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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 完结

作者:[日] 内山完造 著;尤炳圻 译

二六.绑.票

有一个恶魔,常常威胁着居留在上海的3 万中半数以上的日本人民。这恶魔仿佛是影之随身一样。

这恶魔尤其是对于日本妇人,给予非常的恐怖。因有此恶魔相随的缘故,日本妇人们,不待说不敢作中国内地的旅行,甚至于不敢踏出上海的租界一步。如此说来,恶魔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绑票公司。但凡来到上海的人,没有听见过底下的话的,究有几个呢。

上海非常危险,不可不注意。提心吊胆地在道上走着,马上就被绑走了;就是雇车,要是自己没去过的道儿也坐不得哪,说不定把你拖到什么可怕地方去哩!

晚上绝对不能出门,性命攸关哪。

 

 

日本人间相互传述的上海,实为魔都的上海。究竟是谁第一个造作这种荒诞不稽的谣言呢?真是欲以一手而掩盖天下目了。据我自己经验到的,到上海来的日本人,都极富于猎奇的心理。大部分都是想知道一点别人所不知道的奇异的事情回去。带着这种心境的人,住在上海时,苦心惨淡地,竟被他们寻见了什么事物——住在上海几十年的人也非悉心探索不能看见的,而且是在300 万人的大上海里至多只有一处两处有的秘密的事物。于是刚回到日本,便马上以得意生花之事,大书特书起来了。大部分读这文字的,又都是脚没出过日本的三岛,无甚识见的国民。因之,原应大打折扣或是作为奇闻逸事之类读读的东西,却一五一十地信以为真了;于是这个传给那个,谈话报纸上也出现了。一变二,二变三,人数越来越多。一年,两年,三年,若干年之后,“魔都”的上海遂铸定不易了。至少,魔都的上海的来源是如此的,我想。所以不待说,这大约不过是日本人心目中幻想的上海罢了。我现在手里所有关于绑票公司的材料并不多,材料虽不多,却均系余两位友人(中国人)实际被绑了回来之后的真话,在量方面虽然贫弱,质方面却极确实可信的,绝非虚妄。

贫弱虽贫弱,但由此材料,已可断言所谓绑票公司,绝不是像我们这样人所需恐怖的东西,写出来以聊为上海一雪冤辱之意耳。

走到上海地方,便要被人绑去的事情,足和小绺儿不分青红皂白,在电车、公共汽车以及其他游人拥挤的场所,乱摸乱偷的事情,有着根本的不同。绑票的话,绝不是毫无目的地乱绑人的。

 

 

譬如,想绑某甲时,绑票团方面,必先清清楚楚地将某甲的财产,自地产房屋始,至公债券的数目、各银行的存款等,都调查好了。这才窥视在某甲的左右,候着机会,下手去绑的。其技,亦遂百发百中。

我的一位朋友被绑归来,向我说道:被绑去之后,拿给我看自己的财产的详细的目录,说你的财产都已调查在此了,公司方面决定索取其三分之一,请即时允交付这财产的三分之一的价款,给写这样一封信。

又有一位友人,在宁波方面被绑了,被送入了百里左右

(约合日本16 里)的山里,足足监禁了五十余日,才释放。据他谈,在已解决将被释放的时候,绑票团的人说道:今后你再不会有危险了,绝对不会再逢到绑票的事情,我们可以保证。又谈,以监禁的五十多天里,守卫是一个穿军装带盒子炮的人,守卫恬然地说,在正式军队里当兵,每月领饷不过8 元、10 元,受这里雇时,每月则有25 元。但如果这里受了招抚反正,我们也便可以反正的。据谈,自一遭监禁,至被放免为止,其间一切交涉接洽不待言,就是金钱授受的事情,也都是在上海租界内的大旅馆的一室办理。其规模之庞大,由此一事也便可以推知了。

像这类的绑票公司,上海一埠约四十有余,上天入地,像蜘蛛网儿一样,都有丝盘附着,所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绝不会乱逮的。

 

 

又截至今日,绑票绝对不至绑到太太小姐身上来的。因为就令把太太和小姐绑了去,从中国人的心理上想,决不肯出大笔现款去赎回来的,这点绑票公司似乎确知(中国以为妇人是可以买卖的)。有例外也未可知罢,但太太小姐总不妨说是绝对安全的。

再顺便说一点关于杀人的话。中国复仇相杀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但其动机不论是个人的、政治的或社会的,都绝不胡乱下手妄杀的。也总先有了目标,长时期地窥候着狙击的机会的来到,以防万有一失。行凶之后,犯人也绝不易逮捕到。日前刺杀自杭州归沪途上的《申报》馆主史量才的犯人,也竟始终没有抓到,据我的友人们这样说。即令被抓到了,反将同情地说,那被捉住的人真有些可怜罢。

上海虽然有几十家绑票公司(如此相传着),但像我们这样既没有使人觊觎的大财产,更非什么要人,尽可安心也。和杀人是同理的。

请高枕而眠罢,万一尚有忧虑被人绑被人杀的余暇,倒不如少搓搓麻雀,多注意注意空房子里的皮鞋和西服,以免被小绺儿偷了去罢。

 

 

二七天无绝人之路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自己造设出理由来,每于元旦起的3 日间,卧进中国旅馆去想绞出一点脑子里本来没有的智慧的缘故,去年元旦我又旅行到杭州去了。落定了新新旅馆,没得事情可做,买了一本杂志看看。上载着浙江省的财政预算。虽然并看不懂,见数字的末尾收支不足是150 万。

此种收支不均衡的财政非常危险,原文中也加以附说了,

然而在第二行里,却又写:唯穷则变,变则通,是之谓理财之道。这是冒文,此下的改善和善后后策还写得很多。妙哉,妙哉!这岂不是中国人在财政经济方面,天无绝

人之路么。岂仅此呢,若依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人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以上的“穷则变、变则通”论,不过偶对财政问题而言罢了。

 

 

不论置中国人于什么境遇里,使其立在什么难局下,总是不慌不忙的。换句话说,总是悠悠然,不感到狼狈。这种态度,实是数千年来的生活经验自然地养成的。虽然一方面在西洋文明的火车呀轮船之类的站台地方,也是慌慌张张地混乱得不得了,但这多半因为是对于火车轮船等等机械,即对于那种西洋式的应严守时间的组织,缺乏认识而生的现象,我这样想。

某日和一位在上海的中国银行里服务的中国友人,这样闲谈。

中国银行的纸币的发行数,是不是和年年所报告的数字完全相同呢?又其兑换准备金,实际上是否也有所宣示的那样数目呢?

纸币的发行数,恐怕不容易知道确数来吧。又纸币兑换的准备金,虽然也不一定正确,但发行纸币的银行,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意外(这是因为在中国向银行支款时,以纸币兑换银元,认为比提取存款更为重要。日本银行,即令一时拒绝兑取现金,绝不妨事,但如在中国,有人持了某行所发行的纸币至该银行,请求兑换银元或其他有信用的银行的纸币而遭拒绝的时候,那家银行的股价立刻低落下去了),所以比较说来,确实地准备得有的。

我信口问:“中国银行的纸币,发行得真多,要说危险的话,岂不是中国银行的纸币最危险了吗?”

友人谓:“也可以说最危险罢。但因为发行数最多的关系,又就被认为是最安全的了。何以呢,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持有中国银行的纸币的,要是中国银行倒闭,没有一个人不受损失了,故此中国银行倒又绝不会倒哩。”

 

 

我听了,觉得颇有理。这里所谓中国银行,是在无数中国的银行之中,有一家名为中国银行的。大约是三年前,国民政府的公债大暴落,上海的中国的各银行损失了全部资本之三之二,所以一时谣传,中国银行总破产了。因此,外国银行竟拒绝收受中央、交通、通商、中南、四明、浙江兴业、中国实业、农工、垦业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起来。

其时我店里的店员,有联合存款存在银行里,数目已达两千。我把王先生(是以代表者名义,代大家存款在银行里的店员,服务已达十余年了)叫了来,和他讲中国银行的巨大的损失,并外国银行已拒绝收受中国银行的纸币的事情,催促他乘此时及早将存在中国银行的存款提出,转存到外国银行里去,才保险。

“不必,随他去罢,不要紧的。当银行赔钱为难的时候去提款,更促使银行倒闭了。银行仍不外做买卖,有时就许赔,有时就许赚了的。公债的市价也是有时候涨有时候落呀。等他们赚了之后,再去提取,也不迟哩。”

我听了遏不住不生气。然而外国银行的担心,果然成了杞忧。中国银行始终屹然未动。我遂不得不对王先生的思想无条件地表绝大敬意了。这真伟大啊,这是我们日本人不可不学的地方了。

其后又据一位中国友人说:赴中国银行提取大笔存款的时候,银行方面若因一时无款,请求稍候的话,提款的人便真的稍候了。若是日本,则那银行恐怕非破产不可。

 

 

上海有一家四明银行,是浙江省宁波地区的人们(宁波帮)所开设的银行,或时发生了四明银行的纸币行使不通的谣言。那时我告店员们说:“四明银行的纸币现有不兑的传言,如果有客人付四明银行的纸币的时候,务必请其调换一下别的纸币才好。”然而我店里的人员,都是宁波人,有一资格最老的店员说:

“没有那样的事,老板(主人)要是不欢喜四明银行的纸币,我情愿给换。”

遂把店里所受收到的四明银行的纸币都选取了出来,自己拿出别种纸币来调换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一听到同乡人(虽然从不熟识,等于路人)所开设着的银行,信用摇动,便立刻起来,以设法维持同乡人的银行的信用。自然,金数可谓极少极少,但此种心理,却支配着全体宁波人的。(当然也有例外,但我是以大多数人作为主体想的。)

我觉得日本人却绝不能学做到这样一步。看看这种事情,才恍然明白仅依据统计与数字以推察中国的经济呀财政呀等等的人们,时时遇到与期待相反的结果的理由了。尤其是日本人的观念,以为唯统计与数字才绝对可信,所以对于写明了统计与数字的东西,益发常遇到与期待相反的结果,也属当然了。

关于中国的经济财政,有不能列入数字呀统计之类的算盘上去的头脑的作用在。这种头脑的作用,是绝不可轻轻忽视过去的。

 

 

其根本,实是由“穷则变,变则通”一大哲学生出来的,虽然这是非意识的。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一度重新观察一下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一种触着真实的思考,总归是不成功的。惟其如此,才能生出所谓“日支亲善”的副产物来。重复一句,日支亲善之为物,不应视作是直接目的。这是日支人双方互相触感到彼此的真实后才能得到的副产物也。

 

 

二八殉教

“不论如何,不能抹杀此殉教者。当时日本人所流之血,虽如海如川如渊,但其中比较纯洁者,则为此殉教者之血。天主教徒之迫害绝不足为日本之夸,然此不屈于迫害而流之日本人之血,乃日本历史之光,日本国民之誉,大和民族之荣也。彼等非必贯日本古今上下之历史,然于其时代,日本国民之精神之最高潮,则可以彼等为标识。换言之,日本国民之精神界,因彼等而始得免荒凉寂寞之讥;日本之精神界,实由彼等而得放一异彩也。”(《德川幕府锁国》篇一四三)关于我国的殉教者,德富苏峰先生之所记如此。(按:德富苏峰系日本近代大评论家。)

若证明日本人的杀伐的残虐性的,是此迫害天主教徒,而发挥日本人的热烈的敬虔的殉教精神者,亦是此迫害天主教徒了。恐怕在日本历史里,最能发挥出日本人的美和伟大的史实,非数在迫害天主教徒运动中牺牲的殉教者不可罢。

 

 

然而日本的历史上,却并没有明载着美和伟大。天主教徒们

并没有楠正成和大石良雄(按:二人均为日本史上忠臣)那

样的识见,然不畏火焚,不怕水溺,碎磔其肉,粉屑其骨,

毅然不屈,所以我信此殉教精神实在伟大也。

“宗教所在,迫害必遂之。寻遍古今的历史,像日本对于

天主教徒那样,极端加以迫害的事情,还有没有呢?日本的

佛教史上也有迫害的,然而佛教徒对于迫害大抵是作出勇敢

的战斗。反此,天主教徒,却奉无抵抗的教义,驯顺地服受

迫害的命运。惟其如此,所以益发悲惨,同时也益发壮烈

了。”云云,内田鲁庵先生在《Baiku no Shita》一文中绝赞过(按:内田鲁庵系日本近代文学家)。

我曾将汉语的天主教的圣人日历,自1 月1 日至12 月

31 日翻阅过。见苏峰和鲁庵两先生所绝赞的事情确实有之。

盖谓五日之圣人之历,实分明写着是日本的圣者三木保罗氏

以下26 位圣人的圣日哩。每年2 月5 日,全世界的天主堂里

所奉献的弥撒,实系献给我们日本的26 位同胞的(其中尚有

数名外国人),虽然同胞中大多数并不知道。伟大哪,26 位

圣人!虽然并不载见于日本历史,却被全世界的数万万天主

教信徒奉为圣人称扬其德哩。又此日历中所记,中国人连一

个都没有。我觉得极奇怪,同时,便又想到,在中国,对于

天主教徒的迫害,并不像日本人那样峻烈呢。岂仅不那样峻

烈而已呢,倒不如说中国人对于天主教,是表示欢迎的。虽

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不见有壮烈悲惨的殉教者出现,

也属理之当然了。

 

 

但走到上海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去一看,则见其入口有所谤“殉教堂”样的文字;广厅的周围,大铜版上雕刻着数不清的人名。这是明治三十三年义和团事件时的所谓殉教者。我觉得我一向竟是想错了。然我想起了中国的政治行政,而中国的新旧两基督教会的所属会堂,大多数是以治外法权的外国名义存在的。同时我又想到,其中绝免不了有许多为得免种种骚乱之祸的信者,潜逃入此治外法权的教会堂里去。中国把耶稣教的牧师以及信徒等,呼作讲道理人,别又呼之为吃教人。我是讲道理人,这样说时,当然很对,可置不论;但是为什么要说我是“吃教人”呢。不由想起上海殉教堂里所刻的殉教者,虽然亦名为殉教,但和日本的殉教者又自不同。日本殉教者面对“踏绘”(按:日本幕府时代,会属行禁天主教,逮信教者,弃圣像于地,凡肯践踏而过者赦,不肯者惨杀之。死者无算。)虽然明知道只要践踏便可得救,不践踏非遭火焚,或被杀戮不可,但仍不践踏,遂被以种种残酷之至的方法而处死。这种死法,和中国所谓殉死者的死法,原来完全相异,至此我才领悟了。

中国的信者们,目的在,一有什么骚乱起来,可以避到治外法权区域的教会堂里去,以免于难。义和团事件当时,一班教徒们也是照例逃到教会去避难的。不料义和团蹂躏治外法权,放起火来,将避难中的人们烧杀了。各国联军因此才出兵讨伐。

原来,此辈被称作殉教者的人们,当初只是想得免于祸难,后遂变成殉教者了。还有一桩事情,可以做我的看法的一种佐证,即中国自古以来,从没有过所谓情死。若说中国现在尚没有情死,则一定有人说是谎话,今日的报纸上岂不常载着情死的事吗?然而今日的中国报纸上所见的情死,实为最近的事情。约十年前,日本留学生某,在杭州西湖边假称情死,以自己宣传,似乎才是中国情死之始。其后,一年内也发生两三起了。然而时至今日,仍属特殊现象。我以为情死,或是从日本输入的东西呢。若谓既有便不能说无了,自然听便,因为有一个所以便认作有了,那是以珍品为主体的古董的想法,我并不赞同。我以为中国还绝不到够说有情死的程度,所以仍作为没有看待的。总之,情死的心理和殉教的心理,原是同样的。我想,在没有情死的中国,没有殉教者,也极自然,毫无矛盾的地方。福禄寿—情死—殉教,思索一下其中的关系,岂非可以得一非常有趣的结论来吗?有一天和鲁迅先生谈起这种话来,可是他说:

 

 

“老板,对于这话我不能同意哩。中国有孝亲而自殉的人,不是应该呼作殉孝吗?又有殉节的妇人及殉君的忠臣为数均不在少,也都是变形的殉死者哩。”

这话,颇可以表我之不足;对于先生,衷心地感谢。不仅如此,而且使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在中国之山之麓、河之岸或是繁华的道街中等地方,常有石造的日本“鸟居”样,上绘以书,若龙宫的门样的东西。这在中国的照片、图书,常可看见,而我们赴中国内地旅行时,也深深印入大脑里的。也可以说表示中国风景之一种特色来的,所谓牌楼才是了。

 

 

牌楼上雕刻着种种的赞辞,我的大脑里所想出来的,仅为那些忠臣呀孝子呀节妇之类的文字。而此牌楼,便是鲁迅先生所赐示的表扬殉孝者殉忠者殉节者的纪念碑。如在杭州西湖畔,至今仍吸引一般游客观览的岳飞的“精忠报国”,也是一种纪念碑,对于殉孝殉忠殉节的人们,树立此种纪念碑,得以宣扬其美德于后世,故死也可以瞑目了。然而同时有一桩不容忽略的事情:有许多人死得那样冤枉,而且数目如是之多,使我不得不为之下泪。盖有一种不能名之为殉忠、殉孝、殉节、殉教、殉此殉彼之“殉向(我造的名词)不明之殉死(亦是我造的)”。由个人言之,有遭流弹死者,也有为强盗杀者,也有死于拷问者,也有被土匪枪杀者,更有被带到公安局之类地方去而行踪不明者,被蓝衣团捕后而信息杳然者。由集团说来,有被土匪乃至军队屠杀或弄得失踪者。例如讨伐共产军的战争队,便有许多既非军人,又非共产党员的人们失踪不返。对于这无数人物,我真不知应该怎么说才好了。

目前在一名为新亚旅馆的旅馆里,中国的“Oxford 运动”

(按:意义不明)的人们,开了3 天的祈祷会。到会的人众中,有不少是“上海事变”时失踪者的遗族。此辈遗族,也听见过世间的美的热烈的祷词。然而我一听到一看到这样的事情,便不禁为之心神黯伤。总之,竟还有这种无以名之、十分值得同情的失踪的殉死者。我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殉教者,然而我却充分知道有这种不成其为殉教者的殉死者在。所以绝不能看了装作看不见的样子。彼些被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认作殉教者的大惨死者之类,我也作未成其为殉教者的殉死者看着。而其事不仅是中国人的不幸,也不仅是东洋人的不幸,实在可以说是世界人类的不幸也。

 

 

 

 

二九口言谢则失其亲切

今年的旧正月,听到了近几年来稀有的猛烈的爆竹声音。新生活运动的尊容,也仍旧是啪啪、啪啪、噼啪地乱散乱飞着的。

在这爆竹之声特别猛烈的新正月里,近年来稀见地叫着

“财神菩萨来,财神菩萨来”,手捧着一个土偶人的马粪纸盒子,每家讨取1 个铜子的乞丐,也多极了。不限于这种乞丐,就对于普通边走边求着“太太赏一个大化吧”“发财的先生给一个铜子吧”的乞丐,即使施与一个或是两个三个铜子的话,也绝不像日本的乞丐样,说一句“多谢您”。这种乞丐受了布施而不言谢的事,无论谁(日本人)都知道,不仅知道,而且都感到非常地不快。

某时,有个沿街吆喝走着卖着烧饼的小孩,正装了满满的烧饼走过来,突然和一辆车的车把相撞,烧饼抛散了一地。孩子看了看自己的星乱的货物,大哭起来。车夫粗声粗气地怒吼着集了无数看热闹的人。其中忽然有一个问哭着的孩子说,这些共值多少钱呢?那人便取出l 元现洋,赏给孩子了。不待说,这是一位毫不相干的路人,在给完钱也不更多说,缓步自去。受人之惠的小孩,一点都没有什么感激的样子,连一句平淡的“谢谢”都不说。旁观的许多人也似乎并没有把这样的事情特别认作是那个人的义侠。一切都淡淡如水。于此我不能不为之深深感动了。

 

 

1935 年的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的会报《上海青年》里,有一篇岛津总主事的有趣的记事:

某日四川路和南京路的交角处,有一个酱油店的苦力挑着一担酱油走过。撞在车上,跌倒,酱油全部都流光了。苦力和车夫开始争辩起来,其时,许多旁观者之中,有一位先生出来,问明白了酱油共值多少钱,自己掏出3元来代偿后,径自走去了,那位先生纯然是一位毫无关系的过路人。

这事情曾使岛津先生非常地感动,而又和我以前所记,如出一辙。所以我也被深深感动了。但虽然是同样的事情,而且同样受了感动,而岛津先生的感触,却和我的感触又大大的不同。岛津先生所感,在施舍3 元而径自行去的人的义侠行为;而我之所感,则与其说是代偿1 元而自行去的人的义侠,却更在那惠款的人和被惠款的小孩,以及旁观着的许多人众,都并没有觉得这种行为是义侠或慈善的样子,一切诚淡淡如水的全体的状态才是给我感触的地方。

 

 

为当苦力困难之时而同情义侠地加以援助的人所感的岛津先生,恐怕对于被助的苦力的态度,仍抱有一点疑问罢。一定因那种态度而感到不愉快或不满罢。这不仅岛津先生一人为然,实际上所有的日本人,一见到乞丐受金而不言谢的态度,便立刻感到不愉快,而且非常地不满,终于竟说出

“中国人是没有报恩之心的”“中国人是受恩而不知报的”等等的话语来了。依日本人想,乞丐受了人家的金钱,应该立刻感激那从苦难中救助他的恩惠的。依中国人想,乞丐受到一个铜钱,苦力于困厄中受到他人的帮助,都不过是发财人的做做好事,算不得什么特别的恩或惠,而看做是社会人类的一种当然的行为。否否,其实他们就并不会这样想;盖彼辈中国人千年来的生活的体验,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做出这种行为来的。盖自布施乞丐1 个铜子起,自给素不相识的卖烧饼小孩l 元起,自代偿酱油店苦力3 元起,自寒时施放热粥给许多贫民起,乃至孤儿院的经营、妇女救济会的设立、慈善会的进行,一切一切慈善事业、社会事业,非此一点“发财人做好事”的心而何呢?也便是中国人由生活体验所得的结论了。

因此之故,我认为说“中国人是没有报恩之心的”、“中国人是受恩而不知报的”这一类话,绝不是批评。先决问题倒似乎是:把这种行为感为恩或使人感为恩正当吗?把它看做人类的当然的行为是不是大误了呢?

由施及助的人方面说起来,恐怕感恩才是当然罢。然而由

 

 

受施、受助的人们说起来时,将谓这种不过是人类当然要做的事情罢。于此想起了冈山孤儿院的创立者石井十次先生来。

先生在养育着许多孤儿时渐渐觉得:“总意识到是受了自己这恩才得育成的话,算不得救助孤儿的。”因为有感于未能使全部孤儿都有“荣作才生活”的意识,遂于大阪开设活版印刷所,在茶臼原地方垦辟农场,其后遂名冈山孤儿院,以一洗从未依惠而得义成的形式。

对于石井先生这种思想感到共鸣的我,以为将施助之类妄看做恩德,方是大误。较之将施助之类使人感为恩或自感为恩,则施者助者,均不为以惠不以为恩,受者被助者,均不以为受惠,不以为被恩,而旁观者也均视作人类社会当然的事情,这才更近于人类的世界罢。

君子之交淡如水,岂仅指往古圣人之言呢。若一言谢,何等减色呢。一谢之中,径自行去的一休和尚(按:系日本临济宗名僧,生多奇行)能不令我们浮一大白也。

 

 

三○劳资协调

大家家里所雇用的阿妈呀听差呀车夫之类,若除了吩咐的事情之外什么都不做了的话,谁个不生气呢。看了那些每天披件红汁衫自早至晚扫着街道的租界当局所雇的苦力们那样慢腾腾的工作的态度,不切齿愤起的日本人能有几个呢。

某日早晨已过九时,五六个苦力拖拉着修路的种种家伙,走到我的家门口来了。把锄头抛在铺道儿上了,噗噗地已经从3 人的嘴里吐出香烟的烟来了,3 个人立停了不动,说着话呢。

手臂上缠一条红布的男子,向着一个人的方面而来了。大约是一行的头目罢。指着两三处刨好而很浅的土沥青路面,独自唠叨着。

沉溺于立谈的3 个苦力,仅向红布条儿方面转过头去点了一下。3 人中的2 人,提了洋铁的空水桶,懒懒地走向道旁的救火用的自来水管那儿去。另一人拖拉着一把丁字形的家伙跟在后面,光光地一掷水桶,水桶翻倒了。一个苦力想用脚把它扳过来,无奈桶子始终不听命令,踢一下,就滚一下,而且是向自来水管的反对方向滚了去——苦力竟不动一动手。也许是怕弄脏了手罢,苦力依旧顺着水桶滚着的方向跑了去。同伴的苦力们,非但不拿出手来呢,连脚都不抬一抬,只是瞪眼望着。水桶无论如何不翻直,老滚。结果,苦力转到反对的方面,踹了一脚。奇奇巧巧,把水桶踹到了自来水管旁边,才用手把它翻直过来。

 

 

水龙头地方,摔下了丁字形的家伙,呆候着苦力,将吸剩的烟尾噗一下掷在前面走着的阿妈的屁股后面。阿妈回头望了望。3 个苦力哈哈地笑起来。阿妈骂一声猪猡,瞪了3人一眼。3 人喝道好好。使劲抄起丁字形的家伙来。水管子里的水哗哗地自水桶的反对一面溅飞出来。吃了一惊一气儿关紧水门,水突然间停止了。这回略开了一点水门,水又源源地流出。一半在桶子里,一半在桶子外,自桶边儿上溅出水花儿来。只要再拧小一点儿,或是再把桶子挪进一点儿,水就都能流在桶子里面了。可是3 个人谁也不动一动手动一动脚,最后水也竟流满了。

一个高个子提着水而来。红布条儿依旧立在原来的地方。看见水已运到,用脚指点这里那里,令苦力知道。

桶里的水哗一声倾在地上,红布条儿举起手,叫道来来来。坐在铺道儿上的先生,姗姗而至。法子想得真妙,察看土沥青马路上水流的样子,水停留之处,一定是凹处了。这里那里共露出了四五个小水坎儿。

 

 

3 个苦力,用锄头围了水坎儿,四四方方地刨着路面。又有一个立定了呆望。更有一个也拖着一把锄头来,嘎吱嘎吱地刨着。红布条儿向着水龙头的地方招招手。关上了水阀的人依旧插了丁字形,站在那里未动。

七利八拉地拖着丁字形而来。店里的挂钟还不到十点一刻。

修筑到了第三天,四四方方地刨好,然后浇上滚烫的柏油。对面慢腾腾走过来一个拿着红旗的苦力。6 个人用6 根绳子拉着1 辆辗机,骨碌骨碌地来了。1 个人一边驾驶,一边大声吆喝着。辗机转到修筑的地方停止,6 根绳子都被掷到车上去了。

坐在铺道上的,站立着的,都噗噗地吸着卷烟哩,也有拾取了掷在道上的烟卷再吸的人。驾驶辗机的人走到浇上柏油的地方用脚试踏了一番。要开始平辗路面了。司机喊着来呀来,1 人,2 人,3 人,4 人,5 人,6 人,按着班儿站了起来,一边说一边笑,每人手里取了l 根绳子。有4 个放在肩膀上;2 个卷在手里,背着身拉的样子。

司机又吆喝着来来来。一时6 根绳子都拉得挺直。无奈辗机并不稍动。司机又大声喊了一次来来来来来,6 人的嘴里也是一阵子来来来来来。绳子拉着辗机骨碌骨碌动了,4个人的脚一步两步向前走,2人的脚一步两步向后退缩着。

动,动,辗机骨碌骨碌极慢地滚着走。不知往返了多少次,算是辗完了。

6 根绳子刚一拉的时候是挺直的,其后便一点也不直了,那也足够了罢。苦力们是颇为伶俐的,只要开头多用了一下气力,以后藉了余力自然会骨碌骨碌地转起来了,这点他们很明白。

 

 

哕的一声把一直靠在电线杆旁、涨红了面孔睡着的红旗的头,敲了一下。红旗突然间睁开眼睛,拧了一把鼻涕,听见说声去呀,便站了起来。

红旗子晃动了,被6 根绳子拉住了的铁辗机,像文明的怪物样,骨碌骨碌地随着旗子转动起来,大约总得要到黄昏才能回到工程队罢。

读了这篇漫文之后,不起轻侮之念的,能有几人呢。然而我还没有能把真相描写尽呢,挂一漏万之处是很多的。话虽如此说,他们的行动也不能过于简单地观察。

以最少额的报酬,最少的人数,各人尽其最大的劳力,以谋获最大的利金者,是主人或头目的心理。得最大的报酬,以最多人数,各提供最小的劳力,如此想的恐怕是劳动者被雇者的心理罢。以最多的人数,各提供最小的劳力,以进行工作;同时,在所得的报酬方面,却不计多少厚薄,以补前愆的,非中国的苦力而何呢(虽说亦可仅视为由于经济单位不同之故)?默默不语中实行着世界的劳资协调的,非彼辈而何呢?至今,辗机的骨碌骨碌声,还如在我的耳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