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文学与政治共在的对位法，使得两者的关系越是密切，它们各自就会更加纯粹，更加有力，并能够相互深化、相互提升。人的可能性与自由相关，这种可能性只能在文学经验中得到充分的表述。作为政治行动与政治思考的路标，当人们很难从经验事实推导出价值取向的时候，文学与艺术重新组织起一种经验形态，突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官印象，与所谓的写实进行攻防战。尤其当现实本身直接扭曲为反常态的感官印象的时候，去扯平皱褶不是文学行动的方向，恰恰相反，写作作为感官冒险的历程，就是去制造并加深这些折痕，以“神赐的疯癫”去抵御人的疯癫，是一个疯子与一群疯子的战斗，因为在群体运动的视线里，“这一个”显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文学的解放策略是化整为零，它不诉诸阶级—群体性的解放，它的解放对象是一个一个的人，解放一个是一个，让“这一个”换一种方式感受世界。写作与阅读的解放任务并不缥缈，就行为模式而言，写与读比革命行动更加持久，或者写与读就是革命行动本身。

于是相信革命与敌视革命的人，可以在理性层面达成共契。对政治理解极度超前的普拉东诺夫，同样俘获了他的同代人，这些人显然与他的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索尔仁尼琴就曾公开表示，如果只准拥有一本书，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基坑》，而站在人本主义阵营批判极权主义的布罗茨基，则将普拉东诺夫列入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荣誉谱系。

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这个方阵足以让极权主义心烦意乱，因为就精神血统而言，他们的文化基因是从“资产阶级”的世纪继承而来的。这些19世纪的遗腹子，被抛弃在精神的异乡，对身处的世界极度地排斥与不信任。与这个世界施加于他们的迫害、驱逐与践踏相比，他们不是受害者，受害之于他们，仅仅是精神上的不服从所导致的一种结果，他们依然是胜利者，迫害有多残酷，精神就有多高贵。因此，对这些“异乡人”来说，集权的迫害手段越肮脏，恰恰反衬出热爱自由的灵魂有多纯净。说出的都是俄语，但他们与对手使用的却是很难转译的不同的话语系统。对于斯大林政权来说，他们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敌人在人民内部”，这内部的敌人才是信仰国度的纯洁居民。

不在“内部的敌人”这个方阵中，普拉东诺夫是苏维埃政权的精神之子，红旗下的蛋，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奉者，曾抨击列宁的“新经济运动”。一名新鲜的布尔什维克，没有自由主义式的精神思乡病，比今天任何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在政治上都更加激进。他欢呼“人类需要自己意识的撒旦，精神的魔鬼”，认为那些有害无益的哲学、艺术、宗教都应该扔进垃圾堆。用《基坑》中一位小姑娘的话说就是：在斯大林之前，全世界都是资产阶级，而之后，全世界都应该是无产阶级。至于什么是阶级，小说中的积极分子回答说：阶级就是运动，但普拉东诺夫更关心的是，阶级如何成为意识（结构）并拥有真理？如果共产主义政权是降落在地球上的陌生天体，那么，所有的艺术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是否应该以理论物理学家的态度，去说出这到底是什么？人性公理是资产阶级发现的，经由这条公理，推导出了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结构，基本全面占领了理性的制高点。而与人性公理相左的阶级论，不能仅仅因为其理论坐实为一种现实政权，就赢得了现实批判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还必须在理性层面接受检视，因此，普拉东诺夫的抱负显然不是去抨击他身处的“异形”政权的非人道行径，他想发现有没有另外的公理，来处理他所遭遇的存在危机。

 ①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观念，政治主体暗含着对政治资格的界定，这资格犹如“资产”由个人持有，其中包括德性、财产与自由，即property，从而验证人的行动能力，而政治也是根据这个先在的条件，通过行为模式以及行动的后果得到界定，阿伦特亦持有这样的政治观。而经由文学经验所理解的政治，则以一种虚构的方式设想资格与持有是同时发生的，不是资格预先规定人的政治行为，而是说这个“property”是在行动中发生的，是一种无限占有、持有的过程，它高于日常生存，但并非日常生存的例外与特殊状态，它指向更好的存在状态，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更高级的人道主义”。与此相关的论说，可参见德里达的《马刺》、朗西埃的《政治的10个主题》。

 ①德勒兹：《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6页。

 ②这是朗西埃的术语，意在通过解放感性，以艺术与政治的虚构能力，建立起异托邦（heterotopias），以纷争—抗辩政治取代共识—治安政治，从而刷新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概念。参见《美学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