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的人既比他所相信的道德更不道德，也比他所知道的道德更加道德。——弗洛伊德

“平庸之恶”以后

2009年有部奥斯卡最佳候选影片《朗读者》，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兴趣，剧本改编自小说《生死朗读》，小说作者是曾任教波恩大学与洪堡大学的法学教授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这本自传体小说在十年前，就已风靡欧美世界。经由电影的视觉呈现，这部寓意深邃的作品被锁定在两个主题之上：不伦之恋和战后审判。想审视历史的人，觉得该片“前戏”过长，所有文艺片的“乖戾”无法承担其审判之重。那个朗读者，在交欢时刻，为年长他21岁的女人朗读经典文学作品。那个15岁的小男孩伯格，这战后的一代，留给他的全部标准就只有抽象的法。在法的面前，长大后的伯格，作为法学实习生与当初的恋人、现在站在被告席上的汉娜相遇。汉娜曾为纳粹工作，在一次大火中，作为看守的汉娜没有及时打开门锁，释放被关闭的犹太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多年后，幸存者将几个女看守告上法庭，在量刑的节点上，汉娜放弃了自我辩护，成了几个看守中服刑最长的人。其他几个女看守咬定是汉娜传达的文件命令，但汉娜是文盲，伯格知道汉娜大字不识。法律系实习生伯格在此表现得相当冷静与克制，他回避汉娜，也就回避了为汉娜减刑的机会，但几乎整个后半生，伯格在监狱外与监狱内的汉娜一同赎罪，他变得消沉，毁掉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他一直在寻找幸存的犹太人，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他没有为汉娜辩护，正如汉娜没有为自己辩护一样，他能做的就是继续朗读，把录音磁带，一盒又一盒，寄给狱中的汉娜。就在汉娜服刑期满，伯格为她准备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基本条件之时，汉娜却在狱中自杀身亡。

汉娜是为她曾服务的政权谢罪，还是因为其他？这是一个问题，影片中有个细节值得留意：伯格去狱中探望汉娜，汉娜还是用当初亲昵的口吻称呼鬓发染霜的他：孩子，并将手伸过来，伯格缩回了自己的手。还有一个细节：汉娜喜欢倾听朗读——当时被关押的犹太人也为汉娜朗读——并曾试图与朗读者发生性关系。爱欲、朗读、谋杀、责任、罪恶感、个人、集体以及历史奇怪地纠缠在一起。

自另一个汉娜，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发表后，犹太女人阿伦特就担负着背叛本民族的罪名。在“对犹太人的爱”这一问题上，阿伦特在给犹太朋友杰尔肖姆的信中写道：“我不为这种爱动心，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我至今的人生中，一次也没有爱过某一集团或某一民族——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工人阶级等这类集团，我只爱自己的朋友。我所知道的而且相信的唯一的爱，是对个人的爱。第二，这个“对犹太人的爱”，正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能够观察到某种可疑的东西。我不能爱自己或者所谓自己人的一部分。”① 在此，阿伦特对伦理层面的爱和政治层面的爱做了区分，政治层面的爱表现为责任；但不同于爱，伦理和道德无法与政治划清界限，有时候人们可能为了政治责任而背叛私人性的爱，或者因私人性的爱而放弃政治责任。

 ①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孙传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当然，具体到个人，这很难取舍，比如阿伦特对自己的爱人——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态度。反世俗政治的情绪从基督教兴起就开始了，由来已久，直至自由主义的时代，“生意”取代“主义”成了人们的常识。国王脱下军装，工业和商业自然就凯歌高奏，这是19世纪人比如斯宾塞等自由主义者的历史观。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政治摧毁了“生意”，无数个人的爱，即阿伦特所秉持的私人之爱很不情愿地撞上了“民族之爱”。这时候，真相是怎样的，政治该如何表述，人们遭受了怎样的煎熬，谁犯了罪，该受到怎样的惩罚等问题，不是几条干瘪的历史教训就能回答的。

法学教授、小说家施林克就迎着这样的问题知难而上了。当那个叫汉娜的女人——他的爱欲导师——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对个人的爱，这私人之爱如何坚持？当私人之爱遇上政治责任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爱的不仅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名纳粹党徒。施林克如不回答这样的问题，阿伦特所坚持的“积极生活”（中世纪的拉丁语将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政治生活”翻译成“积极生活”）就无立足之地。在现代道德的尺度上，为不伦之恋辩护没有太大的难度，真正有难度的依然是政治尺度。确认“爱人”的罪恶，就如同指认自己的罪一样，阿伦特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自己和犹太人的关系的，她发现的可疑之处是：犹太人虽遭遇了不正当，可他们为什么没有抵抗？成为受害者，在历史的长度中，是否就意味着拥有了全部的政治豁免权？

去指责受害者，这在情感道义上为人们难以接受。但受害者的政治责任，恰恰是政治学一直欠缺的维度。因为清算施罪的一方，是历史的普遍做法。政治更多的时候，是针对群体发言，清算的是某个施暴的集团、政党或政治势力；而追究到个人时，极端逻辑就是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或施害者，正如战后德国人的反省：我们每个人都有罪。阿伦特认为，如果这样，就没有罪与非罪的问题了。罪与非罪是个宗教概念，政治表述应该是责任担当。有限的审判席容不下一个庞大的群体，选谁或者不选谁，只能采取非常简单的标准或由非常偶然的因素决定，比如那个因乔装改扮失败而被捕的艾希曼，比如为“文革”担罪的三男一女——史称“四人帮”。镇压与审判，是政治的强力部分，如同镇压一样，审判也是暴力形式的一种。在法的面前，个人是抽象的个人，法不参照具体、差异、偶然与特殊，但如何抹掉这个站到被告席上的人与生俱来的具体差异呢，阿伦特发挥了康德的概念，即康德从自由意志所推导出的任性——恶之起源——来观察恶之行为本身，即“平庸之恶”，来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能从恶的结果推导出恶的动机，这是对恶之深度的还原。但阿伦特显然不愿意这样做，一种机械的无动机的恶，无法为恶的结果负责，阿伦特把这解释为判断力的丧失。但《朗读者》并没有在此止步，施林克执意回到恶的起源。汉娜是有判断的，这判断就是康德说的纯然理性，无条件、不计算利害地遵从法则、执行命令。因此，汉娜觉得没有辩护的必要了，再往前，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深渊”了。当然，汉娜的行为本身导致了恶的结果，而在恶的另一面，这不容争辩的理性也可能导向一个善的结果，这就是阿伦特在《论革命》中对美国革命的评价。在立国的最基本原则上，是不容争辩的，阿伦特称之为“神圣理性”。《朗读者》还在往前推进，汉娜最终还是判自己有罪，她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只有文学艺术才能面对的问题。

个人秘密与羞耻

政治不允许也不主张个人审判，审判是基于人们的共识达成的行为。政治理性必须在公共空间才能展开，判断的正确与否，在于各种意见的激荡、争执、反对、同意、说服与被说服。但到底什么最值得追究，什么可以暂缓追究，政治判断更关心的是前者，在逻辑上不能自相矛盾，在法学层面不能自相冲突。这就是伯格面对汉娜的态度，哪怕他因惊诧和痛苦而蜷缩在旁听席上。屠杀就是屠杀，背叛就是背叛，告密就是告密，面对历史，面对结果之恶，面对生产恶的意识形态机器，这是不容争辩的，人必须接受审判。然后才是人的不纯粹、不反省、不思考、不得已，有意作恶还是无意作恶。不反省、不思考、不得已，总而言之，人性的脆弱，是不能和政治划清界限的，这也是阿伦特所主张的：应该把精神生活的维度引入政治，改变希腊传统以来理论和实践的割裂。聆听朗读的汉娜，她的内心是怎么想的，人们依然无从知晓。人们看到，她依然津津有味地聆听伯格的朗读磁带，但磁带上的朗读和当初床榻之上的朗读，显然不同了。在声音之中，两个人都在和自己的内部世界做斗争，这斗争就是精神生活的起点。精神生活是政治无从显影的部分，是对政治外露的、整体的、抽象部分的补充。这外露的显在的部分，就是政治的建制，包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政治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把政治外显的部分放入主体性思考之中，他认为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机器召唤（interpellation，有的译本翻译成询唤或者传唤）的结果，受政治与法的召唤。主体首先是服从的产物，这在福柯那里转换成文化建制或话语行动。在国家之中，在民族之中，在议会中，在警察局、法庭和监狱之中，人划定了自己的主体性坐标，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是被规定好了的。但人还能做什么，更准确地说，个人还能做什么，就属于精神生活的部分。当这个部分充足与丰富的时候，当人明确了自己还能做什么的时候，接下来的行动就是政治的，但政治不仅仅是行动。

个人那易碎的精微的精神生活如何抵临政治那宏阔的外部器官，如何走向广场、法庭以及被强光笼罩的公共空间，这段距离又该如何测度？比如电影中的汉娜自己，该把哪个汉娜放在第一位？纳粹汉娜、文盲汉娜、情人汉娜⋯⋯对于政治审判来说，她只能有一个选择，这就是纳粹汉娜。难题出现了，公众或者历史只能辨认出纳粹汉娜，这是集体反思的结论。至于文盲和情人，这是律师伯格才知晓的秘密。这秘密只在微小的个体面前才能得到呵护，但这秘密却是个人精神生活的第一推动力。

集体反思如何得以进行？集体反思可以等同于法庭的审判吗？或者反思就是审判吗？谁审判谁？人们习惯认为主语是“历史”，而历史的执行者以群体名义完成了一切，比如屠杀或者对屠杀的审判。因为屠杀的麻木不仁，审判也是麻木不仁的。小说《生死朗读》呈现了有关审判的麻木细节，这在电影中没有更细致的表现。但审判必须发生，这是一个健康的政治肌体应该有的反应。而反思就没有如此强烈的唯物属性，因此集体反思可以说是反思的外显部分，而不被看见的部分，难以呈现的部分，就发生在具体的个人那里。个人反思的推动力在哪里？在人们的知觉层面，它像牙疼一样，跟个人的躯体感应相关，这微小的生理疾患难以言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难言之隐。

“平庸之恶”以后，恶的深度就被抹除了。有罪与有病成了精神分析关注的话题。弗洛伊德在其晚期作品《自我与本我》中写下这句话：“一个正常的人既比他所相信的道德更不道德，也比他所知道的道德更加道德。”① ，他解释说，就人性而言，无论善恶，总有一个比他所能知觉到的范围更加广阔的范围。那么，人的意识无法企及的范围指的是什么？精神分析学理论告诉我们，这就是超我与本我。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人也许比他所了解的自己更高尚，也许比他所了解的自己更邪恶。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分析结果是匪夷所思的，但症状就好理解了。忧郁症患者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被崇高所辖制；反之，强迫症则力图甩掉超我的监控，把自己作为本我的对象，沉迷于破坏。一边是高强度的良心谴责，一边是“嗜杀成性”的自由本我，自我的调节、阻挡和抑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