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坐地铁的时候，我很少见到有人在看书。这跟我在韩国坐地铁的观察形成了一定的对比。虽然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上班族的阅读时间大大降低了，但还是会有不少韩国人利用上下班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2010年，韩国成年人平均阅读图书10.8本，而中国十八岁至七十岁国民人均阅读图书为4.25本。虽然中国人的阅读数据不算高，但比2009年的3.88本还是略有增加。我觉得其实中国读者读书也不少，真正的问题是不读书的人太多了，并且，最近很多人被“万能的微博”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微博能让我们知道当前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人的思想却只能通过阅读良书来确立和形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图书价格相当便宜，因而导致图书质量下降，不仅是纸张印刷方面，还影响了书本的内容和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读书量的减少。中国书价应该适当地调高一些。据2010年韩国出版年鉴，2009年韩国平均的图书价格是1.28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76元），而中国平均图书价格只有25元左右。中国白领最简单的午餐起码需要20元，韩国的白领则不低于6000韩元。中韩的书价分别是当地简单午餐价格的120%和200%左右。
并且，在中国的网上书店，打折后不到20元的书不计其数。中国最大网上书店2011年6月畅销榜单上，十本书中有六本的价格不到20元，打6.4折以下的居多，新书的情况也不例外。当然，出版社也有对策。不少出版社为了应对打折，定价的时候会把书价适当地抬高。我估计也有出版社会以减少成本应对打折带来的压力。这也是一种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
韩国的网上书店也经常会打价格战，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图书定价制”。根据自2003年2月实行的该项规定，出版十八个月内的新书在韩国网上书店销售时不得低于9折，同时只能提供书价10%的最高积分，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打8折。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出版社的利益，并鼓励他们出版更多优秀书籍。其实中国也有过类似的行动，不过这是图书出版发行业的行业规范。2010年1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了《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规定出版一年内的新书在网上书店销售时，不得低于8.5折。后来，因为网上书店和读者的抵触，该规则最终不了了之。
在我看来，中国的出版业既需要一定的保护，又需要很大程度的自身改革。适当地提高书价，并保障一定的收益可能会是好的开始。有的时候，我不由得很羡慕身边的中国朋友。毕竟我身处异国，享受不到能在祖国轻易拥有的不少便利，其中最大的不便就是关于买书的问题。由于阅读中文书比韩文书要多花两三倍的时间，我更喜欢阅读用母语写的书。但问题在于，买韩文书太麻烦了，动不动要付出高达书价一半的运费不说，还要等起码一个星期后才能拿到书。
近日在上海书城，我看到很多读者随心所欲地翻着书。这时候，我再度感到由衷的羡慕，并为很多中国人不去享受这么好的机会感到可惜。如果他们去外国并长期生活在那儿，肯定会知道自己以前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机会。阅读良书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去书店买一本书吧。
一、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彻底打倒，彻底……”他在抄写的是1967年的一份《解放日报》的头版文章。我在上海图书馆经常碰到这位老人：个子较矮且瘦，动不动就自言自语，使得敏感的我不得不注意他。老实说，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他，但从那天起，我对他不再那么反感，而开始好奇，到底怎样的心灵创伤让他至今还在抄写三十多年前的报纸。
我虽然通过一些书籍和电影了解了“文化革命”时期中国人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但亲眼看到一个时代带给个体的伤痕时，才意识到它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中国“文革”也带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知识分子不少影响。当时正值权威主义政权统治韩国，实施了严格的反共教育。那时韩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常称之为竹幕（bamboo curtain）遮蔽下的中国。这两个因素反而使韩国学生运动家对“文革”产生了好奇。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位思想进步的教授撰写了一本书，介绍了一些西方对“文革”较为善意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文革”：它是以民众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来颠覆既定权威的社会改造。这本书令韩国大学运动组织在整个八十年代对“文革”一直抱着颇为欣赏的态度。
后来，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随着交流的增加，韩国人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进而抹去了对“文革”的憧憬。我对“文革”的印象也是从学中文之后开始形成的。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体会到“文革”在中国留下的印记。
在我看来，“文革”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由于我在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过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实际的中国与在书上学的截然不同。我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以前，我以1949年为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后来我发现界线不是1949年，而应是“文革”。
“文革”时期大搞“批林批孔”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许多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眼下参观孔庙的很多韩国游客，看到许多雕刻和石碑被毁的伤痕时，都不禁伤感。
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据说，曲阜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以后很难恢复原型。好在被儒家文化熏陶的韩国至今仍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道，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
对韩国人而言，祭孔大典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三十九位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释奠大祭成为第85号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
我觉得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自己，要了解真正的中国，都必须先了解“文革”的影响。我认为，最大的影响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文革”不仅是失去的十年，更是断裂的十年。
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很多精神文明的精髓没有保存好。在“文革”期间，中国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精神文明。“文革”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就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我认为，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中国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明，且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而不是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事故频发，精神文明的欠缺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在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方面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
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革”时期，人性和许多基本道德被破坏：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钱”看的同时，仅存的一点“道义”也随之贬值。
外国学者常说，“文革”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在中国。考虑到在“文革”时期政治狂热席卷下的中国，人们遭到了莫大的痛苦，当前中国人对“文革”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但是，我仍然认为，对中国而言，“文革”不是应该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该克服的对象。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克服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大的一步。
二、如果中国的快递员移民到美国
我每次收到快件时，看着满载一大堆快件的摩托车，自然而然想到中国的快递员能吃苦耐劳，非常有竞争力。一个普通的快递员大概能拿到三千元左右的薪水吧。这只是韩国同行的约四分之一，甚至美国同行的十多分之一。
中国快递员竞争力几乎不逊色于美国的同行，哪怕逊色也不会差得那么多吧。那为什么他们只能拿到这么低的薪水呢？经济学家的解释可能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力高，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人拿到不菲的薪水。我不敢苟同这样的解释，美国快递员的生产力不会高达中国的十几倍。他们又不是设计苹果的iPad，而仅仅是把快件送到收件人手中而已。在快递配送的流程当中，哪里有发挥那么高生产力的机会呢？
大多数人以为穷国贫困的原因是穷人。因为很多穷人都无知、懒惰和被动，这才使得穷国贫困。如果他们像德国人工作得那么认真，像美国人想得那么有创意，这个国家肯定早已富起来了。如果把它视为一个算术题的话，拉低人均GDP的一定是穷人。但其实，穷国贫困的原因是穷国的富人导致的。
为什么呢？穷国的穷人和富国的穷人相比，他们的竞争力并不太落后。没做好的却是富人。穷国的富人比富国的富人相对低的生产力水平才使得他们的国家贫困。更准确地说，穷国的富人没有像富国的富人那样把自己国家的平均生产力拉高。
那富国的富人会发挥如此高的生产力水平就是因为他们都非常聪明、勤奋吗？不完全是这样。富国的富人的生产力比穷国的富人高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富国的制度及体系。富国的富人能创造出来比穷国的同行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生产力，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或受过更好的教育，而是因为他们在更好的技术、更好的组织结构、更完善的制度和基础设施的环境下工作。这个环境是富国用数世纪的时间努力的成果。
中国的很多投资者都很崇尚巴菲特，在不断地学习他的投资方法。巴菲特要是出生在中国，他能成为现在的巴菲特吗？恐怕不是。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认为他的财富很大部分是他身处的社会给他赚的。如果把他放在孟加拉国或秘鲁，他怀疑自己的才能能否得到发挥。这也是他十分愿意把他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社会的一个理由吧。
目前中国精英的移民潮也是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诸多状况会使得中国精英被迫选择移民，比如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安全感和食品问题等等。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制度的瓶颈。哪怕他们能找到一些赚钱的机会，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制度瓶颈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和不公正。我觉得中国精英的移民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的制度瓶颈。
考虑移民的中国精英，也是个夹心层，不移民不爽快，移民也不爽快。他们在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里，不太容易融入当地的精英阶层。大部分人一开始只能从事相对低端的工作，往往是卖苦力。如果中国的快递员到美国做快递员，而且假设能解决语言问题的话，他们可能会享受比在中国更好的生活。不巧的是他们出不去，而恰恰能出去的中国精英不一定在发达国家能得到体现出自己的竞争力的机会。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在我看来，移民还是不如留在中国，和她一起成长，留给下一代更好的平台。
三、这就是中国
“This is China.”无论是来自欧美国家，还是来自其他国
家，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都说过这句话好几次。这句话可能是改革开放初期访问中国的英语国家的游客说的话。一开始可能是褒义的。当他们看到长城、紫禁城以及过了几十年还没完全发掘好的兵马俑的时候，他们面对着这样的场景只能赞叹：This is China！（简称TIC）。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TIC逐渐从褒义变成了贬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面临无法理解的情况时，自己觉得并不合理，但自己无法改变它，只好无奈地说：“This is China.”这意味着如果你不能去改变的话，你只能去接受既定的事实，否则的话，只有你自己纠结着。
虽然我至今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九年，但是时不时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或听到朋友的诉苦。前不久，和一个韩国朋友交谈的时候，我听到了他的一个经历。事情是这样的：休假的最后一天，他打算在湖南的一个城市坐飞机回上海。没想到，他到了机场之后才得知该航班取消了。他此前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询问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把责任推到航空售票代理，他再询问航空售票代理时，售票代理同样把责任推到航空公司。他最后只好自己掏钱在那儿再住了一天，第二天搭飞机回上海。
从这个经历中，令他最不能理解的是众多乘客的态度。他们对航空公司的态度十分乖，几乎没人强烈地谴责或者向航空公司要求给他们提供伙食费以及住宿。一般而言，因为航空公司自身问题而取消航班的话，航空公司都得提供伙食费，如航班延迟到第二天的话，还需要提供住宿费，但在中国难以得到这样的补偿。
我至今坐过好几个国家的航空公司，诸如韩、日、美、泰、英国和中国等等。假如有人问我哪国航空公司的服务最差，我可以立即说出答案，是中国的航空公司。我觉得，它们的服务甚至还不如欧洲廉价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平，但其价格却比后者昂贵。然而，中国对航空公司的净利润在世界航空公司中是居榜首的。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2010年中国国航的净利润达到123.7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和南方航空公司也分别有60.5亿元和51.1亿元的净利润。
看到这篇新闻，我便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全球最赚钱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反而那么差呢？在国外，航空公司都是最优服务的代名词，而在中国，航空公司只是个霸道服务的代名词。这可能是因为航空公司都是国有公司，服务意识薄弱。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乘客的态度，即他们缺乏权益保护意识。在我看来，航空公司的态度时常霸道，貌似他们不知道到底谁掏了钱。反之，很多时候中国乘客的态度过于软弱，像个面对老师的小学生似的。
日前，国航董事长孔栋表示：“未来，中国仍将是全球航空业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尽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油价高企，中国民航业所处的环境远远优于国外同行所面临的状况。中国民航业具备能够升级对乘客们的服务水平的条件。但是，这样的变化需要催化剂，那就是乘客们的维权意识的增强。只有乘客更加积极地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他们才会得到应当享受的权利。只有这样，在机场“This is China”的这种情况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