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明主任在下两中学还做过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力主开设英语课。
在闭关锁国的年代，学外语经常会被人嘲笑。文化大革命中，好几件轰动全国的政治大事都由外语引发：“不学ABC，照样闹革命！”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很多学校干脆停办外语课。我读戴帽初中时，就没学过英语。
1973年，谭主任在下两中学主持全面工作时，学校虽然也开有外语课，但教的是俄语。随着美国总统访华，谭主任敏锐地意识到，中美关系解冻后，将来使用英语的机会可能比俄语多，因为英语是全世界流行最广泛的语言。他在会上大声疾呼：“如果不会英语，出国就是会说话又说不来话的哑巴，是听得到声音却听不懂声音的聋子，是看得见字而看不明白字的睁眼瞎。这样的哑巴聋子瞎子怎么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要把下两中学办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中学，要把学生真正培养成有现代视野的国家急需的人才，我们得马上开设英语课。”
不少人同意开设英语课，但又为缺老师发愁。全校似乎还没有哪个老师能拿得起英语课。
“没有现成的英语老师，培养啊。何云章考大学时曾考上贵州大学外语系，我看他就可以考虑。”谭主任点了何老师的名。
“可他考上的是俄语专业，不是英语专业啊。”一领导回答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何云章读初中时学过英语，多少也算有点基础。把他送到英语培训班去学习深造一下，回来就让他当英语老师，先把课开起来再说。”谭主任拍了板。
多才多艺
何云章老师，是家里的独苗，从父亲一辈到曾祖一辈，何家全是男丁单传。山区农村，一脉四代单传，传宗接代的任务就显得特别沉重。高中一年级时，何老师的父亲就强迫儿子结了婚。要他早结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早日抱上孙子，可何老师结婚才三个月，身体病弱的父亲就撒手西去。父亲离世，生活愈加困难，为了能继续读书，何老师下了课就到饭馆里去帮工，饭馆老板有时给几角钱报酬，有时请吃一顿饭。寒假暑假，他就到建筑工地去打零工。他学习一直很好，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贵州大学俄语专业录取。为了上学，他母亲东借西凑，筹集到十三元钱、二十斤粮票。没钱买票，他准备步行到贵州。走了七八天，到了重庆，再也没有力气往前走了，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在重庆歇了两天，不得不折回了家，就此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来后，何老师当了代课老师。第二年，他报考了不收学费的达县师范学校语文班，毕业后被分配到筹建中的下两中学。学校缺音乐老师，就让他教全校的音乐课。
何老师属于多才多艺的人物，二胡、笛子、手风琴无所不会，学校开联欢晚会，主持人往往非他莫属。何老师心灵手巧，会做多种乐器。他带领学生从山上砍来水竹，用竹管做笛管，用竹膜做笛膜，几乎为喜爱笛子吹奏的同学一人做了一支笛子。南江一带蛇多，他听说某人捉了条大蛇，就上门将蛇皮讨来，将楠竹蒙上蛇皮做成二胡，让喜爱拉二胡的同学人手一把二胡。不少学生摸着把二胡就能“鸡嘎嘎”“鸭嘎嘎”地拉上一曲，摸着支笛子就能“多来米”“米乃多”地吹上几句。
谭主任得知涪陵师专开办英语培训班，就要了个名额，将何老师送了过去。经过一年培训，何老师成了下两中学既教音乐又教英语的老师。
我到下两中学读书那会儿，何老师五十来岁，个子不高，黑瘦黑瘦的，眼袋下垂，眼窝深陷，戴一副茶色眼镜。他讲课时，听到下面有人小声讲话或哧哧发笑，回过头来，用眼睛瞄准传出声响的地方，不说话，不批评，就是那么拿眼睛瞄着。只要他回过头来拿眼睛那么一瞄，小声说话的人不敢再吱一声，哧哧发笑的人也赶紧把面皮绷紧。他那双眼睛不大，可看着瘆人。何老师还有一个独门绝技——他发现哪个同学上课不认真听讲，就将粉笔向那个同学扔去，每次粉笔都准准地落在那个同学的课桌上，不偏不倚，轻轻地发出“啪”的一声。当没有认真听讲的同学集中了注意力，他才回过头去继续讲课。刚开始接触何老师，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城府很深，有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威严，但只要与何老师相处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他对学生同样很爱，只是表达爱的方式与其他老师不一样罢了。他外表冷淡，内心却揣着一团火，对学生的爱特别真挚。
何老师总觉得自己英语底子太薄，怕误人子弟，他就找了一台留声机，买了英汉对照单词、英语语法、英语歌曲的碟子，边学边教，现炒现卖，遇到实在弄不懂的地方，就走一百多里路，去向南江中学的英语老师请教。
初中高中所有班级的英语课全由他一个人教。没有教材，需要他编写，编好后需要刻蜡版，刻好蜡版后还得自己印刷，印刷好后再逐一分发给同学。何老师教好几个年级的英语，需要几套不同的教材，刻几次不同的蜡版，搞几次不同的印刷，就是刻教材这套活都得付出比其他老师多好几倍的精力，他为此得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
几个年级讲的课程不一样，写的讲义不一样，还得避免把讲义拿错，把课讲错。何老师就用袋子的颜色进行区分，装高中毕业班讲义的袋子用红色，高中一年级的用白色，初中二年级的用绿色，初中一年级的用黑色。所以，只要一看何老师手中拎的袋子的颜色，就知道何老师要到哪个班级去上课。
何老师上课还有一个特点，手里经常拿两支粉笔，一支白色，一支红色，白色的用于书写，红色的用于打点和画线，以示区别。他的板书极好，落在黑板上的汉字美观大方，落在黑板上的英文也漂亮好看。不管是大写字母还是小写字母，字母的斜度均掌握得恰到好处，连笔写得相当快，一句话一笔就完成了，看起来圆润流畅。
文明导引
或许是何老师受英语环境的影响，或许是他看过不少英语原版书的缘故，在日常生活中对西方文明表现出一种天然的摹仿，听到谁说脏话就大发雷霆。
一些男人爱说“锤子”这个词，动辄“锤子兮兮的”。有些同学受家庭环境影响，把脏话带到了学校，常把锤子挂在嘴边。一天，有个男同学与另一个男同学发生争执，当着好多人的面说了一句锤子，恰巧被何老师听到了。他当时没有批评那位男同学，进了教室后，他用教棍指着那个男同学，喝道：“站起来！”那个同学站起来后，何老师又说：“把你的练习本拿出来放在课桌上！”那位同学莫名其妙，我们也都莫名其妙。“你刚才不是在教室外面说‘捶纸’吗？你面前摆着练习本，练习本就是‘纸’，你要‘捶纸’就使劲捶吧，我们大家看着你捶，让你今天把‘纸’捶个够。”啊，原来何老师设的机关在这里，他用“捶纸”替换了“锤子”，目的是想让爱说脏话的同学长个记性，从今往后改掉说脏话的臭毛病。那位同学低着头，红着脸，用拳头捶了一下纸。“再捶，接着捶。”何老师催促着。那个同学又捶了一下，再也抬不起拳头，“我错了。”他轻声说。
“知道错了就好，请坐下吧。同学们，请大家记住这位同学今天的教训，校园是传播精神文明的地方，‘出口成章’说明你口才不错，很文明，而‘出口成脏’则说明你缺少教养，很野蛮。按照老祖宗对文人等级的划分，进了小学就是童生了，进了初中就是秀才了，进了高中就是贡生了，进了大学就算中举了，你们已经相当于贡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文化人说话得像个文化人的样子，我希望大家都能出口成章，不要出口成脏。”
何老师不准大家说脏话、随地吐痰。他的表率作用做得很好，衣兜里总是揣着几张纸，有了痰就摸出一张吐在上面，包好丢进纸篓。他最见不得有人随地吐痰，只要见着谁随地吐了一口痰，他必定出语刻薄：“你们不认识那个痰字吗？不会写那个痰字吗？那是病盖下面加一个炎字，有痰说明你的气管有炎症，出了毛病！随地吐痰就是传播细菌，就是对别人投毒！西方人也有痰，可他们有痰不随地吐，吐在纸巾上，丢在垃圾箱里。中国人没有养成将痰吐在纸巾里的习惯，使用痰盂。痰盂摆在公共场所，人来人往，看着本来就有失大雅，可有的人连痰盂都不用，想往哪里吐就往哪里吐，那样的人还没有开化，是野蛮人。有些人身为高中学生，还与野蛮人为伍，太可耻了。我不要求大家都将痰吐在纸巾里，起码也要吐进痰盂啊。你们想方便了为什么知道找厕所，要往厕所跑，怎么吐痰就不知道找痰盂，往痰盂里吐呢？”
山区来的孩子，习惯成自然，不是何老师批评那么一次就能改掉的。教室里仍然时不时出现片片痰迹。何老师一见，气不打一处来，语言由平时的温文尔雅变得尖辣刺人：“如果我没有讲，那是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如果我讲了一次甚至两次，有的人还是随地吐痰，那就不是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是你们父母没把你们教好，是有些人从胎里带来的！这样的人，连牛都不如，只能永远与野蛮为伍，当一辈子野蛮人!”他黑着脸在讲台上讲，那些随地吐痰的同学坐不住了，一个个面红耳赤。下了课，他们悄悄将自己吐在地上的痰用脚擦掉。
说来也怪，经过何老师一顿猛剋，吐痰的人大大减少，我们班的地面很难看到痰迹了。
何老师也教我们学习西方人的礼仪。他讲西方人道别时，一般的规矩是，先退后半步，弯腰鞠躬，让客人走了自己再走。“礼仪在西方也是一块敲门砖，是表示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是文明养成的表现，其他地方做得再好，礼数不周到，那个人的人格也是残缺的。中国是东方的文明古国，历来注重礼数，可现在有些人不懂礼数，说话粗鲁，分不清长幼，这样的人走上社会，一定会遭受挫折。”何老师把遵守礼仪上升到前途命运的高度，让人震动。
何老师平常表情严肃，脸总是绷得紧紧的，哪怕在舞台上演奏乐器，也像一尊石膏像，脸部轮廓分明，不露笑意。但有一次，他也表现出了一点幽默感。
一个同学病了，住进了医院。何老师走进教室后，发现那个同学的座位空缺，询问班长得知缘故，便问了一句：
“生的什么病需要住医院？”
“胆道蛔虫。”
“嘿！胆大的蛔虫，还敢钻进我学生的肚子里去！气煞老夫也！”何老师嗓门突然提高八度，圆睁双眼，目光炯炯有神，像在舞台上表演京剧念白。同学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盯着何老师。他的这一表演让人吃惊。他平时严峻自持，不苟言笑，偶发一语，耐人回味。我听了何老师的“念白腔”，想笑而没有笑出来。何老师突然变调，接着说，“肠道蛔虫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虫卵进入肠道后生长发育，变成蛔虫，发作时疼痛难忍，十分痛苦，甚至危及生命。希望同学们讲究清洁卫生，饭前便后洗手，不吃不干净的瓜果，勤剪指甲，不随地大小便。请同学们利用休息时间到医院去看看他，鼓励他把钻进胆道里的蛔虫抓出来！”放学后，何老师真的带我们去医院看了那位同学，还掏钱买了慰问品。
何老师的那次小幽默让我们记了一辈子。
不幸降临
何老师讲课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包括他的家人。
有一天，何老师正在上课，大女儿何丽梅站在窗户外向他招手，何老师装作没有看见，继续上课。下了课，何老师走出教室，见她站在外面嘤嘤哭泣，就板着脸责问。
“妈妈把腰绊了！”
“把腰绊了？绊得厉害不？”何老师赶紧问。
“绊得不能动了，床都下不了啦。”女儿边哭边说。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何老师的妻子是农民，不但要照管一大家人的吃喝拉撒，还得参加农业劳动挣工分，把腰摔坏了意味着丧失劳动能力。何老师一听妻子的腰绊得那样厉害，马上着急起来，大声责问女儿。
“我向你招手你没理我！”
“你给我说啊，你哑巴啦？”
“你正在上课我敢说吗？我说话你又要‘诀’（骂）我。”
何老师请了假，拉着女儿，到区医院请了个骨科医生。
“骨头没有问题，”医生说，“据我观察，你爱人早就患有腰肌劳损的毛病，这次绊了一下，导致了陈旧性腰肌劳损急性发作。这种病虽然没伤筋没动骨，可疼得厉害。贴膏药、吃消炎止痛或舒筋活血的药都有效果，可都只治标不治本。而治腰肌劳损本来就没有什么特效药，全靠卧床静养，以后一定要注意，再也别让你老婆干重体力劳动了。”
医生开了消炎止痛和舒筋活血的药，给何老师交代了注意事项。
何老师的妻子在腰上贴了两张狗皮膏药，又吃了活血化瘀的中成药，养了几天，病症稍有减轻，就又能下地劳作了。山区农村的家庭主妇，只要能动就得动，享不起静养这个福。
何老师是个很不幸的人。
妻子自那次绊腰之后又活了几年，何老师刚过知天命之年，她就撒手而去。何老师拖着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辛。有一次，他患胃溃疡，住院做手术，全班同学排了轮值，准备依次到医院守护。何老师坚决拒绝了同学们的一片心意，说，“不妥！不妥！你们不久以后就要高考，千万不要因为我生病耽误学习。”住院半个月，一直让大儿子请假陪护。
何老师本来精瘦精瘦，从医院回来，脸似乎显得又小了一圏，眼窝陷得更深，眼窝周围一圈黑色。但他没有卧床休息，又提着各色装教案的包，佝偻着腰，在各个教室间穿梭。
“川普”英语补习班
何老师教我们学英语时，国门才刚刚开启，就连万众瞩目的高考都没有把外语放在应有的位置上。第一次恢复高考时，除报考外语专业院校需要考试外语外，普通院校招生不考外语。第二次外语要考试，但不计入总分，只供参考。1979年以后，高考必考外语，但也是逐渐提升的：1979年仅以10%的比例计入总分，1980年为30%，1981年为50%，直到1982年，外语才成为主课，100%计入总分。所以，当时我们学习外语的积极性并不高。
“请同学们注意，现在英语虽然还不怎么吃香，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对英语的需求将越来越多，英语会越来越吃香的。请同学们不要鼠目寸光，眼睛要看远一点，要看到未来，如果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英语，将来会后悔的。”何老师经常给我们念这一类的经。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也是为了发现热爱英语的人才，何老师在学生食堂大门前贴了一张海报：“有对英语学习感兴趣的同学，请于星期天到周五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到我宿舍学习英语。有愿意者，找我报名。”他不收一分钱，还要倒贴开水，有些同学没吃晚饭他还要倒贴一顿晚饭。
海报贴出去后，有十五个学生报了名。开办没多久，人数逐渐减少，最后只剩下了几个。
我开始也进了那个学习班，但我见高考连分都不计入总分，就觉得学英语“没油水”，不如把学英语的时间用来学数理化，就退出了。1978年我高考名落孙山。1979年复读，何老师又动员我加入学习班，我得知这年的外语已被列入必考课目，但只以10%计入总分，仍然谢绝了邀请。1979年高考，我英语只考了十九分。进大学后我后悔不迭，因为同学一个个的外语都很好，我外语考试却总是“邀鸭儿”。为了补上英语这一课，我把几年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对英语进行恶补，但因为基础太差，再怎么努力，也是中等偏下，不但读外文专业杂志、听外语讲座困难，考研究生也因此大受影响。
张建国、蔡以强、廖蓉、王海秋四位同学则坚持了下来。何老师对这四位同学下了硬指标：进入他的寝室，只准说英文，说不出来先查词典，写在纸上，再说出来。一年之后，他们都能用英语进行日常对话了。
一心扑在学生身上
何老师因为有过考上大学没钱读而弃学的经历，深知山区孩子只有通过好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对山区农村孩子始终敞开慈父般的胸怀，这在他的两位高足——张建国和蔡以强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张建国和蔡以强平时都是自己做饭吃，高考前几天，何老师突然要他们到老师的伙食团去买饭吃，“你们现在不要自己蒸饭了，这几天天气炎热，自己在家里带的咸菜很快就发霉了，稍不注意就会坏了肠胃，跑肚拉稀，影响高考。你们去我们食堂吃饭，饭菜票就记在我名下。”蔡以强和张建国也没有客气，一直蹭到高考结束。何老师一个月就那么四十来块钱的工资，二十七斤供应粮，还拉扯着几个孩子，日子本来过得紧紧巴巴，突然增加两个十七八岁的大肚汉，真是把他吃穷了，吃惨了。
1979年高考，英语考完后，何老师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根冰棍，以表庆贺。冰棍叫冰糕，清水里放点糖精和色素，质量很差，但那是不少同学第一次吃冰棍，张建国回忆说当时的心情和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媚，终身难忘！高考结果，张建国一炮打响，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空军工程大学。
张建国英语考了八十三分，帮了大忙。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在空军部队从事翻译工作，用的主要是英语，很多时候都要从无线电干扰信号和各种方言俚语中沙里淘金。有此实践和功夫，听普通的新闻电视广播和互动交流就不在话下了。在后来的研究生考试中，也正是得益于其外语基础好，一次性考试通过，进入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攻读战略学专业研究生，为其毕业后进入军队高级机关工作铺平了道路。张建国每次与我们相聚时，都深有感触地回忆说：他自拜何云章为师后，人生几个重要的节点都得益于英语基本功好，是何老师为他开启了走出大山、走向世界的语言大门，是英语学习为他插上了飞得更远、飞得更高的翅膀。
蔡以强，这位何老师的高徒，与英语的关系则更加密切，他终身以英语为业，英语成了他安身立命之根。
蔡以强家住偏远的蔡家山，家有五兄妹，他是老大，下面的几个弟弟妹妹有的读初中，有的读小学，母亲常年生病，全家靠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糊口。1978年高考名落孙山，复读一年，1979又以两分之差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这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怄得两天饭都吃不下。
而恰在1979年高考结束，分数还没有公布，何老师被调回老家长赤区中学教英语。高考分数公布后，得知爱徒蔡以强又掉了榜，何老师心里也很难过。
“丽梅，你把家里照看好。我明天到下两去一下。”高考成绩公布的第二天，晚饭后，何老师对大女儿何丽梅说，他要去下两看蔡以强。
第二天清晨，何老师早早出发，赶在太阳下山前到了蔡家。
蔡以强正和父亲在山坡上给玉米施“攻苞肥”，听到何老师来了，飞快跑回到何老师跟前，像个孩子一下，拉着何老师的手，“呜”地一声哭了起来。
“蔡以强，别哭，别哭。”见蔡以强失声痛哭，何老师也禁不住泪眼婆娑。
“何老师，我辜负了您的希望啊。”蔡以强痛哭不止。
“你学习是努了力的，别哭了。这次没考上，再考嘛。”何老师宽慰道。
“再考？不能再考了，我得在家干活，帮助父亲维持这个家。”听何老师说到再考，蔡以强回头拿眼睛看着紧紧跟来的父亲，直摇头。
“蔡以强这娃儿太不懂事，站在这里说话。何老师大老远来，快请进屋啊，有话进屋说嘛。”蔡以强的父亲过去经常听蔡以强摆过何老师的好处，还在给蔡以强送口粮时在学校见过何老师，也算认识，此时走上前来，把何老师往屋里领。“何老师是贵客，蔡以强，把那只花公鸡捉来杀了。”刚到院坝，又马上吩咐。
“要得。”蔡以强飞快地跑去捉鸡。
鸡刚归圈，蔡以强伸手从鸡笼边把家里唯一的一只梅花公鸡逮住了。鸡拼命蹬腿挣扎，“咯咯咯”乱叫。
“鸡不能杀！杀了我也不吃！”何老师从蔡以强手里一把将公鸡夺了过来，顺手把公鸡甩进了鸡笼里。大公鸡抖抖翅膀，“咕——咕——咕——”发出一声振动屋瓦的长鸣，似乎是感谢何老师的救命之恩。
“你这样的贵客到家里来，我们连鸡都不杀，怎么招待你呢？何老师？”蔡老汉见何老师将捉住的鸡给放了，一脸无奈。
“我来就是要和你们摆摆龙门阵，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地里的菜现摘现炒，我喜欢。把鸡留着，当特别需要钱的时候还能卖几个钱救救急。”何老师说。
“这可就太怠慢何老师了。”蔡老汉见何老师是个实在人，就真的从地里摘了一筐南瓜丝瓜茄子辣椒，炒了几个素菜，招待何老师吃晚饭。
“蔡以强这次又没考上，蔡大哥打算怎么办？蔡以强真的就不读书了？”晚饭后，何老师当着蔡以强的面问蔡老汉。何老师知道蔡以强虽然嘴上说不再参加高考了，心里还是渴求复读的，蔡以强能不能重回课堂，关键是蔡老汉的态度。
“何老师，蔡以强的书不能再读了，再读也没有用。他小时候我请算命子给他算过一卦，说他一辈子走不出蔡家山，是个扛锄头的命。去年他高考没有考上，我就没准备让他复读，要他认命，他不听，哭着要去复读，我依了他，结果怎么样？不是照样没考上？他命中注定考不上大学，人争命不争，就不勉强了。”
“蔡大哥，算命子的话可不能信。算命子要是真的能掐会算，他们也就不会坐在路边当算命子，吃那种靠耍嘴皮子骗人的饭了。蔡以强去年没考上，分数是差几十分，今年虽然也没上线，可只差两分，进步很大嘛，说不定再读一年，明年就上线了呢。如果因为信了算命子的话，让蔡以强丢掉了上大学的机会，真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蔡以强会痛苦一辈子，你也会痛悔一辈子。”说到这里，何老师哽咽起来。
“何老师，我又何尝不想把蔡以强供出来呢？当爹妈的都希望子女个个都有出息啊，可您看我家这个状况——他妈是个病壳壳，下边还有四个弟弟妹妹在读书，他读到高中毕业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不能为了蔡以强，让他的几个弟弟妹妹都当睁眼瞎哟。”蔡老汉听何老师说得句句在理，也泪渍渍地说起自己的苦楚。
“你家的困难确实大，但再大的困难只要咬咬牙也能挺过去，我的意见是家庭困难再大，也要让蔡以强再复读一年。蔡以强的强项就是英语，我调到长赤去了后，下两中学的英语课也开不下去了，你们看这样好不好，能不能让蔡以强跟我到长赤去，继续冲刺高考？”何老师爱才心切，在他眼里，只要蔡以强抓住英语不放，一定会搞出名堂的，他不愿意让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生被埋没了。
“跟你到长赤去读书？那麻烦就更多了。过去在下两中学读书，他每周回家背粮食，有米时多背点米，米少时多背点红苕洋芋。长赤离家这么远，别说每周回家背，就是一月回家背一次都不现实。生活问题怎么解决？”蔡老汉还是摇头。
“蔡以强的生活问题蔡大哥不要担心。我的大女子丽梅因为跟着我学习，英语的底子打得比较扎实，已经安排到一个乡的戴帽初中当英语老师去了，我的负担减轻了不少，蔡以强就在我家里住，在我家里吃，如果有米呢，一学期给背点米来，没有米也就算了。一年时间，很容易对付。”何老师拿出了解决蔡以强生活的具体办法。
“这当然太好不过，只是给您添的麻烦太大了。我们家里的人多吃红苕洋芋，尽量多攒点米给蔡以强。”听何老师这样一说，蔡以强的父亲脸露笑容，点头同意。
“何老师这可真是救了我的命啦。”蔡以强更是喜出望外，感激涕零。在蔡以强眼里，这不是一根救命的稻草，是一条救命的保险绳。
就这样，蔡以强被何老师带到了长赤中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在何老师家吃住，白天在高中毕业班插班当旁听生，晚上就跟何老师学习英语。1980年，蔡以强英语考了89分，以优异成绩进入重庆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先分配到达县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当英语老师，后来又调到重庆大学任教，升任为重庆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助理。
而在何老师英语学习班坚持下来的廖蓉和王海秋同学，也都一辈子与英语结缘。廖蓉高中毕业时，恰逢他父亲从下两区文秘岗位退休，那时参工实行顶替制度，她顶班到农业银行上了班。私人办学兴起后，廖蓉在成都办了一所双语幼儿园。幼儿园质量有保证，生员越来越多，规模越办越大，逐渐由一所发展到几所，成为成都很有影响的幼儿教育集团。而王海秋则考取了达县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当英语老师。因为他英语教得好，受到学生爱戴，被调往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教外语，终身用外语为社会服务。
何老师不是神仙，不可能预测到每个学生的未来，但他心怀慈善，把每个学生都当天才去培养。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好多学生，靠外语知识为自己创造出了美好的前程。
过度的操劳严重地损害了何老师的健康，2003年，他六十多岁的生命戛然而止。逝者长已矣，但何老师那善良的灵魂，一直活在同学们心里。校友相聚，讲到何老师，都对他赞叹不止，受过何老师大恩的蔡以强和张建国，只要一说到何老师的名字，就两眼发涩，语气低沉，不断地回忆何老师是怎么给他们开英语小灶，高考前怎么领他们到教师食堂就餐，“没有何老师的精心教诲，哪有我们的今天？”回忆起寄宿在何老师家的三百六十多个日日夜夜，蔡以强泣不成声。
何老师并不是一个非常拔尖的英语老师，特别是他的发音，再怎么听都带有浓浓的“川普味”，乃至他教出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笔试的能力强，听力和口语表达弱。就是他的高徒张建国和蔡以强进入大学后，天天跟英语打交道，前半年上外语课都觉得特别吃力，因为大学老师说的英语没有“川普味”，开始时有些内容他们还听不懂。经过一年半载的磨合，才从川普味中走出，适应了标准英语的语境。但何老师这个并不特别拔尖的英语老师，竟受到学生最诚挚的尊敬，在他去世好多年后，他的学生还没有忘记他，讲到他时还激动万分，情绪难以控制。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何老师虽死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