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阳家暴案二审开庭期间，其妻Kim在微博中写道：李阳不愿意公开庭审，如同所有的邪恶都害怕暴露在光亮之中一样。家庭暴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人身伤害，因为它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的两人之间。家门总是关闭的，门内的领域在现代观念中，乃私人专属。家务如党务，在基督教婚礼中，两个人是要宣誓的，如同加入党组织。这是仪式的力量，仪式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意味着经由仪式的认证，这个神圣的“内部”自动生成一种绝对权力。献身组织也好，把自己献给另一个人也好，这种誓约关系与制衡社会秩序的法律之间，存在一个晦暗不明的灰色地带，意思是说，你有权折磨我，在盟誓的那一刻，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你了。在苏联斯大林清洗时期，很多纯粹的布尔什维克都认为：如果大清洗是党的需要，那就把我清洗掉吧！这是一种怎样的、超乎目的性考量的、非理性的、强烈的情感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党员同志找不到一个恰当的根据向“双规”抗辩的理由。

当然，男女关系之中，爱到极致也不可能有人说：你暴打我吧，如果这能让你愉快兴奋。这状况也不适用于SM，后者是性游戏，其中的暴力是一种节制而又有分寸的技巧，很多时候，施虐和受虐的角色会互换。情感的确是人类才拥有的谜一般的“内部世界”，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学派，还只是让其露出冰山一角。但不可否认的是，极权主义作为一种例外的人类现象，同样并且特别适合去做精神分析，要么，文明人的野蛮行径，该怎样理解呢？

当服从得到深入而有效的思考以后，现代政治就开始了。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另一个人，即服从是如何发生的，其来源只有两个，要么是权力，要么是道德。道德话语在古典政治中占据要津，因为这样的政治根据德性的完美度，将人在价值层面做了区分。“君子”的话有人听，那是因为他们处于才智等级的高端。在19世纪的欧洲，法律规定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当时的社会还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男人在体力和智力上高于女人，弱者必须服从强者。尽管这个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是议会政治的发生地，但对家政秩序的理解还基本滞留在前现代阶段；而另一方面，婚姻制度又被安排在民法体系中，即缔约的双方是平等的，这就导致了法理与道德的冲突。

服从的另一个基础是“权力”，在现代以后，人类基本放弃了原始的“强力”说，即服从的理由不是谁的胳膊粗，而是以契约说加以论证。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或者组织也好，之所以可以发号施令，占据统治者的地位，不是因为他或者他们“打赢”了，失败的一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被统治者。服从的理由必须来自权利转让的互惠状况。卢梭就认为平等之所以在理论上能够成立，那是因为所有人出让给国家的权利都是同样的。出让不是收缴，而是拿给国家，以便让权利得到更好的看护。更何况就我们的历史来说，毛泽东认为内战是一场“人民战争”，不是一个军事力量与另一个军事力量的对决。那么在这场战争中，谁是失败者呢？反正人民胜利了，人民统治人民在逻辑上说不通，因此前现代的“血酬定律”也就不适用于“人民战争”论。

统治与被统治的正当法性基础，在更多的时候，可以被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所笼罩，习惯就建立在这种情感之上。比如暴君对臣民的依赖总不会多于臣民对暴君的依赖，没有了暴君，臣民会举国哭号，这是何等强烈的情感。186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出版《妇女屈从的地位》，他在书中写道：只有野蛮人才能够容忍暴政。言下之意，暴政与普遍的容忍相关，而抗争则是文明人的普遍素质。在当时的语境中，法律竟然明文规定妻子必须服从丈夫。这项规定并非出自人的理性，因为如果是理性的话，就需要论证，而不需要论证的事物，往往是人们的习惯和情感。这种习以为常的暴虐和无数个日常习惯一样，没有了这种惯性的支撑，人们就会无所适从。密尔认为：家庭暴虐和政治暴虐一样，只要暴君愿意，恐怖就会频繁地发生。婚姻契约在签订之前，不像商业契约那样立约双方都通过了经营资格的审查。要对即将进入婚姻状况的每个个人做一项人格审查是不可能的，因此谁也无法担保自己不会遇上一个恶魔。但将责任归咎于个人的命运或者判断力的匮缺，只会助长暴虐。如果在这种最为基本的人类关系之中人们体会不到平等的愉悦与自由的乐趣，如果心智的敏锐与洞察力不是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涵养与培育，那么所有尊重习惯的托词，只不过是为家庭暴政辩护而已。政治也就如婚姻一样像一场赌博，如果还算顺利，只是因为这个时期正好有位良相一样。

在以情感为基础的关系之中，人们的克制能力会减弱，不愉快的发生概率就会很高。在这样传统的婚姻习惯中，女人明显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之上，她的生活状况取决于丈夫的能耐与品质，是被赐予的。因为社会的文化习惯告诉女人：你不需关心家庭之外的政治事务，也不用思考什么正当性问题。好妻子的养成在于只关心具体利益的获得，比如丈夫的头衔、孩子的教育以及让女儿嫁个好人家。文化习惯在捆住女人的手脚，禁闭她们的头脑之后，必然得出结论：男人占有绝对的智力优势，于是服从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期望好政府的愿望如同女人期望嫁得好一样，的确能够得到一些实惠与便利。传统的印象是“柔驯的女人有福了”，还时不时地告诫并恐吓女人“才命相妨”。这些老生常谈不仅在事实上站不住脚，在理智层面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在传统社会之中，女人的才华根本无从展示，等于在你还没有走路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你会摔跟头，于是你放弃走路吧；或者告诉你，你素质很差，没有能力为自己做主。如果素质是一种养成的结果，那么什么事物能最为频繁而有效地锤炼人的素质？显然，密尔认为就是家庭生活，而家庭应该是所有人的公民学校。

尽管密尔自己拥有一种高品质的情爱关系，但他依然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男女从相识到结合，都是基于具体利益的考虑，而不会深入到精神层面。这种轻浅的表面上的结合，使得两性关系中仅仅因为性别资格，就天然占据权力主导的一方，会对另一方的真实需要要么妄下决断，要么视而不见。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是他无端的意愿，没有任何理由。

密尔的结论其实与亚里士多德类似，即国家政治与性别政治，都该采取共和制，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女人最高的德性就是服从，但基于家庭权力是城邦政治的原型而言，他更信赖共和制。政治权力的内核是那个最终决断权，应该平等地共享。现代政治在自然法的前提下，强调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个体性最具优先权，而平等是一切权利得以保障的基础。

这样一来，服从不再是权力的基础，而平等原则作为任何社会联合的优先前提，将自由与解放议题摆在了政治的中心位置，这包括最为基本的两性结合。这样的思想，同样出现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之中，作为一部开启民智的经典，《大同书》的平等精神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源流。如果暴政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支撑，重铸人们的情感习惯依然有赖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从而变更惯性的轨道。正如密尔所说：“只有当社会关系中最为基本的关系置于平等的公正原则之下，只有当人类用平等的权益和平等的教养学习、培育他们最强烈的同情心时，人类道德的新生才能真正开始。”如果没有这个新的原则为人类社会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那么任何粉饰习惯的做法，密尔都称之为“原始的野蛮遗迹”。

《大同书》的“戊部”，堪称中国早期女权经典。在“夫为妻纲”的传统社会中，康有为将女人的处境描述为：奴隶、囚徒、私有财产与玩偶，这样的状况显然违背了上古“人皆有天予之体”的思想。接着，他的论证竟与波伏娃的女权思想尤其相近：“女子与男子，同为天民，同隶于天，其有亲交好合，不过若朋友之平交者尔；虽极欢爱，而其各为一身，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则也。”但与密尔的女权思想不同的是，康有为认为妇女解放的目的，是为了国族强盛，因为社会一半的能量如果被封闭起来，显然不利于整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他写道：“人之国，男女并得其用，己国多人，仅得半数，有女子数万万而必弃之，以此而求富强，犹却行而求其前也。”尽管《大同书》时而以天理，时而以人权为根据，为男女平等大声疾呼，但其思想勇气来自敏锐的洞察力。在传统的积习中被粉饰的“举案齐眉”，只不过是先贤的用心良苦的劝诫。正如密尔担心的是，婚姻习惯之中的服从原则，很有可能将无辜的女人送到恶魔的手中，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做丈夫的就一定是文明而正直的。

而公开检视人性幽微之处并承认其阴暗面，使得《大同书》的戊部具有鲜明的现代气息，康有为关于理想婚姻制度的设计，甚至比密尔更为激进，后者只是论证性表述了一种志趣相投、教养接近、精神平等的两性关系，而康有为认为，终身制的婚姻是不可取的，因为：“盖凡名曰人，性必不同，金刚水柔，阴阳异毗，仁贪各具，甘新殊好，智愚殊等，进退异科，即极欢好者断无有全同之理，一有不合，便生乖睽⋯⋯或相见不语，或终身异居，或相恶离异，盖因强合终身之故而致终身茹苦或丧生命者，天下古今盖无量数。”“夫唱妇随”的习俗安排显然隐瞒了康有为在此列举的种种不堪，婚姻终身制与君主制一样，奠基于同样的道德强制，并为暴政提供土壤。

康有为在此将传统的阴阳交合之说，即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的能量，坐实为具体鲜活的生命。人性的杂芜带来了“百年好合”的处境化悖论，诚实的勇气不仅在于直面人性，还在于将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这种复杂性相匹配，于是，共和思想闪现在康有为的激进婚姻制度的设计之中，这就是：“男女听立好合之约，量定限期，不得为夫妇。”而这个限期类似于合同制，他规定：“婚姻期限，久者不许过一年，短者必满一月，欢好者许其续约。”如果说密尔还是性别政治的共和主义者，那么，在赞成共和的同时，康有为还是一位激进的革命者。

当然，在戊部的结尾处，康有为提醒人们不要妄引此例，其前提是女人首先必具备独立人格，否则女学未成，人格未具，会纵容她们的淫乱之情。看来，石破惊天的革命者还是回到了素质论，虚君共和是为了留住这根古老的情感纽带，精神断乳期遥不可及，而密尔的人格独立论则扎根于自由意志，而不是所谓的“女学”。

中国的现代步伐，正如女性解放的脚步，走了一百年，现代政治的“素质论”余音，还依然盘桓不绝。而与此同时，一种强烈的情感因素，依然附着在“主人”的身上，恨嫁的女人如同渴望民主的“顶层设计”的人们，依旧闷闷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