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与中国的七年之痒
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恩赐,还是一种诅咒。2012年是我在中国的第十个年头。在中国的这些年,我接触过许多人,包括中国人以及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学习了不少东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境也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我想家的频率大幅增加,尤其是最近数月。在中国生活的第一年我几乎不想家。因为,对当时的我而言,在中国接触的事物都十分新鲜。与陌生人、陌生的事物接触的时候,我乐意且积极地吸纳新的经验。随着对中国了解的增加,我对很多事物开始习以为常,这最终导致我对中国慢慢失去了新鲜感。
正在这个时候,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一位朋友在美国读书,回来过寒假,她以前读过我的一些文章并想跟我见面交谈。然后他问我有没有空跟她见面。我当然立即答应了。我也正想尽量多找个机会,跟中国朋友交流并学习,毕竟对我而言中国不是我的祖国,因此有时难以避免盲人摸象的错误,更何况“三人行必有我师”。
她果然没辜负我的期待,不愧是在美国读传媒专业博士的。与她交谈当中,我反而发现并更加了解了自己。首先,身处于外国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的最大难题无疑是缺乏归属感。我估计,只在祖国生活的人难以理解这个概念。可以说,想家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缺乏归属感。如果你不缺乏归属感,你一般不会想家的。
怎么办?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正视”,另一个则是“逃避”。最近,我每两个星期至少去一次韩国人聚居的地方,并要吃泡菜汤、大酱汤等韩国料理。如此,我还会顶得住两个星期。虽然听起来好像属于逃避,但这还是正视的表现。
那逃避的表现呢?近日,我周末经常坐火车去乌镇、杭州和绍兴等上海附近的城市。只有这样,我才会松口气。身处更为陌生的地方时,我会暂时忘却自己缺乏归属感的现实问题。
然而,上述两个办法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她说,我要做出最后决定,“要么‘离婚’,要么负责任”。离婚指的是,离开目前身处的国家回到祖国。因为,如果你继续在这里的话,你的不幸只会增加而绝不会减少。她还说,我面临的问题无非是个典型的“七年之痒”——意思是说许多事情发展到第七年就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出现一些问题,婚姻当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我在中国待的时间久了,会丧失新鲜感,在长期的朝夕相处中,对她太熟悉了,随之而来的是厌倦感。倘若无法渡过此次难关,我只好选择离婚,否则我在中国不会找到幸福。不过我仍然会回到我的父母身边——韩国。如果圆满渡过难关的话,我与中国的结缘将会更加巩固。
其实我想到过此选项,但还是舍不得离开中国。坦白说,另一个选项是我没有明确地意识到的。她说,如果我们对自己所在国持负责任的态度的话,我们会增加对所在国的归属感。其言甚是,如果我将中国当外人或把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话,我更加缺乏归属感。这个概念恐怕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虽然我切身地了解她的意思,但是对别人说明起来并不简单。
听到她的这番话之后,我眼前一亮,思维豁然开朗,因为我找到了解决缺乏归属感问题的最佳答案。我想对她负责任并相信可以改变她,哪怕是一点点。如果有人问我,你爱中国吗?我不会说“我爱中国”,因为“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词。从第一次接触中国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我至今不知道自己到底“爱”或“不爱”中国,因为我不知道“爱”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说我很喜欢中国。她说,在街头看见美国人的时候,她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忧虑什么。然而,我最近发现,在街头看到中国人或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可以大致读懂他们的表情,乃至心情。这可能是因为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足够长,并且经过在华学习了解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作为学生、就医者、宽带用户、行人、消费者,我同中国人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不知不觉地已经达到与中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的程度。因此,虽然我还不敢说自己爱中国,但是我敢说我喜欢中国,我很在乎中国。
二、我眼中的中国人的几个缺点
继2010年超过日本后,去年中国GDP达到47.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9.2%。不管愿不愿意,中国都已经与美国并称G2。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西方媒体以及中国社科院都预测在2020年之内,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最大经济体未必意味着最发达的经济体。届时中国需要依靠自身的软实力来赢得世界的认可,为此,中国必须具有输出文化及价值观的能力,如此才能成为与经济规模相符的强国。那中国准备好了吗?从我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看,我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有些缺点仍然比较明显。
其一,缺乏“团队精神”。相比于韩国人,中国人这个特征更加明显。足球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国在足球上总是打不过韩国,与中国在个人项目上的优异表现形成鲜明对比,这始终令我不解。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中国球员缺乏团队精神,他们都倾向于单干,但足球恰恰是十分强调团队合作的运动。由于韩国国家小并由单一民族组成,韩国人的团队精神似乎过于强烈,但这会在危急时刻发挥关键性作用。
在我看来,中国人缺乏团队精神,进而导致缺乏主人翁意识,结果小到所工作的企业、大到国家,较为缺少同舟共济的精神。这最终使得中国职工跳槽的概率比亚洲其他国家更高,甚至使得当今中国兴起了富豪们的移民热潮。
其二,缺乏“服务意识”。这无疑是让我最不满意的,我甚至觉得中文里似乎没有“服务”一词,这可能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弊病。银行、电信等垄断企业也好,餐厅等服务型企业也罢,消费者都难以得到令人满意的服务。2008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了银行缴纳煤气费。那时排了约四十分钟的队后,我才能缴费,缴费却只需要十五秒,非但效率很低,并且我根本没享受到热情的服务。
此外,我感觉很多餐厅的服务员实际是以不服务为目标而服务的。好的服务员,你不招呼,她也会主动过来问你,因为她会观察着你。不好的服务员是你招呼,她却听不见你,因为她不想听见。我在韩国坐高铁时不经意间发现,乘务员一进车厢就低头,并且走出车厢之前再低头才离开车厢。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尽管中国铁路的硬件显著升级,但其服务水平并没有相对应地提高。
其三,缺乏“细节意识”。很多人以大方为男人的标志,但往往忽略细腻的价值。眼下中国产品比以往进步了很多,不少产品未必逊色于进口货。然而,它还是差最后一厘米。我总是觉得,中国服务也好,中国产品也罢,都不够周到、不够体贴。以前,韩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上与日本产品竞争的时候,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从外观上,韩国产品与日本产品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日本企业比韩国企业更讲究细节。这令消费者时常发现日本产品很细腻且周到,更切实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不到百分之一的差异往往使得消费者最终选择日本产品。
许多中国企业也在追求精益求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程序上他们尽力而为,但却容易忽略小的细节,或者说不能将精益求精进行到底。这往往使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大打折扣。
其四,缺乏“创新意识”。这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很大关系,且不说盗版DVD,到处可见盗版图书,对此大部分人已经习以为常,而我还不习惯。去年底出版的乔布斯传记也不例外,在它出版的数日之内,它的盗版已经上了地摊。
在对盗版图书产业链如此高的效率感到惊叹的同时,我也对如此明目张胆的盗窃行为感到愤怒。很多学者和专家指出了目前中国缺乏创新的种种理由:应试教育、过于强调做人等。其中,强调做人要低调等东方的传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异类人才发挥才能。不过更不可忽略的是,当今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创新的人不能得到其应得到的回报,反而经常吃亏。相反,抄袭的人更容易获得较高回报。实际上,这样的外部环境在鼓励抄袭。
在我看来,上述四个缺点无疑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倘若中国能够克服它们,将有助于中国实现“转方式调结构”,同时也更容易赢得世界的认可。
三、数据里的韩国和中国
2010年韩国统计厅发布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即《以统计观察韩国的昨天、今天以及明天》。它利用几个指标概括了韩国经历过的变化。我把具有代表意义的几个指标一一作介绍并与中国进行简单的对比。
一、人均GDP
韩国经济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人均GDP从1960年的79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0591美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韩国经济状况不如有着丰富资源的朝鲜,但从六十年代开始,韩国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在进入七十年代之际超越了朝鲜的经济水平。2010年韩国人均GDP位居全球第34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卢森堡以108832美元占据榜首,美国以47284美元排名第9。
那中国的人均GDP呢?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9748元。如果用2010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6227计算的话,中国2010年人均GDP为4492美元,一些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人均GDP超过了一万美元。十多年以来,中国人均GDP一直呈猛增趋势,每年持续增长约10%左右。如果中国再保持这样的趋势十年,人均GDP将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因为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我想中国将来会同时显现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
二、大学入学率
1979年韩国男生大学入学率为29.2%,女生为20.7%,后来这个比例大大提高了。2010年男生大学入学率为77.6%,女生为80.5%。2008年韩国大学入学率创新高以后,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事实上,韩国如此高的入学率是十分罕见的,位居经合组织三十四个成员国中第一。这么高的入学率反映了韩国人对教育有极高热情的同时,也折射出过于看重学历的弊端。2007年经合组织对高中毕业生与大学毕业生的薪水水平进行了调查并发布报告称,如果高中毕业生的薪水为100,韩国大学毕业生的薪水是160,而法国则为150、日本为148、新西兰为117。高入学率也导致了学历贬值的后果,甚至部分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更容易解决其就业问题。由于高考生源的减少以及入学率走低,韩国大学面临着多方面的重组压力。
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3.4%提高到2010年的26.5%,特别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中国以每年新增几十万人的速度扩大招生规模,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猛增到2011年的675万。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就业难。根据《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82年30岁以下、具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未就业率仅为0.1%,1990年此比率为0.8%,2000年为5.1%;2005年为7.6%;2008年中国社科院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的这一比率继续上升至11.2%。目前此比率恐怕会比2008年还要高。我觉得,大学文凭已经从高等教育的象征下降为大众教育的标志;大学生需要通过更多途径证明自己的价值。此外,大学生就业难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第三产业仍然处于欠发达阶段,以至于不足以给大学毕业生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
三、平均结婚年龄
1990年韩国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7.8岁,女性为24.8岁。时隔二十年后的2010年,此年龄大幅度上升。据韩国企划财政部对亚洲地区和国家的分析报告显示,亚洲多个地区、特别是收入较高的韩国、日本、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结婚年龄逐步上升,呈现出“晚婚”的状况。2010年韩国男性平均结婚年龄为31.8岁,女性为28.9岁,甚至超过了日本的平均结婚年龄。韩国企划财政部称:在亚洲多个地区,随着具有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的增加,回避结婚成了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这可能是与尽量要避免“离婚”的观念以及婚后女性要负担大部分家务的现状有关。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改变传统的家长制以及家庭观念。除此之外,由于当今房价居高不下,社会的竞争愈演愈烈,不少想结婚的年轻人因经济条件不好而延迟结婚的现象也不胜枚举。
2010年零点研究咨询等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十余省市走访了1073对结婚三年以内的夫妇,结果显示十省市平均结婚年龄为男性29.2岁,女性27.1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结婚年龄显著上升,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也逐步扩大。若要结婚得有车有房,在丈母娘的压力下,中国男性感到的压力的确不小。
四、平均工作时间
1990年韩国职工年均工作时间为2514小时。如此长的工作时间虽然减少了,但减少程度还远远不够。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显示,2010年韩国职工年均工作时间为2193小时,比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1749小时多出25%。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德国年均工作时间仅为1419小时,美国为1695小时,日本为1733小时。近来韩国企划财政部长称德国因工作时间短,所以岗位多、生产率也高,但韩国与德国恰恰相反。他声称,到2012年韩国年均工作时间将消减到1950小时,2020年为1800小时。我认为,这个目标太缓慢,韩国应该大大加速减少工作时间。
那中国呢?零点研究咨询对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十个城市上班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城市上班族日均工作8.2小时,七成人实现了小时工作制;近四成人表示工作时存在“大脑旷工”现象。关于年均工作时间,中国没有相关的数据。不妨在这里用上述数据粗略计算一下。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1月3日发布《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年工作日为250天:365天-104天(休息日)-11天(法定节假日)=250天。我利用日均工作时间8.2小时和年工作日250天得出的一年工作时间为2050小时。在全世界,年均工作时间超过2000小时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和韩国都“活得太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尽快将年均工作时间减少到1800小时以下,但同时要提高生产率。
五、平均寿命
1960年,韩国男性平均寿命为51.1岁,女性为53.7岁。1991年,韩国男性平均寿命增加到了67.7岁,女性为75.7岁。根据最新调查,2010年韩国男性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7岁,女性为83岁,几乎进入到了80岁大关。不过目前我们更讲究的是“平均健康寿命”——寿命中拥有健康身体的年限,这里的“健康”是指身体机能大体正常,因为这决定生命的质量。据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日本以健康寿命76岁占据榜首,韩国人健康寿命为71岁,位居全球第28位。这就意味着韩国人能享受健健康康的生活的时间只有71年。2011年韩国政府发布了《第三次国民健康增进综合计划》,拟通过此项计划在十年内将健康寿命延长到75岁。
据最新统计显示,2010年中国平均寿命为73.5岁。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68岁提高到了73.5岁。但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有关国家健康寿命排名中,中国排第81位,平均健康寿命仅为62.3岁,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度过大约11年的不太健康的生活。如何增加平均寿命很重要,但如何增加健康寿命是中国面临的更加紧迫的问题。
六、按三个产业分就业人员数
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信息化社会建设,韩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6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为23.6%,第二产业为25.9%,第三产业为50.5%。截止到2009年,此比例变成了第一产业为7%,第二产业为16.4%,第三产业为76.6%。这样的变化足以表明韩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除了部分高端电子产品之外,很多韩国企业把生产基地搬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6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为60.9%,第二产业为21.9%,第三产业为17.2%。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2010年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为36.7%,第二产业为28.7%,第三产业为34.6%。虽然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不少,但最大变化还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变化。尽管中国人口众多,近期第三产业也不可能吸纳大多数就业人员,但我仍然认为第三产业未来发展空间较大。这也符合中国正在加速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的事实。不过中国将会同时拥有“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两个地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第二产业依然会容纳较多的就业人员。
七、房价
据韩国国民银行数据显示,与1990年相比,2010年韩国平均住宅价格上涨了1.5倍。其中公寓上涨得最多,为2.1倍。按地区来讲,首尔公寓从1990年的价格指数91.5攀升到了2010年的248.7,其涨幅为2.7倍。这份数据计算得有点保守,我估计,首尔部分地区的涨幅会达到四至五倍左右。在韩国,房产一直是理财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房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经历过下降趋势,但它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上涨势头。可是2008年后,韩国很多地区的房价明显呈现出持平或微降的趋势,“不动产不败”的神话被打破。这是因为:第一,韩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第二,家庭资产结构的调整。韩国家庭的资产中房产所占的比例是79%,金融资产为21%,但美国房产则为33%,金融资产为67%;日本房产则为39%,金融资产为61%。眼下韩国年轻人对住房的观念与以往截然不同,在他们的心目中,房子由投资品逐渐变成了消费品。
我想,中国房价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外最受关注的问题。1998年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后,中国房价长期保持着上涨趋势。有人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后房价涨幅甚至高达十倍,但我无法找到十年期间房价涨幅的确切数据。我估计其涨幅会达到五倍以上,部分地区甚至高达十倍左右。从中,一些已经拥有房产的人得益于房价上涨,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大大加剧了他们所承担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