权文化征用来进行历史书写，完成男性主体的塑造以及一种非此即彼的自我认同：要么传统要么现代，要么左要么右。女人却说“我自己的事不想让人知道”，一个信息时代的蒙面女人，屏障反而成了时间的化石；摩登并没有处在生成之中，而成了哀悼的产物。而上海则是摩登的守灵人，披头散发，对历史逻辑形成某种自发的抗体。摩登女性必然是蒙面前行的，她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问题是女人自己也对此一无所知。
旗袍的分寸感与媚他
“民国女子”不但没有接上现代化这口气，在商业文化的标志性城市上海，摩登女性的土特产被后殖民文化包装成了东方宝贝。东方宝贝是和平时期的文化变异，后殖民是胡兰成“中邪”说的演绎。后殖民依然是西方知识中心论的产物，就是说，后殖民学说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开出了多元文化的解决方案，也树立了一个绝对一元的对立面，这就是墨西哥帕萨塔原住民运动的著名口号：ONE NO，MANY YES。启蒙以来的普世价值，在远东常常发生话语的生化效应，从来没有正式的抵抗，自由平等的价值运作却登峰造极。但生化反应在文化肌体内部形成看不见的抗体，现代化的现代样板层出不穷，比如摩登女性、职业女性、时尚女性、叛逆女性、铁姑娘、女革命家、女战士等。与“新女性”一样，东方宝贝使得传统男文人的凝视特权周转不灵，消费文化复活，月份牌的折中策略失效，毫无理由的拒绝与毫无理由的接受，形成了左右手互搏的武侠宝典。性、颓废、死亡等现代主义元素被当作标签，企图遮掩这座城市的沧桑。沧桑不是来自阅历的丰厚，而是被各种偶然性撩拨后的无可奈何。查建英女士在评论小说《上海宝贝》的时候，形容这样的社会“非驴非马”，“宝贝倒真是宝贝”。宝贝会拿灾变当话语玩具，宝贝总是无辜的。前卫是灾难来临的前夜，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可以流通的文化货币。谨小慎微的权衡术发展成了细致的具备分寸感的讨巧的“另类”，上海女人的美则是分寸美学的典型摹本，她自身是禁欲主义的，性冷淡的，正是这内核缺失的欲望符号，成为最理想的欲望投射对象，正如上海是一出历史“空城计”，但这并不影响她繁华的风云际变。
现代启蒙理性有着完整、连贯、统一的支配力，而摩登女性在中国则是现代理性除不尽的余数。在理性公式中，日常与公共保持着平衡与内在关联，日常空间不是公共生活过度爆棚后的收容所。日常空间与公共空间相互的敌意，相互的争夺与侵占在现代女性这里呈现出胶着状态，对上海女人做出优越感的文化指认，不仅是现代性的无能，还是一种性的无能。摩登女性被驱赶到民族主义的圈套里，内部的欲望焦虑置换成外部矛盾，崇洋媚外的东方宝贝应运而生。《上海宝贝》中的中国男友虽然性无能，却是女主角的精神依靠，后殖民主义的判词显得十分无效，“中国特色”之于后殖民主义有着天生的免疫能力。
东方宝贝原本是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情欲形象。前殖民（军事）与后殖民（主要是文化经济）都未能破解的谜语，仅保留着一个看似娇宠的谜面——东方宝贝。旗袍是猎物的杀手锏，旗袍的收裹有怒放的味道，征服往往被诱惑所俘虏，并且勾勒出一些隐晦的身体线条，这是西方文化对几何学的迷恋，旗袍最终成为一门深奥的思维训练，远东一直是最可亲近的陌生人。旗袍成了生化武器，一件危险的宝贝，谁也猜不透其缝制的秘密。但旗袍是严谨的日常科学的产物，其精细的制作过程留在了老上海的记忆细胞里。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是放纵与堕落的，但远东也许是个例外，规矩而紧致的旗袍完全不同于中东的面纱——面纱是下垂的屏障，一幅巨型的帷幕，帷幕后的一切都是非理性的。面纱本身宣告了这个秘密，因为她企图遮掩，遮掩不可告人的秘密。东方宝贝是摩登女性的灾变，一种现代性逻辑的符号繁殖。摩登女性在进步解放的话语体系里获取的是一件个人主义的群体雕像，因为解放话语试图撕开面纱，来满足有关真相的欲望。“解放”像一堆人造皮肤，蜕皮之后剩下的东方宝贝则被玩偶化，人们试图忘却解放的内容，而服从了解放符码的编排。西方的凝视并不是致命的，后殖民主义成为遮掩自我玩偶化游戏的托词。从民国女子的沉默到前卫女性的喧嚣，这种在中国语境中的突变，让“开口说话”的女人变得可疑。
时尚之都上海已经不容置疑地担当起新格局中的引领者，这是现代性符号生产所分派的进步任务。旗袍话语的微言大义被引领者的荣耀所忽略，在新的欲望结构里，上海女人不可避免地被派上用场。摩登加女人等于什么，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哥德巴赫猜想。
阴柔的上海引发了恋女症，属于恋物癖的变种，情欲是其空洞的中介环节，女人—身体—情欲—物质是一串能指链条，物欲在链条终端收拾文化阉割后的残局。摩登女性和东方宝贝都是伤残的标记，是现代化与后殖民伤残的标记。鲍德里亚认为，标记才能引发性兴奋，性兴奋则是男权中心主义的逻各斯话语。这是伪装的性高潮，正如《上海宝贝》只能在德国男友那里获得性高潮一样，这嫁接拼贴的性高潮并没有羞辱中国男人的意味。当人们认同经济热的“性高潮”的时候，东方宝贝放出一支冷箭，充当了男权的发声筒，激动得语无伦次的后果就是“尖叫”。
旗袍的隐喻系统里没有尖叫，旗袍是“媚他”的，因为穿着者必须自我约束很不自在，并且不动声色。启蒙的辩证法是推延真相内核的暴露，旗袍的缝制术也是经济而恰当的，顺应自然的身体线条之余是对自然线条的修正，是科学理性的日常运用。织锦面料像现代社会的立法者与设计者一样，是少数人所实施的话语工程。如今的纯棉制品取代了织锦——织锦旗袍是启蒙的，是精英化的质感；而纯棉则是假惺惺的后现代。一个热爱纯棉制品的上海女人是对上海的背叛，比如时尚作家安妮宝贝。成为话题，是话语行动的前提，实证主义永远滞后于话语行动，正如摩登女性先于现代，东方宝贝先于后殖民一样，符号起义也先于符号的生殖。
只有旗袍可以掩盖“伤残标记”，因为一肚子的“中国经验”不知从何说起，“媚他”受制于精当的裁剪，自主来源于自我控制，“国际化”反而像一张假造的身份证，摩登女性也是。但旗袍的技艺失传了，和民国女子一道，成为桶装的怀旧纯净水，缓解亚健康的深度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