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主任考上了国家教委委托四川大学办的进修班。当时还没有招研究生，进修班就是研究生班。1977年初，杨绍文从大河中学调到下两中学担任校长。

戒  烟

杨校长平时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一脸慈祥，但对课堂纪律要求特别严，上课时手里总是拧着根教棍。教棍又粗又长，直溜光滑，因为使用时间太久，黑红发亮，油浸浸的。我没有看见他用教棍敲打过哪个学生，可我经常看到他用教棍敲桌子。只要哪个学生听课不认真，交头接耳，他也不点名批评，就用教棍敲讲台。见哪个学生上课打瞌睡，他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学生跟前，“啪！”的一教棍重重地敲在课桌上，让教棍代他发言。那“啪”的一声响，如县令击打惊堂木，打瞌睡的往往被吓得一激灵，眼睛一下睁得溜圆，清醒过来。不知杨校长手里的那根教棍，前前后后惊醒过多少梦中人。

杨校长的教棍敲得特别响，训起人来语言犀利尖刻，牙巴骨咬得咔咔响，放出的话特别狠：“你不好好听课，也对不住你老汉给你背红苕洋芋嘛。你现在坐在这里读书，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你知道你老汉现在在干什么吗？正在汗流浃背地耕田呢！鲤鱼跃龙门，跃上去了，就成龙升天，跃不上去，就成蛇钻草。上课不好好听讲，上什么大学？跟你老汉一样，上一四七大学吧。扁担直直的像不像一？犁头方方的像不像四？锄头带个钩像不像七？你们谁愿意上一四七大学，现在就举手，我马上批准，你现在就可以回家向你老汉报到！”学生都怕杨校长，特别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一听说“杨校长来了！”马上就规矩了。

也有胆子大，不怕事的。有个叫曾志江的学生读初中时就偷偷抽烟，为此挨过不少次家长的耳光，可他就是打不怕，打得再厉害也照抽不误。学校当然不准学生抽烟，就连“文革”中的下两中学，校规中就有一条规定得很明确：“禁止学生抽烟。”可曾志江对这条校规视而不见，不但继续抽烟，还变偷偷摸摸为公开抽烟。在他的影响下，好几个学生也偷偷摸摸抽起烟来。

为了刹住抽烟风，杨校长专门安排了一堂政治课，专门讲抽烟的危害。

杨校长知识非常渊博，他从烟草的起源讲起，把烟草对呼吸系统、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种种危害讲得振聋发聩。他整整讲了两个课时，讲毕，又组织学生展开大讨论。

“有人抽烟！”那天，杨校长刚把抽烟的危害讲完，下了课脚才跨出教室门，背后就有一个女同学尖声叫了起来。

杨校长返身一看，只见曾志江嘴里叼着烟，屁股一抬，坐到了课桌上，正准备点火吞云吐雾。

曾志江见杨校长返回了身，马上把屁股从课桌上移了下来，俯下身，将烟从嘴里取了下来，站在课桌前，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骤雨。

杨校长见曾志江主动将烟从嘴上取了下来，暴风没刮，骤雨未下，连教棍都没往他前面的课桌上敲一下，只对曾志江轻轻说了一句，“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转身走了。

曾志江作好了劈头盖脸挨一顿批评的精神准备，跟着杨校长来到办公室。“你坐下。”谁知杨校长并没有狠狠剋他，而是叫他坐下。

“我刚讲完吸烟对身体的危害，你为什么不听话，还要抽烟？”杨校长问。

曾志江看了杨校长一眼，没有回话。

“说说吧。”

“你要我说，那我可就真说了。”见杨校长催促，曾志江涨红了脸。

“你说。你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杨校长鼓励。

“你说抽烟又熏肺子又熏喉管，危害那么多，你自己为什么要抽烟？”曾志江圆睁双眼，死死盯着杨校长问。

这一问，真把杨校长给问得哑口无言。

杨校长没别的嗜好，就是爱抽烟，而且从参加工作抽起，一直抽到现在，算得上老资格烟民。由于烟瘾太大，不但在宿舍里抽，走路时抽，有时站在讲台上嘴巴里还叼着一根烟。看着曾志江那紧盯着自己的两只圆圆的眼睛，杨校长陷入了沉思。把抽烟的危害讲得天花乱坠，可自己总是抱着烟枪不放，那教育的效果还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曾志江现在盯着自己，其他抽烟的学生也都盯着自己，这是逼上梁山啊，我为什么不借机把烟给戒了呢？

“我这个当校长的教育你们别抽烟，自己却当烟灰，没以身作则，确实不对。我们订个君子协定，从今天起，我不抽烟，你也别抽了，行不行？”杨校长向曾志江提出建议。

“你不抽烟？”曾志江摇摇头。

“我不抽，你也不抽。”杨校长回答得很干脆。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曾志江回答得更肯定。

杨校长从此不再抽烟了，曾志江也不再抽烟了，有几个跟着曾志江偷偷摸摸当“地下小烟民”的学生也将烟偷偷戒了。

“杨校长，你真是神人啦，为帮我家那个不争气的东西戒烟，我打过他，捆过他，还饿过他的饭，都没让他把烟戒掉，你一堂政治课就让他改邪归正了，你是曾志江的大恩人，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啊！”曾志江的父亲找到杨校长，要给杨校长下跪道谢。

曾志江从此不但没有再抽烟，也不再调皮捣蛋，学习成绩也慢慢跟了上来，邮电局参工考试的时候，他还考了第一名。

“妈，我考上了。”曾志江拿着录取通知书向母亲报喜。

“你考上了什么？”母亲不明白儿子说话的意思。

“我考上邮电局了，还考了第一名。”曾志江回答。

“考了第一名？”曾志江的母亲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考第一名，用手摸了摸曾志江的额头，“你不发烧啊。”

“我不是在发烧说胡话，是真的考了第一名。你看，这是成绩单。”曾志江把录取通知书展现在母亲眼前，通知书上盖着鲜红的印章，假不了。母亲这才相信，昔日那个忤逆子果真变好了。

记过处分引发的故事

杨校长外表威严，可有一副菩萨心肠，有关“001号”同学的故事，就很能说明杨校长的心地。

那时，学生吃的饭，因家庭条件不同，蒸的食物也不同，但不管蒸什么，都要自己装在碗里，放进学校的大木甑子里，统一蒸熟，开饭时自己去取。为便于区分，避免拿错饭，学生都在碗上下功夫，尽量让自己的碗有特点，弄得五颜六色。但几百个碗，不可能个个特色鲜明，特别是那些土巴碗，一个坯子铸的，大小相差无几，一个窑子烧的，颜色基本相同，端错饭的事时有发生。蒸的红苕被端错，留下一碗红苕，或许意见不大，蒸的一碗大米饭被端错，留下一碗红苕或苞谷，情绪就坏透了。很多时候，甑子边都因端错碗而吵吵嚷嚷。也是活该同学张月华摊上事，那天，他去得晚了些，偌大一个甑子只剩下两个碗，一碗是自己的红苕，一碗是红苕饭。那碗红苕饭主要成分也是红苕，大米没有几颗，可即使碗里只放了几颗米，那也提高了一个档次，叫蒸红苕饭，不叫蒸红苕。他把自己的那碗红苕端起吃了，感觉肚子还空空的，见这么晚了没人来取那碗红苕饭，猜想那碗饭的主人可能有别的急事离开了学校，中午不会来吃饭了，饭放到晚上就要发馊，不如干脆吃了，等有机会还那个同学一碗饭就是了，于是端上那碗饭吃了起来。

“你怎么偷我的饭吃？”张月华刚把那碗饭几口送进嘴巴，正准备放碗，一个同学急吼吼跑了过来。

“对不起，对不起。我晚上还你的饭，不放红苕，还你一碗白米干饭。”

“谁要你的白米干饭？走！到学校领导那里去说清楚！”那位同学根本不为张月华的那碗白米干饭所动，拽着张月华的胳膊直奔领导办公室。

学校领导正为一些同学端错饭碗的事而伤脑筋，早就想抓出一个乱端别人饭吃的典型，张月华恰恰撞到枪口上。学校领导一研究，决定给张月华记过处分。

布告栏里贴出了处分决定。那是当年下两中学贴出的第一份给学生记过的布告，排001号，所以，张月华同学也就有了一个很不雅的绰号“001号”。“记过”处分短短两行字，印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装进了张月华的档案袋。

我佩服张月华的心理素质。若是别的人为吃碗饭而背个处分，闹得全校沸沸扬扬，不寻死上吊，也会被压得抬不起头，精神萎靡，可张月华该打球打球，该唱歌唱歌，继续努力学习，不为处分所动。

“张月华的处分我建议给他撤销了，不要让他背着个记过处分离开学校。”临近高考，杨校长提出动议。

“处分既然给了，还是不撤销的好。给了处分又撤销，显得学校对人的处理太不严肃了。”有领导不同意。

“处分是为了教育人，既然教育人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个处分本身的意义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用现在的眼光看，张月华为那点事而背个处分也太重了。从我们领导的角度讲，学生错端别人的饭吃，我们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嘛。如果我们工作做得更细一点，学生开饭时有个老师在那里执勤，端错饭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张月华是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我们不应该让张月华走出校门时，背着个受了处分的政治包袱啊。”杨校长据理力争，最终说服了别人。学校出了一个红头子文件，撤销对张月华的处分决定，将那个“001号”当着张月华的面销毁了。

张月华昂首挺胸走出了下两中学校门。

关于这个001号，还有故事需要交代。

张月华没有考上大学，回农村不久，海军招兵，一下就入选了，可政审遇到了麻烦——有居心叵测者向接兵的人揭发，说他在学校品德有亏，受过处分，为了保护国家专政柱石的纯洁性，不能让盗窃犯混进部队。为了证实揭发的事实不虚，揭发信中还特别列举出张月华的处分号001号。

接兵的立即到下两中学调查。如果学校证明张月华确实犯过盗窃错误，他们只得忍痛割爱。

“张月华同学确实因端错一碗饭而受了个记过处分，但张月华端错饭的主要责任不在他而在学校，是当时学生食堂管理粗放，存在漏洞，学生端错饭的事曾多次发生。就在张月华端错饭后，学校总结教训，加强了对学生食堂的管理，端错饭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了。所以，张月华同学毕业前，学校就已发文正式撤销了对他的那个处分。张月华在学校的表现，我作为校长，可以负责地担保，他不但学习踏实努力，而且政治品质可靠。”杨校长作了这样的证明。

张月华由此顺利走进了军营。从军后顺风顺水，被提拔成了海军军官。

张月华没有辱没下两中学的名声，没有辜负杨校长一番苦心。

“捡落地桃子”风波

受到杨校长关照的学生远不止张月华，我也是其中之一。

杨校长叫杨绍文，我二舅也叫杨绍文。这种巧合，让我对杨校长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父亲“遭整”之后，我才体会到杨校长的慈悲大爱。

父亲黄国让本来是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底复员返乡。为了照顾寡居的奶奶，他放弃国家安排的工作，回乡务农，在生产队担任出纳。父亲生性耿介，说话不会绕圈子，多次抵制过上级的瞎指挥，无形中得罪了领导，个别干部总想找碴子收拾他。

农村常见的文娱活动，就是一帮人围在一起摆龙门阵。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大道新闻、小道消息，能端上桌面的，不能端上桌面的，都要拿出来摆。当然，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是龙门阵最重要的内容，所谓“不讲男爱女欢，太阳下不了山”嘛。父亲识文断字，当兵出过远门，算得上见识广博，加上性格外向，往往是摆龙门阵的主角。他最喜欢摆的龙门阵是时事政治，特别是国家领导人的变动更迭。从广播听来的他摆，从报纸看来的他摆，小道听来的他也摆。为了增加素材，有时还特意多方打听，再加上自己的评论。父亲信口开河，口吐白沫吹，其他人神情专注，尖起两只耳朵听。

也是父亲合当出事。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被选为领导人。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四人帮早就该被“圈起来”了，有人说邓小平根本不该被打倒，也有人怀疑华国锋没有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能力。父亲在摆龙门阵时，除了表示对四人帮的愤慨，对邓小平的同情，还对华国锋说了一句带评论性质的话：“华国锋捡了个落地桃子！”

“捡落地桃子”是川东北一句俗话，意思是某样东西不该某人得，而某人却巧遇机缘，不该他得的东西被他轻松得到，好比桃子落到地上，某人一弯腰就捡到了手，别人费不少劲往树上爬，却没有摘得桃子，两手空空。有人将这事报告到上级，当时，正在“抓纲治国”，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开展“清渣渣”“搬石头”运动，说“华国锋捡了个落地桃子”，可是犯了“恶攻罪”啊。

上级派来了工作组。父亲多次挨批斗，可他一直没承认说过这句话。承认攻击“英明领袖”，不被杀头，最低也要判三五年。父亲平时说话口无遮拦，我猜摸这句话他说过，但对这句话的利害，还是心知肚明的。定不了恶攻罪，工作组就另想办法，以贪污罪收拾他。他们给父亲安上了一个贪污八百多元钱和八百多斤粮食的罪名。一个生产队的出纳，每次分粮群众都在场，几斤几两，当场过秤，当场记账，怎么贪污粮食？一年经手的现金往来就那么一千来元，怎么能一下就贪污八百多元？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工作组硬是给父亲戴了顶贪污分子的帽子，把他开除出党。

“贪污”的钱要赔，“贪污”的粮食要从生产队分的口粮中扣还。家里的日子原本就过得很苦，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那时，学校星期二、星期五食堂卖肉菜，肉三角钱一份，每份有小小七八片，条件好的每周买两次肉吃，条件一般的一周一份，条件差的两个人合买一份，条件更差的则只能吃素菜。素菜大多为牛皮菜或青菜，都是各班实验地里种的，一份五分钱，用煮肉汤煮，还带有肉汤鲜味。

爸爸没挨整时我每周回家背一次粮，一般背三斤米，不够就背红苕或洋芋，红苕、洋芋管够，有多大力气就背多少。走时娘还给拿几角钱，娘拿的钱除来来回回的渡船费、买笔买本子，就是生活费，钱拿得多时每周还可以吃一次肉，有时吃两次肉。

爸爸挨整后，我的生活大受影响，有一周，娘竟然只给我拿了五分钱。

“北平，娘再也没有多的钱拿给你了，只有这五分钱，你这周先在同学那里借到用一下。”娘说着说着就落了泪。

“娘，五分钱也够了，只要够过河坐渡船就行了。”我见娘伤心，劝慰娘。

“你不吃菜呀？”娘说。

“不吃菜，我走时多带些咸菜，有咸菜吃就可以了。”我说。

“你体质本来就弱，只吃咸菜怎么行？”娘还是掉泪。

“有咸菜吃就很不错了，有些同学连咸菜都没得吃的，他们也照样过日子。”我还是安慰娘。

“那你走时多拿点米。”娘这样告诉我。

我走时不但没有多拿米，反而比平时还拿得少——我掀开米坛子，见坛子里的米已经不多了。大姐二姐出嫁后，家里还有奶奶、爸爸、娘，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大小小六口人，那点米都不够他们吃了，我怎么能忍心多拿？我只拿了不到两斤米，背了满满一背篼红苕和洋芋就回学校。

离家时，娘用罐头瓶子给我装了一瓶咸菜，够吃一周。冬天咸菜吃一周没问题，夏天三四天就变味了，发酵起丝，难以下咽。我有咸菜时就着咸菜吃蒸红苕饭或蒸洋芋，没有咸菜就喝白开水下饭。吃的标准可高可低，山珍海味和粗茶淡饭都是喂肚子，“下喉三寸变恶物”，环境造就人，困难好克服。我当时觉得最难办的不是吃的问题，是过河的渡船费用。从仁和场到下两中学必须要过下两那道河，过河需坐渡船，船费过一次两分钱。娘给我五分钱，除去自己往返坐渡船的费还剩一分钱。这样，我就不敢与其他同学同路，只得一个人跑单帮了——我担心坐渡船时同学们争着掏钱买票，别的同学掏的都是一角两角的大票，而我掏出的却是一分两分的硬币。请别的同学坐船我没有实力，坐别人掏钱的船我又不愿意，没办法，那一周我只能踽踽独行，一个人往返于仁和与下两。

父亲由受人尊敬的农村基层干部，沦落为一个被开除出党的坏分子，我这个读高中的儿子，除了生活上直接受影响外，在精神上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父母的政治面貌决定着儿女的命运，父亲的政治污点，很轻易就将断送掉我的前途。我为此背上了思想包袱，吃饭不香，睡觉不甜，成绩急速下降。有一次考语文，我这个当学习委员的，成绩才刚刚及格。

“黄北平，你家里有什么事么？”杨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没有！没有！”我直摇头。

“家里没什么事，你的学习怎么垮得这么厉害呢？”杨校长怀疑。

“我学习努力不够，以后一定努力。”我极力掩护。

杨校长见从我的嘴里没有掏出什么，仍然不放心，就安排赵益忠老师回家时顺便打听一下我家里的情况。赵益忠老师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家就在仁和公社八大队，他星期天专门去了仁和小学一趟，找到杨益忠老师，杨老师是赵老师高中同班同学。赵老师找杨老师一问，一切都清楚了。

“黄北平啦，你先坐下，听我慢慢跟你说。”杨校长听赵益忠老师汇报了我父亲遭整的事后，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先给我倒了一杯水，再开始与我推心置腹地谈心。“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了，不就是受了个处分，党籍被开除了嘛，又没有被送去劳改。哪怕被弄去劳改几年，他不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不是人见人怕的抢劫犯，放出来不照样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嘛。就是那些被枪决的杀人犯、抢劫犯，他们的娃儿不也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周总理生前早就教导我们，出身自己不能选择，但前途可以自己选择，你父亲的问题是你父亲的问题，与你无关哟。有些右派的子女，因为读书努力，照样考上大学，在政治上丝毫没有受到他们父亲的影响嘛。”杨校长见周围没有别的人，又压低声音对我说：“黄北平啦，根据我的看法，照现在这个局势发展下去，上大学肯定要考试，推荐的办法肯定要被废除。考试上大学与推荐上大学可就不同了，考试得靠分数，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有的人还仗着出身好，学习不努力，想靠推荐上大学，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机会将来不会有了。你现在的基础不错，只要好好读书，将来有可能考上大学，走出农村。”

杨校长又停了停，接着说，“我觉得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幸喜你父亲的问题现在才发生，如果你读初中的时候你父亲就出了这件事，你连高中都没有机会来读了。不管怎么说，你现在上了高中，将来有机会参加高考。只要你考上大学，有了出息，也才有能力帮助你父亲解决问题，帮助家庭减轻负担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杨校长讲得对。如果父亲在1976年上半年就遭批斗，被开除出党，我还能被推荐到下两中学么？简直不可能。我的头越埋越低。

“黄北平啦，任何情况下，人都得要有真本事，如果你为父亲的事总是背着个政治包袱不放，天天为这事发愁，不好好读书，影响了学习，不但对解决你父亲的问题毫无帮助，还把你自己的前途也耽误了，多可惜呀。北平啊，要放下包袱，自己学好本领啊！”杨校长语重心长，该对我这个学生说的话他说了，不该对我说的话他也说了，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开始我强忍着，不哭，眼泪一直在眼眶眶里打转转，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颗接一颗地滚了出来。

春风化雨，甘露润心。我放下了快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包袱，把心思全放到了学习上。事情的走向正如杨校长所预见的那样，高考制度很快恢复，推荐上大学的历史结束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高考制度的恢复，为我们崭露头角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希望。后来，我终于考上了大学。

父亲的事也有了转机。父亲不停地申诉，经过党组织甄别，党籍得以恢复，泼在父亲身上的政治脏水得以清洗，被扣的粮食和被迫缴纳的贪污款得以返还。

如果没有杨校长的那次谈话，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啦。

需要再补充说几句的是，杨校长像杨桃老师那样，嘴里也镶了一颗“铁皮皮”大金牙，一开口就闪闪发光。我回达州当上牙科医生后，专门把他请到我开的私人诊所，给他做了一颗烤瓷牙，把那个铁皮皮大金牙换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