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人为何不怕去医院？
最近回韩国时，我想到左膝时常不舒服，怕小病变成大病，就去了家附近的骨科医院。在韩国，看病既容易，又便宜，让人觉得去医院没有心理负担，这和我在中国去医院的感受完全不同。
一进骨科医院，我就把我的健康保险证交给服务台。服务台工作人员在电脑上输入我的身份证号后，立刻找到了我的信息，让我坐下等一等。当天人不多，不到五分钟护士就叫了我的名字。进入诊疗室，医生看到我拿的一本书后，跟我寒暄了两句，正好他前几天也读过那本书。然后他让我躺在床上，摸摸膝盖附近问我有什么感觉，然后让我去拍X片。拍完X片后我回到诊疗室，医生看过片子后说，膝盖没什么问题，不要担心。这句话让我放心了很多。最后，我在服务台付了5000韩元的诊费（折合人民币约30元）后离开。从担心到放心的这整个过程，不过二十分钟时间。这次看病的全部诊费大约为17000韩元，而就医者只需付全部费用的30%左右。
这次在韩国就医，让我想起了在中国看病的经历。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九年，对这里的许多现象都已经熟悉和适应了，但对两件事情还是觉得难以接受：过高的房价和糟糕的医疗。我认识的包括韩国人在内的外国人都不怎么去医院，去的话顶多也是去看诸如感冒、咳嗽之类的小病。哪怕有中国医疗保险，我估计也没有什么外国人愿意在中国做手术。
韩国的医疗制度是以国民健康保险为基础的。韩国从1977年开始在雇佣五百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实施医疗保险，但覆盖率不到全部人口的9%。十二年后，韩国终于在1989年进入全民医保时代。全民医疗保险作为韩国公共医疗体系的核心，使得韩国人的医疗支出大幅减少。当时的医疗保险覆盖几乎所有韩国人，是由单位医保、社区医保和公务员及教师医保组成的。简单地说，有工作的人在就职的单位参加医保，没有工作的人就参加社区医保。保费按照每个单位医保的经营情况来决定。一般来讲，规模较大的企业的参保费相对便宜，较小的则贵些。当时，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就是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和小企业职员。所以不少市民社会组织一直主张合并所有医疗保险，组建单一的医保机构。
2000年7月1日，韩国将所有的医疗保险机构合并成“国民健康保险”体系，并且开始实行医药分业。组建国民健康保险的目的是：统一医保机构，实现社会连带责任，即让富裕的人帮助贫穷的人，年轻或健康的人帮助老人和病人；通过组建单一机构负责全民医保，以减少行政上的运营成本，进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整合所有医疗保险并非易事，经营较好的机构因为担心财政负担转嫁到自己头上，强烈反对与社区医保合并，所以韩国政府虽然在2000年组建了单一医保组织，但并未做到财务一体化。经过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对峙引发国会无法正常运行等等曲折之后，到2003年，整个医保体系才实现财务一体化。
2000年的医疗体系变革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实施国民健康保险以来，员工数量不足十名的小企业的保费降低了17%，而雇佣千名以上员工的大型企业保费上涨了19.4%。与此同时，居民个人支出占医疗费用的比重由逾50%下降到37%。虽然这样的比率与欧洲福利较好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国民压力确实减小了很多。2011年，保费率被定为月薪的5.64%，由个人和雇主分别承担一半。即使没有工作的人，现在也能纳入家人的单位医保，不用缴纳保费。比如我，现在就纳入了父亲的健康保险，不用交保费。因此，对韩国人而言，去医院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哪怕人在外地也没关系，因为国民健康保险是全国统一的。
我也在中国曾就医几次，多是为了治因感冒引起的咽炎。在中国，能随时去看病的周边的医院不多，去一次一般要花不少时间。这跟韩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韩国医疗机构分为三个层面：医院、病院和医科大学附属病院。除了国立医疗院和各个地区的保健所以外，韩国的大部分医疗机构都是私营的，私营比重已超过90%。负责基本医疗的医院好比中国的专科门诊，只设诸如内科、神经外科和耳鼻喉科这样的专科。一般情况下，医院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对于医院处理不了的病情，患者可以凭医院的诊疗意见书前往病院或者医科大学附属病院。
在中国，好不容易到医院后，就要排队和付钱。中国的医院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不相信我。挂号、检查和拿药等每个环节都要先交钱。我想，反复的付钱过程肯定大大增加了医院里的排队时间和拥挤程度。最后，医生开的处方里为什么总有那么多药呢？而且很多还不便宜。有时尽管嫌药价太贵，但还是不得不买，这真让人无可奈何。
为了改善“以药补医”的现状，中国有关部门在讨论实行零差价、提高医疗服务收费和实施基本药物目录制度等种种措施。中国的医改既包括公立医院改革，也包括医疗保险机制的完善等各种难题。这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中国真的能改变目前的医疗状况，我会为我的中国朋友们感到非常高兴。
二、如果中国有一百个海底捞
当我在图书畅销榜看到北大教授黄铁鹰写的《海底捞你学不会》的时候，感到十分惊喜。一是因为海底捞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中国餐厅，另一个原因是我自己曾经上过黄教授的一门课。这两个原因让我非常愉快地想起关于自己的海底捞故事。
2007年，我在北京第一次去了海底捞。当时，我的韩国朋友跟我说，如果去这家餐厅，肯定要等一个小时以上。同时他还称，去海底捞保证你不会后悔。于是，我抱着好奇心到了海底捞。海底捞果真没让我失望，并让我大开眼界。可以确定，那天在海底捞的用餐是我在中国享受过的最好的服务。
在中国，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服务质量很低，怎么也享受不到让人满意的服务。1998年，我首次来中国时，经历了从未想象过的事情。有一天，我到附近一家超市买东西，冷漠的收银员结账找零时，竟然把纸币夸张地“扔”给我。这给当时对中国充满热情的我泼了盆冷水。尽管现在的服务比1998年有不少改善，但仍待提高。
我在不少中国餐厅感受到，很多服务员其实是为了不服务而服务。这可能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待遇以及工作不太满意，因此往往采取付出最少的努力度过工作时间的“战略”。难怪客人叫服务员的时候，他们经常听不到。好不容易引起服务员的注意，他们走近我的时候，我还要看他们的脸色。有时候，他们略带不高兴的眼神，使得我很摸不着头脑：到底我付钱，还是你付钱。每当此时，我都会想：如果你付钱，我是不会如此对待你的。甚至有时想到某一家餐厅的菜，我就开始嘴馋，但当同时想到那家餐厅的服务时，却打消了去餐厅的念头。我认为，很多餐厅或企业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顾客要购买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体验，特别是用餐的时候。
当然，这不能全责怪服务员。我时常想：不幸福的服务员怎么可能让顾客幸福，同样，不幸福的客人可能也不会让老板感到幸福。归根结底，能不能让顾客或消费者感到幸福，取决于餐厅的老板乃至企业的经营层。我认为，海底捞是在这点上做得非常优异的企业。先让服务员幸福地工作，由此让顾客感到幸福，最后因顾客喜欢而企业发展使得老板感到幸福。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体现。但很多企业却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浪费了双赢的机遇。
在我看来，海底捞是中国展现软实力的一个好例证。海底捞的服务水平胜于大多数韩国餐厅。众所周知，日本的服务业水平是闻名于世的。最近去日本时，我发现海底捞的服务水平在日本也属于非常优秀的层级。带我第一次去海底捞的朋友说过，如果中国所有餐厅的服务都像海底捞这么好，生活在中国也会成为非常幸福的事。这是十分美好的梦想。
海底捞成功的道理谁都懂，但自己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如果未来某一天，中国具有一百家像海底捞的企业，中国软实力将会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更加匹配。那时的中国会与现在的中国截然不同，它会利用自己的软实力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三、北京房价比首尔最起码贵两倍
房价，尤其是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老百姓的购买能力。自从来中国以后，我住过青岛、北京和上海。我从2006年开始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就觉得房租比较贵了，房价更不用说了。
中国房价到底有多么贵？2010年8月，首尔市房屋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约3.2万元，2010年首尔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5900元。韩国工资比中国高，但韩国的物价也比中国高多了。不过，首尔市房屋每平方米价格是普通工薪族月收入的两倍左右。
那北京呢？北京市房屋平均价格是大约每平方米23000元。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北京市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50415元，按月计算的话，约4200元。我想这个数据比实际情况低一点。先用这个数据计算：北京市房屋每平方米价格是普通工薪族月收入的548%。我觉得用平均工资计算的北京房价比首尔最起码贵两倍以上。
在有关如何抑制房价的讨论中，中国政府是否应当征收房产税成了最大的焦点之一。在这一点上，韩国也许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经验。韩国楼市在2001至2005年间上涨得很疯狂，特别是在首尔，核心地段上涨幅度每年达到10%至20%。韩国政府为了打压高房价，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关键的利器就是“综合不动产税”。
综合不动产税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后，从2005年开始征收。征税对象是6亿韩元以上的住房，税率是1%至3%。但由于征税的标的房价是市场价的60%至70%，实际税率要低很多。在2007年，综合不动产税实际税率达到最高峰的0.87%。当时韩国已经有财产税。比如一套1亿韩元以上的住房每年要征收0.5%的财产税，不过由于征税标的房价不到市场价的50%，实际税率只有0.2%左右。综合不动产税是在财产税之上额外征收的，主要面对高端住宅，意在打压高房价、促进财富的再分配。加上普通财产税，房主负担确实不轻。
虽然综合不动产税是国税，但韩国政府把税款分配到各个地方政府，帮助缩小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后来，李明博总统上台后，从2008年开始实行减税政策，调整了综合不动产税，把征税对象上调到价值9亿韩元以上的住房，把税率下调到0.5%至1%。
实行综合不动产税的第一年，韩国楼市的标准房价出现七年内首次下降。全国楼价平均下降了4.2%。当时，综合不动产税使得房主的持有成本上升，导致投资者抛盘，而买房者持币保持观望，最终引起房价下跌。当年8月，韩国政府为了彻底打压楼市投机行为，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综合不动产税的纳税对象、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以及促进房产交易流程的透明化以减少阴阳合同。这些举措，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如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韩国楼市进入了缓慢而有控制的调整期。
目前在中国，反对开征房产税的专家认为，征税未必能压低房价。在韩国推出综合不动产税的时候，讨论的焦点也是它究竟能否降低房价。但我觉得中国应当征收房产税，原因有两个：
其一，房产税会使得税收资本化。如果买房者预计未来必须缴纳房产税，他们就会要求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房子。当然，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会影响税收资本化效应。但在一般情况下，税收资本化能够降低资产价格。
其二，房产税通过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抑制炒房者的投机行为。2010年媒体频频报道有关“6540万套空置房”的传言，虽然其数据无法确认，但我认为确实存在无数的空置房。房产税使得增加房子的持有成本，减少非自住需求，改变供求关系。
推出一项新税种并非易事。在2005年，韩国政府面对强烈的抵制综合不动产税的呼声。保守媒体和在野党的反对声非常强烈，韩国舆论分歧也很严重，有些首尔市民甚至集体呼吁“拒绝纳税”。他们的反对理由跟目前中国反对开征房产税的人们的理由相似：解决楼市问题应该从增加供给出发；该税会被转嫁而增加买房者的负担等等。实行综合不动产税以来，韩国内部对该税的褒贬不一。有些专家认为，虽然该税抑制了楼市投机，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房者的负担。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综合不动产税的利大于弊。
韩国政府在开征综合不动产税的同时，把住房交易税率从4%下调到2%。如果中国开征房产税，也必须同时降低交易环节的税收，否则楼市会出现供求扭曲、交易减少。目前中国与房地产相关的税都发生在交易环节，而二手房转让过程中，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印花税等交易成本过高。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房产保有税与交易环节的税比都是约9：1。
只靠开征房产税这样的政策工具显然不能解决中国的楼市问题。中国政府还应当增加供应，尤其是保障性住房。目前中国楼市的供给结构中，商品房占了90%。极少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使得房产商享受几乎垄断的地位。2010年韩国楼市的最热门话题是“Bogumjari住宅”，大概意思就是“安乐窝”。
Bogumjari住宅计划是到2018年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70万套和廉租房80万套，给老百姓提供便宜且交通便利的住房。这150万套当中，100万套建设在首尔附近，另外50万套建设在其他地方。Bogumjari住宅的面积都在85平方米以下，有三种，分别为59平方米、74平方米和84平方米。申请入住该住宅的条件相当严格：没拥有过住房，家庭收入不超过上一年度城市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100%，已婚，等等。如果能分配到Bogumjari住宅的话，规定要求必须本人入住五年以上，而且七年至十年内不许转让。Bogumjari住宅的价格是一般商品房的70%至85%，所以该住宅抑制房价的作用很大。
我个人认为北京、上海等很多大城市的房价几乎已经见顶了，加上中国政府也意识到楼市问题的严重性，从2010年4月出台楼市调控政策。短期内北京房价小幅调整或震荡的可能性大一些。韩国和日本，都有过“不动产不败”的神话，但最后还是都破灭了。
我走路的时候，经常观察房产中介挂的房价。房价的七位数的头一个基本上是“3”以上的数。最近看报纸的时候，我常常看到“蜗居”、“蚁族”这样的词语。这些词语都是跟房子有关系的，可见房子给年轻人多么大的压力及其影响力。我认为过高的房价夺去了年轻人奋斗的动力，如果这个社会不能让年轻人觉得他们会实现梦想的话，凭什么能发展呢？
我发表一篇关于房产税的文章后收到了一封邮件。我觉得，这封邮件的内容可以代表很多中国青年的想法以及苦衷。借此机会，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金老师，您好！
在FT中文网上面看到了您写的一篇关于房产税的文章，自己很受启发，也倍感中国房子问题的严重。在此，我想和您分享下我的看法，也想向您咨询些问题。
我先介绍下我自己，我二十六岁，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在南京上了近七年学，从2003年来到南京，2007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本校读了研究生，学制两年半，前段时间刚答辩完，目前在苏州一家私企工作，已经来到了单位开始实习。
从2003年来到南京，到2010年离开南京，生活在称为一线城市的南京，我感受了中国房价一路高歌猛进到徘徊、犹豫到摸索前进的几个阶段，也深深感受到了身边人对于房价“闻房色变”。对于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无异于一个遥远的梦想。可能我的理解不是很深刻，就我目前的理解来看，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刻，2008年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机遇，目前中国想抓住这个机遇把经济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虽然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在较高的层次慢慢调节，慢慢解决。
这也就导致了中国房价一路高歌猛进而没有被政府所限制，反而在2008年底跌价的时候政府给予刺激政策。虽然现在的房产税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些措施还是治标不治本，关键要让市场起到应该起的作用，充分增加房屋的供应量，让房产交易回到正常的价值轨道上来。
中国的拆迁可能您也了解一些，我作为一个学生，对民间的这些拆迁行为倍感愤怒，看着一张张无辜的脸，望着自己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被一群人瞬间摧毁，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没有一套健全的制度去规范这些行为呢？房价的升高直接导致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压力的骤增，曾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作为中国老百姓，开心地活着，真难。”
作为八零后的大学生，马上也要面临成家立业，房子问题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目前情况来看，让年轻人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还有待时日。我不知道在贵国，像我这样年龄段的年轻人，是否也面临这样的问题，贵国在解决房屋问题的时候是否也面临很多症结？是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谢谢！
此致
敬礼
一位读者
2010.6.13
你好！
谢谢你对这篇文章的关注。首先，大学生毕业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后才能买得起房子是很正常的事，尤其是在大城市里。关键是“一定的时间”是否在合理的范围里。现在，过高的房价已经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多问题。韩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中国这么严重。韩国经济比中国发展得早一点，所以我们比中国更早点面临了同样的问题，而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下了巨大的功夫。
你说得对。为了解决房价过高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组合拳：金融手段（信贷控制）、政策手段（房产税）和市场手段（打破房产商垄断、增加保障房的供应）。
除了生活目标之外，年轻人还需要自己人生的梦想。我不知道已经开始进入社会的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梦想。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成真！
金宰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