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垃圾分类经验：让师奶推动减排
“广州自4月1日起推广垃圾分类制度”，这则新闻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于2011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规定中明确：个人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且拒不改正的，每次罚款50元；单位不按规定投放生活垃圾的，处以每立方米500元罚款，不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算。据广州市政府法制办林琦副主任介绍，目前广州市每天进行填埋和焚烧等终端处理的生活垃圾近14000吨。为了应对“垃圾围城”的危机，除了对现有处理设施进行改造、加快新设施建设外，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实现垃圾源头减排，是解决垃圾危机的重要手段。
我在中国开始生活后便发现这里处理垃圾非常方便：不像韩国那样买垃圾袋装垃圾，或者把垃圾分成好几类，而是只要把垃圾装入塑料袋后扔出去，就可以了。很多时候我都忍不住担心：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一天到底会产生多少垃圾？一年呢？正因为如此，我看到广州实行垃圾分类的新闻时，感到小小的惊喜。
相比于中国，韩国的垃圾分类制度已经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每当回到韩国老家时，我都会看到母亲把纸类、玻璃类、塑料类和易拉罐等金属类都分类好了后，才把它们扔出去。如果她要处理家具、家电之类的大型垃圾，这可就麻烦了。首先，要到小区管理事务所或所在地区的行政机构的网站上报备，然后缴纳垃圾处理费，申领垃圾排放单。最后，把贴好排放单的大型垃圾放到指定位置。扔掉不能使用的400升冰箱要交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60元）的处理费。若是家具的话，每20公斤就要交5000韩元。如果有人偷偷地扔掉大型垃圾，他可能会面临最多1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6000元）的罚款。
其实，一开始施行垃圾分类的时候，很多韩国市民并没有按照该制度处理垃圾。因为，垃圾分类太麻烦！后来，从1995年开始施行的“垃圾从量制”改变了这样的状况。从此，人们要扔垃圾，必须先要把它装在指定的塑料袋里。每个地方的“垃圾从量制塑料袋”的价格都不同，由地方政府的垃圾处理成本决定。30升的垃圾袋是约500韩元（折合人民币3元）。这样通过垃圾从量制确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后，韩国市民想方设法分类垃圾，以便减少要用的垃圾袋。
购买垃圾袋的费用并不算太高，但还是给家庭主妇们不小压力。当时有一个笑话称，熟练的家庭主妇连大象也能装在垃圾袋里。可以想象，有些垃圾袋装成了什么样子。
垃圾从量制施行后，消费者和企业都发生了观念的变化。首先，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开始考虑怎样处理它们的包装，以至于他们倾向于购买包装能被再利用或容易处理的产品。随着消费者对包装的态度的改变，企业也开始做了适当的调整，如包装轻量化、减少一次性包装的使用等。
根据韩国环境部的“垃圾从量制施行十年的评价结果”，人均垃圾排出量从1994年的1.33公斤减少到1.03公斤。据推算，其间的垃圾处理及填埋费用消减了约7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420亿元）。
广州自2011年4月1日起推广垃圾分类，拟通过宣传教育以及处罚使市民养成良好习惯。在我看来，利用经济动机来推动垃圾分类或许更靠谱。广州未来不妨考虑参考垃圾从量制普及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是个漫长的过程，它会面临种种难题，但垃圾分类是我们不能躲开的一项作业。我希望广州会给全中国做一个好的榜样。
二、韩外长辞职后，韩国掀起公正社会热潮
每个人在其“起跑线”上以及“发展过程”当中都能获得公平的机会，但对结果自己负责任。李明博总统是这么定义“公正社会”的。
2010年8月底总理提名人和两位长官提名人由于做伪证或涉嫌房产投机在人事听证会中落马。9月4日，在韩国现任内阁中，任期最长的外交通商部柳明桓长官，因为女儿的“特招门”辞职了。这都与“公正社会”有关。
柳明桓长官之所以只能选择辞职，是因为“特招门”触动了韩国最敏感的神经：青年失业。韩国的青年失业率已接近百分之八，比整体失业率高一倍还多。现在几十万韩国青年们为了当公务员，整天在图书馆埋头学习，耗掉了自己大半青春，并且还不能保证最后梦想成真。柳长官的女儿被考中的五级事务官是通过被称为登龙门之一的“行政考试”后才能得到的职位。从九级公务员开始，晋级到五级最起码需要近二十年。可想而知，特招门给一般韩国人，尤其是青年们带来的挫折感有多大。负责监督的监查院已经表明全面展开对公务员录取过程不正当行为的监查。
近来在韩国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桑德尔的《正义》在2010年5月底出版以来非常抢手，一年内销售了一百多万册，并登上了畅销榜第一名。它是2002年以后首次登上畅销榜第一名的人文类书籍。在当今韩国社会与大学里，公正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延世大学的“正义社会和平等”课程，把《正义》作为教材后，越来越受学生的欢迎。韩国白领下班后，喝酒时闲谈的话题也大多与公正有关。这样的现象只能证明不公正在韩国社会还是一个普遍现象。2010年8月15日，在光复六十五周年庆典上，李明博总统发表讲话第一次强调“公正社会”。
关于“公正”，韩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走后门及裙带关系。涉嫌行贿或不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比过去少了很多。在这方面，韩国通过高级官员财产公开已取得了显著成就。2010年4月2日，韩国公职者伦理委员会发布了1851名高级官员的财产情况。按照“公职者伦理法”第六条、第十条，包括中央政府高官，地方政府领导在内的韩国高官每年二月底之前，必须申报前一年的财产变动情况。公职者伦理委员会会在一个月以内在政府的网站上公布高官的财产情况，并且在七月底之前审查所有财产变动中是否存在异常。
2010年，韩国1851名高官的平均财产高达12.84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750万元），但这比1993年的水平还是少的。韩国高官从1993年开始被要求公开财产，当年1167名高官的平均财产是14.4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840万元）。当时一场巨大的风波席卷了韩国官场。由于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致富，在政府里，五位次官级高官（副部长级）被解除职务，十位次官级高官受警告处分。在国会里，二十多位议员辞职或受警告处分。
为了顺利通过人事听证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已经把总理、长官候选人必须填写的“自己鉴证问卷”问题数从一百五十个增加到两百个。青瓦台把该文件公开在其网站上。这些问题是总理或长官提名人在人事听证会上经常被问到的。比如，是否在豪华酒店举行子女的婚礼，是否受邀请参加过1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600元）以上的饭局。作为人事听证会委员的国会议员们虽然经常问总理或长官提名人这些问题，但当他们自己试着回答这份问卷时，也觉得这些问题太苛刻，似乎没有一个议员能顺利地通过所有两百个问题。据韩国媒体报道，青瓦台在2010年9月初已经要求五六位重量级人士填写“自己鉴证问卷”，结果只有两位提交了问卷。
我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在河沟里，出来了一条龙”，指的是贫寒家庭出身的成功人士。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如今考上首尔大学等名牌大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工作也是，有背景的人更容易找到一份好工作。
因为每个人在其“起跑线”上以及“发展过程”当中都能获得公平的机会，所以人们都愿意接受其结果。韩国人所希望的社会也只是这么朴素的社会。
三、黄光裕和李健熙的同与不同
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中国首富黄光裕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和单位行贿罪三宗罪均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罚款没收八亿元。很多海外媒体包括韩国，都报道了黄光裕案，由于中国很多登上富豪榜的富豪后来都被发现问题而落马了，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富豪榜的诅咒”。
2009年8月14日，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因进行非法债券交易，被首尔高等法院宣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另处罚金1100亿韩元。但是2009年12月31日，李健熙被韩国政府特赦。
黄光裕和李健熙都是自己国家的首富，但其成长过程极不相同。黄光裕出生于1969年5月，家境贫穷，十六岁初中未毕业就辍学，跟着哥哥北上内蒙古做生意。出生于1942年1月的李健熙，其父是三星集团的创始人李秉喆，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后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并获得MBA学位。
2008年，当时三十九岁的黄光裕以财富430亿元当上中国首富，但从整个中国经济来看他的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他所拥有的主要企业是国美电器。虽然国美电器2010年实现营业收入509.1亿元，但由于主营业务是家电零售所以只有19.6亿元的净利润。
截至2011年10月底，李健熙的财富约505亿元，超过排名第二的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成为韩国首富，但这只能说明他对韩国影响力的极小部分。李健熙所掌控的三星集团的核心企业是三星电子，三星电子2010年营业收入高达约9096亿元，净利润约950亿元。三星集团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对韩国整个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比如，三星集团对韩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黄光裕和李健熙的影响力有显著的差异。黄光裕自1987年开始经营国美电器迄今为止有二十四年的历史，他涉及的行业只有家电零售和房地产。李健熙是三星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三星集团从其父李秉喆先生在1938年成立的三星商会发展而来。现在三星集团业务已经扩展到电子、贸易和金融等核心行业，对韩国的影响力是不容轻视的。
李健熙于2009年12月31日被韩国政府特赦，这距离法院判决的日期还不到五个月。2010年3月24日，三星电子发表声明李健熙重任董事长，此后李健熙的步伐加快。李明博总统特赦李健熙时说，平昌市正准备要第三次申办冬奥会，必须由国际奥委会委员李健熙出面开展活动，以确保申办成功。然而这只是特赦李健熙的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让三星集团扩大投资，从而增加就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果然，李健熙没有辜负政府的期望，短短的时间内抛出了巨大的投资计划。2010年5月17日，三星电子抛出2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约1500亿）的年度投资计划，这是三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
其实特赦李健熙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没预期到特赦得这么早。2008年8月，李明博总统特赦七十四名企业家，其中包括由于挪用巨额公款设立秘密基金、向政客行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现代汽车集团掌门人郑梦九。在韩国，企业家被判处的一至两年后，被政府特赦是公认的事实。因为舆论认为他们对韩国经济发展的确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即使他们做错了，与其让他们坐牢，不如再让他们好好经营企业，给社会带来财富。虽然对李健熙的复出褒贬不一，但韩国人承认他对韩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接班的1987年，三星集团的营业收入只有17万亿韩元，而2009年三星集团的营业收入超过了200万亿韩元。
韩国政府特赦企业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曾经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中做出如下诊断——权力已经被转移到资本，而且这个权力会传给后代。三星等大型企业集团的影响力已经涉及社会的各个部门，比如媒体、检察厅甚至政府里面。在韩国，政治权力被监督，而且每五年民众通过选举换总统，但企业集团会长却没有固定的任期。在李健熙的眼里，恐怕李明博总统只是个任期为五年的职业经理人而已。转眼看中国，情况则不一样，政治权力远远强大于资本权力，所以存在着官员寻租的空间。由于黄光裕案，公安部、广东省的高官们陆续落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和韩国首富案的巨大差异就是李健熙案没涉及任何官员。
2010年4月，彭博社的专栏作家William Pesek，通过专栏批评韩国的三星和现代汽车集团正在准备把集团的控股权传给第三代掌门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很多大型企业集团的庞大的债务和盲目扩张导致了韩国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政府直接干预了大型企业集团十年。但是特赦李健熙的决定好像意味着韩国政府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政策回到了出发点。他虽然认可三星电子和现代汽车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不利环境下仍然扩大了海外市场的占有率，对韩国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认为特赦李健熙的决定表明政府承认三星电子的家族经营。
家族经营不仅仅是韩国面临的问题，也是亚洲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2010年8月30日，“黄光裕案”二审宣判。黄光裕三罪并罚被判十四年以及罚没八亿元人民币的判决维持不变；其妻杜鹃改判缓刑，并在交清两亿元罚款的情形下当庭释放。黄光裕家族的国美争夺战至今仍在继续。在我看来，中国将会面临更加频繁的家族经营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问题。比中国经济发展更早的韩国面临过的种种问题足以证明这点。
韩国高丽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夏成曾经批评过三星的家族经营。他声称，因为李健熙不相信职业经理人能够把三星经营得好，所以李健熙复出而重任三星电子的董事长。在亚洲国家的文化里，最受信赖的是血缘关系，因此很多亚洲的企业采用家族经营。所有者往往不能够相信职业经理人，这弱化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动机，最终导致了在亚洲各国比欧美国家更加频繁出现由大股东直接经营的公司。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中国也正在迎接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财富和权力交接的高峰时刻。家族经营、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不久的未来，将会是中国和韩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能否有效解决此问题将会影响其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