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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理想国 完结

作者:张念
基于当代汉语文学全面溃败的事实,忙碌在文学急诊室里的人们,试图给文学开出猛药,以防其失血休克。这剂猛药就是作家余华在其新作《兄弟》面市之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抛出的那句话: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正面”、“强攻”以及“时代”,从一位曾经的先锋作家口中弹出,会让稍有当代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被某种惊诧击倒,而我们的作家余华已经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我们”和“时代”的切割,是先锋文学处心积虑所在。在过去单一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岁月里,“我们”以及文学都被时代收编,成了时代齿缝间的咀嚼碎屑。20世纪80年代之后,先锋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反而是一种后撤的姿态,文学撤退是为了保存其独立的品质,文体风格和语言风格的操练,是为了清洗文学的外围重负。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先锋作家全部的努力,就在于后撤,让文学撤回精神的秘密花园,以个人言说的微弱及其隐晦,抵抗时代的大合唱。撤退同时也意味着告别和清洗,心无杂念,当这后撤的姿态中止的时刻,也就是当代文学溃败发生的时刻。如今我们被作家抛弃,作家开始投身抑或葬身时代的洪流。这股洪流是什么?思考文学的公共性,就意味着由写作、汉语、时代、意识形态流变、个人、公共、市场、政治、集权以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崎岖小道所铺设的复杂织体,在非逻辑、非历史主义、非证实以及非证伪的情况下,像无可名状之庞然大物,朝人们走来。

时代性与公共性

文学向时代强攻的点或者进攻面在哪里?一部书写时代的作品是否就天然地具备公共性?弥漫在当代人心中的身份焦虑,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缺位,让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作家,包括文学研究者,将公共性的疑难杂症,归咎于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写作的个人化与时代性,小我与大我,私人叙事与历史叙事这些非此即彼的矛盾体,重新浮现。
钟摆式的歇斯底里表明,在二元思维的圈套里,人们的左右之争,既不能挽救文学,也无法增援公共性。一种偶然发生的语言现象越是标榜现实,就越容易被现实所嘲弄。因为谁也不能担保作家自己所标榜的时代经验,能够和每个人的时代经验达成一致,如果有一种达成一致的时代经验,这已经和文学无关,一致性里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运作技巧。更何况,在身份迷乱的当代中国,连同中国经验本身,有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重并置的形态,时代的整一性在官方意识形态那里就是“发展观”,在理论上就是核心价值,在作家这里,如余华所说,他是为了表现人的尊严。于是,他扩充了小说人物的数量,拉大了叙事的时间跨度,编织了更为复杂的人物关系,仿佛又回到小说的巴尔扎克时期。因此,人的尊严,这抽象的超越时代的时代性,在逻辑上恰恰抹除了时代性存在的必要。从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到小说生产的规模性,创作被生产所取代,无须反映什么,文学自身的“时代性”痕迹,成了文学溃败的一道证词。
从写作发生学来看,时代性如一道魔障,要么像过去那样,文学被政治挟持,要么像现在这样,文学被消费主义所劫掠。在腹背受敌的情态中,为破除理论僵局,修筑起公共性的栅栏,为文学注入生命力,这样的做法不仅会伤害文学,同时因为公共性的语焉不详,很容易将文学的独特性对立于公共性。一种流俗的看法是:关心大多数人的生活,并被大多数人所理解。
公共性的原意恰恰不是现代政治所标榜的多数人的意见。被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所发挥阐释的公共性,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思想。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自然的产物,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① 城邦政治是柏拉图理念的实践版,只有生活在城邦共同体之内的人,才能超越凡俗的有限性,从而走向古典主义所崇敬的“永恒”。公共性是古典主义共同体概念的现代阐释,因此阿伦特说:“人们进入公共领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与别人共同拥有的东西,以使自己比先人更加持久永恒。”② 单从语义推演,任何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其本身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公共性,比如《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在其间滞留往返的记忆和细节,把私人性推向了极致,这部登峰造极之作,力证了永恒性与公共性的古老关联。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页。

 ②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本身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公共性,比如《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在其间滞留往返的记忆和细节,把私人性推向了极致,这部登峰造极之作,力证了永恒性与公共性的古老关联。
写出经典的野心,如今不仅受世人鄙薄,甚至会吓坏作家自身。厕身时间逻辑上的“时代性”受到追捧,写作趣味的流变扰乱了人们的头脑。在一种风格还未成形之际——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写作,语言迷宫里竖起了一些路标,作为陷阱的装饰物,引领着当代文学。
所谓“人们共同拥有的东西”,按社会学的解释就是公共利益,而文学经验是属于自己的,自己的需要似乎只有自己知道。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经验,只能在文化层面显形。它似乎脱离了文学,表现为一种当代气质,一种趣味、辨别力以及审美能力。文学的溃退只能从当代趣味的败坏反推得出,语言的魅力受到图像蚕食,文学的空间被大众传媒侵占,对语言风格的自我放弃,是作家自身怪罪于时代的托词。和时代靠近,这是一种危险的举动,因为这谄媚终究会被公共的、整体的、低劣的文化气质所暴露。

文学空间与公共空间

在政治共识的普遍性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语言行动自身所营造的文学空间,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如果说文学与现代政治之间的秘密通道可称之为自由的话,那么语言行动则无须任何添加剂。秉持文学原则,回到文学自身,作为一种文化抗争在精神与气质的层面成为当代政治行动的支援意识,消弭了文学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人为界限,因为“自说自话”的文学来自孤独,走向的是另一种共享的孤独感。
阿伦特理论中的公共空间,在形态上是敞亮的,但“建构自由”① 则是显与隐的双重运作。一个倡导“积极生活”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忘记私人尺度的重要性。这不可公开的、不可言说的事物,即使他人不在场,“自身就是一名甩不掉的目击者”② 。人要学会自我勘察,这是阿伦特所敬仰的苏格拉底告诉她的。自我怀疑的习得来自文学经验,文学空间不直接呈现传统,就像布朗肖笔下的卡夫卡,走在“通往真理的荒漠”之上③ 。传统活在人们的行为之中,政治空间由行动构成,政治空间的基座根植于传统。最早的政治空间,在古希腊包括户外剧场、竞技场、集市和广场,就是人们彼此照面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处理公共事务,为一些公共问题展开辩论,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政治空间决定政治行为。在公共事物的方向上,看不到文学空间,即使文学作品叙述了一件宏大的公共事件。因为文学空间存在的是一对一的关系,作家在说,读者在听,在阅读现场,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但不能被证实。这造成了文学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背离,但同属于行动的范畴。如果文学按照某种既定的哲学模式或政治要求来阅读,文学空间就丧失了其语言行动的独立性,德里达称之为“危险的增补”④ 。文学行动与政治行动的区别在于,不需要在场的证明,不可证明之物并不等于不存在。清除这不可言说的部分,会导致革命暴力的发生,就像法国大革命清除贵族一样,群众认为他们清除的是矫饰与伪装。文学是具有伪装性的,悉心呵护的伪装,就是文学空间里的交叉花园,以防止世界的入侵。

 ①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24—165页。

 ②同上,第87页。

 ③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7页。

文学堕落的判词,是公共空间的粗暴越界造成的。比如文学可能描写手淫,但并不意味着作家在号召手淫。文学不是政治宣言,不是对某种意义的积极响应,因为这里的手淫并不损害任何人。浪费生命以及自我戕害,是文学空间的隐微术,是一种曲折的政治较量。文学空间的权力载体不可对象化,不可与自身分离。权力化约为文化习惯,习惯以及成见的暴政,正是文学空间唯一的公共事件。在文学空间里,作品及其阅读者对制约的反抗,是对先验的回应,对古老自由的回应。
现代政治经由阿伦特天才般的阐释,公共空间才重新释放出古老自由的光芒。在此,文学空间与政治空间就像国中之国的“叠增结构”。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之下,阿伦特力图寻找政治的原始根基——那些遗失了的原则。神话、史诗以及传奇,包括人类和自然相遇的一刹那,在雷鸣电闪中的祈祷,都是最古老的文本。在言辞中展开的世界,才可以被看见,被细心打量。因此,政治空间的基座上,如果还保持信念的权威性,那么文学空间里的语言行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从来都是信念的产物。这信念就是古典政治学对政治的界定:人类追求共同的善。“善”在柏拉图那里是理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政治,在阿伦特那里是“神圣的理性”,在索伦•克尔凯郭尔那里是“神赐的疯狂”,在文学空间里,就是疯狂的合理性。
文学的公共性是隐晦而潜在的,它不需要政治中介的探照灯,它自身的光芒足以照亮自由,在个人自由被照亮的地方,就是公共空间的正直通道。

现实确认和文学反讽

重申文学的现实主义品质,是文学与公共性话题的延伸。对语言艺术的工具化指认,反应出一种粗糙的公共性焦虑。作为个人与现实之外的第三者,文学必然与生活脱离。“脱离生活”的指责前提是,仿佛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等着作家去描摹。这外行的指责还常常挂在文学研究者的嘴边,当你说出“生活”的那一刻,生活已经跑到了人们的前面,现实感的丧失能够依靠写实得到补救吗?
文学的政治性诉求,再度将文学的正当性问题推到公共性的前台。正当性与原则相关,如果文学的原则就是反映现实生活,那么整个文学史就得重新编排。现实性优先,这不是文学的原则,“正面强攻”也不是,文学一直处在现实的深处以及背后,以消极的立场说出某种积极的东西。自现代主义之后,文学一直携裹着某种颓废的气质,游荡在世界。文学已经构成了现实的一部分,幽暗经验的一部分。

 ④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第42页。

颓废而幽暗,文学的反讽传统保持着一种直面现实的诚实度,因为政治批判与文学批判的着力点不同,文学诉诸个人,而政治则诉诸群体。幽暗属于美学,而黑暗则属于社会学。匮乏与满足并行不悖,这是美学的,而穷困的恶性循环,是社会学问题。由特殊的社会现象所激发的道德直觉,被人们普遍化之后,如今正迁怒于文学的无能以及无为。
对现实确认的期许暗含着对身份的确认。政治生活的缺位、公共空间的残破以及不够具象的文学艺术所构成的张力,折磨着现实的良心。其草率的解决方案,就是将文学艺术当成替补队员,正面迎击身份迷失的尴尬。并非巧合的是,美术界所兴起的“新现实主义”也正甚嚣尘上,其代表人物刘小东已经把在中央美院的第三画室,搬到了三峡大坝上,书写时代并力争成为时代故事的一部分。据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美术同盟网站报道,孙为民、王宏剑、徐唯辛、郑艺、忻东旺六名著名油画家,就新现实主义,形成了五大共识与原则:1. 热爱生活,关注时局,直面现实,坚持批判性;2. 语言具像写实,面向大众;3. 彰显社会良心、畅达独立见解;4. 关注文化,强调科学和理性;5. 走民族化道路,反映本民族生活,兼顾国际大局。
从显在的话语表征看,当代艺术家的共识意味着意识形态复活的庞大身影再次莅临文艺现场,艺术再次厕身于政治的谱系。只不过人民被大众取代。如果说人民是政治概念,大众则是消费文化的产物,这是言辞的险滩,一种企图与“时代”弥合的努力,彰显的不是努力的结果,因为无法预测这结果——时代将走向何方无人知道——反而留下了一道可疑的痕迹。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民”无从知晓消费的魔力,那么当代艺术家面临的是“人民”与“大众”的撕裂。被良心和利润、时代与现实所挑逗的“饥饿艺术家”,是否发现了“良心”能够兑换利润的经济学秘密?事实表明,时代的认同,让刘小东的作品获得了“现实”与“画价”的双重丰收。而现实又是怎样的呢?现实的现实又是什么?在超级梦幻的当代文化景观里,这是一个极其讨厌而又晦涩的问题。
这份原则宣言,更像一出具体、积极、正面而又乐观的政治剧本,在言辞的面向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政治修辞取代了艺术修辞,功能拼贴冒充道成肉身。理念降落的过程,需要文化言说的丰富性在多元中对抗。正如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言:“所谓自由主义社会,就是不论这种自由开放的对抗结果是什么,它都赞成并称其为真理。”① 借尸还魂的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汉语文学的历程中,早已臭名昭著。政治的中介是行动,文学的中介则是文化。在乱象丛生的当代文化景观中,文学的疑难杂症不是受命于现实的问题,而是重建某种标准,与经过使命感乔装打扮的市场逻辑相对抗。因为文学反讽与世界的疏离感,并非让人刻意地保持和世界的敌意,而是为了培养个人感受痛苦的能力。这种能力经由文学的浸润与晕染,布满文化的触角与神经,并伸向政治共同体,把幸福当作天然的权利,最后在公共空间生长出理性的、积极的行动表达。

 ①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自由》,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