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雄性步伐踏过19世纪，留给世界的壮阔脚印就是现代大都市的兴起。一个个语义繁复的超级空间在工业与商业的双重护卫下，让都市之花开遍大地。人们在这超级空间里进行密集而规模庞大的生产、交易、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大都会是理性主义的终极胜利，同时也是其终结者。笛卡儿式的“我思”被城市表述为“我规划”，“我在”意味着城市又在其反转面成了人的“客体”，于是进步原则被人体验为神话，启蒙主义被质疑，现代化被体验为现代性。这些幸福与灾难、便利与冲突、创造与摧毁并行不悖的逻辑，把现代人弄得神色慌张。“规划”成了“复制”的同义词，规划成为城市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尤其在当代中国的造城运动中，规划不仅丧失了最初“我思”般的绝对与傲慢——因为专业及其理性中心主义的退却，不仅是理性自身的溃败，还意味着后现代来了——在中国语境中，城市是权力博弈的复杂组成物，对城市功能的区隔设定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更重要的是权力谈判的话语要塞，有人喊出“少点规划，多点规则”的口号。规划游弋在资本、政府与公众之间，规划的幽灵形象是在场的缺失。一座座在规划之中而又极度缺乏规划感的城市出现了。

但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不管是19世纪还是21世纪，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特定的地点被体验为场所，在特定的时间被体验为场合。当我们说人与空间的时候，人好像被抽离出空间之外，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人们不能克服地心引力一样。对于都市人而言，空间无处不在，空间是生命中的空气、阳光和水，空间与生命是一体的。城市文化的属性是空间性的，乡村文化的属性是大地性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生产，是以努力拓展生命边界开始的，正如人们已经难以区分到底是先有交易所才有了金融活动，还是先有金融活动才有了交易所一样，空间在定义人们的社会行为，同时，人们对空间的需求，刻写在城市的面容上。现代人精神结构的变迁，体现在对新空间或者理想空间的诉求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空间是欲望的产物。在人们的欲望版图上，出现了城市功能的割据态势，于是，商业城市、金融城市、工业城市、旅游城市还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城市，星星点点，散落各处。

功能主义的城市类型学，引发了城市人格分裂症，从规划那里丧失的也必然得从规划那里挽回。作为修复的权宜之际，在消费逻辑的支持下，一种独特的同时满足休闲、娱乐与购物需求的“多元”空间出现了，她点、线、面杂糅，她强调空间感，并引入时间语汇。在这里，时间被体验为漫步、行走、闲逛、驻留、观望以及发呆，她无身份、无等级，她朝向任何人任何事，她是事件的现场与证人，她看见幽会、等待、离别、欢乐与孤独，承载生命之重与生命之轻，她语义混乱、自说自话，她瞻前顾后，左右逢源，她发散一切又吸纳一切。与封闭式的巨型商场不同的是，她还允许天空与大地抛头露面，她怂恿矫情的都市人去怀旧，她将乡村经验中的无所事事和慢慢悠悠，嵌入繁忙都市的钢筋丛林，她就是步行街。

步行街的前世今生

1.原始意象

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被专业术语描述为尺寸、节点、立面、距离、颜色、材质、感光、功能、模型等，但人其实要得不多，要的只是呵护与交流。从空间人类学的角度看，对空间的原始记忆来自子宫意象，生命的第一空间就在那里。子宫不是单纯的载体，不是物，不是被物化的客体，也不是现代化进程中被他者化的城市，子宫意象意味着人与空间不离不弃、相生相长。2500年前的巴比伦空中花园，是王妃米拉米斯乡愁的产物，这人类最初营造的瑰丽空间是用来眺望的，王妃在这里可以眺望她的故土波斯。

尽管古城起源与权力的炫耀相关，但安全更能体现其基础需求。城墙是人类安全本能的护栏形象，同时也是人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的标记，因为城市的出现，激发了人的交流需求，在城市这一聚合型文化界面上，人就成了高度符号化的动物。人们在涌向城市，生产符号并进行符号的交流活动。城市主题的演变过程，就是人类历史的变迁过程，从王权、宗教、工业、商业到消费，每一个阶段都矗立着一个欲望主题。城市是欲望发生的场所，更多时候，人们像回避性问题一样回避空间问题，人们只关心欲望的造型术——建筑，称之为凝固的时间艺术。空间被时间所统御，这是为了便于计算进步的尺寸——进步是一个时间概念。对空间的选择性遗忘，是现代人及其近现代理性主义的哲学伎俩。城市是欲望的造型竞赛，而安放、容纳欲望的空间被造型取代。空间原型的母性特质是混乱无序、包容万象的，空间既是中介又是本质，这母性的形象被城市化进程的父亲形象所遮蔽。身份可以修改，血统可以混杂，意识可以转变，空间永远是敞开的，开放的，她能改变形状让我们出去，又能打开一切让我们进来，但造型不是这样，城市不是这样。

由于交通的发展，城墙被拆毁，护栏取消，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人心的护栏越筑越高，城市成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囚禁标记。作为某种修复的替代性方案，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缝隙让街道杀开一条血路。道路留给机械交通工具，而街道留给了人的双脚。街道是铁血工业主义的模糊地带，像毛细血管一样纠缠蜿蜒。来无踪去无影的街道，是感官的流放地，是直觉的残留物，是人们无意中安置肉身经验的场所。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将现代知识分子的肖像，描画在街道上。那些在街道上无所事事闲逛的人，颓废诗人、躲避债务的小说家、贼一样慌张的革命党人、流浪汉、身份不明者，将现代城市的内在肌理与内在精神，记录在了他们的视网膜上。他们是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产物，同时又是这两者共同的弃儿，是时空错乱而对此又极其敏感的倒霉蛋。本雅明正是在19世纪末巴黎大都会的街道上，这唯一残留着肉身气息的场所，捕捉勾画现代人的精神谱系，因为他固执地相信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

2.女人解放与上街

当男性知识分子可以满大街闲逛，他们像一个个精神便衣特务，记录下现代城市的精神罪案的时候，女人们的主要活动空间依然是家庭。启蒙以来的现代政治学，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政治学家是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师，因为他们对空间也十分敏感。但街道的出现，在女人这边，依然是一个引诱者的形象，与商品的繁殖与堆砌一道，与其说是商品渴望女人，不如说是女人按捺不住对街道的向往，她们近乎私奔般的，走向了街道。

依然出于最本能的感官诱惑，而不是本雅明式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时间焦虑症，女人出现在街道上，让政治学家们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规划企图基本失灵。女人解放首先并不在天赋人权的框架内，因为启蒙思想家在说这个词的时候，他们脑子想到的只是男性公民。

19世纪中叶，中国的苏州城，人们在计划修一条环城街道，于是在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官府无能的吵吵闹闹中，街道最终还是修好了，这也许得力于没有多高政治素质的规划师以及道路工程师们。因为新街路面的新技术含量，她比中式街道更平整干净，更适合三寸金莲的行走，女人们纷纷走出闺阁，散步成了当时最流行的风尚。

女人最初上街，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同样相似的是，街道解放了女人的步履，她们必须得走出去，走出去不管是干什么，都是最关键最基本的解放。19世纪中叶，当时中国的市民杂志《点石斋画报》慌了神，看见女人们遭到男人围观，认为有伤风化，该媒体呼吁家长们要看管好自家的女人，别让她们到处乱走。

性别政治就这样依托新空间而发生了，这空间拓展了女人的生命边界，她们尽管被围观，与被看相比，她们则看到了更多。苏州街的故事再次提醒人与空间的原始关系，接下来，除了散步，女人们开始在街上做公益事业。一般是富有阶层妇女，她们在这新空间里表达仁慈之心。再接下来，就是街头集会。在中国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中，有不算多的女性身影，但对于稳固持续了几千年的道德秩序而言，这不算多的身影是多么神奇的变化。

最具解放能量的，对于女人来说，正是空间感官意义的刺激属性。男性设计师们，不管是政治设计师，还是城市规划师，他们的理性中心主义，会在理性无法企及的地方，滋生出新事物，新潮流，就是说，空间效果远远大于其设计。正是因为街道空间的独特性，她的半闭合、未完成状态，才使得街道、新空间、女人、解放的历史语义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3.女性经验与逛街

女人是最具空间感的动物，她们更倾向于对具体的特定的事物感兴趣。因为她们的身体与空间总是浑然一体的，英国女权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写过一篇《一间自己的屋子》，强调独立空间与女性独立的内在关系。由于两次世界大战，让女作家对伦敦产生恐惧感，她厌恶大都市，因为繁华在更多时候往往是灾难袭击的目标，她长期隐居在郊外的乡村。但不管乡村还是都市，一间自己的屋子，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空间焦虑症，空间的性别标志被男权主义者征用，性别标志成了性别隔离。有时候，在女性作家那里，所谓公平正义，具体而言，就是空间感的修复与移植。1993年，美国著名女批评家桑塔格跑到萨拉热窝，去和当地人共同排演先锋戏剧《等待戈多》，那里正在发生波斯尼亚战争。当媒体把所有的赞美之词献给女作家的时候，桑塔格则认为，她只想把自己在纽约逛街的心情，喝下午茶的心情带给那里的人们。① 

有独立空间之说，但空间的概念并不是孤立的，她不应该是孤单的词汇，只有当空间与城市文本、生命文本的上下文发生关系的时候，空间才属于人，而人也属于空间。

 ①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39—345页。

 ①居依•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