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交二十年，中韩关系从FTA再出发
韩国总统李明博2012年1月9日抵达北京，正式开始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在与胡锦涛主席的首脑会晤中，李明博表示，韩国将启动有关“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正式谈判的准备程序。这无疑是中国最期待的消息。目前韩国与欧盟的FTA已经生效，与美国的FTA即将生效。如果中韩能够签订FTA，韩国会成为与世界三大经济体欧盟（EU）、美国和中国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自1992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已经走过了二十年路程。当时“韩中建交”，是继1990年与苏联建交后，韩国“北方外交”的又一次里程碑式事件。1988年，卢泰愚总统上任后积极推进改善与中国和苏联、东欧的关系，进而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的“北方外交”政策。可以肯定的是，那时谁也没料到，时隔二十年之后，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如此紧密，尤其是经济、文化方面。
1992年建交时，中韩贸易规模仅为63.7亿美元，而2011年中韩贸易规模猛增至2139亿美元，增幅超过三十倍。韩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408万名韩国人和188万名中国人相互访问对方国家，韩国访华人数更位居全球首位。
不过关于外交，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中韩之间依然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此次中韩决定开启FTA谈判程序的推手也是美国的“重返亚洲”和金正日去世。美国已经开始重返亚洲，并通过其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制衡中国。日本正式决定开始加入TPP的谈判，而中国没有获邀参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有动机通过与韩国签署FTA突破美国的“包围中国”战略部署。
与之相应的是，金正日去世增加了半岛的不确定性，以至于韩国更有必要与中国加强合作。这最终使得，虽然中国和日本都向韩国表示希望签署FTA，但韩国决定先与中国开启FTA谈判程序。韩国与中国在外交上存在不同意见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经济合作的逐步增加，中韩之间的共同利益也越来越大。如果如愿签订FTA，中韩在经济上的合作会更加紧密。
中韩之间不仅有合作，也有竞争。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韩之间的格局发生了不小变化。目前中韩在经济上已演变为“合作中的竞争”，两国已经或将来会在一些经济领域面临直接竞争。同时不可忽略的是，中韩经济具有巨大的互补性。根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如果中韩能够签订FTA，韩国的GDP将会增加2.3%至3.2%。该研究表明，FTA的签署会令中韩经济的互补性更加显著。
然而，中韩FTA谈判可能要走漫长的道路，关键在于农产品。韩国与美国进行FTA谈判的时候，最敏感的也是农产品。由于中国离韩国很近，韩国农民会更加担忧中韩FTA给他们带来激烈的价格竞争。这也是韩国与中国将FTA谈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的理由：在第一阶段，中韩进行关于韩国农业和纺织产业、中国汽车和化工产业、部分电子产品的开放幅度以及关税延期时间的谈判，在第二个阶段进行其余产业的谈判。
中韩关系从建交初期定位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1998年定位的“合作伙伴关系”，又到2003年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李明博首次访华时，中韩关系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在中韩两国面临着来自外围的挑战的时候，此称号显然名不副实。在我看来，中韩距离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仍然任重道远。
我们不可忘却的是，东亚的稳定乃至繁荣是两国的共同目标。我希望，通过签订FTA，中韩关系会发展至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为该地区的繁荣共同做出贡献。
二、在日本看东亚
2011年7月，时隔九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再次来到日本。对韩国而言，日本是既近又远的国家。从距离来讲，日本确实离韩国很近，从仁川机场到成田机场，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从情感上来讲，我们对日本抱有一种较复杂的情感，既亲密，又疏远。下了飞机后，我就坐京成本线前往东京市内。由于京成本线是一般的轻轨铁路，我观察了不少普通日本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车厢里看书的人。我发现日本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随身携带一种小开本书籍——文库本。
途中，一件让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事发生了。一个年轻男子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钱包落在了座位上。这个时候旁边的乘客立刻给他提了个醒。这只不过是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但那一刹那坐在旁边的乘客的表情还是令我感到了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
中国威胁论 vs. 中国机会论
入住酒店后，我就动身前往提前和朋友约好的地方，那位朋友是我在中国认识的一位日本朋友。当天晚饭是我和她以及她的一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朋友，我们三人一起吃的。这位中国朋友包括上学已经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日本通，我没听出来他跟我的日本朋友说话有什么差异。在餐厅里，我们寒暄了几句后点了菜。这时那位中国朋友拿出一份《产经新闻》的号外，开始批评：“你看，《产经新闻》昨天在网上发行PDF版号外，报道称江泽民前主席去世了。还亲切地补充说明这将影响中国的权力结构。新华社立即向《产经新闻》反驳该报道。”
因为《产经新闻》此前报道过不少关于韩国的新闻，我曾经在韩国网上看到过关于《产经新闻》的言论。据我所知，《产经新闻》是日本右翼代表性媒体之一。我一直很想知道到底日本人对它有什么样的印象。我不禁向日本朋友问她对产经新闻的印象如何。她说：“基本上我不会关注《产经新闻》的报道，他们经常报道讨好极右派的新闻。”我又问她：“是吗？不过《产经新闻》还是比一些中国的保守报纸更客观一点吧？”她的回答似乎出乎我的意料，她说：“《产经新闻》比它们好不到哪去。”
由于韩国和日本都离中国很近，再加上近年来，中国崛起增加了邻国的警惕感，因此在韩国一定程度上存在“中国威胁论”。不过我觉得日本的“中国威胁论”似乎甚于韩国。这可能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刚被中国取代不无关系。在东京的几家大型书店的时候，我看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比韩国书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还多。可见日本对中国颇为关注。
我们中韩日三国人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对“中国威胁论”展开了讨论。我认为中国崛起是任何国家都阻挡不了的历史趋势。渲染“中国威胁论”且时刻警惕中国崛起无助于东亚的发展。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外国出现的不仅是“中国威胁论”，还有“中国机会论”。
2011年4月，中国社科院发布《新兴经济体蓝皮书》称，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已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近些年，中国崛起不仅给中国自己带来发展的机会，还给世界，特别是给位居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我觉得韩国和日本应该与中国加强交流，增加互信。若在这个过程中能给中国提供一些可参考的经验以及忠告就更好了。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韩国和日本也会从中受益。在我看来，位居东北亚的中韩日，无论如何，将来谁也离不开谁。
次日，日本朋友和我到一家酒店，与英国朋友布鲁斯见了面。我们都是在中国互相认识的。布鲁斯这次出差到东京虽然已经一个星期了，但由于工作繁忙，他只好持续了好几天来回于酒店和公司的枯燥无味的生活。那天日本朋友特意陪我们逛东京，并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外国人不容易接触到的关于日本的内容。
我们先前往鱼市。由于我们十点左右才到鱼市，每天清晨进行的海鲜拍卖会早已结束了，不过我们在那儿仍然亲眼看到了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及其中的喜悦。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无疑是分解金枪鱼的场景。我推测这条金枪鱼可能长达约两米。两个日本人非常认真地用一把很长的刀和一把较短的刀分解着金枪鱼。分解金枪鱼未必比牛的屠宰加工简单，我估计两个人都是具有好几年经验的内行。我们观察了他们很久后才离开那儿。在看他们认真地分解金枪鱼的时候，我约略体会到了所谓日本的匠人精神。
那天下午，我们到了位居东京中心地带的皇居。不少人在悠闲自在地散步于皇居外苑。游客群也来了几次，他们都漫步着享受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一群欧洲游客来的时候，英国朋友布鲁斯说：“他们看起来是德国人。”我连欧洲几个国家的语言，如德语和法语，都分别不出来，所以我无法判定他们到底来自哪国。随后布鲁斯更正：“他们是荷兰人。不过相比于一般的荷兰人，他们说话说得太安静了。”对我来说，欧洲的几个国家的人长得都差不多，哪怕非常仔细观察他们也未必能辨别出来，但对亚洲人不一样，我一看就大概知道他是哪国人。反过来讲，布鲁斯一看欧洲人就认出来他来自哪里。邻国人在外貌上差异都不大，但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异。那天，我们坐在外苑的角落里，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谈到了关于日本的话题。
日本为什么不反省历史？
布鲁斯似乎突然想起韩国经历过日本的殖民统治的事实，问我韩国在什么时候被日本殖民统治。我回答说：“韩国从1910年到1945年被日本殖民统治了。日本吞并韩国之前，与美国以及英国协商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这没办法，以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上，谁能帮弱国保护它的主权呢？为了维护其各自在中国与朝鲜的利益，英国和日本结成了同盟且反对俄罗斯在远东扩张。
布鲁斯听了之后说：“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还是站在英国一边，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后来二战的时候，日本成为英国的敌对国家。”其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日本问题上。
布鲁斯向日本朋友问道：“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德国不仅成功地清算了纳粹遗产，并且正视自己所犯下的错误。1979年，德国甚至废除了对纳粹战犯的诉讼时效。但是日本则不一样，日本为什么不反省历史呢？”这位日本朋友跟普通日本人不大一样，她从小随着父母在海外生活了好几年，因此她能相当客观地对待自己的祖国。
她说：“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讲，大部分日本人觉得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军队里的军国主义者隐瞒了日本国民，踏上侵略亚洲各国的道路，这同时也给普通日本人带来苦难，再加上，日本人是唯一被原子弹袭击的国民。”
我觉得，从日本的右派角度来讲，这是历史教育的成功；而更准确的是，对邻国来讲，这是日本历史教育的失败。奥斯维辛集中营刻画了纳粹德国大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却掩盖了日本人的原罪而令日本人的受害显现。但是日本因遭原子弹轰炸而受害的事实与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完全是两码事。被原子弹轰炸的事实绝不能让日本推卸掉侵略亚洲各国的责任。
日本不反省历史有几个原因。1946年，以和平主义和天皇制的存续为特征的日本国宪法颁布了。此后，战争的责任从日本天皇转嫁到下属，这也是日本拒绝反省历史的第一步。在日本国宪法里，美国通过第一条使日本保持天皇制，但同时通过第九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确立了彻底的和平原则。天皇制的存续导致日本不彻底清算历史，并为日本提供回避正视历史的一个借口。在侵略亚洲各国的时候，日本军队是以皇军为名义的。如果天皇没有战争的责任，怎能追究皇军的责任呢？
进入冷战时期后，驻日美军调整了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为纲的占领政策。非军事化改造是美国的核心目标，而民主化更是实现非军事化改造的手段。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再次出现，美国试图改造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因此，他们拟通过解体财阀提供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土壤，并通过保护劳动者培育中产阶层。但是1947年以后，美国将首要目标从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等改革政策改变成复苏日本经济。随着以冷战为代表的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东北亚剧变，美国将日本由从前的战败国视为东北亚的反共基地。
在苏联的共产主义扩张政策威胁西方国家切身利益的认识下，美国要保障日本的政治稳定且防止其共产化。从此以后，日本政治家未经追究战争的责任就回归了政界，这意味着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措施中途流产。这是日本不清算历史的部分原因。后来日本形成了军事上依赖美国，经济上以垄断资本为支配阶层的战后结构。倘若没有二战后的冷战，日本会因侵略亚洲其他国家而付出更大的代价。但同时，这也可能会帮助日本成为更加成熟、并得到邻国尊敬的国家。
相比于战后德国形成坦诚谢罪的常态，日本则回避且否定他们过去的错误。如果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世代不正视事实，战后世代在成长的时候自然失去了了解事实的机会。我们不难理解那些并没学过日本在二战时的真实历史的战后世代，无法了解周边国家受害者的心情。日本教育学生天皇以及普通老百姓都是军国主义者的受害者。就这样战后世代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无动于衷或者保持沉默。
我对布鲁斯说：“其实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研究过对美国的胜算会有多少。1941年夏日，特命组就‘如果日本和美英开战，日本的胜算几何’进行调查分析并得出了结论：日本国力只不过是美英国力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假如开战，日本只能坚持约两年。如果超过两年，日本无法持续其与美英的战争。日本的胜算几乎为零。但这份报告还是没有能够阻挡日本内阁和军部向美国发动战争。”
说到这儿，布鲁斯反问：“那日本为何对美国开战了呢？”这是现代史的一个谜。可能当时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不能用理性做出决定，只能将自己送上战败之路。
夕阳西下了以后，我们才起身离开皇居外苑，前往六本木。晚上的六本木安静且华丽，我们在一个公园里散步，观赏东京的夜晚。1990年以后，日本房地产市场崩溃，进而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由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们自然开始谈到关于日本朋友的住宅。
布鲁斯向日本朋友问起：“房价比泡沫时期跌了很多吗？”老实说，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答案，但考虑到这是朋友经历过的不幸，没好意思问她。她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不巧，我父亲正碰着高峰时期购买了现在的房子，所以房价下跌了许多，现在的房价只是买入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
这个数据远低于我的预测。已经过了二十年，但房地产价格却只是二十年前的三分之一，这会令人多么痛苦。听了她的回答之后，我不难理解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习惯于买房子。日本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又碰上了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这使得很多日本年轻人迄今为止只看到一直在下跌的房价，因此他们眼里房子不是投资品，而只是一个满足居住需求的消费品。
听了以后，布鲁斯还问起，在上海三居室的房价是多少钱。我说如果位居市区的话，房价会高达约五百万元。日本朋友说：“中国的房价在疯狂。最起码现在不是购买房子的最佳时期。”我插了一句：“对，但已经拥有房子的话，也没必要卖掉。”
后来我们想起在日本房地产泡沫高峰时，东京地价甚至超过了美国全国地价的总和。目前上海房价也昂贵，我们开玩笑说，假如在上海有房子的话，可以把它兑现后去购买美国或者澳洲的房子。布鲁斯这时还反驳，澳洲的房价也很高昂，他们因中国而享受着空前的经济繁荣。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那天晚上，我们在一家餐厅吃了晚饭后各回各的住处。我难以忘记这一天在东京与英国、日本朋友的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