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特别是其中的“超议会制”政体，既没有充分承认当时左右中国政坛的北洋集团的政治利益，也没有从制度创新方面实现北洋集团提出的正当的权力目标，从而失去了北洋派对政治制度变迁的支持。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政治制度变迁的动力，民国初年宪政制度变革最后的失败也是在所难免。

而在随后的制度选择中，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走向了立法权力弱化的另一个极端。在新约法中，立法权力大大缩小：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拥有议决法律、预算、弹劾总统等立法与行政监督权，但是与总统制美国国会比较，参议院同意权被取消，最重要的弹劾权被分割。新约法规定国务卿、各部总长有违法行为时不受立法院弹劾，而是肃政厅弹劾，平政院审理。新约法对立法权力的规划，完全改变了《天坛宪法草案》中“超议会制”的设计，立法机关不仅不再是“国会至上”，而且一些正常权力也被剥夺，独立性被严重削弱。立法权力的过度削弱正是对“超议会制”最好的回应。

与此相应的是“超总统制”政体的出现。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国务卿、各部总长对总统负责。参政院是新约法创制的一个权力机关，参政院应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虽然从表面看，总统在行使权力时，经常受到参政院的限制，新约法也赋予了参政院相当大的立法与行政监督权，如解散立法院同意权，公布立法院通过之法律，发紧急教令代替法律，为财政紧急处分，推举民国宪法起草委员，审定民国宪法案，在立法院未成立前代行立法院职权等，但是由于参政纯由总统任命，实际上也是对总统负责，并不能发挥有效限制总统权力的作用。所以有论者指出：“夫以总统指定之一咨询机关，其权力之大乃如是，此为何种政治制度耶？盖袁氏欲夺立法院之权尽归于己。”

与总统制美国总统权力相比较，新约法中的总统除有立法提议权、委托立法权、军事权、荣赏权、赦免权、戒严权以外，还拥有其他特权：第一，解散权。约法规定总统经参政院同意，解散立法院。第二，外交权。缔结条约、宣战、媾和不需经立法院批准。第三，绝对否决权。新约法第34条规定，在总统否决立法院法案后，如立法院仍持前议，而大总统认为于内治外交有重大危害，或执行有重大障碍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不公布之。第四，财政处分权。其一是紧急财政处分权。为国际战争或戡定内乱及其他非常事变，不能召集立法院时，大总统经参政院之同意，得为财政紧急处分权。其二是特定财政处分权。法律上属于国家义务、法律上规定所必需、履行条约所必需、陆海军编制所必需的支出，非经大总统同意，不得废除或裁减。第五，宪法起草与修正权。参政院为宪法起草与审定机关。总统有权提出增修宪法案。第六，紧急命令权。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害，事机紧急，不能召集立法院时，经参政院之同意，得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但须于次期立法院开会之始，请求追认。前此教令，立法院否认时，嗣后即失其效力。第七，独立任免权。总统直接任免文武官员，不需要立法院批准。

以上这些行政权力都是美国总统所没有的。美国总统的外交权是受制于国会的，官员任命需要参议院同意，也不拥有绝对否决权。所以，有学者认为新约法杂采美国、日本、欧洲大陆各国宪法中最偏重行政之条文，再加以别出心裁，独自创作之集权制，以实行“一人政治”主义。“其要者则为取消内阁制，采用总统制；复将立法部权限缩至极小，大总统权限扩至极大。”①[1]

此外，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不再形成制衡关系。总统拥有超级权力自是不必说，在立法行政监督方面，虽然立法院有弹劾总统权力，但这只是徒具形式。一方面弹劾难度提高，需要立法院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四分之三以上可决，明显高于美国国会弹劾总统标准。一方面，新约法规定大理院负责审理弹劾总统案，但是大理院法官又全部为总统所任命，这样袒护总统势所必然。“故弹劾案即能得立法院高额之多数通过提出，大理院亦未必能以无偏无党之态度，绳总统以法。”①[2]而在对国务员弹劾问题上，由于平政院、肃政厅官员都是大总统任命，并不是独立的司法机关，弹劾效果可想而知。新约法又仿照议会制规定，赋予总统解散议会权，但议会却没有相应的不信任权，这显然是一种失去制约与平衡的权力关系，有分析认为“行政权特别扩大，而立法仅为大总统之附属机关”。由于司法机关没有宪法解释权，大理院法官又完全由总统任命，所以司法权不具有独立性，在三权关系上也不能发挥制衡作用。

因此，在新约法设计的政治制度中，总统行政权力极大，立法权与司法权相当弱小，严重违背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这种总统制已经不是美国式的总统制，而是类似于近现代南美国家阿根廷的“超总统制”。与新约法中总统权力相似的是，阿根廷总统也有独立任免权、紧急命令权、绝对否决权等。②[3]“超总统制”的核心原则就是总统行政权力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