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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理想国 完结

作者:张念
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任何公共场所的任何角落,人们都可以看到计生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标语、口号,这些话语样本以海报、横幅、招贴为主要媒介,其渗透力大大超过主流的电子媒介和纸质媒体,或者说,政治治理的公关宣传模式,虽然看上去很“土”,但依然是一个被“农村”重力所拖拽的倾斜的社会,一个以强势政府为社会中坚的国家,对个人进行有效干预的唯一办法。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超级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当代中国问题的悖论性语法。在一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置的超级空间里,当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等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资源分配还是一笔糊涂账的时候,发展阻力被归结到个人,归结到了个人的生殖系统。人口作为政治问题的前提下,对个人生殖系统实施管理既是国家的责任,又是一个好公民必须配合的义不容辞的义务。
铺天盖地的政治话语攻势,其调配和制作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转的呢?需要对其进行分类解析,来看看身体是怎么成为权力操纵焦点的。

国富论

“中国要富强,民族要兴旺,人口要控制。”人口社会学研究表明:人口规模对社会生产的性质有深远的影响,同时,社会的性质也会反作用于人口因素。失控的人口增长既会造成有限资源的无限损耗,也会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同时刺激人们去寻找替代性资源。一旦人口学理论被政治治理所征用,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里,计划生育—生育控制就成了基本国策和法律,这样仿佛就达成了个人与国家的某种契约。
在这个典型的并列句式里,人口控制从社会学层面的一个范畴,提升到强国富民的集体理想之中。“强国富民”是最有感召力的现代性话语,这宏大叙事的框架,曾动员起无数的社会资源与要素,刻写在近现代历史中。而历史主义的话语和“强国富民”相互支撑,于是,发展就成了进步与文明的替代性词汇,获得了某种政治正当性。
在“国富论”的标语制作逻辑里,隐含着这样的内容:控制人口与强国富民不仅构成因果关系,而且,在句式语法上,与“富国强民”这样不证自明的发展真理具有同等的属性。“控制人口”不容辩驳,如果对此产生质疑的话,就是在和“国民”作对。人口出生这样的偶然事件,被赋予了必然性和公共性,于是“优育少生家国事,富强兴旺民族心”,人心与民族心,个人情感与集体情感被划上等号,一种生命活动成了宏大事业的重要前提。“人口”、“民族”和“国家”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此可以任意转换,抽空每个概念的实质,就等于将其高度符号化,人们必须面对一个个空洞的符号,奉献出情感与责任。
于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控制生育的个人行为被崇高化后,控制生育也成了政治身份的划分标准,同时也是政治任务的指令,比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各级干部要做计划生育的模范”,于是生育从身体事实的现场逃离,控制生育被神圣化,甚至脱离了法律属性,被纳入了现代性想象之中,以免生育问题变成经济奇迹的绊脚石。

幸福论

历史发展这冰冷而庸俗的辨证理性,掩盖了生命的细微情节,为达成发展真理内在的一致性,国策与法律成了个人幸福和权利的托管机制——国家机器是保证个人幸福的存在。计划生育是国策,在逻辑上可以推导出计划生育也是个人幸福的保证。那么,如何使这样的治理逻辑让公民深刻领会呢?怎样把这样的逻辑浓缩成观念,将观念外显为日常的生命—幸福口诀呢?
幸福的解释权被国家主义话语所征用,“实行避孕节育是为了您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少生快富,小康之路”、“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促进家庭美满幸福”,等等。“幸福论”的标语可以无限繁殖,颠倒了“国富论”的崇高化逻辑,返还到个人欲望本身,控制仿佛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感觉。当然,在我们的现实语境中,控制家庭人数,实际上就是节约家庭资源,人数越多消耗就越多,这和“国富论”有着相同的话语机制,控制人口实际上就是控制资源的消耗,是效率第一的“减负语法”。人不仅创造了社会,同时也会成为社会负担,生命的悲剧美学被包装成幸福话语,让那些没有被控制掉的部分,接受幻觉的洗礼。
通过消灭生物意义上的危险即生命,通过数字化处理生命,来获得幸福。幸福论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也是现代性的一大发明。幸福建立在人口学的数字公式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平衡术与政治中的敌我斗争构成了难以辨认的关系。就是说,日常的幸福感背后,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目标管理与幸福互为因果的话,现代人的存在焦虑反而成了最大的谎言。目标管理的成效不仅是一种集体荣耀,同时还渗透到家庭与个人;个人不仅要服从制度,他或她同时被制度化,成为了制度的一部分。生命个体必须进行自我控制与管理,文明与理性的托词不足以说明这一切,因为并不是人自觉选择了自我管理,而是控制与管理被从外部注射到人的体内,人接受了文明—幸福的疫苗,产生了免疫力——一种有关幸福病毒的免疫力。

知识论

优生系列的口号属于“知识论”类型,比如“人口素质要提高,优生优育很重要”,“近亲结婚忧患多,少生优生负担少”,“优生优育优教,利国利民利家”。优生系列是权力控制的漫溢,“优育”和“少生”常常在口号中并置,人口政策遵循“少而精”的原则,把健康概念置换成人的素质。
优生知识属于健康学的范畴,但它被计划生育制度组织起来,实施着权力话语的功能。在人口数量被控制的时候,质量问题显得重要起来,优生成了少生的强迫性结果,生命从被孕育之日开始,就必须接受监视和检查。权力形象改造成“科学使者”,关爱与强迫的界限变得模糊。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曾展开过一次“妇婴卫生调查工作”,国家试图把科学知识和科学工作带进农村,实际上也为维护政权的正当性,塑造了一个愚昧落后的旧社会这样的“他者形象”以将其同新社会区别开来。而今天的“优生论”配合的是经济发展的真理,优生科学知识论话语实际上是要和潜在的、更加顽固的、历史久远的习俗话语做斗争,比如“近亲结婚”。习俗在此被编排在科学的对立面,而使得刚性的制度话语像科学手术刀一样,切开“乡土习俗”严密的组织肌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但依赖于情感认知的“乡土知识”,经由科学观的清洗,被改造成“新民俗”,还有严明的政策法规,重建人们的情感结构。有了情感认同,幸福论与国富论才顺理成章,于是,“优育少生歌盛世,发家致富庆丰年”,个人目的、社会目的与国家目的完成了高度的统一。

性别论

在宗族文化的语法中,男人是天然的主语,生育控制的直接结果就是生儿子的概率严重缩水,于是在计生政策的口号中,出现了“性别论”标语:“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这些女权主义的政治正确的表述构成了计生口号内容的一部分。
一种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性别自觉,一直伴随在历史的进程中。比如“妇女解放”,从中国现代性进程之初就一直是“国富民强”主题的附件部分,而生育制度的实施与开展,和现代性所要求的“妇女解放”一样,性别问题不是内在于社会变迁,而一直是作为某种国家主义行动的附属物出现的。
女性的自我意识成了国家主义宏大话语和社会运动嫁接的产物。而计生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传播,是为该政策的副作用进行的某种话语理疗。对于行为个人来讲,“遗弃女婴”是对“结扎节育”恐怖想象的补充,除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乡土情结”外,在计生话语的现场,是强制性制度权力的逃逸、改变、转移和扩展。从实施效果来看,“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作为禁止二次生育制度的补充物,正好印证了福柯那句话:“个人是权力运载的工具,而不是权力实施的对象。”
在计生话语的标本分析里,我们看到,国家是最活跃的因素,国家的变形记层出不穷,国家成了各种力量组织中最具通约价值的符号,从契约关系的缔结到情感馈赠,都有其活跃的影子。计生话语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环节,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随意拼贴与杂糅,使得权力顺着知识、理想、幸福生活以及性别意识路径蔓延和渗透。在不知不觉之中,本来一种唯国家独尊的话语,就这样变成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使得反控制显得更加复杂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