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火锅里的中国
我设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中国，我会最怀念什么？盗版DVD？无锡的桃子？还是兵马俑等名胜古迹？我肯定会怀念这一切，不过我最怀念的，无疑还是火锅。
早在1998年，第一次短期访问中国时，我便迷上了火锅。寒冬腊月里，我在北京待了两个月。正是这个时候，我首次接触了火锅，并且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火锅的冬天，太可怕。从此以后，火锅对我来说是最好吃的中国菜。十多年来，这个想法没有被动摇过。这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吃辣，所以火锅本身具备使我喜欢它的理由。
后来，在与火锅的接触当中，我意识到火锅还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特征。我觉得火锅的最大特征是它的包容性。在我的印象里，火锅有海纳百川的特征。凡是能煮的食物，都能放到火锅里面去，诸如，羊肉、牛肉、鱼丸、冻豆腐、粉丝、鸭肠以及各种蔬菜等等，可谓陆海空联合作战，并且这些食物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通过火锅，我发现中国擅长于接纳新的因素。别的国家类似火锅的料理，如韩国的神仙炉、日本的Shabushabu及泰国的Suki，放在汤里的食物数目远远不及火锅。在这一点上，火锅的确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特性——强大的包容性。正是火锅的包容性使得它更加丰富多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文化上。
其次，火锅善于改变自己，堪称是火锅的变脸。鸳鸯火锅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鸳鸯火锅原名为“双味火锅”，是1983年重庆队参加全国第一届烹饪大赛的参赛菜品，1985年，“双味火锅”被改名为“鸳鸯火锅”。鸳鸯火锅的创意，乃至它的模样耐人寻味，我第一次吃火锅的时候就对此印象深刻。喜欢辣的就吃辣的，喜欢不辣的就吃不辣的，它允许各持己见。鸳鸯火锅对火锅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火锅在传统的基础上做出了这样让人欣赏的改善，这也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成功的一个例子。
我喜欢火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吃火锅的时候，我们都热热闹闹地一起吃一锅汤里的东西。有时候，甚至会碰到别人的筷子，但他们都会让一让。我特别喜欢跟朋友吃火锅，因为这时候可以感到一个事实：我们是朋友，互相尊重且礼让，一起参与且分享快乐。
火锅的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几年“一人一锅”的小火锅越来越多。可能因为不少人比以前更讲究个人卫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个人主义。我觉得小火锅的兴旺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主义已经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能尊重对方的、成熟的个人主义当然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我还是更愿意和朋友吃“大火锅”，因为我觉得大火锅能够让我们交流得更好。
人们常说美国是大熔炉。在我看来，中国也有大熔炉的特征。中国文化的大熔炉就像火锅一样，包容古今东西，不断变化创新，才使这个千年古国依旧保持年轻和活力。这将是我旅居结束后最怀念的，也是让我喜欢中国的原因。
二、一个韩国人心目中的中国
1998年12月底，第一次出国的我，充满着对中国的好奇心和陌生感坐上了飞机。对当时的我而言，中国是一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迎接我的那位解放军严峻的眼神。
当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了一个月的汉语课程，期间第一次遇到结账找零时收银员把钱扔给我这样的事情，对中国充满热情的我被泼了盆冷水。后来我在学校的安排下跟同学们一起参观了紫禁城、长城等文化古迹，观看了京剧，还在街上亲身感受到大妈们的扭秧歌。这样，我开始慢慢地了解中国，而且我对中国的印象也经过了不少变化。
好事不会持续很久。一转眼一个月的课程就结束了。当时我想利用那次机会，去更多地方看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比韩国大近一百倍，我翻了中国地图后，琢磨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到底应该去哪儿。通过向已在中国待较长时间的朋友打听和自己的研究，最后我决定去上海、西安等几个城市。我人生中第一次坐过夜的火车到达上海后，就去了淮海中路。路上的公交满身画着蓝色的百事可乐广告，马路旁的广告牌充斥着洋模特的红文胸广告。这场景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时，我改变了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待在中国的短短的两个月没有让我充分地了解中国。时隔四年的2003年，我再次来到中国时，在成都一家宾馆遇见了一个从澳大利亚来的游客。他第一次来中国旅游，从事汽车维修工作。有一天早上与他闲聊时，他嗟叹地说如果某一天每个中国人都有汽车，那其排出的废气将会有多大！当时我心里想这是遥远的事情，但中国变化的速度却超出了我的想象。
自从2006年在北京大学读MBA，我开始接触更多方面的中国，增加了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就我所知，中国是过去的十年当中变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在韩国，除了街头小巷商店的小小变化以外，哪怕是在首尔，我很少看到什么标志性的变化，而中国却不一样。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变化是最快的。碰巧的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前两年里我住在北京，在上海世博会的前两年里我住在上海。这让我亲眼目睹了这两座城市的“大整容”。两座城市的准备过程类似，除了建设场馆和园区外，最主要的任务是修路、造地铁。这也给住民带来了不少麻烦。不过两座城市都借此大大增加了地铁的覆盖率，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谈到中国时，总是避免不了人口的问题。我与中国朋友交谈时，听说最多的一句就是“中国人太多”，很多带着略不满的语气。但人口多也有好处，中国先靠廉价劳动力发展经济，已经形成了十三亿人口的巨大市场。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近五成，高达1364万辆，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我从北大毕业时发现稍微有经验的中国同学都很容易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这让我很羡慕他们。韩国人口不到五千万，加上已经过了经济增长快速时期，很多产业进入了饱和阶段，所以在韩国无论找工作、创业都没有中国容易。
但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几个月前，我跟一个在香港大学读书的上海人聊天，他毕业后想去欧美继续学习美学。交谈时，我无意中问到：中国大陆与香港的最大差别是什么？他的回答却让我思考了很久。他赴港后发现香港是很有等级体系的（hierarchical）社会。香港多年受英国的影响确实有不少等级体系的成分，但此回答恰好解开了我心中对中国的一个疑问。
我在中国的最大感受之一是中国人交流时没有像韩国人那样被年龄束缚，大家都很自由地交流。韩国人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视对方的年龄，还是讲究长幼有序。可以说韩国人过分地看重年纪的大小，但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中国的情况反而不一样。
听到“香港是很有等级体系的社会”这句话后，我反过来想到中国大陆是没有等级体系的社会。新中国经历了“文革”后，包括孔孟之道在内的许多传统思想都遭到了破坏。任何社会或国家不会完全没有等级制度。中国大陆新的等级制度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又开始形成的，没有香港那么明显的等级观点。另外，大陆没有与等级制度对应的价值观，因为每个等级制度是基于某种价值观的。
想到这一点，我豁然开朗。我之前想不通当下的中国为什么拜金主义这么蔓延，仿佛金钱是唯一有价值的目标。我以为这是因为没有信仰造成的，因为韩国人要么信基督教，要么信佛教，很多人有自己的信仰，所以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似乎更均衡。而我与日本朋友交谈时，她否定了我的观点，她说只有少数日本人信仰宗教，但拜金主义氛围也没有中国这么浓厚。所以，我认为是否有信仰也不是关键因素。
在我看来，这是价值观真空期导致的结果，因为中国正处于传统思想遭破坏后在寻找并形成新的价值观的时期。这时，恰恰给拜金主义钻了空子，逐渐成为在社会蔓延的价值观。就发展而言，中国已经到了由实现量变到追求质变的重大时期。为了未来的健康发展，中国迫切地需要重建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否则，继富二代、官二代后，更多二代会出现。
三、“思想偏激”的大学生太少了
2011年3月底，一则关于北京大学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北京大学将在全校实施对十类“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这十类中还包括“思想偏激”的学生。
据《北京晚报》报道，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
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主持这项工作的北大学生工作部介绍，试点院系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据了解，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预计五月份之后，会商制度将在北大全校推广。
当我听到这则新闻时，觉得很奇怪：到底什么叫思想偏激？由于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短，我接触过不少中国大学生。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很多北大学生都很有个性。就我所知，北大历来是保持开放的态度和思想自由的一所大学。
而我认为，实际上，在中国大学里，“思想偏激”的人太少。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缺乏创造力，还会导致社会缺乏集体智慧。集体智慧是在思想百花齐放的时候最容易展现的。换言之，人们想得越不同，集体智慧越多。因此，北京大学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的制度完全是开倒车的。我此前就觉得在中国大学里行政的气氛太浓厚，阻碍大学生的独立思考，大学应该“去行政化”，这时反而还要加强管理思想偏激的学生真的是多此一举。
另外，这则新闻也让我想起以前一位汉语老师给我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2008年，一个纽约大学的华裔学生利用暑假来到北京。他觉得这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迅速，以至于他担心在美国学习的自己未来能否具有竞争力。他想借此机会，亲眼验证中国大学生的实力，同时学习汉语。依这位老师看，他是非常有意思且活泼的人。在北京待的两个月里，他学得十分用功，并且有空就找机会跟很多中国大学生交流。当然派对也不能缺少。
当他离开中国的那天，表情显得非常轻松，一点也看不到初来中国时的顾虑。汉语老师问他为什么显得这么开心。他回答：“中国大学生没有创造力。我不用担心了。”
“他非常得意地离开了。”老师告诉我。
在我看来，很多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名校学生还要厉害。那么，中国为什么很多领域还不如美国呢？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生的创造力不如美国大学生。美国是鼓励大学生独立思考的国家。如果他想的跟普通人不一样，没关系，你去想吧，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就可以了。中国呢？——“你思想太偏激。”
四、谁的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我也有幸地在北京大学就读过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北京大学是一所能代表全“中国”的名校。不过后来，我渐渐发现其实北京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更是靠近“北京”的大学。
虽然大多中国人认为高考已经实现了相当高的公平程度，但我认为当前的高考制度缺乏机会平等，特别是“地域歧视”的现象相当严重。
2011年，北京高考生总数为76007人，北大本部在北京招收246名考生。而山东和河南等人口大省的情况截然不同。山东高考生总数高达约五十七万人，但是北大却在山东仅招五十四名考生。河南高考生总数达到约九十五万人，北大在河南也仅招六十名考生。按照上述招生数量，在每309名北京高考生当中有一名能考上北大的时候，在山东和河南则分别是每10556名中一名和每15833名中一名。
北京高考生可能比其他城市更加优秀一些，但北京比其他地方高三十几倍的录取比例显然离谱。考虑到北京考生本身能享受比其他地方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为了实现机会的公平，北京大学应该更加照顾其他地方高考生才对。但是它反而更倾向于北京高考生。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高考生在受双重的不公平。
相比于中国的高考，韩国大学入学考试更具有公平性。韩国的高考——“大学修学能力试验”是全国统一的考试。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存在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不能与首尔以及大城市相提并论。为了消除地域不平等问题，韩国从1996年开始采取“农渔村特别招生”。韩国各所大学可以选拔招生数量的百分之四（名额外）为农渔村地区的高考生。比如，2010年首尔大学招生数量3096名，其中九十五名是通过该招生制度考进去的学生。另外，韩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机会均等招生”。每所高中可以将三名贫穷家庭的高考生推荐给大学。按照《国民基础生活保障法》受政府扶助的贫穷家庭的成绩优秀子女，将有机会获得推荐机会。
韩国之所以这么关注教育机会的平等，是因为教育是社会阶级流动的最佳阶梯。而韩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两极化的加剧，社会阶级流动机制逐渐僵化。比如，我在韩国上初、高中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家庭环境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学习也好。有很多同学虽然家境贫穷，但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好的大学，并改善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太容易出现。很多高考生的成绩取决于家庭的经济情况。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家庭月收入超过5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3万元）的高考生平均大学修学能力试验成绩为291.1分（满分500），而家庭月收入不到2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2万元）的高考生平均成绩仅为257.6分。并且前者的升学率高达77.8%，而后者则仅43.1%。教育已经从社会阶级流动的阶梯变成为社会阶层固化的机制。
反之，按照2011年首尔大学的招生计划，通过“农渔村特别招生”和“机会均等招生”，190名符合条件的高考生可以考进首尔大学，该比例达到招生数量的逾6%。由于这两个招生制度比一般的招生制度更加宽松，不少城市的家长让自己的子女选择做“高考移民”——初中时去农村后，进入当地的高中且享受该制度的优惠。可见，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但我觉得这两个制度一定程度上在消减“机会不平等”带来的问题。
那如何能实现中国高考的地域公平呢？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标准录取的真正的“统一高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消除地域歧视。有人会担心，这样一来可能会降低青海省等教育环境落后地区高考生的升学率。对于这些地区的高考生，大学在招生程序上可以适当地给他们优惠。当然，为了防止“高考移民”，应该严格地挑选这些地区的高考生。
我认为，大学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真正的起跑线。但对很多中国高考生来说，他们在到达这条起跑线之前多了一个门槛。只有真正的统一高考，才会给所有高考生提供公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