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德国音乐家，保尔·欣德米特（Paul·Hindemith，1895-1963）显然远不如他的前辈巴赫、贝多芬那样有名，也赶不上他的同辈理查·施特劳斯那样为我们所熟悉。同样因被纳粹讨伐而逃离国外，欣德米特和勋伯格走的路也不尽相同，他不赞成无调性和一切新潮的音乐做法，而是顽固地坚持退回到巴赫时代，如蜗牛一样缩进古典音乐之中。20世纪初期在日益兴起的各类先锋面前，古典主义已经不那么吃香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能够不为潮流所动，坚持着自己心目中的音乐形象，即使是保守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敬佩欣德米特，因此找来了他不少唱片听。
当然，首先听的是他最有名的《画家马蒂斯》，还有他的《世界和谐》。这是他的两部歌剧，也被他谱写为了同名的交响曲。听完这两部音乐，我的心头有一种隐隐的激动。今年夏天北京少有炎热，似乎清凉了许多，弥漫着潮湿和汗味的空气中，多了一丝能够让人感动的习习的音符。我在想，是什么让我感动呢？是欣德米特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做法？不尽是。无论古典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好听的音乐多得是，欣德米特并非独占鳌头或一览众山小，比如和欣德米特同时期就有米约、奥涅格等六人组成的赫赫有名的法国六人团，创作业绩不凡。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我渐渐在自己的心中梳理清楚了，在听欣德米特这两部作品的时候，我是将他的音乐和他的文学合在一起来欣赏了，而不仅仅是在听两部优美的音乐。这样，就像是把氢和氧合在一起，听出的效果便是新鲜轻盈的水一样了。我猜想，欣德米特自己在创作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将两者合在一起，让他的音乐融合文字的理想，让他的文字插上音乐的翅膀，彼此进行着氧化作用。我想这样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否则《画家马蒂斯》干吗要欣德米特自己去写剧本，倾注了他如此的心血和期望，拼命去做音乐家力所不能及的活儿？
也许，在新的世纪刚刚到来的时候，王纲解体，人们的思想追求和艺术口味都变得无所适从，新潮的音乐门派大旗林立，五花八门，失去重心的音乐一下子显得单薄起来，单靠音乐自身来搭救音乐自身，力量是不够的，于是欣德米特希望借助文字、借助历史、借助人物这样的外力，来达到他固守的音乐理想。我想，这样的揣测是有依据的，否则欣德米特为什么在他至关重要的两部作品中，非要舍近求远选择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巨人来做他音乐的主角？
《画家马蒂斯》中的宫廷画家马蒂斯（Matisse，1470—1528），不是后来的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如果不是那一对意外闯进他的画室里受伤的父女，马蒂斯可能就一辈子为宫廷画着粉饰太平的金碧辉煌的壁画，一辈子可以衣食无忧，过着一种现在许多艺术家所向往的生活。但是，这一对父女女刺激了马蒂斯，激活了他一腔沸腾的血液，他毅然决然地走出他为人附庸的画室，离开了他这样衣食无忧的生活，跟随这一对父女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
《世界和谐》中的科学家开普勒（Kepler，1571—1630），同样也是教皇的叛逆者。开普勒所发明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奠定了日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至今仍然是物理学的核心。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科学论著之一，而开普勒也被教廷视为危险人物，饱受了教廷的迫害，生计艰辛，不堪设想，却万难不屈，一直坚守着自己科学的理想与高贵的尊严。
认识了伟大的马蒂斯和开普勒，我们也许能够触摸到欣德米特内心世界的一隅，他和遥远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在新的世界和新的世纪里，四顾茫茫，知音难觅的时候，他在音乐的世界里求助的是巴赫，在思想的天地里求助的就是马蒂斯和开普勒。他企图让他们一起形成合力，在自己的心底和外部的世界抛下牢固的锚，而不再像彩色鲜艳的旗子那样容易随风飘摇，或拿在手里去闹市招摇。
《画家马蒂斯》是欣德米特1934年的作品；《世界和谐》是欣德米特1957的作品。虽然过了23年，但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百折不回地在欣德米特心中流淌的方向。欣德米特并不是犹太人，却因《画家马蒂斯》而受到希特勒的迫害，他在《世界和谐》中将这一经历融入了开普勒的身上，他不会忘记历史留下的惨痛的伤痕，他便不会像有些音乐家时过境迁之后那样轻易地就将伤痛遗忘在逝去的风中，如同换装一样很快就换上了轻佻而时髦的新式装束，去作风花雪月的后庭花曲了。
欣德米特从马蒂斯身上感受到生逢乱世时一个艺术家的良心和作用，他曾经说马蒂斯让他油然升起“小知识分子的耻辱”。而历尽苦难不改初衷坚持对真理追求的开普勒，则是他音乐以及人生立身的万有引力。
这就是欣德米特的音乐理想。
也许，现在我们会觉得欣德米特这样的固执，他强行加入了人物在音符之中，使得他的音乐有些理念化，文学性和思想性对音乐性有些冲淡。但是，我们怎么可以责备他的这种音乐理想呢？面对欣德米特，我常常会感到惭愧。因为面对艺术和人生两方面的理想，我都没有欣德米特那样明确而坚定。在政治统率一切的时代里，在金钱君临天下的时代里，我没有看到艺术的良心和作用。乱世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艺术家的自我检讨和对别人的揭发；乱世过后，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对我们这一代耻辱的忏悔。新时代到来，我同样没有看到作为一代艺术家的良心和道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不过从自残和相残一步跨到自恋和自慰之中而已。
在政治的高压下，我们常常是以投降和龟缩为定格的姿态。而在经济时代里，我们更容易满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而故作附庸风雅，或者在准官场的环境中招蜂惹蝶。无论面对政治还是金钱的诱惑，我们的艺术家能够做到独善其身就很不错了，退隐山林，常常是我们艺术家最常见的活法儿。回避现实，也回避自己的良心，失去了艺术的万有引力的定力，自然使得我们的艺术飘忽，常常愿意向阳花木易为春一般朝着阳光灿烂一面飞，不是朝着政治的功利，就是朝着金钱的势力，而我们自以为飞的姿势很漂亮呢。其实，漂亮的羽毛在风中飞，同真正的鸟儿在空中飞，意义和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轻而易见地发现，艺术家是分为有理想的和没有理想的两类。而在一个价值系统整体失衡的状态下，最容易失去理想的正是一些所谓的艺术家。
欣德米特一生作品繁多，《画家马蒂斯》和《世界和谐》，外加上早期创作的《卡迪拉克》，这三部都是以艺术家为主角的歌剧号称“艺术家三部曲”。如今，听《卡迪拉克》和《世界和谐》的人，远不如《画家马蒂斯》多。无疑，《画家马蒂斯》是最值得一听的了。那是欣德米特三十多岁时的作品，年轻时候的理想一直激荡在他的心中，一直到晚年还没有遗忘，足以让人尊敬了。这一部作品的版本很多，库贝利克、阿巴多、卡拉扬、伯恩斯坦等著名指挥家都曾经指挥演奏过它。但是，最值得一听的应该是1934年富特文格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奏，尽管后来富特文格勒曾经归顺过纳粹，但在1934年他是冒着风险的雪中送炭，是友情而正义的举动，那场演出肯定不同凡响。不知有没有录音保存下来，反正我是没听过，只能迎风遥想当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