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国民申闻鼓”的启示
每年中国“两会”前后，上访都是一个热门话题。2011年1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名上访群众进行面对面交流。这是中国总理第一次与上访群众直接交流。许多韩国媒体报道了这件事，但有些媒体怀疑这种一次性访问的实际效果。
可以说，上访是促进中国法律制度完善的一个途径，但据我观察，这个途径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中国，我时常看到关于上访的诸多事件及报道，有人要上访，有人要“截访”。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完善信访制度，尽可能地为那些真正有冤屈的上访者洗冤。
在我看来，电子上访是完善信访制度的一个有效方法。它可以解决上访过程中发生的很多问题，最起码能避免地方政府直接“截访”。而且，从网民规模来看，中国完全具备电子上访的条件。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经高达4.57亿。
韩国“国民申闻鼓”（www.epeople.go.kr）制度，也许值得中国考察。虽然在中国，也可以通过国家信访局的网站进行在线投诉，但韩国此制度的特点在于有比较完备的后续保障和严格的处理时限，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记忆中，以前在韩国，信访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韩国人要信访时，经常是打了半天电话也找不到相关部门及负责人。即使找到了，他们也总是“踢皮球”。
2006年7月，为了完善信访制度，韩国政府推出了“国民申闻鼓”，一个综合管理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行政机构和司法部门在内的所有政府部门的信访以及国民提案的网站。这是卢武铉政府实现电子政府路线图的重要一环：完善信访制度及信息化的战略规划。
“国民申闻鼓”的由来在韩国是妇孺皆知的。1401年，朝鲜王朝的太宗在宫门外的门楼上悬挂了“申闻鼓”。这是百姓能依靠的最后途径，是直诉制度。要是有人要申冤，他可以击鼓。“申闻鼓”响了以后，国王直辖的义禁府要来处理信访。朝鲜“申闻鼓”系模仿中国的“登闻鼓”，后者的历史还要长得多。早在三世纪的晋武帝时期，就在朝堂外悬置一面大鼓。百姓如要鸣冤叫屈，可以击鼓且直诉。晋之后，北魏、北宋等朝都设过“登闻鼓”。
在朝鲜王朝时，击“申闻鼓”的群体中，士大夫和官吏占比最多。对绝大部分百姓而言，“申闻鼓”只是个“形象工程”而已。但是从2006年开始的现代版“申闻鼓”，已经成为韩国人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在“国民申闻鼓”上，任何受行政机构不当行为损害的人，都可以要求政府调查。对于有关的法规、制度和程序，还可向政府提问或要求解释。信访人可以指定特定行政部门处理他的信访，如果不知道应该指定哪个部门，负责“国民申闻鼓”的国民权益委员会，会按照信访的性质，安排有关行政部门处理。在韩国社会，“国民申闻鼓”逐渐成为解决各种不公和民众困境的重要途径。
“国民申闻鼓”的机制确保了有确凿事实根据的信访很难被忽略。在国民权益委员会的统筹办理下，信访者投诉的部门或企业，都会非常主动地去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例如，如果小区的物业费不合理了，居民会一个个地去“击鼓”，直到物业认错为止。自从设置“国民申闻鼓”以来，韩国人的参与意识逐步增强了，而且从身边小事开始完善整个社会，而公务员的工作已经没法像以前那么轻松了。我觉得这很好，公务员本来不就是公仆吗？
在管理上，国民权益委员会运用的最重要的指标是信访处理期限。它规定：所有对于行政机构的信访，在输入系统七天内就应处理好。2009年，“国民申闻鼓”共受理了约六十九万件信访，97.4%的信访在七天内得到了处理，平均处理时间为6.1天。可见，公务员的工作压力不小。
其实我在中国国家信访局的网站上也看到了网上投诉。不过，信访局只是将此作为受理信访的渠道之一，还未整合网上投诉机制。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信访条例》第21条和第33条，信访工作机构在收到信访事项的十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结。至于网上投诉的实际效果，我问过身边的中国朋友，并在网上查过相关内容，发现满意度不是很高。
2010年9月8日，人民网正式推出了“直通中南海——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构留言板”。五天内，网民给胡锦涛主席留言超过25000条，给温家宝总理留言超过18000条。这足以证明中国老百姓多么渴望能向中央领导人反映他们的意见。但问题是中央领导人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这么多意见，所以在不存在有效机制的情况下，这恐怕只能是“形象工程”。
2010年12月底，中国国家信访局代表团访问韩国的国民权益委员会，对韩国信访制度进行了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韩国的“国民申闻鼓”对中国有借鉴意义。我认为，中国应当加强构建完整的信访制度，提高中国公民对行政机构的满意度。这样也会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政的监督能力。但是制度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对待信访的态度，以及为那些真正有冤屈的上访者平反的意志。
二、服兵役对韩国明星意味着什么？
玄彬要去海军陆战队？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诧异，继而对他另眼相看。
2010年11月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后，防御该岛的韩国海军陆战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况且这支部队的训练又是出了名的苛刻。凭借出演《秘密花园》人气正旺盛的玄彬，于2011年3月加入海军陆战队，他现在的身份是一等兵金泰平。继其入伍后，韩国人气组合Super Junior的金希澈也剃短头发，于九月来到忠清南道论山训练所接收军事训练；现年二十九岁的明星Rain也在10月11日正式入伍。
对一个韩国青年而言，服兵役是在宝贵的青春期无可避免的一项大任务。对于当红的明星们来说，因服两年兵役而付出的代价的确是巨大的。他们自然会担心服完兵役后能否一如既往地受到粉丝的追捧、媒体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韩国艺人因逃避兵役而引发非议。2004年，主演《蓝色生死恋》的宋承宪、主演《火山高中》的张赫等艺人被人发现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逃兵役后，被判入伍服役。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刘承俊事件。这名人气旺盛的歌星，曾多次在电视上宣称作为韩国男人将会服役，并因这种态度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赞扬。出人意料的是，2002年他出国后，为逃避兵役加入美国国籍，随后此举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重返韩国时，他在机场被法务部拒绝入境，至今仍不能回韩国。
2011年，我偶然在北京看到他，却发现自己早已遗忘了这个昔日的明星。刘承俊犯下这个错误后，不少韩国人至今依然反对让他回韩国继续演艺生涯。作为世界上唯一仍被分裂的国家，韩国有全民兵役制度，大多数韩国人都非常严肃地对待逃兵役的行为。
除了以上艺人之外，其他韩国明星企图逃兵役的事件络绎不绝。这让公众增加了对演艺界的不信任感，也让人们更为关注服兵役期间表现诚实的明星。2010年退役的明星安七炫曾因优秀表现被授予“特级战士”称号，神话组合成员Andy等明星放弃美国绿卡选择入伍。此前，入伍的明星担心两年的空白期会给演艺事业造成不利影响。但随着不少明星服役后更加走红，甚至通过服役改善了自己的形象，这样的担心正在逐渐消失。
风气的转变少不了韩国国防部的积极配合。已往，明星入伍后难与社会接触，但是后来的明星一般会分配到军乐队或者演艺兵，服役期间继续发挥特长。过去明星入伍，意味着与大众隔绝而人气大跌，但现在这个公式起了变化。粉丝们等待着服役明星退役的那天，向他致以“辛苦了”的鼓掌喝彩。
2011年6月，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的《2011年韩国人与军队文化的认识调查》显示，自玄彬入伍海军陆战队后，50.7%的受访者表示增进了对他的好感。有趣的是，女性（55%）比已经服过兵役的男性（46.3%）对他的好感增加更多。另外，82%的受访者表示服兵役会有助于社会生活，二十几岁的受访者中也有73.2%的人表示服兵役有好处。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玄彬对“为什么要去海军陆战队”的提问回答道：“既然要去服兵役，那就要去海军陆战队。”这一干脆的回答，赢得了很多韩国人的称赞。他在满分为三十分的体能检查中，获得了二十九分的优秀成绩。其中俯卧撑十五分，仰卧起坐十四分。在所有考生中排前五名。虽然那次战斗兵的录取率高达4.3：1，但他最终如愿进入了海军陆战队。
十月初，作为韩国国防部特使，玄彬访问印度尼西亚，参观在印尼的韩国国际学校。当被问及艺人玄彬和军人玄彬的生活有何不同时，他说：“现在的我一步走出原先所处栅栏，面对自己的时间，我发现自身的不足以及从前所未知的东西，相信这会使服完兵役的我，以更加气派、刚硬的面貌与诸位见面。”我已经开始期待着服完兵役后的玄彬。
三、“醉驾入刑”催生一个新兴产业“酒后代驾”
高晓松醉驾以及醉驾入刑的新闻，令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应该对醉驾者视情节轻重而“刑”，还有人认为这样容易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松。高晓松已经被判处六个月拘役，并处罚金四千元人民币。这位音乐人因醉驾而被判处如此严重的处罚让我感到很可惜。围绕醉驾入刑的争论还在持续，但无论如何，中国社会开始重视醉驾是正确的态度。
醉驾入刑还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代驾业即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我此前在中国几乎没有看见过代驾广告，而其在韩国几乎无处不在。这使得我很好奇：中国人的饭局也不能缺少美酒，那他们到底怎么回家？我估计不少人曾经酒驾过，但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大多数人将来饮酒后会选择代驾。
放眼看韩国。韩国的代驾是从1997年开始发展起来的。从2004年开始，代驾业发展得更加迅速，时至今日，大约有5000家代驾公司和12万人从事该行业。每天大概40万人使用代驾，该行业的每年营业收入共有3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178亿元）。我在中国媒体看到：以10公里内为准，北京的代驾费用从40元到120元不等。考虑到额外服务费，代驾费用一般都不会低于100元。这可能是中国的代驾业正处于市场未成熟阶段所引起的结果。
现在韩国的代驾业有两个明显特征——价格战和技术化。韩国的代驾价格比以前便宜很多。2003年，首尔的代驾价格通常在2.5万韩元左右，较远的话，甚至要3万韩元。但随着代驾公司逐渐增加和由此加剧的竞争，首尔的市内代驾价格都降到约1.5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88元），这样的价格水平甚至低于打车价格。就技术化而言，代驾司机们都用手中的PDA或智能手机软件得知哪里有客人，然后赶到客人所在地。比如，如果有客人给代驾公司打电话，代驾公司会立即把这个信息——如出发地、目的地和价格——输入在他们的软件系统里。在出发地附近的代驾司机看到了这个信息后，可以选择接单且与客人进行联系，然后赶到出发地开始代驾。
竞争的加剧对消费者来说往往是好事，但同时也意味着该行业的从业者待遇水平下降。代驾司机每个月都得向代驾公司交代驾保险费。他们还要处理各种费用，比如交通费、电话费和数据使用费等等。再加上每单代驾收入的20%为中介费，这使得代驾司机每月付出不少成本。因此，虽然代驾司机每月营业额会达到250万韩元左右，但他们的净收入一般在150万至17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约9000至1万元）左右。这样的工资水平与2010年韩国职工月平均工资（241.4万韩元）有不小的距离。如果考虑到劳动强度，代驾司机已经成为不太容易赚钱的职业之一。
不管怎样，代驾已在韩国成为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它还诞生了诸多令人有些哭笑不得的故事。我听说过的最可笑的故事是，代驾司机醉驾事件。2011年2月16日，一李姓先生喝酒后联系代驾公司，随后一个代驾司机为他服务。回家途中，车被另外一辆车撞了。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这位代驾司机在接受交通警察调查时被发现，他也喝醉了。
代驾已经进入了很多韩国人的日常生活。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代驾应用程序也早就出现了，它能帮用户比较代驾价格以及找最接近的代驾司机。韩国的代驾业还在不断地发展。想到这儿，我开始好奇中国的代驾业将会经历怎样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