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
这一年的三月，圭吾终于搬到了东京。之前，我辞掉了日本电装公司的工作。递交辞职信的时候，公司那边的反应是“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人觉得惋惜，也有人对我的做法表示理解。无论是怎样的反应，我统统当作对我的鼓励，愉快地离开了公司。说实话，我在职时曾有诸多不满，但如今回想起来，没有在公司的那段历练，也就没有作家东野圭吾，更不用说一直坚持写作了。公司是我的大恩人，这绝对不是随口说出的客套话。
抵达东京的那天，下起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神奈川县铁塔倒塌，西武新宿线发生追尾事故。搬来的行李一件都没有拆开，连出门买吃的都不行，我度过了凄惨的三天。
这里真不愧是首都，房租之高让人头疼。本以为《放学后》的版税足够支持五年的花销，但是现在一看，我心里也没底了。刚在新家安顿下来，讲谈社的领导就请我去位于赤坂的中餐馆吃了一顿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鱼翅，直到走出餐馆我都还以为那是香菇。我告诉妻子：“这辈子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香菇！”之后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饭桌上，讲谈社众人神情复杂。后来问起来，他们觉得我“轻率辞掉工作来到东京实在太鲁莽了”，大概是因为见多了这种贸然行事最后一败涂地的作家吧。而圭吾却毫不在意，就算不能靠写作吃饭，我这么年轻，还有其他出路，怎么也不会饿死。
我已经把获奖后的第一部作品《毕业》的文稿交给了讲谈社。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放学后》卖了十万册，这次能卖到上次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万册，我就满意了。我想到自己作为读者，虽然常买乱步奖获奖小说，但是却很少购买那些作家获奖后的首部作品。我的预测基本准确，每当提到这事，编辑们都会大感佩服，因为据说大多数人都认定获奖后第一部作品能与获奖作品一样受欢迎。那些人的想法真是奇怪！
在这一年里，除了获奖后第一部作品《毕业》之外，我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白马山庄杀人事件”的小说。这是圭吾第一部novels版① 作品，而且还是老牌出版社的“河童novels”系列。我想起以前在这个系列中读到过松本清张先生的作品，不由得感慨万千，“啊！我终于也有这一天了！”然而，出版社并不是立即决定出版此书的，编辑表示“先看看原稿，如果有意思就出”。所以当责编说“下月就出书”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当年能在“河童novels”系列出一本书，别提多有面子了。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在novels风潮来临之后，各个出版社的竞争日益加剧，“河童novels”系列的门槛也逐渐降低，这实在令人遗憾。光文社的有关人士如果看到这一段，想必会心生不快。不过，我这是在为“河童novels”加油助威。河童，重振雄风吧！
话说，在这一年圭吾开始打高尔夫了。在“河童novels”负责人的陪同下，我买了一套便宜的高尔夫用具。你问有多便宜？就拿当时买的高尔夫球鞋来说，我刚打了十几杆后，鞋子前端就像大白鲨的嘴一样大大地裂开了。这种鞋大概只有卓别林会穿吧。我只好找球童要了橡皮筋绑住鞋子，才勉强打完一场球，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不过，我囊中羞涩，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明明没钱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我，每周都去附近的练习场上课。每当教练看到那个穿着破棉裤配破运动服、把五号与七号球杆装在纸袋子里晃晃悠悠走进球场的谜样男子，都会露出几分微妙的厌恶。
一九八七年
这一年，圭吾继续在破公寓里埋头苦干。我的新书《大学城杀人事件》长度超过了七百张稿纸，可以称得上鸿篇巨制了。现在看来，也许七百张稿纸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小说的标准一般是四五百张稿纸的长度，所以七百张绝对算是特例。七百张光是打印出来就要七个多小时。圭吾的责编是机械白痴，跟他说稿子存在软盘里，他就立刻痛苦地捂住脑袋。我暗暗期待着自己的长篇大作成为热门畅销书，但是事与愿违，书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使销量好看一些，我走遍东京各主要书店，在每家店里都买两本。转一圈下来，书包比哑铃还沉，带子都差点儿断掉。然而，无论怎么努力都是杯水车薪，销量全无好转的迹象。
顺便一提，在这一年，圭吾第一次上了电视。确切地说，是作为“作家东野圭吾”初登荧屏，而且参加的是一个叫作“料理天国”的节目。该节目由芳村真理和西川清主持，据说是为了纪念歇洛克•福尔摩斯诞辰一百周年而特意邀请新晋推理作家上节目的。除我之外，还邀请了黑川博行① 先生。我们俩都是大阪人，初次见面便聊得十分投机，从彩排时就畅饮啤酒。黑川先生后来在《放学后》的解说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放学后》文库本的封面图案是黑川先生的夫人雅子女士设计的。《魔球》的单行本封面也是如此。黑川博行先生的作品读了绝对不会后悔，这一点圭吾可以打包票。《切断》、《封印》、《瘟神》、《国境》，每本都是杰作。我在此如此夸赞他，或许有朝一日对方也会有所回报吧。
①指一种书籍的版型，约为一百七十三毫米乘以一百零五毫米。光文社于一九五九年首次推出“河童novels”系列，出版了松本清张、高木彬光、赤川次郎等作家的畅销作品。
一九八八年
圭吾以前一直以江户川乱步奖为目标，成为职业作家之后就对各种奖项不再关心了。然而，《大学城杀人事件》先后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随后又接连落选，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人不得不在意。只是此时我并未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两个奖项给我又泼了好几盆冷水。
得奖后的热潮逐渐平息，圭吾便着手进行新作品的取材工作。那段时间，出版精装版推理小说成为风潮，各大出版社纷纷推出不同主题的系列丛书。讲谈社力推古典芭蕾题材的作品，而新潮社的企划则以跳台滑雪为中心。我去松山芭蕾舞团观看表演并进行采访，之后又赶往札幌采访日本跳台滑雪代表队。芭蕾舞演员和跳台滑雪运动员中都有不少怪人，所以在采访过程中需要格外谨慎，但是这个过程也不乏欢乐与刺激。能够与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女士的会面，并且近距离见到了跳台滑雪名匠马蒂•尼凯宁，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一年圭吾共出版了三本书，分别是《魔球》、《以眨眼干杯》、《浪花少年侦探团》，其中《魔球》受到广泛好评，并入选年度十大推理小说，让我甚为欣喜。
一九八九年
这一年圭吾出版了《十字公馆的小丑》、《沉睡的森林》、《鸟人计划》、《空中杀人现场》、《布鲁特斯的心脏》五本书，但是居然没有一本卖得好。《十字公馆的小丑》被人批评跟风新本格风潮，自信之作《鸟人计划》完全被无视，硬被逼着修改题目的《布鲁特斯的心脏》最后变成一本不伦不类的小说。我非常努力，但却并未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有时，我甚至认为只有自己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可仔细想想（其实不用仔细想也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每位作家都在勤奋笔耕，放眼望去，没造成轰动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这种情况至今仍无太大变化）。最后，圭吾意识到，只有少数意外抓住好运的作家才能功成名就。当然，评论家和各文学奖项的评委都有个人好恶，但是这种事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心里明明清楚这一点，然而到了年底看到年度十大推理小说的榜单时，我还是觉得有点儿别扭，有时还会狂妄地想：“哼，这种书居然也能入选！”二○○一年，圭吾的小说《超•杀人事件》跻身“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的前十名，也一定会有其他人抱有同样的想法。
一九九○年
《鸟人计划》虽入围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责编却毫不关心。圭吾心想大概是没希望得奖了，不出所料，后来果然落选了。书也卖不出去，“加印”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值得庆幸的是，我一直有工作可做。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泡沫经济的全盛时期，出版社还有余力供养那些不畅销的作家吧。此时，一帮后来大放异彩的年轻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在大泽在昌① 先生和井泽元彦先生的号召下，成立了一个名为“雨之会”的年轻作家团体，大家经常一起出去旅游，玩得很开心。在此期间，大泽先生的《新宿鲛》一炮走红，宫部美雪女士则包揽了各种文学奖项，而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专门负责呐喊助威、庆祝别人胜利的。后来，“雨之会”解散了，因为主要成员越来越忙，无暇参加活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原因。也可以说是因为该组织达到了预期目的，再无存在的必要了。
这一年，圭吾的代表作应该算是《宿命》吧。这本书为我带来了久违的“加印”。很多编辑都对此书赞不绝口，但是评论家那边却反响平平。某书评专栏干脆就照搬照抄了该书封底的内容简介，至于感想，就用“还算有趣”一笔带过了。另外，年底出版的《假面山庄杀人事件》则被评论家批评抄袭了某作者稍早出版的一部作品。但是，《假面山庄杀人事件》早就在杂志连载过，明明是我的故事发表在先，所以不免痛感自己在评论家心目中犹如草芥，不值一文。
①黑川博行（1949- ），日本小说家。
一九九一年
这一年，讲谈社为了庆祝创社八十周年而推出了推理小说新作的特别企划。圭吾也获得邀请，我不敢怠慢，写出了一部名为“变身”的小说。但是，出版社的主要策划人却毫无干劲，这个企划不了了之，也没有像之前承诺的那样为《变身》进行全方位宣传。从此，我就不太信任出版社的各种企划了。这么说来，《布鲁特斯的心脏》是“河童novels”创立三十周年的企划，《沉睡的森林》是讲谈社推理小说新作的特别企划，《鸟人计划》是新潮社推理俱乐部的企划，这些全都是应各种各样企划之邀而创作的作品啊！但是，到头来哪部作品的宣传都是应付了事。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另一件事，这一年的春天，《天使之耳》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小说部门决选，不过最后还是落选了。责编完全没有和圭吾联系，直到作品落选后才打来电话说了一句：“果然不出所料啊”，而且还语带笑意。当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成为畅销作家的话，绝不在这人所在的出版社出书了。
在私生活方面，圭吾逐渐对高尔夫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没上场打过几次，但却轻松突破了一百杆，我不禁心想：“这很简单嘛！”然而这才是麻烦的开始。你问哪里麻烦？当然是囊中羞涩最麻烦啊。当时正值高尔夫热潮，上场随便打几杆，万元大钞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一张张飞走了。圭吾一边看着钱包一边默默叹息：“高尔夫真是奢侈的爱好呀！”
一九九二年
新年伊始，讲谈社novels创刊十周年纪念特别企划又来找圭吾约稿。本来我已经打算对此类企划敬而远之了，但是对方答应用现金预付取材费用，我脑子一迷糊就答应了。而且，这还是一项距离截稿日期只有一个月的紧急任务，最后好歹赶出来交差的那本书就是《雪地杀机》。书中用到了之前就想要尝试的诡计，但是作品本身却没有引发任何话题。前不久出版的《交通警察之夜》也完全卖不出去。负责连载的责编直截了当地告诉圭吾：“书卖不掉，很快就会从书店下架。”当然，那时谁都没料到这本书十年后会加印。书中收录的《镜中》继去年的《天使之耳》之后，也入围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小说部门决选。坦白说，连我自己都倍感意外。虽然最后依旧落选，但我一点儿都没失望，只是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念头：我的作品入围不会就是用来凑数的吧？
那段时间，泡沫经济崩溃，多家公司相继倒闭，“出版业与经济不景气无关”的神话也破灭了。连载小说的出版社倒闭了，就连已经设计好封面的书也不能出了。这时，“河童novels”出版了圭吾的《美丽的凶器》一书——这本我自己都认为写得一般。果然，书一上市，恶评就铺天盖地。推出自信之作的时候没人夸奖，偶尔失手一次就被骂得体无完肤——评论家就是一帮这样的人。如今，我更倾向于把这种想法当成一种被害妄想症，但是，那样的信息操控完全有可能彻底击垮一个作家。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是暗下决心，自己不满意的书绝不出版。因为没人知道读者会从哪本书读起，如果看的第一本书就让他们失望，恐怕他们也就不会想要尝试该作家的其他作品了。所以，必须得让读者无论从哪本书看起都不后悔。基于这样的决心，我在这一年年底完成了《同级生》一书。这部作品写得相当艰辛，但是就在某一时刻，我仿佛得到了天启，突然就下笔如有神了。神明向我传达了一条极为理所当然的信息：“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就好了。”
①大泽在昌（1956- ），冷硬派推理小说家，代表作包括“新宿鲛”系列和“打工侦探”系列。
一九九三年
两年前，我在外面租了一间工作室，每天早晨都去那里写作。自己开车比较方便，但我还是喜欢搭公共汽车和轻轨。多亏如此，我从日常生活中获取了不少灵感，只是这些灵感不是关于推理小说诡计的，净是一些笑料。《怪笑小说》和《毒笑小说》的材料基本都来源于此。那时，我正在连载《那时我们是傻瓜》，所以我的头脑似乎完全处于搞笑模式。其间，《同级生》一书出版了，销量创下新高，让我尝到了久违的热卖滋味，并确信自己先前定下的方向没错。后来，我乘胜追击出版了《分身》一书，但这次希望又落空了，我再次痛心地感受到——卖书实在不易。
在我伤心郁闷之时，一些比我晚出道的作家却后来居上，作品卖得越来越好。我决心振作精神，构思一部惊世之作。直升机技术人员的一席话启发了我的灵感，我脑海中浮现出大型无人直升机在原子核反应堆上空盘旋的画面。但是，我对直升机和核能发电都没什么概念，为了写好故事，我觉得必须得提前做好功课才行。于是，我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走访了各个核能发电厂，并且采访了直升机研发人员、航空工程专业博士以及核能方面的专家。我抱着成败在此一举的念头，全身心投入到取材工作中，平生头一次如此拼命钻研一件事情。结果，取材与研究共持续了三年之久，我坚信一旦成书必将大卖，所以才能坚持下来。新书取名为“天空之蜂”。
一九九四年
四月某日的深夜，我租的公寓附近的树林中传来奇怪的唧唧叫声。我感到很奇怪，就冒雨前去查看，结果发现泥泞中蜷缩着一只羊角面包大小的小动物。虽然这个小家伙样子诡异，但是我也无法见死不救。我把它带回家擦拭干净，原来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猫咪。其实，我前一天才梦到捡到一只猫。这只小猫受了严重风寒，但是吃过兽医开的药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每天用奶瓶给小猫喂奶，渐渐地对小家伙产生了感情，于是决定留下饲养。因为曾经做过那样的梦，所以我就给小猫取名“梦吉”，其中也包含着期盼小猫能带来好运之意。
从此，我每天从练马的工作室回家后就有了盼头。这只梦吉猫咪虽然年纪幼小，但却十分早熟。它的身体娇小，而腿间那个像铃铛似的东西却相当威猛。果不其然，它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到处拈花惹草。而且，梦吉性情凶暴，有时还乱咬人。我带它去做绝育手术的时候，连兽医都怕它。本以为手术后梦吉会变得温顺起来，但是这个希望也落空了。
话说，这一年我出版了《怪人们》、《从前我死去的家》、《操纵彩虹的少年》这三本书。三本书都没有话题性，也都卖不出去，这话实在不愿一说再说了。尤其是《从前我死去的家》，居然连书评都没人写，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几年之后才切身体会到，虐待儿童的题材写得太早了。尽管书的销量不佳，但是我还是决定买房，地点选在了横须贺地区。要问为何突然要搬去横须贺？这与我的家庭有一定关系。另外，市中心房价太高也是需要考量的现实因素。这年年底，我毅然决然地搬家了。梦吉住进宽敞的新家，显得十分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