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钟之音
某年正月，在照例解放的三日间，到杭州去逍遥作乐。
有一天乘了小舟，受着不像是正月的温暖的太阳，游玩平湖秋月、孤山公园、湖心亭、三潭映月等处。午后三时左右，往参拜有名的南屏山净慈寺。古木森森中的古刹，正在重新建筑。和尚十分懂得生意经，听其引道，往观有名的该寺创建时候的故事的运木古井。在蜡烛的光里，见到了井中央的所谓锯余的大木，喝声好好，掷了5 个铜子，出门了。见门前的路旁石碑上，明晰地刻着“南屏晚钟”几个字，心中想着本寺的钟也是有名的西湖八景之一，不知不觉间，爬升上夕照之山上去了。曾因白蛇娘娘的故事，并高耸入云的巨人样的雷峰塔，而吸引过无数游客的；自巨塔倒坏之后，乏人访吊，真变成闲静的境地了。然由此山上瞭望西湖则又别有风趣。我无意中享受着好景致，睡在草地里，呼吸着虽是正月却一点儿风信都没有的温和的空气，眺望着高空中空悬的白月。
突然间，一下钟声响了，铿……，又一声铿……余韵充满了我的耳朵，像吸了进去似的。呀，妙音哪，这是南屏晚钟了。我感到这声音不是人撞击出来，而必系这钟在此环境内独自鸣着的。我恍惚入神地静聆，不禁想到了三井寺的晚钟。那已经是二十余年前的秋天的夕暮的事情了。由比睿山
（按：系日本名山，可俯眺京都及琵琶湖）归来时，于将近夕暮时参诣三井寺。也不知是谁撞的，琵琶湖的湖面上，渡来了一阵豪壮的铛……洪……洪……洪……洪……的钟声。我不自觉地战栗起来。因为在豪壮的声音之中，感触到了一种不可名说的凄惨之气的缘故。现在同属一人的我，卧在夕照山的夕阳里，听着西湖南屏的晚钟，听三井寺晚钟而战栗过的我，听着南屏晚钟却恍惚入神了。咦，这是什么道理呢，双峰已然耀着金色时候的我，这样耽思，钟的音色原来不同。一个是铛……洪……洪……洪……，一个却是铿……铿……的。前者的声音一伸一缩地响着，自然生了高低浮沉的调子。后者则只是向外扩大，扩大开了去，而不收缩，便渐渐消失了。前者的音色中带着一种哀味，不觉便令人生出一种诸行无常之感来了。
第一，钟的形状便不相同。日本所有的钟口都略向内缩而稍厚。反此，中国的钟却都像风铃样，敞开的，而且较他处薄。日本的钟楼的结构很堂皇，而且钟是高高地吊起，撞木也很长，而中国之钟则多在山门之一隅，或佛堂之一角，用极细的木杆架叠起来，吊得非常之低。撞木也一如玩具，很小。与其说是能使钟声成为浪音的撞，倒不如说是敲呢。
因为这许多条件，钟的音色就分为两样了。但实际上还有一种眼睛看不见的影响作怪，才是使声音不同的大原因罢。无论如何，寺的钟声，应该像三井寺好呢，还是像净慈寺好呢？回到宿处，吃罢晚饭，钟声仍不能离去我的头脑。
其后走马灯似的东走西看。试将在各地所见的中国的寺里佛像的颜面综合地思考了一番。想想，看了可怕的可怖的脸儿，连一个都没有。小孩子们进了五百罗汉堂里仍旧可以笑嘻嘻地玩着。踏着小鬼而立的钟馗的画像，也始终没有什么鬼气逼人之处。哼哈二将也罢，四天王也罢，既不可怕，更不可怖。也不知是究竟什么地方不中用，凝目注视他一会，便禁不住嘻嘻地笑起来了。总觉得其慈眉善眼的，不能令人起真切、肃正之感。即不能使人感到一种不苟味来。同时日本人的佛像，却充分地表现出他的不苟味来，不由得令人想还是后者较优。所谓不苟味这语句里，原一定含有可怕的意思的，所以日本所有的佛像，类多可怕可怖。站在他们前面，便有一种战栗之感了。岂仅佛像及艺术品之类如此呢，日本人的脸和身体上也凛然带着这一种不苟味的。在各国人可以一目了然的上海那样的地方，可以明白意识出来的事情，也无妨说即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互长短优劣之处了。
话再转到佛教方面来。佛教之为物，本以圆满俱足为真谛的，由圆满俱足的本质方面看，豪壮呀，凄惨呀，恐怖呀，这等观感究竟相合不相合呢？令门外汉想来，似乎无论如何都极不相称。理想的佛像的面容，不应如此，而应非常静穆，即以圆满俱足者为优的。
见了日本的佛像，便想到其豪壮、凄惨、恐怖，究竟也是由不苟味生出来的。恐怕多半是佛像的雕塑家，在创作时，运用刀器时过分专念了，遂于不知不觉中，竟将圆满俱足的佛像的本质忘怀了的缘故罢。
钟音岂非也是同样的道理，才于不知不觉中，击出那可怖呀、抑扬不平的音色来了的呢？说何首乌是不老长寿之药，便专吃起何首乌来。说豆腐合于滋养，便专吃豆腐。大葱可生长精力，便专吃大葱。总而言之，偏性子凝着在一件事情上，而忘其综合之为优的我们的特质，未能言必不如此也。
以不肖如邬其山，而放谈起艺术宗教来，实在太冒昧僭妄了。请看作脱线的漫谈，而加以宥恕。
一七赌博之概念
古人的说话真有至理。地不同则欲亦异，在日本内地这句话尽人都知其可以适用，而一到上海之后，益发可以理解得这句话的意思，而佩服其说得透彻了。简单说来，日本人所说的东洋人，是泛指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位于亚细亚洲东部的国家的人民的，然而中国人所说的东洋和东洋人的意义则大异。东洋只是指日本一国，所以东洋人就是日本人。
顺便再写几句，“日本”这两个字，岂非与“日出国”，最初原同为中国浙江省东海岸和福建省东海岸的人们所用的呢。
岂非因为是浙江福建一带东海岸的居民，见每天太阳都从东方的海上升出来，于是想象着有一处太阳所出自的地方，而遂呼作日本以及日出国的呢。
现在这些地方的人们的日本两字的发音，虽然明明是Nippon（pon 的发音略不清晰），或Yapon，但我国的人们，若呼日本或曰日出国的话，应该是指在日本更东方的地方才
是。因为从日本看来，太阳出来的地方在日本的更东方也。
闲话休题。
日本人所说的赌博的观念，是指一切以金钱为赌而争胜负的事情。此种概念，不待说是国家的法律所教示的。总之，若以橘子或糖点为赌，便不能谓之赌博，只是一种消遣。
《中国旅行记》呀、《中国谈》等等里面常常写道，中国是个没有法纪的国家。他们说国家的法律上，明明禁赌，对于赌犯，皇皇地定了罚条。然而事实上督军公署里面，兵营里面，甚至于警察厅里面，也恬然赌博而无所顾忌。再问问时，则说因为他们毫无顾忌地在任何机关，甚至警察厅里赌钱，身为官吏警察，而争着胜负的缘故（最近则已没有）。见了这样的事情才说那话似乎不能说是无理了，但此即所谓地不同而俗异也。
忘了中国这地方，不复是日本了。因为完全依了日本式的想法，所以把中国想做无纪律的国家了。但是应该考虑一下地不同则俗亦异。然则俗又如何异法呢？再进一步看便好了。
中国在法律方面，是明禁赌博的。但其赌博的概念，则和日本的概念相差得太远了。中国人把橘子糖点以及金钱看作无甚分别的简直以为是相同的东西。消遣和赌博的不同，需依胜负的人来决定的。
即使在以金钱为赌而争着胜负，但若参赌者纯为家族，或友人，或亲戚，又或宾客的时候，那么完全作为消遣解释的。
然或一座之中，有一个将赌钱输赢的事，作为职业，即所谓黑人的赌徒混在里面的时候，那才算是真正的赌博，而为法律所禁的了。但中华民国于革命之后，曾一度仿日本的办法，而规定凡以金钱输赢者，便作为赌博犯处刑，但因到处行不通，而将此法律复加修正，仅认在公共场所以金钱争胜负的行为为赌博。但这样仍旧不便，而作第三次修正，听说又和日本同样，凡以金钱输赢者，一律作为赌博犯处刑了。但高等法院的某法官给加以解释道，法律虽然如此规定，实际上却并不依此条文裁判的。
不论法律如何修改，一般人总依旧保持着从来对于赌博的概念。因此，依这种概念，唯有以人作中心，才有正确的判断了，如何？
一八关于洋纱
恰在10 年前，日本的洋纱商，计划着将洋纱输入中国，结果组织了庞大的宣传队，自华北南下而到了上海。
包定了先施公司的食堂，即东亚酒楼，柬请中方的商人不下数百名，招了全市的妓女，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当时并令所有的妓女，一律穿了特制洋纱的中国服。自南京路为始，各大商店的样窗里面，都全部陈列着洋纱。总之，宣传费所耗，约达数万元之巨，可谓盛极一时了。
当时被委作其总代理店的某洋行内，有我的一个朋友在。某日那友人来寓，谈到了洋纱宣传的盛况以及将来销路的有望等等话语。我自己以前因曾充过大阪一洋纱店的小伙计，故迄今一听到洋纱，犹感到十分亲切的。
听了某友的叙述之后，我说：
老实讲，我在报纸上一见到洋纱大宣传的消息，便立刻觉得其将失败的。现在又听了你的叙述，不幸仍旧觉得不行。请容我解释。
于是我又说了大略如下的话：
在日本一切货物总是以投向二流生活者销售得最多。因为过二流生活的人既买，同时三流生活的人也买，而一流生活之中的几成也肯去买的缘故（三流生活的人愿买，有其理由，另当别论）。洋纱之为物，较布价高，而较绸值贱，亦即投向二流生活的物品了，所以成为在日本销售得最多的货物之一。因为能如此畅销于日本，所以能想象其也畅销于中国罢（虽当还有其他理由）；于是才扩大宣传起来的罢。我认为这实在是毫无研究而致成的结果了。
中国的生活者，仍一如日本，多可区分出一流生活、二流生活和三流生活来。又一如日本，一流最少，二流较多，而三流属于大多数。但话虽如此，以为洋纱在中国能如在日本似地畅销，则是大误了。
何以呢？大体说来。中国虽有一流二流三流的生活者，但这是就收入方面看；支出即消费方面说来，不如区分为二流的更适当。即成为一流和三流。
二流生活者此时属于何者呢，极少数可归入一流，而大多数则属于第三流。这点是和日本大不同之处了。
是如此的，中国一流生活者的为绸，三流生活者则是布了。
所以运了比布价高、比绸价贱的洋纱来时，究竟想以哪一种人为顾客呢？请问。我说不行的根本的理由便在此。就这点来讲，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譬如能不能将洋纱的价值落到和布一样呢，或者能不能使洋纱做得和绸子一样漂亮呢？若可以把以上任何一点改良成功，便罢。否则在中国的销路，总归不行。
此外，洋纱有易遭虫蛀的大弱点，也是不为中国人所喜的大原因了。
我的说明，颇使某友兴感。有别的原因也未可知，总之洋纱终于不幸地惨遭了失败。
然而有趣的事情是，其后日本的棉布（形押棉布）等，输入中国很多。日本的花绸（友仙模样）也流行起来（关于此事，当尚有其他原因）。我以为这两种倾销，便是洋纱的替身了。因为花洋纱和花绸的花样（友仙模样）虽同，但绸的价值较易为虫蛀的洋纱为高，且不妨重染，所以爱用花绸。而三流生活者呢，则同为友仙模样的印花棉布流行起来。
这不是偶然的。可以区分作一流生活和三流生活的中国的消费生活，依然是绸和布两种，不许有中间物存在的。洋纱之所以失败，正是当初不加以注意研究的缘故。
一九饭店之二景
现在上海的人口，据称有340 万。而上海实为世界人类的展览会场。都说有世界三十余个国家的人民集居着。但340万人中的330 万人以上，是中国人。所余六七万的外国人，虽说是属于三十多个国家了，但问问住在上海者，有谁真见过三十多国别的人民呢？恐怕说看见过的人连一个都没有罢。原无怪其然。六七万的外国人之中，日本人占最多数，约3万人，英国人（印度人亦算入）或俄国人占第二位，顺序而下则为美国（菲律宾人亦算入）或法国、德国、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凡此诸国的居民，最少当不下数百人。但除此以外的诸国，或只数十名，或只十名，甚至仅仅两名一名的国家也有十来国，所以一若亲眼见过似的喊着展览会展览会的话儿，其实不过是那么说说罢了。试将上海居住者的收入大别为一流二流三流时，则仍成欧美人一流，日本人二流，中国人三流之势。今日的俄国人，恐怕相当于中国人的收入罢。
将此大别应用于饭店时，则为洋餐、日本餐、中国餐及俄国餐了。若问餐价，以何者最高时，则曰日本饭店，其次曰西洋饭店（欧美人经营者），复次曰中国饭店，俄国餐和中国餐是差不多的。最美洁，即眼睛的烹调，为日本餐。最香，即鼻的烹调，为洋餐。最鲜，即口腹的烹调，为中国餐。俄国的烹调，于此亦是近于中国餐的。中国人及俄国人，收入和饭店的价目是成正比例的。欧美人也是正比例罢。却独有日本人在收入方面属于二流，而饭店的餐价竟居最高，完全成了反比例之势。我因既不懂英语，复不悉俄语，所以只得抛开欧美人和俄国人的事情不谈，而只就日本人中国人来说说。以下一论两国烹调之差异，或可作为参考之一助乎。
进了围着高而长的墙壁的堂堂的大门，穿过广大的植着树木的庭园，而到了电灯耀目的宫殿样的屋口，被穿得极漂亮的衣服的侍女引道了上去。说着极敬重的问候语，领至二楼的客室内，金糖纸的金屏风，铺着新席的大广间，仰望时，萨摩杉的四方形的天花板，楹上的巨额，是贯名海屋氏的真迹，床之间里所悬的悬轴为竹田的山水，青瓷的香炉中轻绕名香，古铜的花瓶内插着一枝寒椿。摆好了的坐垫，一触到我们的手足，是清脆的八反织，桐胴的手炉，镀银的茶桌上面，放着九谷烧的茶具，漆金的膳碗，有田及清水烧的盘子里装着红鬣鱼和白鲟鱼，呜呼，何其美乎，诚哉，所谓眼睛的烹调也。是彻头彻尾的美洁的烹调呀。这实是日本饭店不可不日夜精益求精的地方了。
车马的往来都不自由的街上，并轩而立的饭店的入口的一方，两三个着了油博士的衣服的人，靠着桌子，嗯地拧着鼻涕，剥着虾仁儿呢。院子里一个睫臌的家伙，嘴里高声喝嚷着什么，一会儿进一会儿出。又有两三个似乎命令一切的人，郑重其事地打开了账簿，涂着蚯蚓式的文字，从厨房里吹来了一阵蒙蒙的油烟，客人先被卷在烟里，一走到楼上，油博士的茶房，突出了油光光的脸儿问道：先生几个人呀？
领客进了屋子。虽名曰屋子，其实只是用高足障目的油饰的木板阻隔起来，四叠半见方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
拿进来一块圆板架在桌子上，再摊上一块红布，就变成八仙桌子。送过手巾把来，多半已是污浊的茶色了。桌子上装得有水果、糖点，还有西瓜子。
不久，摆上了4 个冷盆。象牙筷子永远是茶色的。接着端出了各色炒菜、炸菜、烤菜、素菜、荤菜、汤等等，在我们眼睛里看着美的东西是极少极少的，尽摆些一见便十分不痛快要作三日呕的肴馔，而且盛菜的碗碟，缺口的碎边的也照样摆了出来，益发心里不舒服了。
厨房的隔壁便是茅房，污水不分彼此地在一块流，这样的话原是不说出来的好，而中国饭店却实在毫不注意这种事情的。
但是，仅用眼睛看看，或仅用鼻子嗅嗅香味，原不能便说触到烹调的本质了的。无论如何，总须吃进了嘴之后，才能说是触到它的本质的。因此，日本餐只能供日本人赏味（除了烤肉之外），反之中国餐则流行于世界的食桌，且令傲慢的欧美人都不得不挥着泪，绝口称赞道中国餐实是世界第一的烹调了。这证实了什么东西呢？
我自己一面写着，一面想如此值得深思的事太多了。敢请不要过分相信人家的中国谈，暂勿对中国加以冷笑，施以恶骂；先自尝尝看，咀嚼咀嚼看！
二○.对于商品之注意
中国和日本关系，越来越密切了。不仅是政治方面、财政方面为然，商业方面也属同样也。
因此，想作今后欲以中国人为对象而在彼地图发展的诸君的小小参考，而谨为这篇短文。什么都是一样的，想将一种商品输入中国时，先要自己想想准备卖出的商品，是卖给哪一些中国人，此事有先决定的必要。又欲将已在日本有相当销路的货物开始输卖到中国去的人们，先对于自己的商品，可成为中国哪一些人们的适当的商品这问题，不加以研究不行。
例如，男呢，女呢，儿童呢，或者以有产者为目的呢，中流生活者为目的呢，再不以下层生活的群众作对象呢。将此决定之后，才可订出适合于其顾客的价格来。从来日本商品之输贩入中国而不能成功的大多数原因，是基于未注意及这两个条件。常听人说，贩入中国的商品宜先考虑用什么商标哪。这点我也明白的。但我却更想说，对于商标，除非是中国人所厌恶的，当然非避用不可之外，否则可以无须那么多关心的。商标，倒是在日本实极必要呢，我想。中国人的生活一向是立足在彻头彻尾的实际上面的缘故。像与商品本身并不发生多大关系的商标之类的事物，并不是很注意。而中国人对于与商品直接有关系的定价，又其货色，则异常加以考较了。
例如，一向销路极广的仁丹、清快丸之类定价划一不二的东西，在日本内地必须分为5 钱包、10 钱包、20 钱包、30钱包、50 钱包等种，反之，在中国则只可分5 钱包和50 钱包两种，便和日本大大不同。
又如与我有了20 年关系的大学眼药，其始以定价10 钱
（日本同样）卖出的，大正八年（1919 年）排日货的时候，涨到和现在一样24 钱1 包。而实际上，定价10 钱时的大学眼药却大大失败了。因为分析中国人来看时，得有产、中产、下层3 种（大体上说）。有产的人们不待说，不管10 钱50 钱（甚至于1 元），只要货色好便买了。中产的人们呢，10 钱20钱，乃至50 钱，要买也并非买不起，但是这些人们在收入方面虽然是中产，而于支出方面却近于下层人们的生活的缘故，买虽买得起，却轻易不拿出钱去买的。说到下层的人们，一日的收入，平均不过6 角左右罢（上海的劳动者的收入），而需维持四五个家族的生活。故家族中偶有一人眼角略生了些毛病，便出10 钱去买眼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如此说来，10 钱的大学眼药，究竟将卖给中国哪一部分人们呢？下层买不起，中产者近于下层的生活，不肯出10 钱买，则大学眼药的主顾，只有极少数的有产者了。唯以中国之大，有产者实在少得可怜，所以卖虽然卖得出去，到底卖不出多少钱来。遂与每年所消耗的广告费不能平衡了。我之此种苦经验，究竟证实了什么事情呢？贩输商品给中国人时，先得知道是目的在少数有产阶级呢，还是多数的中下层阶级。若采取前者时，则价值不妨提高，而货色必须优良。若目标为中下层阶级时，则货色略粗恶些还不妨事，价格必须要定到下层生活者买得起的程度才行。
我基于中国人的生活是彻底的实际的这一点，所以才说贩卖到中国去的商品，与其在商标上考究，不如多注重在价格的高低也。约15 年前，我曾向横竹商务官面陈过这种论调的。那时候我似乎甚至谈中国是没有中产阶级，其实错误了。自己都诧异那时何以竟那样的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