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9年一位“八零后学者”廉思出版了一本同名书籍后，“蚁族”现象迅速地进入公众视野，受到广泛关注。2010年两会前夕，几位政协委员甚至为此专门去北京的唐家岭探访。根据廉思及其团队的调研数据，546个样本中，大多数人的税前月收入集中在1000至2500元之间。这些人多为群租，房租平均为377元，伙食费为529元，月平均花费总计1676元。

　　其实，蚁族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在很多经济更发达的国家也存在。

　　2006年，意大利自由记者安东尼奥和亚历山大共同撰写的网络小说《1000欧元世代》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该小说描述了月薪只有1000欧元的意大利年轻人的艰难日子。主人公是大学刚毕业后在某跨国企业手机营销部门工作的克劳德以及与他同住的三个朋友。克劳德是非正式职员，随时可能被炒鱿鱼，一个月薪水只有1028欧元（折合人民币约9130元）。他的账簿如下：房租400欧元，各种税金100欧元，买衣服200欧元，手机费50欧元和交通费50欧元，合计800欧元。剩下的200欧元用于买比萨、看电影等等。不能生病，因为没钱看病。因为这样的薪水几乎满足不了基本生活，克劳德不自愿地成为“月光族”。

　　在我的祖国韩国，也有所谓的“88万韩元世代”。这一称谓也是在2007年一位韩国经济学者出版同名书籍后，迅速走红的。2010年，韩国的最低工资是85.9万韩元。一个韩国年轻人拿88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5176元）月薪的话，基本上就只能维持生存。

　　许多“88万韩元世代”住在“考试院”。考试院本来是给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年轻人住的，在韩国都市中，属于非常简陋的地方。一般考试院大概有三四层，每层有许多面积在六至八平方米的房间。如果旁边住的人咳嗽的话，也能听见。

　　假设大学毕业三年的李四是编制外员工，每月拿88万韩元的工资，住在八平方米的考试院。他的账目如下：房租30万韩元，各种税金18万韩元，饭费30万韩元，手机费5万韩元和交通费5万韩元，也只能成为月光族。随着“88万元韩元世代”的迅速扩大，首尔的考试院从2007年的3111家增加到2009年的3738家。

　　“88万韩元世代”没有能力买房子，普通公寓的月租也承受不了，所以很多人选择住考试院或群租。在首尔，住在考试院的人数已经接近十一万人。目前看来，这种状况没有任何未来会有所改善的迹象。

　　青年失业率是各国都面临的难题。最近欧元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近10%，青年失业率甚至超过20%。很多青年陷入要么失业，要么只能做编制外员工的困境。在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11年7月份失业率为3.3%，不是很高，然而青年失业率为7.6%。有的学者认为，真实的韩国青年失业率甚至超过20%。韩国“八零后”大部分是编制外员工，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随时可能被解雇。

　　“八零后”，为何三十而不立？以前我以为，中国的“八零后”是非常幸福的一代。他们是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家里人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且他们享受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成果。但现在看来，许多“八零后”处境尴尬。他们长大之后，工作分配取消了，福利分房也取消了。中国从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高校扩招后第一届本科生毕业的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了212万人，2011年更是达到了历史性的660多万人。让所有高校毕业生都能找到既对口，又是全职的工作不大可能。

　　房价过高是“八零后”面临的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000多美元，涨幅超过四倍，而至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却上涨了七至八倍。

　　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这样概括蚁族：大学毕业五年左右；蜗居城中村内；月均工资1956元。他们与欧洲的“1000欧元世代”和韩国的“88万韩元世代”的处境相当，因此可以称他们为中国的“2000元世代”。

　　在许多国家，包括欧洲和韩国，青年失业率高于整体失业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更倾向于雇佣有工作经验的员工。经济不景气，又使得企业不愿雇佣正式员工，而更愿意雇佣编制外员工。这是产生欧洲的“1000欧元世代”以及韩国的“88万韩元世代”的主要原因。

　　青年失业还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即产业链正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主流产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变成劳动节约型，这让许多经济较发达国家面临“无就业增长”的问题。中国也将会面临同样的难题。

　　如何能解决这一问题呢？欧洲诸国已经开始推动青年就业政策。比如，加强职业教育，增加实习机会等等。但这些政策都在初步阶段，能否见效还是未知数。韩国也有类似的“中小企业青年实习制度”：如果中小企业雇佣一位年龄不到二十九岁的青年的话，政府补贴企业头六个月薪水的百分之五十，六个月后企业雇佣该青年为正式员工的话，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政府再给企业每月6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3820元）的补贴。但目前看来，六个月后被正式录用的比率不是很高。所以该制度也只能解决短期的问题。

　　不过，意大利的“1000欧元世代”面对自身处境的心态，看上去比韩国或中国的年轻人更平和一些。举个例子。2006年夏天，我背包去意大利旅游。罗马的夏天非常热，我一大早就赶往罗马斗兽场。到了门口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喊：“嗨！我这里没有熟人呢！”我好奇地望向他们，发现几个意大利小伙穿着古罗马战士的服装，在与游客合影。他们招呼我跟他们一起拍照，留作纪念。爱浪漫的、好玩的他们一早就为了这份工作穿着隆重的服装，带着幽默感。过日子都不容易，不过他们还是显得比较轻松。

一、韩国“低生育率陷阱”给中国的启示

　　“中国人太多了。”这句话无疑是我在中国生活期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并且，我发现大部分人说这句话时都有点抱怨的感觉。

　　“计划生育”也是我来中国后时常听到的一个词语。1998年年底，我首次访问北京时结交的几个大学生朋友几乎都是独生子女。现在回头看，他们可能属于受计划生育影响的第一批大学生。时至今日，“计划生育”影响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它成功地抑制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为13.397亿人，比2007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预测2010年总人口13.6亿，少了2000万人。

　　可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却不禁让我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担忧。据多位专家的测算，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5的水平。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所谓的“生育率”是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在我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似乎已经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而韩国已经因为类似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处于尴尬的境地。

　　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韩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家庭计划”政策，并提倡小规模家庭。政府通过指导和适当的辅助措施鼓励国民少生孩子。家庭计划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但在推行了几十年后，韩国却遭遇了严重的出生率下降问题。比如，韩国的生育率从1960年的6.0，消减到1970年的4.5，1980年的2.8。有趣的是，“家庭计划”口号的变化正反映出了韩国生育率的这种变化。1966年的口号是：“35岁前，三个子女的出生间隔为三年”；1971年的是：“不要区别对待女儿和儿子，只生两个，把他们好好养育”；1980年的是：“只要有养好的一个女儿，就不必眼馋十个儿子”。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降，韩国政府于1996年废除了长达三十六年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并开始鼓励国民生育。

　　可情况并未发生根本好转。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韩国，逃避生孩子的趋势愈演愈烈，以至于生育率于2005年下降至1.08，创造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的最低水平。如此低生育率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担心日趋老龄化的韩国将来会失去成长的动力。于是，韩国政府制定了《低出产高龄社会基本法》，并开始鼓励多生孩子。可2010年的生育率也仅升至1.22。据5月30日韩国统计厅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韩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542万人，占总人口的11.3%，超过了预期。韩国将在2018年从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至13%）进入到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至19%）。而跨越这一过程，法国用了一百一十五年，美国用了七十三年，加拿大六十五年，日本二 十四年，韩国却只用了十八年。

　　中国已在2001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二十五年”后的2026年，它将进入老龄社会。更令人担忧的是“未富先老”。根据一家国际研究机构报告，别的国家与2005年的中国的老龄化比例一样的时候，以购买力指数为计价的各国的人均GDP分别是美国15538美元（1943），日本14900美元（1972），韩国16256美元（1999），而中国则是4088美元（2005）。可见，中国将来面临的社会保障以及养老的压力会非常巨大。

　　在我看来，中国应当积极考虑“放开二胎”。考虑到人口政策本身具有政策的时差，以及人口变化趋势的惯性，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韩国已经因为错失良机，尝到了苦果。

　　1983年，韩国的生育率降至2.08，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这时韩国政府就应该开始考虑这项政策的持续与否。然而，韩国在1996年生育率跌到1.71的时候，才废除了小规模家庭政策。十年以来，生育率维持下降趋势，到2005年跌至1.08后才开始有所反弹。这足以证明韩国已经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如今，昂贵的养育子女的费用，即使是政府提供补贴和各种优惠措施，也使得大部分家庭不选择生第二个子女。

　　2011年，韩国的十五岁至六十四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达73.1%，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高水平，并给经济发展带来丰厚的“人口红利”。但是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低生育率和由此加剧的老龄化，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快速下降，“人口红利”时期将于2016年结束。经合组织预测，韩国将在2041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至56.8%，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仅高于日本（53.8%）、意大利（54.9%）和西班牙（55.7%）。并且，韩国中央银行预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在2030年至2050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至2005年间的约5%将下降至约2%。

　　为了鼓励国民生育，2010年，韩国提出了新的口号：“一个孩子很孤单，对子女最好的礼物是弟妹”。但生育率仍旧停留在低位上。

　　我希望中国能吸取此中教训，防患于未然，抓住时机积极变革“计划生育”政策，以免重蹈韩国之路。

二、中国为何没有三星？

　　中国国内有关“国进民退”的讨论引发了我的思考。这让我联想到此前的另一场讨论，就是为何中国比韩国大得多，但能够与三星、LG这样的韩国公司匹敌的中国企业却很少。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恰恰是高度相关的。正当中国人感到“国进民退”在加剧时，在我的祖国韩国出现的却是逆向的潮流。李明博总统自2008年上任之后，就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李明博总统是企业家出身的市场主义者。他认为韩国国有企业虽然规模越来越庞大，效率却越来越低下；由于缺乏市场监督，国企的管理也十分散漫。李明博总统就任前表示，包括韩国产业银行、韩国电力、韩国铁道在内的许多国有企业要民营化。后来出于对民营化后水电费上涨的担忧，公众舆论普遍反对公共事业民营化，李明博因此取消了韩国电力、韩国自来水和韩国铁道等企业民营化的计划。但韩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仍然在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改革。

　　在韩国，国有企业的工作稳定性比民营企业强得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民营企业更容易解雇职员，又增加了很多“编制外”岗位，在民企里持续工作到退休年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生活舒适程度看，国企员工六点能准时下班，而对民企员工来说，这恐怕通常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梦想。所以在韩国，国有企业也被称为“铁饭碗”。

　　但韩国与中国不同的一点是，虽然在国企工作稳定舒适，但那里的待遇却远远比不上民营企业，尤其是像三星、现代汽车和LG这样的大型民企。虽然有些国企，特别是金融行业，工作既稳定，待遇又丰厚（我们称之为“神的职场”），但从2008年开始的民营化进程和改革措施，也在让这类企业“走下神坛”。

　　刚到中国时，我以为中国之大，肯定有不少大型民营企业，但后来发现在我所知道的企业中，除了联想、华为和几家互联网公司之外，全都是国有企业。上交所市值前十名更都是国有企业。

　　再看看韩交所。2010年8月，市值前十名的组成就很不一样。它们是：三星电子、浦项钢铁、现代汽车、三星人寿、新韩银行、LG化学、现代重工、现代MOBIS、韩国电力和KB金融。其中制造类六家，金融类三家，公共事业一家。供电的韩国电力是其中唯一一家国有企业。排名第二的浦项钢铁是民营化最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它在2000年被民营化后，经营状况逐渐改善，净利润增加了约五倍，成为韩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在中国，国务院于2010年5月发布“新36条”，意在降低民营企业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的壁垒，但许多民营企业抱怨面前有一堵“玻璃墙”——看似透明，但进入时仍然阻力重重。而在韩国，除了公共事业以外，韩国取消了几乎所有行业的准入壁垒。在包括金融、能源在内主要行业里，民营企业已经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

　　金大中总统就任时的2000年至2003年，是韩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重要时期。浦项钢铁、韩国烟草与人参公司、斗山重工和韩国通信等主要国企都在此时完成了民营化。民营化不仅让企业提高了效率和管理水平，也让韩国政府“进账”21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235亿元）。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为救援企业投入的100万亿韩元，很多就来自这笔钱。2008年时民营化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现在韩国政府正着手出售其在韩国产业银行、友利金融控股、大宇造船等企业的控股股权。

　　相比之下，中国为抗击危机进行的四万亿元政府投资，似乎加剧了“国进民退”的趋势。中国国民经济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为43.7%。国有企业在金融、通讯、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行业所占比重更大。很多国有企业享有行政垄断的特权，牢牢地占领了国内市场。

　　“国进民退”会加剧行政垄断状况，受损最大的是消费者的权益。举个例子，目前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前十名当中四家来自中国。但中国消费者享受的却远非最优质的服务。在中国，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银行。即便是去办理非常简单的事情，通常也要排队半小时以上，而且享受不到亲切的服务，银行还频频提高各种手续费用。韩国的银行没有中国那么大，有时也要排一会儿队，但柜员对顾客的服务通常要热情得多。为了争夺顾客，韩国的银行常常会降低手续费用。

　　“国有体制”不利于培养出有效率的企业，一个关键原因是政府不会让它们破产。比如，中国的银行出现巨额不良贷款时，政府出手加以解决；航空公司在“套期保值”合约上出现巨额亏损时，也是政府出资加以解决。这样就导致国有企业对风险的敏感度降低，扩大投资的冲动更强烈。国有企业员工的危机感小，也容易导致他们缺乏追求创新、提高效率的动力。

　　而民营企业的危机意识能够帮助它们提高创新力和效率。比如，三星电子的一个成功秘诀是“危机经营”。虽然它是韩国最赚钱的企业，但管理层不断地告诫员工们要警惕危机，为十年后的发展储备动力。

　　我认为，至今在中国，政府的力量仍远远大于市场的力量。每当市场的力量变大时，政府就会压制它。一旦因为压得太紧导致市场萎缩，政府又会开始给它松绑。正是这样的反复“折腾”，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韩国培养出三星电子、浦项钢铁和现代汽车这样的优秀企业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在中国，民营企业要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更需要政府“摆正位置”。政府的最大职责是帮助维护有效的市场和竞争机制，给民企提供良好的土壤，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