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1949年发表算起，作为一部经典，德•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经60多岁了，之于西方妇女而言，这本祖母版的女性圣经，已经显得过时而唠叨。女性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浪潮之后——妇女史称第二次解放浪潮——到90年代走向平静期。30多年的历练后，妇女问题从社会公共舆论的视野中淡出，这也许表明“女人处境”不再构成一个公共性的话题，《第二性》中被真切描述与审慎分析的、左右为难的女人们，生生不息的女人，朝向生活的同时，迎面而来的是整个社会对女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终于有了一个恰当的态度，产生了一些毋庸置疑的公共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得到了社会制度与法律制度的支持，这就是西方妇女坚持了200多年抗争所赢得的权利。如今，女性主义更多的是作为哲学术语，在后现代研究领域中，有着她魅力无穷的“神秘性”，哲学家们称之为“女性之谜”。

这种学术眼光如今正影响着人们之于女性主义的态度，包括说着汉语或者研究中国文化的海内外女学者，她们持有一种这样的论调：女性主义是西方话语的殖民产物，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所谓的“男权”，但承认“父权”。她们也许忘记了父亲的性别，以及“君子”的性别。“妇道”诚然在道德实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但“天理”降下，砸在“君子”的头上，和女人没有任何关系。

重读《第二性》，就会发现，东西之争是学术研究打磨出的新框架，在1949年的思想氛围中，作为存在主义者的波伏娃，她关心的“处境”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专有用语。不管白女人、黑女人、黄女人，有钱没钱的女人，哪个国家中的女人，这不是存在主义的分析框架，只要你是女人，你的存在必然会遭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应对睡在身边的专制。

为亲密关系制造敌意，这是自女权主义在19世纪发端之初，就遭受的非难。“牝鸡司晨”的污名，也同样甩向中国20世纪前后的女权主义者脸上。在《第二性》首次发表之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我们的国家，谁要再提“女性主义”，就表明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因为“女性主义”是资产阶级妇女发明的玩意儿。同样的非难与污名化表明，女性主义没有国别，得不到任何传统习俗的青睐，也并非什么左翼的盟友——学术左派攻击主体性，认为“女人”不存在，和阶级论还是有区别的。可见，女人的“处境”指的不是文化感受，而是一种权力结构。就文化感受而言，去问任何一位当代中国妇女“你是要自由，还是要幸福？”答案肯定是后者。习俗在一定程度上总会给人带来舒适，因为习俗意味着稳定，它像一个装置，自动运行，按习惯行事总不会出错。

存在主义的抱负的确不俗，萨特如此，像神一样思考，自由是他真正关心的议题，当然，几乎所有一流的思想家，他们所有的思考都与自由相关。他的精神盟友波伏娃也不例外，让所有人不快的地方在于，男人—女人的这种对偶性的思维模式、行为以及情感方式，在她笔下显得愚蠢、做作、不诚恳，她几乎动用所有的智力与才华——这种能量如果用在学术方面，肯定会超过萨特——不厌其烦地论证女人是如何被宗教、历史、文化以及社会所塑造的。政治是例外，政治与自由的亲和度高于其他，政治革命走向的是解放与自由，这与“第二性”的诉求没有冲突。

要自由还是要幸福，这样的提问，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因为自由乃幸福的本质。政治地理解并适当安排两者的关系，属于国家范畴的事物。但自由与幸福被体验为什么，如何在人们的经验中展开，常常受制于俗见的围剿。更多的人不愿意也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生活当成一种冒险。但岁月静好，江山无痕同样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日常逻辑的专政作为一种微观强权，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所形成的伤害，一点点磨损着人的信心、激情与想象。波伏娃将这一切归咎于婚姻制度。以异性恋模式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如何成为可能？她决绝地表示：婚姻或者爱情之中的男男女女，正是基于一种既定的性别思维，带着完全不同的诉求走在一起，比如男人要的只是一个熟悉的可以落脚的旅馆，以及有规律的性生活，而女人却以为这能实现她从小女孩开始就梦想的爱情，一个屋顶可以覆盖她生命的全部，“家”就是一切，她的一生需要处在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同的是从这个监护人手中被移交给另一个监护人。

这是存在主义式的质询，即当一个人决定做什么的时候，他或她必须清楚这对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否则，浑浑噩噩、自我欺瞒就不可避免。当然，让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不满的是，波伏娃在蓄意贬低女人，孤独是如此可怕，陪伴是任何人最基本的需求。尤其在我们的社会，一个人战斗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社会层面的保护几乎无可期待，婚姻（包括任何类型的男女关系）依然是一种基于安全的考量，就是说，此种关系承载了国家与社会所应该给予的庇护，任意两个男女之间的合作，如履薄冰地维系着本应该由社会协作与福利所担保的安全性，而自由则显得多余而奢侈，也并不是那么紧迫。这是电视剧《蜗居》无意中呈现的严酷主题：任何男女关系中，当生物性生存的条件，比如安居、生活保障，成为压倒性诉求的时候，尤其对女人不利，并会相应加重年轻男性的危机感。女主人公为了房贷主动物化自己，成为交易筹码，这已经不是有关情爱、性、伦理的冲突，分明是一个生存公正性的问题。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年轻的城市女无产者与男性官僚的故事，后者富有、宽厚，而且充满性魅力，而同为无产者的女主人公男友，一无所有得尤其彻底，这包括对其性魅力的否决。最为险恶的是，女孩与男官僚的缠绵、吸引、激情、炽烈，越是得到渲染，社会公正问题就越被扭曲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而女人却可悲地以“爱情”来为自己辩护。如果这代表了“80后”的生存状况，一部如此羞辱这代人的作品却得到追捧，更加令人费解。同时也向当代女性暗示这样一种选择：你想在城市待下去吗？快去找个能帮助你的男人。中国妇女解放——去查查妇女史——行进一百年，最后仿佛回到了“解放前”。

以降低标准来为自己的生活进行辩护，这是和谐的要义。如果安稳是以此为前提，同样是在贬低我们作为人的状况。期望什么事也别发生，如果将其理解为和谐论的死寂幸福，那么是让家变成修道院与寺庙，或者将整个社会变成这类纯净的精神性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共同生活的原型是家，波伏娃要质疑的其实不是结婚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或者两性关系是值得期待的。

“白头偕老”、“不离不弃”是我们的期待，这依然是稳定诉求的变形。怎么才能长相厮守，这是关键。大部分人听天由命地走过一生，像撞运气一样，碰到了长相厮守，付出的是忍耐、妥协、欺瞒、恍惚、委屈、心不在焉，以及各种形式的怨恨，然后就圆满和谐了。这样的中国女人故事，很好找到，去问问我们的女性长辈，她们会说上一千零一夜。坚韧美德的胜利，是说给女人听的，母亲对女儿的祝福，祝福什么，这是一个秘密。

重读《第二性》，就会发现，从改变开始，就是改变那些“女性气质”的语法。这会吓坏女人：男人是因我有“女性气质”才爱我的，没有“女性气质”，我还是女人吗？没有男人陪伴，多么可悲啊！

做女人没错，这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建立起和他人的亲密关系，波伏娃的意思是说，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人际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如果违逆了这个前提，男人和女人同样会变得歇斯底里、面目可憎。正如我们与国家的关系，我们与男人的关系也是人为的。在契约之中，立约的双方首先是平等的，这就是《婚姻法》新规要限制财产归属方向的理由，这是告诉女人们，尽管对方腰缠万贯，在法理上，你们是平等的。

“女性气质”不是外在的，不是说一定要穿得像个男人，你才独立，你才不可侵犯，不被轻视。首先学会如何看待自己，才会找到恰当方式和内容，去要求别人，要求社会，要求国家。波伏娃其实没有贬低女人，她所有观点与论证的逻辑起点就是：女人具有自由意志。但所有的文化，都在此问题上语焉不详。在西方，是以女人无理性能力来否决这点；在我们这里，君子与小人对举，而小人与女人又是一伙的。这里的“小人”不卑鄙，同样是无道德理性的。也许很多女人很愿意做大一号的小孩，认为这很幸福，能够被宠爱、被呵护，但那就必须承认依附是一种幸福，就不做决定、不思考、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无能力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但首先法律就不允许成年女人做小孩。如果文化从没有把女人当作有健全理智的人看待的话，做女人在某些方面是挺舒服的，至少比男人活得轻松一点，周围环境对女人的要求也不会太高，她没有多少因为要优异、要成功、要杰出而产生的存在性焦虑；反之，对于想优异、想成功、想杰出的女人，或者女人持有这种想法，人们会觉得很怪异。就像有管理者说“能让百姓吃饱饭，就是最高的人道主义”一样，说这话的前提是，把百姓放在一个稍微低下的位置上，没吃的是起点。从当代史来看，人们曾经被摆在这个反人道的位置上。如果把百姓换成“人”，这样的表述会让人不舒服，因为没有人会说我活着仅仅是为了吃饱饭。

现在换了一个词，叫做“尊严”，唤醒这种意识。波伏娃之所以攻击“女性气质”所制造的神话，也是基于这样的诉求。尽管此书全篇都在批判“女人”：她们卖弄风情，浑浑噩噩，矫揉造作，以嫁人为天职；她们也工作，但并不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她们尽管也有人从事学术、艺术与文学等创造性活动，但没有真正热爱这些活动的，这些活动只不过是她们更好地“卖弄风情”的媒介，她们喜欢自己胜过喜欢这些活动，一切只是为了炫耀自己有多聪明、多敏锐、多有天赋。这是女人在批判“女人”，与来自男性世界的声音不同，因为没有男人会斥责“女性气质”（极少数男性哲学家是例外，如尼采），否则这会动摇控制的主动性，正如不可能有来自官方的言论会挑明人的“奴性”一样。可见，自由的前提必定是自觉。事件合乎逻辑地发生了：《第二性》一出版，女人们人手一册，奉为圣经，让“女人无理性也不会反思”的谎言不攻自破。而社会反应就是：20世纪60年代又一轮大规模的女性解放运动，让更晚出生的女人们不再陷入《第二性》中难堪与胶着的困境，才让她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新的问题。

存在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两性关系看上去如同神仙眷侣。看看我们文化中的理想妻子（爱人），都是神仙与妖怪——七仙女，海螺姑娘、白蛇精⋯⋯于是，世俗中的要爱情的林妹妹必须夭折。林妹妹算是存在主义者的理想爱人，她说得最多的话是：你的心，我们的心。这是明代“心学”的心，但“此心”没能得到呵护，被满汉朝廷给锁住了。自由传统被中断了，接续才显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