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我上初中。那时的学制短，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

初中读的是“戴帽初中”（就是在小学开设的初中班）。最大的区别是初中班的教室里有桌子和凳子，报名上学时桌凳再不用自己带。小学报名时，教室里没有桌凳，学生上学得将桌子、凳子扛着，我个子小，扛不动，都是爸爸帮着扛。有些家长为了省钱，不请木匠师傅做，自己找几块木板钉，桌面凸凹不平。桌子长的长，短的短，再怎么摆放也不整齐；凳子高的高，矮的矮，写字时有的得趴着，有的得蹲着，有的得站着。放假的时候，学生又得把桌子凳子搬回家。一个家庭，有几个学生就得准备几张课桌、几条凳子。

我的初中老师有两个，一个是杨映忠，一个是熊良栋。

杨老师教数学、物理、化学，熊老师教语文和体育。没有外语，就是很重要的化学课，也是有老师没有教材，老师上课凭自己当年学的课本，根据自己的理解，想讲什么讲什么，讲到哪里算哪里，讲得对不对，学生听没听懂，只有天知道。

烤火上课

这里先说杨映忠老师。杨老师是仁和公社五村人，“文化大革命”前南江中学高中毕业，回乡后被安排到十一村的“耕读小学”当代课老师。十一村是仁和公社最偏远的村子，位于巴中、通江、南江三县交界处，地区决定在这三县交界处办一所耕读小学——就是半天上课学文化，半天在家帮父母干活。当时，需要上学的孩子，通江有四个，巴中有六个，南江本地有十一个，南江县上学的人多，学校就建在石峰台村，由仁和小学管理，巴中和通江的学生当借读生。

位于石峰梁上的石峰台村，因村口有那座远近闻名的石峰台而得名。石峰台是石峰梁上突起的两座一大一小的石峰，两座石峰并排而立，大的高数百米，远远看去，既像一顶装饰着花翎的官帽，又像一座由多名跟班前后簇拥、由几名轿夫抬着奔跑的官轿。石峰台下的石峰梁上，有一条由川入陕必经的米仓山古道。据说，明末张献忠血洗四川，先是屠城，接着屠乡。他们见人杀人，见牛抢牛，石头过刀，茅屋过火。仁和当时住着黄、杨两姓人家，为避免张献忠把全乡人杀绝，男女老少都逃到深山老林中，并在那条陡若天梯的米仓山古道最险峻处备下大量滚木擂石，以防不测。

没几天，张献忠的人马就屠到了仁和乡。张献忠听说有人逃进了石峰梁，马上派几千人去围剿。贼兵赶到石峰梁下，见四周悬崖绝壁，只好一人一人徒手爬岩往上攀登。当他们气喘吁吁爬到山梁半腰时，滚木擂石倾泄而下……强攻几次，兵丁死伤无数，可石峰梁岿然不动。张献忠夺城掠地无数，却拿不下一个小小的石峰梁。石峰台村因抵抗张献忠而远近闻名。黄、杨两族人得以幸存。

十一村离仁和场最远，杨老师到仁和小学开一次会，需要下一座山，过一道河，再上一座山，披荆斩棘，坡坡坎坎，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六七个小时。

山区教师的生活非常艰苦，寒冷关就很不好过。石峰台村海拔高，还没到三九，地上的积雪，一脚踩下去就能淹没小腿。房檐下的冰柱竟有碗口粗壮，长达一米，太阳照在冰柱上，闪闪发光，寒气逼人。农村小孩没什么娱乐项目，就爱三两一伙投石击打屋檐上或岩石上垂挂的冰柱，看冰柱坠落地面时的冰花四溅，听冰柱与地面碰撞时的清脆响声。沟渠里的水早被冻住了，要用水，得把冰刨开。学生上课，没有炭火，根本受不了，只得将长条石头打成槽，将炭火装在石槽里，石槽烧热后，再将脚放在石槽边缘取暖，老师和全班二十几个学生围成一圈，一边烤火一边上课。

小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杨老师怕学生放学后空肚子回家挨饿影响发育，就让学生上学时从家里带点玉米粒、红苕、洋芋，他给煮熟，让大家吃得饱饱的再回家。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杨映忠老师把耕读小学办得有声有色，在县里会考中，取得下两区第一名、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这都要归功于杨老师“有板眼”。“文化大革命”前，乡村学校的教师大多是“初师生”——就是小学毕业后进师范学习两年，然后就开始教书，其文凭最多相当于初中毕业。而杨映忠老师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毕业生，这种学历，在仁和可谓凤毛麟角。他又特别热爱教书这个职业，在教学上舍得下功夫。

急流勇退

文革进入高潮，杨老师却在公社住地供销社门前的墙上贴出了退出造反组织的声明：“从今天起，本人退出7•15燎原战斗队，不再参加大串联和一切批斗活动，专心在石峰台教书，有准备动员我参加大串连或大批判的造反群众，请尊重我的这个选择，别再上门找我。请谅解。”

“7•15燎原战斗队”是南江县文教系统成立的一个群众组织，其头目为了壮大力量，上门请杨老师出马，杨老师就参加了。刚开始参加造反组织时，杨老师写大字报，参加大辩论，还外出搞革命“大串联”。大串联途中，他目睹了一位女教师被残害致死的场面，心里产生了退出造反组织的想法。

高桥小学魏全德老师，教学能力很强，因出身地主，两个哥哥又是追随蒋介石去台湾的国军军官，就戴上了一顶国民党军官亲属的帽子。高桥的7•15燎原战斗队诬陷她是混进教师队伍中的台湾特务，对其进行游街批斗。个子娇小、身体羸弱的她，头戴一顶铁丝编织的高帽，脖子上挂了一块铁板板牌子，边走边挨棍棒。

“再斗下去，要出人命的。”杨映忠想将女老师救下来。

“你是谁？同情敌人的人就是敌人，替反革命说话的人就是反革命！你是不是也想尝尝挨斗的滋味？”押着魏全德游街的造反派眼睛一瞪，大声喝问。

“我是谁？我是仁和7•15燎原战斗队的杨映忠！”

“我们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今天就不怪罪你替特务说话，让我们一道肩并着肩向反动派发起猛烈进攻！”一听杨映忠是仁和7•15燎原战斗队的，对方态度立即缓和下来，还向杨老师发出邀请。

“向反动派发动猛烈进攻是指从思想上摧毁反动派的政治体系，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杨映忠老师当场反驳。

“你仁和场的7•15管不着我们高桥的7•15，快走开，别耽误我们游街！”那伙人根本不理睬杨映忠的劝导，拖着女老师向街上游去。

更多的唾沫吐在魏全德老师脸上，落在她身上的棍子更狠，还有人从路边捡起石头，朝她头上砸去。没多久，就在杨老师眼皮底下，魏老师竟被活活折磨死了。

亲眼看到这残酷的一幕，杨老师战栗不已。再也不能跟着造反派在外面瞎胡闹了。外出串联不到一星期，杨老师就下定决心，与造反组织一刀两断，返回了学校。

杨老师要当逍遥派，造反组织不死心，多次上门动员劝说，杨老师为了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就贴出了那份声明。

“杨映忠的胆子也太大了，敢声明退出战斗队，声明退出战斗队那就是声明不参加文化大革命了，他就不怕落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供销社是仁和公社最繁华的地方，赶场天人头攒动，听人把贴在墙上的声明念完，人们议论纷纷。

“这个人是不是脑壳有毛病？等造反成功了，造反派掌权了，他积极造反，就是不当校长，至少也能当个教导主任嘛。”

……

杨老师贴出声明后，又有好几个人跟着退出了造反组织。杨老师成了逍遥派，不少人也跟着成了逍遥派。

两次批评

杨老师守着一间破教室，当他的孩子王。孩子在成长，孩子王也在进步。正因为在荒唐岁月中安心教书，积累知识，他由代课教师顺利转成了民办教师，再后来又顺利地转成了公办教师。当仁和小学需要办戴帽初中班时，他被调来教初中，成了我们的老师。

杨老师同所有老师一样，对成绩好的学生钟爱有加。我从小就听话，对老师更是言听计从，杨老师因此特别喜欢我。上课提问时，我总是举手，杨老师抽我答题的时候就多，我一般都能答对，觉得很是风光。可逐渐地，杨老师抽我答题的次数越来越少，觉得杨老师可能是对我有了看法，听课就不那么专心了，在他上数学课时竟偷看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有一天，我正低着头看呢，杨老师不声不响走到桌前，“啪”的一教棍敲到桌子上，惊得我差点跳起来，赶紧把小说收进了书包。

杨老师什么话也没说，继续回到讲台上课。

“你为什么上课时要看小说？”下课后，杨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轻言细语地问我。

“您最近抽我答题的时候越来越少，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我做错了事，已经作好了迎接暴风骤雨的精神准备，没想到杨老师态度这样温和，也就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

“不是你表现不好，也不是我这个当老师的对你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一个班的学生好比一个人的五指，指头有的长有的短，班上同学学习成绩有的好有的差，你学习努力，我知道你能把题答上，就有意把答题机会让给了别的同学。我不抽你答题你就看小说，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杨老师态度逐渐严肃起来。

“我做得不对。”我向杨老师认错。

“你这样做确实不对。数学课就是数学课，哪怕你已经懂了，在课堂上都不能干别的事，你那样做，既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也是对其他同学的不尊重。要知道，力气不可用尽，风头不可出尽。做人要低调，再有才华都要低调。”杨老师给我讲了一番道理，这让我受益匪浅。

另有一件事，杨老师也批评了我，批评得同样严厉。

有一回期中考试，考卷是杨老师出的，有几道题确实有点难，同桌答不上来，我也有一道题想不出计算方法。同桌在桌子下用脚轻轻踢我，还向我直眨眼睛，意思是他要抄我的题。我俩平时就耍得很好，我便将试卷故意斜向他那边，推到他跟前。可他不知是粗心大意呢还是心情紧张，连我的学号也照抄不误。考试结束，作弊曝光，同桌受到杨老师的批评，我也被杨老师狠狠地训了一顿。

“你帮助同学是可以的，但不能帮助同学弄虚作假啊。诚实是做人最基本的要求，一个人的本事再大，如果不诚实，不能取信于周围的人，不能取信于社会，是不可能成功的。你这样帮助同学，是帮助同学做一个诚实的人呢，还是做一个虚假的人？我决定，这次期中考试，抄你卷子的同学判零分，你帮同学弄虚作假也判零分。”杨老师直视着我的眼睛，沉着脸说。

我简直无地自容，根本不敢看杨老师的眼睛，要是墙上有一条缝，我肯定“哧溜”一声钻进去了。

那个特殊的“鸭蛋”，让我吃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都还窝在心底。

“抓特务”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抓特务”。

“接上级通知，敌人向仁和寨空投了三个特务，上级命令我们到仁和寨去把他们抓回来。你们明天早晨带一顿干粮到学校，我带你们去抓特务。”有天下午放学时，杨老师这样向我们“通报敌情”，布置“抓特务”的任务。

同学们个个兴高采烈。第二天一早，大家带着吃的早早来到学校。

“同学们，上山抓特务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第一是别摔着了，仁和寨山势陡峭，摔一跤不是绊着手，就是绊着头，可不是闹着玩的。第二是不要被蛇咬着了，你们要拿根棍子，边走边敲一敲，打草惊蛇嘛。第三是注意马蜂，进草笼笼里要看清有没有蜂窝，有蜂窝就绕一下，别去捅。如果被蛇咬了，首先是不要惊慌，找清水冲洗，再用嘴吸伤口，将蛇毒吸出来，如果自己无法吸吮，其他同学要马上帮忙。要是被马蜂蜇了，千万不要奔跑，跑起来有风，马蜂会跟风追，人跑得再快也快不过马蜂，得快速躺在地上，避免其他蜂子顺风飞来蜇你。苦麻菜和滑头尖对治疗蛇咬和蜂蜇都有效果，这两种草药山上到处都有，你们也经常见到，采一把揉出浆汁，敷在伤口上，就能缓解伤情，还可以止痛。第四是上山之后，每个小组的人不要分散得过远，要互相帮助，男同学要照顾好女同学。”上山前，杨老师对我们作了详细的安全动员。

交代了安全事项后，杨老师让何国才、赵其录和卢丛金三个同学扮演特务，到仁和寨山上隐藏起来。三人年龄大，个子高，当特务最合适。一听要他们当特务，个个把嘴噘得能挂油瓶。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当坏蛋。

“我知道你们不愿意当‘狗特务’，可既然是练习抓特务，总得有人装特务嘛。解放军演习打仗还分红军和蓝军呢，红军是解放军，蓝军就是敌军嘛。要不这样，你们这次装特务，下次我们搞演习时，一定让你们到尖兵班打头阵。”杨老师循循善诱地做思想工作。

听了杨老师的许诺，几个噘着嘴的特务脸才由阴转晴。

“特务狡猾狡猾的，不可能藏在一起等着被一网打尽，你们要分开藏在几个地方，要藏得越隐蔽越好，最好别让同学们抓住。另外要特别注意安全，不管你们是否被抓住，下午太阳下山前必须返回学校。我给你们每人发一盒火柴，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与大家联系，你们就烧一小堆火，我们就能循着烟雾找到你们。但一定要注意，烧火时，一定要把周围杂草清理干净，不能把山给烧起来。”

三个特务走后，杨老师将五十来位同学分成五个组，每组十人，指定了各组组长。我们分批上了仁和寨，开始漫山遍野搜寻起来。

仁和寨幅员二十多平方公里，挺拔险峻，乱石峥嵘，是周围群峰中的主峰，登上寨顶，极目四望，仁和寨顶高千仞，众山罗列似儿孙。在这样一座山里藏几个人，哪会轻易找着？

“看见你啦，快出来投降吧！”我们边搜索边喊话，想用这样的办法把他们诈出来。

然而，找到日头当顶，连个特务毛都没找出一根。

“那里的草被人踩过，特务肯定藏在那里，我们顺着特务留下的痕迹找，他们就跑不掉。”有同学这样建议。

“哎哟！哎哟！我投降，我投降。”特务何国才突然高声叫喊，从荆棘丛中走了出来。原来他没有带午饭，肚子饿了，想采点野果子充饥，遇上一个马蜂窝，右脸颊被蜇得红肿，不得不“哎哟哎哟”跑出来，乖乖向我们举手投降。

杨老师就地扯了一把苦麻菜，揉出浆汁，抹在何国才被蜂蜇的红包上，派一个小组护送何国才下山，退出了游戏。

其他两个特务的心理素质特别好，不管我们怎么使诈，他们就是不动声色。

不知不觉间，太阳已从头顶悄然滑过，很快就要挨着西面的山尖尖了。

“赵其录，卢丛金，演习结束了，你们没被抓住，隐藏得很好，现在可以出来了，我们一起下山。”杨老师站在山顶上，高声喊起话来。

听到杨老师的呼唤，两个特务从隐身处钻了出来。他们离我们并不远，我们小组还在赵其录藏身的地方搜索过。

回到学校，天快黑了，大家精疲力竭。除特务何国才被蜂蜇了外，还有几个同学也光荣负伤——有脚崴的，有胳膊被荆刺扎破的，等等。

一个小时不到，何国才的脸就肿得像个铁罐，眼睛都睁不开。回到学校，杨老师饿着肚子送何国才回家。“何老哥，对不起，今天搞军训活动，因为我组织得不好，何国才被马蜂蜇了一下。如果需要看医生，医药费由我解决。”一见何国才的父亲，杨老师就检讨不迭。

何国才的父亲看了看儿子的脸，大度地把手一挥，“小孩被蜂子蜇一下算什么事？我们家哪个孩子没遭蜂子蜇过？哪用得着找医生？过两天就好了。杨老师，快进屋坐，吃了晚饭再回去。”“饭就不吃了，何国才要是有什么事，你就赶快告诉我。”杨老师回到学校时，天全黑了。

杨老师组织我们上仁和寨“抓特务”，我们确实吃了不少的苦，但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让我们一个个变得很皮实。我们那一代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自理能力都很强，既与那时天天都得做数不清的家务事有关，也与那时学校放手对我们进行锤打磨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