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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理想国 完结

作者:张念
“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像句咒语,从一个名叫顾彬的德国人嘴里弹出。汉学家顾彬用汉语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文化籍贯已经发生了位移,他扔掉了后殖民主义所持有的仁慈偏见,置身汉语现场,在是非的发生之地,践履“说出一切的自由”,因为“局外人”从不诅咒,“局外人”的优越感来自怜悯和宽容。给出“宽容”,在神学谱系中属于专有词汇,能够抽离的荣耀,才可以赞颂奇迹——比如中国奇迹的新福音,因此而称义。宽恕不是伦理尺度,当代文学也并非“罪人”,尽管这终结者的口吻,漂浮在哀音四起的当代文化景观中。何止文学,股票、房地产、乳制品行业、制造业品质的整体沦丧,价值的高度符号化,后资本主义的文化景观如鬼魅四处游荡,人的诅咒和终结者的姿态,反而成了祷告与自我安慰的另一种变形。
文学走向衰亡只需一个动作的转换,这就是从写作变为生产。把一种无用的劳动带入流通领域,强化其交换价值,歇斯底里的做法就是,煞有介事地承担起生产组织的功能。以开发网游软件起家的盛大网络,于2008年9月9日启动盛大文学网,号称为作家们提供最强大的发表平台,为他们寻找更大范围的读者。当然,IT产业的新秀强调,他们每月支出的稿费高达200万,最考验人的赢利模式也没有多少想象力,除了付费阅读,还有广告。这口吻让人想起资本家对编织匠说:去看看市场,看看市场价格,想自由独立?死路一条。资本的荣耀就在于此,没有英国人发明纺织机,没有生产的组织化运作,第三世界的棉花就会全部烂在地里;那么,在这个类似的情境下,作家的作品呢,当然也全部成了垃圾。写作与生产,阅读与消费的界限抹除了,文学生产机制意味着,作家出卖劳动力,网络运营商投入资本与智力,最险恶的效果在于,写作的智力因素被绑架,作为人质,文学和世界的对抗变成了大众和小众的对抗,传统模式与技术媒介的对抗。“马克思的幽灵”重现① ,当工人阶级试图寻找自我的创造性价值的时候,写作—创作的自我价值自动抹除,作家们成了“新媒体—新机器”的奴隶。
文学的独特性已经缺乏说服力,纯文学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很难达成有关文学品质的共识。价值通过发行量和货币符号才得以显形,这是主导当今世界的共识。文学变成了语言的远亲,她获得了生产力的解放,她为资本逻辑的“世界博览会”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从高傲的秘密的神经质的阅读空间,走向了亲民的文化景观前台。
经济(economy)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流转、流动,“扎根”只是农业文明的属性,这就形成了最大化的发行量和最小化的写作并行不悖的局面。“文学是垃圾”,如现代人共享的愤怒——所有人都在向所有人卖淫,所有人都在怨恨所有人,资本是爱恨交织的产物。

谁在写作

文学与爱恨无关,她发生于迷恋的时刻。文学经验似是而非,就单独的文本而言,很难断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所有被规定的文学,都是可疑的。但我们知道,无法规定的文学常常具有规定的功能,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装”——蓝外套和黄背心。维特装规定了恋人的情绪,每个坠入情网的恋人都无法抵御“维特装”的诱惑。② 虚构的故事肯定不如壮阔的历史事件激动人心,但历史的循环似乎在模拟故事的虚构,使得历史意识进入一种文学状态。当作家们自行放弃写作权利,参与到社会化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之中时,反而是历史学家们收留了被遗弃的写作,这就是当代新史学派倡导的“情景化写作”。① 

 ①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德里达用“幽灵们”这个复数形式拆解被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也参与到“幽灵们”的行动中,对《资本论》等马克思经典著作进行解构阅读。本文在此提到的“文学生产”,也是一次幽灵行动。

写作到底是行动还是劳动?从传统的方向看,行动大于劳动。每次写作都是一次决裂,这个动作的执行者就是作家。文学传统是在决裂中延续的。“造反”,从人直立行走的那一刻就开始的造反,是造反本身,而不是造反的工具。总得写点什么吧,非意识和潜意识的,写作的“源欲”(libido)没有方向感,想成为作家的意愿会毁掉一个人成为作家的可能。因此,没有人在写,是“写”在自行发生。“自由写作”歧义丛生,令人费解,“写”本身具有强迫性,“写”的真理带着她的强制力,与管制和支配无关,正如自由不是前提,不是目标一样。自由如萨特所言,是对人的宣判。因此,人无法先于这种宣判去宣判写作以及文学。叙事作为一种古老的动作,在过去就是讲故事。“讲”本身是一种虚构,这个动作没有宾语,也没有主语,写作就是写作者的境遇。
当然,写作者不可能无视文学的历史,文学历史没有主体,文字的幽灵会开口说话、聆听然后故意遗忘,因此文学的历史就在于她没有历史,新与旧是无聊的文学研究以及文学教育发明的,经典也是一种传播学的发明。如果有种经典存在的话,这经典反而像外空间的“异形”,你不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刻,什么接受者那里,变成什么样的想象体。没有想象的共同体,也就没有纯粹的核心价值。“纯文学”是一种信念表述,而非价值界定。文本的内部秘密,如同时间一样最绵长也最短促。价值序列之中的文学已经不是文学自身,尤其在一切价值都可以通约化,从而实现流通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文学,仅仅是文学而已,这才是文学自保的策略。“垃圾”是废弃之物,多余的存在,如齐泽克痴迷的“余数”一样,所有意识形态除不尽的余数,没有正当性,无人问津,垃圾—余数成了全世界的敌人,成了“符号帝国”的私生子。“垃圾”属于生活的伴生物,丢弃与隐藏的部分,属于文学。在理性无能为力的地方,文学出没。文学的无用性恰恰在于她的永恒有效,深远的疑虑阻止了文学被符号化的可能。因此,在“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一暴怒判词的反面,暴怒的镜像就是救赎。
文学这非法之徒,独享语言文字的娇宠。每一部作品一出现,就发旧了——又是令人厌烦的密密麻麻的文字。但一部新作品就是一种新的“建制”(constitute)① ,她生产的不是利润,而是读者,是读这部作品的读者,一个一个的读者,不是读者群及其数量。

 ②罗兰•巴特:《一个解构主义者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0—131页。罗兰•巴特反其道而行之,把“维特装”和《会饮篇》作互文解读,文学经验与理性传统达成“和解”。

 ①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念群深受福柯的影响,将身体隐喻与场景叙事运用到医疗史的研究中,消解历史想象与想象历史的界限,提出了“情境化”写作的概念。

 ①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德里达在这长篇访谈中,回应了布朗肖的“文学空间”论,他认为“一部好作品”就是某种独特的建制,是用一种建制抵抗另一种建制,这与他“幽灵嬉戏”的结构—解构思想相关。

阅读障碍还是阅读溃败

可读性纠缠着文学,强调阅读障碍,是一种文化政治的平权诉求。可读性内在于文本的交换价值,写和读被假设为契约关系。写作者必须让渡其主权的绝对性,个人劳作由此进入权力链的循环之中。在文化产品的分配环节,可读性担保了写作即生产的公平效应。为了可读的便捷,将文学作类型化的处理,比如玄幻、武侠、侦探、色情,文学似乎拥有了无数的ID,文学的可读性诉求召唤出无数的文学马甲。文学生产的粗加工产品,在第三世界的文学趣味中,一派繁荣。
这样,作品和产品的界限被抹除,阅读权利的伸张,民主化的文学生产之镜,悬挂在写作弯曲的坡面上。大众阅读的正当性,逼迫作家迎向“真实生活”、“现实主义”以及“时代性”这些陈词滥调。“真实生活”或“生活本身”是最令人费解的言辞,但写与读的势力展布,力图规避其直白的生产—消费关系,需要文化意识形态为中介,以责任感的名义,胁迫作家接受可读性—市场的检视。权力运作的结果就是取消了作家的存在,正如在伸张阅读权利的同时取消了阅读本身一样。写与读原初的同谋关系变成了文化对抗,对于作家而言,写作的道德就是“写”本身,就是写出一切的自由。写作是自由的,那么写作也就是道德的。作家的道德感来自独立的文学传统,以何种方式去思考她,这是写作的个人秘密,而非共享的多数人的意见。读也如此,写与读,光与影,相生相伴。当阅读障碍作为舆论用词出现在公共媒体的时候,独享的个人化的阅读就消失了。是阅读事件制造了文学事件,阅读能力的沦丧必然导致写作的沦丧。
在文学空间的内部,文化政治的权力秩序统统失效。若将某种文化权力推到极致,比如性别,一部最恶心的男权作品,也有可能是部好作品,因为她刻写出这种权力的界限—极限,从内部引爆自身。上辈中国人记忆尤深的样板戏,其美学效应带来的就是集权逻辑的自爆,尽管这自爆是无意识的,无产阶级文艺的无菌、无毒、无害样本,清洗过度了,因完美而自爆。接受文化意识形态的监控,比起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监控,接受度上似乎更容易,更隐秘一些。消费文化氛围中的可读性,依然是难以揣度的。一部写满最能刺激消费的欲望元素,比如性、暴力、色情、悬疑等的作品,也有可能引来读者的反感,在作者自动将其作品产品化的时候,阅读的吊诡就在于把这产品再度作品化,扔回文学的幽冥空间。
可读性如幽灵,游荡在写与读的现场。
就文学的整体而言,似乎存在一个可读性的问题,即这部作品在说什么,影射了什么,反映了什么,和什么时代相关。被形而上学所支配的传统文学建制,同化了文学,也同化了阅读。如今文学ID的符号在冒充形而上学,时代性取代主题,类型取代题材,故事取代叙事,文学空间与阅读空间的同构性被拆离,对作品的要求类似家居产品,舒适感对阅读障碍充满敌意。

私人语言和政治武器

舒适感也是难以度量的,舒适感来自私人感受。“时代性”的“底层叙事”也许充满了道德意义上的舒适感,但这不可通约的道德舒适感,在文学所操持的私人语言范围内。私人语言的无根性,会干扰其文学之外的意识形态脉络,以文学作武器,必然遭到文学武器自身的抵抗。
对作品的指责也在于此,可读性预设了非可读性。非可读的是什么?背离常识,因为还有人习惯于常识的暴政;背离生活,因为有人认为他的生活就是生活的全部;背离经验,因为存在着这一种经验无法企及的另一种经验。社会共同体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因为共同生活的人群需要共同的秩序。文学处在同化、通约、共通、公共交流的背面,文学语言的私人性可以反证“共同”的界限,深知“团结”的界限在何处,否则文化的“大型团体操”会碾碎个人。
私人语言与外部世界的结构相背离,一部一部的作品,说出一个一个的经验,经验的唯一性,说出了其自身的完整性。在每一个阅读现场,写与读合二为一,一部作品是在喃喃自语,但每一句话却将世界尽收眼底。越独特的私人语言,席卷力度就越强悍。把驳杂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纽结,简化成个人与世界的唯一关系。她是私人的,是狭隘的,但她席卷了阅读,她因狭隘私密而丰富广阔。
私人语言狭隘到固执的程度,拒绝任何“主义”的“收编”,但给“主义”嬉戏留下空间。“主义”无法统领作品,但“主义”的流窜、错置,包括“主义”的误读与夸张,作品在征用主义的同时改变“主义”。私下的闲聊以及东张西望比宏大叙事的破坏力更强,闲聊是重复,并没有增加什么,而宏大叙事存有规模与体量的野心——似乎古典主义哲学家擅长这个,私人语言则力图改变积习的偏见,以穿针走线的细密速度,缝合“现实生活”的漏洞。
技术时代的语言风格是阵地战的策略,MBA语言漫天飞舞。MBA语言也是叙事性的——比如案例。但叙事并非其目的,提炼叙事,寻找规律,掌握技巧才是目的;一个精彩案例,不能止于精彩,而要能为现实服务。然而,在精彩被调制成另一个技巧的时候,现实反而被封存了。也许现实比技巧跑得更快,技术理性的阵地可能会发生漂移。
私人语言的游击战风格,来自对抗的无限性。把现实的可能性,当作个人生活的起点,这是一种冒险,但私人语言的战斗力恰恰体现在这里。虚构与冒险,缓解了冒险本身的紧张度,但私人语言不是一把玩具手枪,其政治趣味在于扩展自由的边界,加大自由的体量,让自我意识跑在社会共识的前面,将人们带回身体的现场。劳作的身体是散漫的,无组织无纪律。在社会化生产整饬身体的过程中,“多样的个体的特殊愿望蒸发到只剩下单一的愿望”,① 这是20世纪哲学家们对现代性的忧虑,因此他们把哲学野心投放到文学空间,几乎没有人不对文学津津乐道。在文学空间内部,人将可欲的事物寄托在言辞之上,慢慢酝酿创造现实的信心。一生都活在“神赐疯狂”之中的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为了降低特立独行的超拔难度,早在19世纪就在其博士论文《论反讽的概念》中苦口婆心地写道:“诗人不是因为创造了某个文学作品而诗意地生活着,如果作品与他个人之间没有有意识的内在的关系,那么在他的生活中就没有内在的无限性,而内在的无限性是诗意生活的绝对条件⋯⋯只有当他在他所属于的现实中是积极自由的,他才诗意地生活着。这样诗意的生活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达到的。”② “诗意”只能说出诗意本身,没有可增补可替代之物,因此诗意常常被抛弃被遗忘,具有“垃圾”的属性。而在文学生产的向度上,没有垃圾,每部文学产品都是可交换的、有用的。汉学家顾彬只不过是用这个令人生厌的词汇,说出了他的愤怒,痛惜作品的消亡。高音量的愤怒制造了事件,事件背后是一份沉哀。我们发现,在私人语言的向度上,只有孤独的拾荒者与“垃圾”终身为伴。

 ①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

 ②索伦•克尔凯郭尔:《论反讽的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81—282页。

天真地去写,去读,成了精于算计的现代人的隐私。私人方面的自我创造,是20世纪自由主义者的着力点,他们把文学性的私人语言引入对理性传统的解构之中,就像略显保守的科耶夫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读成文学剧本一样。在技术主义高唱的当下,具体的一部文学作品,其政治对抗性表现在“真理”是可追加的,同时又在语言迷宫中秉持迷失与迟疑的姿态。
“进步”与“发展”是人类的美好愿望,而迟疑与迷失,则是现代人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