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中国人的生活

甲中国因为是儒教国，其思想是不必说了，其生活也不待说，是儒教的了。

乙诚然诚然，自小便死读什么《论语》《大学》的了；还是书读百遍意自通式的教法哩。

丙唔，且慢且慢，你们大误了。中国决不是儒教之国。邬其山也曾经说过的，夫子庙（孔子庙）虽然到处有，却到处都被草和粪埋起来了。不断也有大事修葺的事情，但不相干，那一定只是政治家基于什么政治的意味而干的勾当罢了。我们也只是跟在屁股后面乱嚷嚷而已。我实在以为儒教和一般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很深切的关系哩。

丁倒不如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道教的呢。一年到头，样样事情离不开占卦，我以为总该是道教的影响呢。

戊固然不妨如丁君样说是道教的影响，但更进一步，露骨地说来，是一种迷信生活罢了。

 

 

丙这种地方固然也有，但与其说是什么儒教的，道教的，由普及中国全国的佛教那种兴盛方面看来，倒还不如说是佛教的呢。特别如葬式的那种隆重以及乐于布施等等行为观察时，觉得他实是非常佛教的呢。

己诸君的看法都略有些道理，不过我还有一点不同的见解。中国人的生活是极有趣的，但我看的方面和诸君不大一样，我以为中国人是非常地爱好赌博。他们的生活，彻头彻尾，我以为是赌博的。胜则官军败则匪盗那样的语句，岂非活活地把中国人的心理描绘罄尽了吗？

庚诸君都真下了工夫研究着哩。无奈都未能触着中国人的生活的实际。中国人之为人，都非如甲君至己君所说。鄙人以为第一金钱，第二享乐，便是中国人生活的一切了。中国人之如何执著于金钱，已经不待多说。金钱是比生命还来得重要。然而这金钱是用作享乐的。第一妻，第二，第三……金屋藏娇多人，每天饱衣足食游手好闲地尽情享乐。所以，鄙人以为金钱和享乐，才是中国人生活的一切的一切哩。

辛庚君所说，不中亦不远了，我更进一步来看，中国人是先天的奴隶性的。他们第一没有感恩之心的。因为不感恩，所以又不知报恩。不为恩惠等等所感，我以为是连豕犬畜生都比不上的。常言道，饲犬三日便知恩，而中国人则全然不知所谓恩所谓惠之类，所以可以说是最下等的人类，即可以说奴隶一样的人类了。

壬这话失于苛刻了。虽然说是中国人，也岂能说全部都没有报恩之心呢？大体说来，中国人是个人主义的，此种

 

 

个人主义已经病入膏肓，由个人主义，变成了利己主义，而造成了利己的生活。更比这要不得的思想行为也不至于了。癸我以为适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诸君全部所说都是不对的，但又都是对的……甲话说得真妙，否定了全部，又肯定了全部，这种诡

辩式的说法，好不费解。乙且慢且慢，也很有趣呢，请癸君再解释下去不好吗？全体有理有理。请癸君说个明白多好呢。癸君快说。癸请大家暂听，我并不是在这里弄什么诡辩。因为我

真的觉得诸君所说不真实，又都真实，所以才那么说的。如诸君所言，中国人的生活是儒教的、是道教的、是利己的之类，都欲以一个概念来范畴一切，便是我觉得非常失常之处了。

至于又肯定全部的缘故呢，因为诸君所说的一种一种的事情，虽不是中国人生活的一切，实际上呢中国每个人都综合适才诸君所说各色的主义、态度，而且是更多种的教义、信条、哲学等等全部于一身，生活着哩。

即不是分开来单独的某一个，而是把各种各类全部综合起来的东西。

我倾听诸君的议论时，觉得甲君因为是汉学者，所以以为中国人的生活是儒教的。乙君是政治家，所以赞成此说。而丙君则因是僧侣，所以见到了佛教的一方面。易占研究的专家丁君呢见出道教的来了。其他诸君也都是藏在书斋里读文章为主，研究中国人，而能在街道上亲自去观察一下中国人的生活者，连一位也没有呢。

 

 

实际说来，即中国人之中，具有诸君同样眼光者亦颇不少。而具此种眼光者，几乎全部都是留学于日本或西洋，多少沾了一点文明的风气而回国的人。要之只是学得一些西洋式的解剖分析，明白了一部的机构，遂欲据以范畴全体的一种思想。

以为解剖只是已死的身体的解剖，而忘记了是全体综合地活泼地生活着的身体的解剖的缘故，弄得把得出来的答案还原时，也不复能求到原来的数字了。

自然界所以美者，因为有红黄白紫等各样各色的花儿开着的缘故；若全部的花儿都是一色的话，美感一定减杀不少罢。如自然界的极端复杂一样，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极端复杂的。儒教的，道教的，迷信的，赌博的，奴隶的，利己的，享乐的以及其他，应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自由自在地分合取用之。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集各个要素，不能造成一个人。我只知道活着的人类之中，有许多可以判明白的东西，又有许多不可判明的东西综合地存在着的。总之，我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是自然的综合。

儒教也者，道教也者，迷信也者，利己也者，都不过只是分析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而得的解答罢了。

所遗憾的一件事情，便是谁都没有讨论到中国人间产生的禅和中国人的生活的关系如何深切的一问题。这真是非常之可惜的。

生物因不得不生而生，饮食也是不得不饮食而饮食的。思索到如何地生、如何地食的，是人类。而顺从着自然，无意识地体会得生法食法的，恐怕便是中国人了。

 

 

人类对于自然界施以种种的人工，于是一时似乎已经用人力征服自然了。人类也遂以此自豪。然而实际上人类却始终没有能够跨出自然界一步。若举证据，则人类岂非连一颗米种、一匹虱子，都不能制作出来吗。人类只光破坏了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一切一切思想，都不外是自然界的破坏。只要看一看西洋文明的解剖分析，便立刻明白了。西洋文明的本家西洋人以及感染到这种文明病的人们等等，以解剖眼分析眼之类来观察中国人的生活，遂生出诸君样的纯一色的中国观来了。要之，那只不过是诸君个人的说明而已。

然而中国人的生活，则依然是一种不可解剖、不可分析的综合的自然的存在着的东西也。

哎呀，我适才说了些什么话呀，自己都忘掉了……

甲怎么回事，你自己说些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些什么吗？

全体仍然是漫谈嘛，哈哈哈哈哈！

 

 

三二针尖和拳头

据说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同文同种，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若说既如此，两者所想所思也同样吗？那可不如此如意了。一如羽有巨细、车有大小，小则自个人的问题始，大而至于天下国家的问题止，一切都不能同飞不能合辄呢。

或日，一位中国友人，向我说了下面的话：

我从外国留学归来的时候，觉得本国的一切事情，都过于杂乱松懈，不仅令我吃惊，甚至于厌恶，愤慨激昂不堪。然而经过了两年、三年、五年之后，渐渐知道了自己的无力。不仅如此，经历了实生活过来，方渐渐明白以往自己的思想，不过仅仅是一种实生活的模型罢了，而且也渐渐明白以往想把实生活嵌入自己的观念里的不当了。渐渐知道世间一切事情，并不和学校所讲授的模型那样，针尖儿和针尖儿相合似的进行着的，只是大体上不差罢了。实生活之为物，不是针尖和针尖，只是拳头和拳头样大致相同罢了。

 

 

这样说完，微笑了一下。却不知怎样给予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

原来我辈日本人有以少数作为主体来思索的癣习。其一例，则如我辈日本人样喜欢珍奇的事物的人类，恐怕罕见了。当然，并非是任何国家都没有，喜爱珍奇的事物的人有是一定有的，但日本人则几乎可以说整个儿民族，没有一个不喜爱珍奇的事物的。全体日本人，都非常的富于古董趣味，也便可充分想象此中的消息了。

古董趣味，便是一种爱好珍奇的事物的心理。而且因为珍奇的事物必是少数的，以少数作为主体的观察法，要言之不过是古董趣味的引申，即说是古董观察法也没有什么错误罢。

中国也不无持有这种看法观察法的人。有虽确是有之，但不像日本人样是全盘的，这只不过古董式的限于极少数人罢了。

中国人有以多数作为主体而思索的癖好。小之个人的私务，大至于天下国家的要政，一切一切都莫不以多数作为主体思索着的。例如即使说到有无这样的话，也是非有得很多，不能说有；大部没有，即可说无的。和因为有了一个便说有，非一个都没有不能说无这种想法比较起来，大有区别了。

同样的意思，再换一句话来说，日本人的这种思考方法是模型的，中国人的思考方法则可以说是实物的了。

再换句话说，日本人是理论的文章的，而中国人则可以说无往而非实际的实生活的了。

再作个比较，日本人是彻底的，而中国人则是适可而止的。

 

 

再说一句，日本是条文的，而中国人则为自由型的。

漫谈到了此处，两翼也，两轮也，永远不能同飞合辄，也是当然的事情了。

而致此的大部分原因，都是由各自国家的环境渐渐造成的。自幼便是在日本样的国境分明、狭小的地域里，受了人类中少数的英雄伟人圣贤的遗风遗教的熏陶而成长的人民，和在中国样的国境模糊的广大的地域里，总非人力所得防避幸免的种种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中成长的人民，其看法和观察法在基础方面便不同也。

所以现在说要突然间变更双方的看法观察法，到底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正确地弄明白双方究竟不能同飞合辄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事情，绝算不得是罪过罢。

这也便是此册漫文漫谈的由来了。

“和我辈日本人的一切看法观察法的根柢都以少数作为主体这样的癖性正相反，中国人却是任何时候，都以多数作为主体出发的。”我最后蛇足地添说一句。

 

 

译者附记

一、原书于1935年12月出版，日本东京学艺书院发行。原作者系上海内山书店主人，曾与译者通讯，深望此译本，能于中日真正亲善相互了解上，有所裨益。

二、本书鲁迅先生序，原亦日文，译文经先生于大病初愈际，予以修正，十分感激。并赐函谈两国国民性谓：“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产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又谓：“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他所举种种，在未曾揭出之前，我们自己不是觉得的。所以有趣。但倘以此自足，却有害。”

三、书中遇有须加附注，始克充分明了时，均于注前加一按字，以别于原注。日文读法，亦为读者方便，加以罗马音。

二十五年三月五日译者志

 

 

译者简介

尤炳圻（1911—1984），字平白，江苏无锡人氏，1911年10月25日生于无锡。1934年夏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当年赴日留学，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攻读英国及日本文学，1937年夏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和从事译著活动。1945年迁居上海，在上海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缉椝中学及南迁苏州的河南大学等校任教。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到北京，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后分至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其间也从事了文学研究和译著活动，1984年病逝于兰州。

尤炳圻通晓英、日语，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他在大学读书时就曾出版研究清代著名文学家黄遵宪的两部学术著作《黄公度年谱》及《人境庐诗草（校注）》，在日本留学时翻译了英国格莱亨的《杨柳风》，其后又译了内山完造的《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其他主要译著有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岛崎藤村的《破戒》、木下尚江的《火柱》、夏目漱石的《梦十夜》等中长篇小说，藏原唯人的文艺理论著作《日本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以及著述《日本语文语法》《日本文学史》《日本诗歌选》等。

 

 

尤炳圻长子 尤锡庆撰稿参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校报及《遂初堂尤氏宗谱》（卷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