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琢磨的问题有两个：幸福是什么？怎样才能更幸福？在武汉一条窄窄的小巷里，我获得了意外的线索。

　　谈起武汉，首先让我想起的是以前认识的一个法国姑娘。她不臭美、善于跟人家沟通，她说自己要去武汉工作。看到我的疑问，她解释道：“武汉有很多法国企业，所以对法国人而言工作机会不少。哦，天气有点热，但没有关系。”

　　武汉果然是三大火炉之一。从上海到武汉坐动车只需要四小时二十分钟，但与上海不同的是，四月底武汉的天气已经是热乎乎的。走出火车站，我坐公交，从汉口穿过汉阳到武昌。就这样，即使是走马看花，我还是结识了武汉。

　　这次去武汉有三个目的：看赤壁、登黄鹤楼和吃热干面。以前听一个韩国朋友说他特意去看赤壁的时候，我曾经嘲笑过：“赤壁那儿肯定没有任何有历史意义的古迹，只会有不太高的悬崖。”想不到的是，现在我自己重复了他的旅途。《三国演义》在韩国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我曾经读过两三遍，并受到了它不少的熏陶。因此，即使赤壁没有历史古迹，我也想亲眼见证一下。

　　赤壁固然是不太高的悬崖，但看着赤壁，还是会令我联想到近两千年前的历史。本来打算从赤壁回到武汉后，去户部巷美食街尝尝当地的小吃。但由于已经晚上八点多，只好把那个美梦延迟了一天。我在小餐馆里，简单地吃了晚饭后，起身开始漫步。劳动节前一天夜晚的武汉，充满着生活悠闲的气氛。在街头，很多人跟朋友吃着烧烤，喝着啤酒聊天，嘈嘈杂杂很热闹。在麻将馆里，不少人专注地跟朋友打麻将。走着走着，我还看到了一家美容院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肖像画。虽然街头环境如餐馆、房屋等有些陈旧，但是我看到的面孔却都显得轻松愉快。

　　快要走到尽头时，我发现在阴暗狭窄的小巷里，有一盏白炽灯，两群人围在灯下。原来是邻居们在一起打麻将，凑不进去的一些人在旁边观看。小巷里很凉快，有人穿着背心，看起来很自然。这个场面让我触景生情，我当时觉得他们肯定比我幸福多了，或许享受生活可能比追求梦想更重要。这是我在武汉看到的最难忘的场景。

　　在武汉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来到了户部巷。三块五的热干面的确名副其实，还有新鲜的烤生蚝、羊肉串味的烤面筋等等。这几年都没有尝过如此美味，这使我不由得羡慕武汉人。而旅途中，我一直在思考关于幸福的问题。

　　虽然武汉经济发展不如上海，但在我的印象中，武汉人看似比上海人更加幸福。我曾经想过怎么能最大化我们的幸福，便找到了一则幸福公式。它是由财富和欲望来计算幸福的，简单来讲，幸福是财富除以欲望的结果（幸福=财富/欲望）。不少成功人士并不感到幸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虽然他的财富增加了很多，但他的欲望比财富增加得更快。这样一来，他的幸福反而会减少。

　　其实，现代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都在想方设法增加他们的财富，但他们的欲望比财富增长得更加迅速。而面对小巷里的武汉人，我们或许可以明白，满足当下、享受生活也是通向幸福的一条捷径。

一、围城：我们都在自己的城里

　　无锡离上海并不远，但我却在上海生活了两年半之后才去了一趟无锡。来上海之前，无锡让我想起的是一个故事：无锡在汉朝以前是盛产锡的，但至汉朝时锡已被挖光了，之后便称之为无锡。不过来上海之后，无锡让我想起的却是桃子。无锡的桃子相当美味，果肉既结实又香甜，吃无锡桃子已经成为我夏天的乐事之一。

　　其实去无锡是某一天心血来潮突然决定的。我现居住的上海离无锡毕竟这么近，应该借此机会去看一看。无锡离上海的确很近，坐高铁大约四十分钟就到了。一走出火车站，就看到卖西瓜的小摊，这让我回忆起以前在中国旅游时经常买西瓜或哈密瓜。

　　到无锡的时候已经四点多了，所以我赶紧坐公交去太湖。到了太湖边的鼋头渚景区时，已经接近六点。我在附近慢慢地散着步。在连着太湖的一个小湖边，很多人悠闲地钓鱼，夕阳在湖上渐渐地消逝着，几只鸟在湖面上缓缓飞着，这场景给我一种宁静的感觉。

　　第二天，我去参观了另一个景区——三国城。它的旁边还有水浒城，但和《水浒传》相比，我更喜欢《三国演义》，于是我决定参观三国城。一进三国城，我便觉得三国城是非常值得参观的景点。它里面的种种设施，如海军训练场、马场，都建得相当不错，并且还能让游客体验各种训练设施。不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舞狮，我虽然曾经看过电影里的舞狮，但是其与亲眼看到的舞狮完全是两码事。我从未想过舞狮表演现场如此生动、如此动人。很多学生和游客也观看了这场精彩表演，并且几家电视台也一边拍摄舞狮表演一边采访观众。那时热闹的气氛至今我难以忘记。

　　回到市区后，我放慢脚步，欣赏一个陌生的城市。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走在一个从未来过的完全陌生的地方，感受一种净化脑海里一切杂念的空白感。只有这样的时候，我才能彻底忘却平时纠缠我的各种担忧和悬念。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旅游的原因。

　　走着走着，我竟然看到了写着“钱钟书故居”的指示牌。原来钱钟书先生是无锡人。我以前在北大读书时，看过电视剧《围城》。我觉得他对当时知识分子刻画得入木三分，并且难以忘记那句“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和一个大学同学毕业后，同样在三星工作。不到一年，我离开三星，开始寻找自己的路。而他仍然在三星，现在已结婚了，有孩子有房子。说实话，有时我非常羡慕他，并再三思考当时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他却也羡慕我，使得我摸不着头脑。后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同《围城》一般，我们都在自己的城里，都想走出自己的城，进入别人的城。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做了或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是浮云。

　　参观钱钟书故居是这次去无锡的最大收获。我此前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英国女士读了钱钟书的书，十分敬佩，要登门拜访。可是钱钟书与她通电话时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虽然在理性上同意钱钟书先生的说法，但在感情上则理解那位英国女士的心情。至今很多读者对钱钟书先生情有独钟，来参观他故居的人络绎不绝，尽管只能看到他过去留下的痕迹。

二、不是常识的常识

　　常识，指与生俱来、无需特别学习的判断能力，或是众人皆知、无须解释或加以论证的知识。但是我发现，在中国，有时以我的常识却无法理解自己面临的情况。

　　上周六，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书刊亭买了一份报纸。上海虹桥站建设得非常不错，是至今我看到过的最宽敞的火车站，不愧是华东地区最重要的铁路客运枢纽。在我看来，它能够代表当今中国在基础设施等硬件升级的成果。言归正传，由于这份报纸是每周六出版的，于是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那天刚出炉的。没想到的是，在一家餐厅开始看报纸的时候，我居然发现它是上周六的。

　　抱着书报亭的收银员会给我退款的希望，我回到书报亭问收银员：“你好！我刚才买了一份报纸。我认为是今天出版的，但发现这其实是上周六的。能不能给我退款呢？”她回答道：“不可以。”我再次问她，她神色有点慌张，但答案依然如此。无奈之下，我最终只能把报纸放在柜台后走开。一来我不想再看已经看过的报纸，二来我想表示我不同意她这么做。退一步说，我算是可以理解她还把上周六的报纸放在书刊亭。但是，以我的常识来判断，在上述情况下，她应当给我退款。没有人特意等到新报纸出版的那天去买旧报纸吧？让我更不能理解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我见过的设施最先进、最齐全的上海虹桥站。

　　我知道我不能完全责怪那位收银员。她有可能想给我退款，但是她使用的POS机或者她所在的公司不允许她这么做。于是，我觉得归根结底，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就是常识的差异。

　　以前我以为，在中国，“双赢模式”是很少存在的，尤其是在外国人与中国人做交易时。但后来逐渐发现，其实中国人与中国人做交易时或者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少能够双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想来想去，我觉得一些中国人做交易的时候鼠目寸光，注重一次性的、眼前的利益。这可能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得迅速，可是其时间太短暂，因此还没树立好商业信用并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于是就使得很多人往往追求单赢，就是“我赢你输”的结果。

　　其实，骗人就是“我赢你输”的最好例子。并且在中国，被骗的人难以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一般人会认为这是被骗的人的错误，“你为什么轻易相信人家了呢？”几乎没有人会谴责骗子，我甚至发现人们有时候认为“能骗人也是一种技能”。

　　我想，有可能是我的常识在中国是不对的，但是我仍然愿意坚持我的常识，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可我的常识。从虹桥站回来的时候，我又买了同样的报纸。但这次买的时候，我先确认好了出版日期，因为我已经不能轻易相信卖报者的常识和我的常识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只能以在中国学到的常识来防范未知的风险。不过，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

三、中国的“两电”世界

　　前不久，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年会，并通过那次机会，与此前仅在网上联系过的几位中国朋友见面并交流。北京之行的几次交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无疑是中国的“两电”世界。说实话，当我听到“两电世界”的时候，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方向我逐字说明的时候，我才听明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两电”，简言之，就是电视里的中国和电脑里的中国。在很多人看来，这俨然是两个世界。

　　“电视里的中国”——晚上七点往往是我回家后准备吃饭的时间，每当此时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所有频道都在播送同样的新闻节目。我也看过几次，但渐渐发现每天的新闻内容都大同小异，以至于令我觉得该节目不会提高我对中国的认识。后来在七点吃饭的时候，我索性看时尚频道的“美食”节目。该节目让我知道自己所处城市里的很多美食餐厅。

　　“电脑里的中国”——2010年9月起，我开始写博客，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写博文时的兴奋。当时，我写好了博文后使劲点击“发表文章”，令人不解的是，博文却没有出现。后来我才知道通常在中国发表博文也要经过审核。即便如此，网络言论的开放性还是比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大得多。微博的出现以及演变是个意料之外的过程。一来，人们没想到微博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二来，即便有人说微博也有审核，但是其言论的开放程度仍比传统媒体大得多。

　　有时候，看着网上的言论，我不禁感慨：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批评有关部门，与电视里看到的言论截然不同，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已经到了不看网上评论的外国人难以理解中国人的真实想法的地步。此前，我有时觉得对新闻报道或评论的留言比文章本身更具有参考价值，而且它能切实地反映出很多人的意见。现在，微博里的言论更加能够如实地反映人们的想法，并且它在逐渐变成一个重要的“公共”媒体。我认为继博客、帖子以及跟帖后，微博已经逐渐成为“电脑里的中国”的主力军。我甚至十分怀疑不看微博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正确。在不久的将来，微博或许会成为外国的中国研究者们的主要信息渠道。

　　微博原先是私人领域的媒体，它怎么成为公共领域的媒体呢？在我看来，这可能与当下中国的媒体环境不无关系。换句话说，眼下中国媒体没有做好它的职责，或者它没有充分地反映出人们的真实想法。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言路堵塞，使得人们最终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媒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韩国也不例外，尤其是推特（twitter）的影响力猛增。2011年10月末举行的首尔市长补选中，它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借助推特的影响力，无党派竞选人朴元淳击败了执政党候选人而成功当选为首尔市长。推特之所以在这一过程当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包括电视、报纸等在内的韩国传统媒体没有如实地反映出首尔市民的声音。

　　在我看来，中国的“两电”世界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微博无疑会继续成为主角之一。我想微博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我们渴望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作为有效的沟通空间，微博已然成为最重要的媒体之一。只有老百姓与有关部门之间的诚恳的、畅通的沟通，才能拉近“电视里的中国”与“电脑里的中国”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