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口刑场耸人闻
过去，北京宣武门外有个明清两朝的刑场——菜市口
刑场。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宣武门街，有市曰菜市
口，刑人之所。”九十六岁高龄的北京老住户关玉福曾讲：
“菜市口刑场杀人的地点，就在现在的南来顺小吃店的西
墙外。”菜市口刑场，“东自铁门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胡同
北口外止。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时，由东向
西排列，刽子手亦执刀由东向西顺序斩决”。
在菜市口有一历史悠久的药店，叫西鹤年堂，它与杀
人的刑场有密切关系。北京人有句骂人的俗话：“西鹤年
堂去讨刀伤药。”这个西鹤年堂创立于明嘉靖年间，距今
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年菜市口刑场杀人时，药店就得
暂时关张。因为监斩官就在西鹤年堂休息。
在清代，刑场监斩官的高台座位常设于西鹤年堂店门
口。搭一席篷，下放一长方桌子，上摆朱墨、锡砚和锡制
笔架，笔架上搁放几枝新笔。监斩官照例先在西鹤年堂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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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坐，稍事休息，再升座行刑。公案上的笔，是有几个犯
人便要预备几枝。这是何故呢？因为凡杀一个人，刽子手
提头上来，监斩官就要用朱笔在犯人头上点一点。那枝笔
就会有人出大价钱买去，据说这种笔可以压邪驱魔。从另
一角度讲，一个犯人用一枝笔，亦为刽子手和差役们的生
财之道。
民国以后，废斩刑，改枪决，刑场移到桥南面路西，
先农坛二道门外。周作人在《补树书屋旧事》中提过：“宣
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这地段不算很好，因为接近菜市
口。幸而民国以后不在那里杀人了，所以出入总还是自
由清静的。”说明在民国之后，菜市口作为刑场的历史才
结束。
封建统治者草菅人命，杀人如麻。明清两代，究竟
在菜市口刑场杀了多少人，是难以统计的。据载，被杀的
人当中，有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志士，如“戊戌六君
子”谭嗣同、康广仁（康有为之弟）、刘光第、林旭、杨
锐、杨深秀。此六人，在狱中时均意志坚定，写下了不朽
的诗篇。谭嗣同在狱中题诗，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的警句；杨深秀在狱中作诗数章，“忠气之
诚，溢于言表”，诗云：“久拼生死一毛轻……缧绁到头真
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也有触犯慈禧威严的大臣。庚
子年间（1900），义和团运动掀起高潮，清廷“剿抚两难”，
慈禧太后决定避开义和团的锋芒，先利用义和团抗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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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等时机成熟之后再镇压义和团。当时吏部左侍郎许
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在御前反对慈禧太后贸然对外宣战，
后又联名上三疏，请严惩主战大臣和镇压义和团，结果触
怒了慈禧。于是七月初三日，朝廷以“每遇召见时，任意
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的罪名，将他们“即行正
法”。许景澄不服，说：“我于朝廷可谓尽忠矣！”也有的
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的失败者。如咸丰十一
年（1861），肃顺监斩了因家奴受贿而遭杀身之祸的一品
大员柏葰。三年后，身为顾命大臣的肃顺又被慈禧命人押
赴菜市口刑场斩首示众。但被杀的更多的是无辜的平民百
姓。据载，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九日至七月六
日短短半个月间，就毫无根据地以所谓白莲教谋反的“罪
名”，接二连三地在菜市口刑场残杀无辜百姓一百多人。
清代有个叫许承尧的人写过一首诗《过菜市口》，把
菜市口刑场的景象描绘得颇具声色，特录于此，以飨读
者。诗曰：
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
市人竞言笑，谁知我心悲？
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
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威。
愁云泣不散，六月闻霜飞。
疑有万怨魂，逐影急啸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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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横短垣，茅茨复离离。
此为陈尸所，剥落墙无皮。
右侧竖长竿，其下红淋漓。
微闻决囚日，两役舁囚驰。
高台夹衢道，刑官坐巍巍。
囚至匍匐伏，瞑目左右欹。
不能辨颜辅，乱发参霉泥。
欧刀厚以寸，锋钝断腕迟。
一役指囚颈，一役持刀锋。
中肩或中颅，刃下难邃知。
当囚受刃时，痛极无声噫。
其旁有亲属，或是父母妻。
泣血不能代，大踊摧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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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怪”震惊朝野
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风景优美，平日游人络绎不绝。
然而在旧时，这里却称南大洼，偏僻荒凉，坟茔累累，芦
苇丛生，人迹罕至。尤其夜半时分，鬼火明灭，风吹树
动，鸟枭啼叫，令人毛骨悚然。光绪二十年（1894），这
里曾发生过“大水怪事件”。
当时每至深夜，湖中芦苇深处总发出阵阵瘆人的叫
声，音量极大，环湖振响，整个水面亦随之颤抖。于是有
关大水怪的传言四起，说“南大洼连着海，是渤海的海
眼”，“大水怪复出若是震塌了海眼，北京城也就完了，这
是气数，在劫难逃啊”。还有“大清进关二百多年，大水
怪不出来闹事，眼下恐怕是……”
“妖言”传入宫中，慈禧老佛爷闻之震惊，御前的王
公大臣们连忙献计。先是请和尚、喇嘛、老道来湖畔筑坛
念经，大办法会，超度“大水怪”。再就是调八旗禁军到
湖畔布阵压邪，并摆出皇上出巡的銮驾和仪仗昭示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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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南大洼沿岸佛幡招展，钟鼓齐鸣，声动十里，禁军布
下“混元乾坤八卦阵”，皇上的宝座驻跸阵中，大有六军
出行、天子莅临之势。说来也奇，几天之后，不知是大水
怪被“超度”了还是被“镇服”了，南大洼水面恢复了平
静。京城上下于是又流言四起：“大清气数还长着呢”，“一
正压百邪”，“北京城是块福地，大家都沾太后、皇上的洪
福”……
谁知到民国五年（1916）夏，南大洼“大水怪”又出
现，叫声之大，震动全湖，波及沿岸。京城传言又起：“皇
上退位，没有真龙天子镇着，大水怪要翻翻身……”其时
袁世凯正欲登极当洪宪皇帝，岂容“妖言四溢，惑众骇
俗”。无奈京师警察局对谣言“禁而无效”，且越禁越传，
越传越邪，于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不得不采用“治本”措施。
吴氏率幕僚赴南大洼视察后得出结论：大水怪既然会
叫，当然是血肉之躯。南大洼芦苇丛生，湖水当然不深，
“水怪”也就不会太大。北京距渤海三百余里，南大洼是
一坑死水，绝无“震塌海眼之理”。“治本”方案当为武力
弹压。
吴氏随即调来精锐的警察部队，十辆装甲车架着马克
沁式重机枪，环湖列阵，进入战斗状态。沿湖的制高点则
部署各种火器的射击阵地。
夜深，面临大敌的“大水怪”却置若罔闻，照例鸣叫。
吴氏下令：“按兵不动，就此监视。查实声源，避免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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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混乱误伤。”直至破晓，旭日初升，沿湖警察部队才
得到射击命令。于是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大水怪”果然
腾水而出，被当场击毙两只。
原来两度扰乱京城的“大水怪”，只是一种不知其名
的水鸟，大者近三尺，小者二尺余，嘴又大又长。它鸣叫
时将嘴插入水中，引起共振，使湖水震荡，堤岸也好像在
发颤。
后来，两只“大水怪”的遗体被制成标本，送至中央
公园（今中山公园）展出。至此，这桩震惊朝野的“大水
怪事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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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神仙”张铁嘴命丧“天子”手
旧时京城盛行看相算命，清末民初有一个名叫张振
龙的人，因其看相准，又直言不讳，被称为“活神仙张
铁嘴”。
张铁嘴最早只是在天桥摆个相摊，挣钱糊口。有一
天，一个穿着很破的人前来看相。张铁嘴见他虽身穿破
衣，但面皮白嫩，脸上油光，双目有神，头骨丰满，断定
其绝非等闲之辈。他拱手说道：客官之头，圆、健、正、
丰，乃大福大贵之相。别看你身着破衣，实乃荣华富贵之
人，您脱去破衣，必是紫袍加身。如说的不对，我愿金盆
洗手，永不再吃这碗饭。那人听罢，二话不说，从怀里拿
出一个金元宝，往摊上一丢，扬长而去。后来得知，此人
乃是一位王爷，闲得无聊，来此解闷。此事情一传开，张
铁嘴便被说成活神仙了。
溥仪退位后，袁世凯投机当了大总统，但他仍不满
足，又得寸进尺地做起皇帝梦来。然而他又怕真的当了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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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因此左右为难。侍卫长张洪镖
看出他的心思，为了讨好，借机说，有一个看相的张铁
嘴，他只要看你一眼，即可断出吉凶祸福。袁世凯说：有
这等事，你把他找来，我看看他有多大本事。
张铁嘴这天正在家中眯着眼抽大烟，忽进来一人，说
请张先生到袁大总统府去一趟。张铁嘴大吃一惊，抽大烟
的舒服劲儿立即变成一股冷汗，顺着脖子往下流。凡看相
的人有三怕，其中之一是怕给凶残之人看相，看准了则必
遭其害，袁世凯即属此类。于是他推辞说：总统爷高看我，
是我三生有幸，但看相人有戒律，其中第五条是酒后不能
看，醉人之眼吉凶难辨。我今天喝了酒，恕难从命。那人
说：既如此，明天切勿再饮，我再来接你。
来人走后，张铁嘴心想：听说袁世凯是癞蛤蟆转世，
不知面相究竟如何？他想当皇帝，又怕世人反对，我是顺
竿爬还是反着说呢？最后下定决心：顺竿爬。他对家人说：
这次进宫，是福不要乐，是祸躲不过。
第二天张铁嘴壮着胆子进了总统府。只见在一片森严
气氛中，袁世凯坐在紫檀木椅上，墩粗肥胖，两腿垂直，
一副骑马蹲裆之势。他微笑着冲张铁嘴说：听说你有些本
领，你照直说吧，不必拐弯抹角。张铁嘴朝袁世凯脸上一
扫，见是一脸奸相，说：相分五色，青主忧、黄主喜、白
主泣、黑主病、赤主惊，总统气色是黄中显青，乃喜中见
忧也。又印堂发亮，乃主大贵，但两条疑纹，必有疑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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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之事。他故意停一下，又说：总统天授，事无不成，求
则得之，舍则失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袁世凯一听正
中下怀，但仍二目微闭，令其说下去。张铁嘴这时忽然跪
倒在地，口称：万岁爷，赦民斗胆进言，您再不登九五之
尊，必有负上苍了。袁世凯把脸一沉说道：不可胡言，我
乃民国总统，岂能复行帝制？说罢即拂袖而去。
未几天，张铁嘴被害而死。原来袁世凯一听自己是真
龙天子相后，怕传扬出去泄露天机，于是就派人把张铁嘴
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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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总监住凶宅
过去，传说北京凶宅甚多，尤其是那些深宅大院。由
于有某种背景，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人们有意无意地渲
染，便越传越凶。民国年间，人称京城有四大凶宅，即二
龙坑的郑王府、汪家胡同军警缉察处、小石桥警察教练所
和兵马司的警察总监公馆。
这里说的警察总监公馆是指袁世凯当政期间警察总
监吴炳湘在北京城的住所。他从山东巡警道调任警察总监
后，就住进了这座空置了十几年的大院。此院原为清朝一
个皇戚官邸，“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主人合
家遇难。官邸后由官方接管，便一直闲置起来。在老百姓
的意识里，杀过人的房子都是凶宅。加之里面杂草丛生，
“四大仙”狐（狸）、黄（鼠狼）、蛇、柳（刺猬）繁殖甚多，
又都在夜间出没，更增加了宅院的神秘感和恐怖感。吴炳
湘乔迁不久，夫人滕氏忽患白喉之症，不治身亡。这使凶
宅之名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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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人住进凶宅之后，原宅的一些仆从和看管人员还
继续留用。这些人对老主人总是念念不忘，对他们惨死的
情景印象极深。新主人住进来之后，他们经常有意无意地
渲染一些凶相，警示新主人不可过分造次，尤其那些更夫
们晚上打更时，嘴里总是不断地呼喊。有一天，吴炳湘毕
业于日本警士学校的侄子问道：“你们在瞎叫唤什么？”更
夫说：“我们巡更时，总觉得有东西在腿前挡路，不喊叫
就迈不开腿。”这位侄少爷是个洋派人物，又任京师警务
稽察，哪会信这个邪。就说：“有什么东西，你们指给我
看！”更夫说：“你一出来，那东西就向花园跑了。”侄少
爷大怒：“带我到后花园去，找不着就拿你们是问。”他们
来到花园，果然发现草丛里有个一尺多高的影子在晃动，
侄少爷立即拔枪射击。大家听到枪声都点灯前来，发现被
击毙的原来是个大刺猬。人们议论说：“这么大的刺猬，肯
定是有灵性的。”
还有一个女仆，自从总监夫人病故后，大白天经常
闹“太太附体”，拉着小姐们又哭又闹。但当姑老爷闻讯
赶来时，女仆则立即恢复正常。原来这位姑老爷是个骑兵
上校，年轻气盛，再加上那身笔挺的军服，手握勃朗宁手
枪，身后还有两个马弁亮着盒子炮。女仆本来是装神弄
鬼，一见这阵势，早吓出一身冷汗，哪里还敢闹下去。别
人却认为这是姑老爷那军人的阳刚之气把邪气镇住了。
由于接连不断地出现怪现象，为保证警察总监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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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警方决定加派一些警士在夜间和更夫们一起巡逻。谁
知那些警士进入内宅后，也说这院子里不干净，到处是鬼
鬼怪怪的。那位侄少爷追问警士到底看到了什么，警士
说：“每天晚上都见到些黑影子跑到后院去，等走到那口
水井处就不见了。”于是，侄少爷下令全体出动把井水淘
干，最后在井底发现了几具白骨。面对此情此景，这位受
过现代教育的警官也有些发毛了。他命令警士把白骨打捞
出来，运到城外予以安葬。又往井里投了两颗手榴弹，驱
鬼镇邪。最后把井填平，才算完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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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气腾腾的“大令”
旧京之所谓“大令”，是指军阀时代由“军警宪联合
办事处”派出的弹压队伍。为首的官长怀抱一个颇似令箭
的油布套子，内藏令旗一面，长二尺半，上宽下窄，其正
面绣有舞龙一条，顶端书楷体“令”字，象征至高无上的
权力。官长左右跟随侍卫，其后是十余名荷枪挎刀持红黑
两色军棍的军人、警察与宪兵，沿街而行，杀气腾腾。望
者每每不寒而栗，退避三舍，如见鬼神敬而远之。
当时，为非作歹者如蚁结蜂聚且出没无常，故冯玉
祥、张作霖等领兵坐镇北京时，每日必出大令四处巡查。
遇鼠窃狗盗及酗酒滋事者，当即饱以老拳或用军棍将其打
得皮开肉绽；倘遇土匪、流氓以及散兵游勇行凶抢劫、强
奸妇女或殴伤无辜，则往往就地正法。北洋奉系军阀张作
霖部将马中元充任大令指挥官时，就曾在城南游艺园将一
名醉酒闹事的奉军士兵就地枪决。
执行大令军务的官兵，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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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戏园子，盖因在这里可以受到最隆重的欢迎和最殷勤
的招待。由于大令这支特殊的队伍掌有生杀予夺之权，故
所有戏园老板和艺人无不提心吊胆，惟恐因小隙而酿成大
祸。鉴于此，各家戏园均在前台系一铜铃，绳端直通大门
口，由在外面招揽观众的伙计负责报警，只要发现大令过
来，就立即拉动铃绳儿，台上的“鼓师”（相当于西洋乐
队的指挥）听见铃响，即使演出正值高潮，也要以鼓声发
出信号暂停演出，继而指挥乐队“吹台”（也叫“吹通”，
旧时戏曲开演以前吹奏的幕前曲，用以招徕观众。一般吹
打三通，前两通用打击乐器，第三通改用唢呐吹奏《将军
令》、《哪吒令》、《一枝花》等，以示恭候大驾光临。此时，
台上浓施粉黛的男女演员个个垂手肃立；而台下那些叽叽
喳喳的观众亦顿时收敛笑容，屏气凝神；至于串座位叫卖
香烟、瓜子儿的小贩，更是神色惶遽，纷纷躲到旮旯儿，
呆若木鸡。
一阵沉重的马靴声把戏园内所有人的心震得突突地
跳。而老于世故、善于看风使舵的前台老板以及“案目”
（看座的）、“茶堂”（供应茶水者），个个佯装笑脸，恭恭
敬敬地将一行十余人让到特备的雅座上，以高级香烟、茶
水、瓜子儿以及“热手巾把儿”（旧时戏院供观众擦脸擦
手用的热毛巾，使用者须付小费）款待。官长及随从落座
后，只要把那个代表令箭的东西插在木架上，鼓师便立刻
继续指挥，霎间锣鼓丝竹齐鸣，演员益发精神抖擞，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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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念、做、打，都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支令人胆战心惊的大令队伍究竟在戏园逗留多久，
没谱儿。剧目新颖、演技高超且又合乎官长的口味，也许
会一直呆到散戏。倘若觉得索然无味，稍待片刻转身便
走。只要中途一走，艺人就得再次暂停演出，鼓师就得再
次指挥奏乐，以示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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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盗匪“套白狼”
20 世纪30 年代初，天津海光寺一带还是一片荒僻之
地，一些拦路抢劫的盗匪经常在这里出没。
笔者尝闻，一日黄昏，某骑自行车者，偶见前面有一
老者模样的人，身着长衫，手提蒙着布罩的鸟笼子，悠悠
漫步。骑车者认为这种养鸟之人多是阔绰的闲人，年纪一
般较大，不会出什么事的。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毫不犹
豫地骑车从提鸟笼人身边走过。
就在他走近提鸟笼人身边时，顿觉有一件东西落在头
上。刹那间眼前一片漆黑，一个跟斗栽了下来，不知发生
了什么事情。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感到一个圆圆的东西扣在自己
的头上，还有一些杈杈巴巴的东西把自己的脖子卡得紧紧
的。他忍受着痛苦把那东西慢慢摘下，取下一看，原来就
是前边那人提的鸟笼子。再仔细一看，这鸟笼子好特别，
无底不说，而且勒着一圈密密倾斜的竹签，上口小，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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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活像一只捉螃蟹的篓子。这种东西扣在头上，怎么受
得了呢？
当回过头来再找老者的时候，早已无踪无影，自行车
也被劫掠而走。
这种伎俩，就是旧时人们常说的“套白狼”。“套白狼”
是旧时匪徒拦路抢劫的一种行为。这种劫匪的活动多是在
路静人稀的地方，乘人不备，用系有活扣的绳索套住行人
的脖颈，将其勒昏或勒死，然后抢走财物。
清代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上登载了一篇新闻，对此
有形象的描绘。文章写道：“本埠（上海）西门外四明公所
一带，地僻人稀，黑夜时常有匪徒出没，行人咸惴惴焉。
前夜，漏敲三鼓，有某洋行人某甲行经其地，突有匪徒三
人，短衣窄袖，蓦从榛莽中腾跃而出。一人手持竹竿，竿
梢系麻绳圈；一人从后，上前将某甲之头颈套住，一若近
今西人于街市上遗恶少捉狗者然。某甲见力不能敌，噤
不敢出声，任其劫掠一空而去。”这段记载，活灵活现地
把“套白狼”匪徒的行凶情况描绘出来，读之令人不寒而
栗。“套白狼”匪徒作案有种种方式。有的乔装打扮成脚
夫模样，活动在车站、码头，帮旅客搬运行李、财物。一
旦走到僻静之处，即露出本来面目，进行“套脖”抢劫。
也有的匪徒暗地跟踪旅客，伺机用棍棒将旅客打昏，抢走
财物。
虽然“套白狼”在旧时属小股匪徒，但其同伙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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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们在联络时暗定了一些黑话。如：同伙称“线上
的”，走路称“踏线”，石头称“老大”，郊外无人处称“漫
荒”，寺庙称“古子”，树林称“影子”，行劫不成称“风
不正”，贼的住处称“榻窑子”，有银子称“露白”，有钱
称“有水”，无钱称“无鱼”，钞票称“花叶子”，衣服称“臭
叶子”，口袋称“桶子”，锁称“葛子”，钥匙称“把子”，
分赃后逃走称“蒯蒯”等等。这些黑话同伙明白，外人
不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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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古今“四公子”
中国历史上屡有“四公子”之称。早在战国时期，齐
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便被呼
为“四公子”。汉朝的贾谊在《过秦论》中称“四公子”“皆
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之俊杰。可见
“四公子”是一时俊彦的美称。
明末也有“四公子”，即冒襄（辟疆）、陈贞慧（定生）、
侯方域（朝宗）、方以智（密之），皆为复社中人，以诗文
飘逸、风流倜傥而名冠天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对这
“四公子”皆有生动的描写。
清末和民初也有“四公子”，其声名亦曾显赫一时。
清末四公子一般指谭嗣同、陈三立、徐仁铸和陶菊存。
谭、陈、徐、陶四人在当时都是钟鸣鼎食、肥马轻裘的官
宦子弟。如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为湖北巡抚，陈三立之父陈
宝箴是湖南巡抚，徐仁铸之父徐致靖为户部侍郎，陶菊存
为世家子弟。而这“四公子”也几乎都是大清朝的“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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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谭嗣同是江苏候补知府、四品衔军机章京，陈三立是吏
部主事，徐仁铸是湖南学政使。但他们都无意于功名利
禄，而醉心于维新变法。这“四公子”当时与康有为、梁
启超相呼应，锐意变法图强，很为时人瞩目。“戊戌变法”
失败后，谭嗣同决心以血激励后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大
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慷慨赴死。陈三立、徐仁铸
皆以“招引奸邪”之罪被褫夺官职。
“四公子”中以诗文称誉者为陈三立，他是清末“同
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有名的“海内三陈”之一。
后来朝廷恢复他的官职，他却拒辞不受。晚年在北京时，
他拒绝伪满洲国和北平日伪统治者的拉拢，以八十五岁高
龄绝食而死，其爱国气节极为时人所钦佩。他的两个儿子
陈师曾、陈寅恪，一为大画家，一为国学大师。《辞海》
中陈宝箴、陈三立、陈师曾、陈寅恪一家三代同入传，足
见陈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
民初以后，也有“四公子”出现。在20年代的报章上，
“四公子”之名屡屡被提及。这四公子是孙中山之子孙科、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当时浙江督军卢
永祥之子卢筱嘉。“四公子”当时都是二十岁上下，子因
父显，风云一时。1922 年直奉第一次大战之后，孙中山先
生曾举奉系、皖系订立策略性的反吴佩孚的三角联盟，这
四公子便互相酬酢，为联盟穿针引线。除孙、张二公子，
卢、段二人不太为世人所知。其实这两人都是典型的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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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卢筱嘉一生最“烜赫”的举动当为大闹上海共舞台，
痛打黄金荣一事。这是当时报纸的头号“要闻”，其实起
因只不过是为了看戏捧坤角儿。段宏业在四公子之序中最
为默默无闻。他不像袁世凯的“储君”袁克定那般醉心于
“接班”而出入政坛，据说他的擅长是下围棋。
民初“四公子”说法还有其他版本。
有一种说法是“四公子”指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
蒋纬国（蒋纬国实际是戴季陶在日本时的私生子，后交蒋
介石抚养）、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孙中山秘书金某的儿
子金定国。四人的名字均为孙中山所起，寓“经纬安定”
之意，且互结金兰。但四人在当时并非活跃人物，也无名
气，尤其金氏之排列颇为勉强。
已故的南社老人郑逸梅先生说“四公子”是指张学
良、卢筱嘉、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寒云）、张季直（张謇）
之子张孝若。民国年间名负一时的大诗人林庚白则认为
“四公子”并无袁克文的份儿而是孙科，他的理由是，民
国五年以后，袁世凯已非风云人物了。笔者曾请教过全国
政协文史专员沈醉，他认为是孙科、张学良、段宏业、袁
克文。
还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说法是“四公子”指张学良、袁
克文、溥侗、张伯驹。此见于张伯驹著《洪宪诗补注》。
但笔者以为，袁、张、溥、张（伯驹）四公子说法之形成，
主要源于北方的北京。张伯驹只是袁克文的表弟，溥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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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王侯而是沦为票友，张伯驹、溥侗加上张学良、袁
克文都是以玩乐、风流闻名，故称之“京华四公子”也不
无道理。
溥侗号红豆馆主，是清恭亲王奕黋的孙子。辛亥革命
后，溥失去了“铁帽子王”的衣食饭碗，只得以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加上变卖祖产为生。他尤擅昆曲，是京津名票，
还在燕京大学开过戏曲课。可惜晚节不保，汪伪时下水当
了汉奸，任职于“考试院”。抗战后潦倒而终。
张伯驹，其父张镇芳替袁世凯管钱。张伯驹是极有名
气的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和诗人，多次花重金收购流
失的国宝，后捐献国家。50 年代成为“右派”。他的文采
曾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周恩来还关心、安排他工作。80 年
代故去。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天生风流，极具才华，自比
曹植。他是诗人、书法家、鉴赏家、名票友，因反对其父
称帝而博得人们的称赞和同情。后被袁世凯软禁，从此穷
困而死。袁克文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都是世界著名
的物理学家。
有趣的是，20 世纪30 年代还出现了女“四公子”，她
们是当时著名的女作家。她们是庐隐、王世英、陈定秀、
陈俊英，因为名噪京华，遂被时人呼为“四公子”。到
了20 世纪90 年代，北京亦流行“四公子”之说法。记得
1994 年吴祖光之子吴欢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四公子”，发
220
表在《北京晚报》上。我只记得有他自己和万伯翱，别的
两位记不清了。万、吴两位都是我的朋友，都是影剧作
家，出过书，有名气。吴欢只不过借“四公子”写了四个
人，很别致，所以这篇文章颇有影响。但据说招致了他们
长辈的不满，这是后话了。
221
名妓暗救杨月楼
著名京剧大师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是“同光十三绝”
之一，曾几度到上海演出。有一位闲居上海的广东徐姓妇
女，见他人品出众，技艺非凡，便有心将女儿许配与他，
因而与之多有交往。这位妇女本是官眷，人虽半老，风韵
犹存，丈夫死后拥有一大笔遗产。住沪的广东人见她与杨
月楼过从甚密，便疑心两人有私情，觉得丢了广东人的面
子。现又听说杨月楼要娶她的女儿，便断定杨企图吞占徐
姓家财、霸占母女，出于同乡人的义愤，他们联名讼之于
官。
当时的上海县令也是广东人，见了诉状便怒火中烧，
即刻出签将杨月楼拘捕入狱。审讯时，杨拒不开口，县令
命衙役用铁锤打他一千下。谁知铁锤落下，质软而轻，毫
无痛苦。这是怎么一回事？几天以后，一名妓女到监狱探
望杨月楼，才解开了这个谜。
此探监者名叫沈月春，是上海名妓，因厌恶卖笑生
222
涯，早已有心从良。杨月楼每次到上海演出，她都要去看
他的戏，并深深爱上了他。奈因自己身份卑贱，只好把爱
慕之情藏于心底。此次得知杨因事系狱后，她慌忙跑到县
衙疏通关系。衙役告诉她，此事实在爱莫能助。衙役还
说，县太爷已命我们准备铁锤，打算在堂审时找个岔子活
活将杨打死。沈月春一听泪如泉涌，跪下苦苦哀求衙役救
她的“心上人”一命。她花了一千两银子，终于买通了衙
役。衙役在行刑时，用的“铁锤”是软木做的。
沈月春到监牢探望杨月楼的时候，因为杨并不认识她，
她只好自报家门，并详细叙述了自己暗地救他的经过。言
谈之中，她微露爱慕之情，最后竟哭着对杨说：“自君入狱，
妾不敢自安，每日吃素念佛为君消灾，诚望君早早出狱。”
杨月楼听了她的哭诉，感动不已。他真想一把拉住她
的手，说上几句感恩的话。但是他深知，此举非但剪不断
沈月春的相思情，反而会使她陷入更深的爱恋之中。再说
自己早已与徐姓妇女的女儿有过海誓山盟——一个非她不
娶，一个非他不嫁。他是不可能娶眼前这位多情妓女的，
又何必误了人家从良的大事呢？想到这里，杨月楼竟板起
面孔，双目怒视，高声责问她：“谁叫你救我的？谁叫你
吃素的？我坐班房与你何干？”
可怜沈月春哪知杨月楼的用意，面对如此“忘恩薄义”
之人，她顿时心灰意冷，痛哭而返。从此厌绝尘事，自削
其发，跑到杭州建了一座尼姑庵，当了尼姑。
223
张老道买前门楼子
张老道买前门楼子的新闻当年曾轰动过北京城，屈指
已近一个世纪。
老北京人闲聊时，谈北京，必引出“九门八点一口
钟”；谈九门，必引出前门楼子；谈前门楼子，必引出张老
道；谈张老道，必引出孙老道研制“避瘟散”和创立长春
堂的一系列故事。只要听者肯于洗耳，则尽可混迹于京腔
京韵的老者中，定能大饱耳福、大长见识。
孙老道名振兰，祖籍山东招远县，本是乾隆末年草泽
医生，辗转京城，于前门外长巷头条以制售“闻药”（粉
状清凉小成药）为生。光绪初年（1877），其孙三明继承
祖业。孙三明因受戒于京郊房山娘娘庙做火居道士（不住
道观，可以娶妻生子的道士），便出资修长春观。孙三明
由常闻香火味道而受启发，遂在先祖闻药基础上，聘药师
察希良屡次试验，于香面儿中加冰片、麝香、朱砂、薄荷
冰以及甘油等十余味药料，终于试制成功清香爽神的“避
224
瘟散”。“避瘟散”装以锡制八角形小扁盒，其上所铸商
标即孙三明道装头像，胸前抱八卦图，望之有仙风道骨之
感，下刻“避瘟散”三字。孙三明并更店名为长春堂。
1926 年孙三明病故，长春堂遂由其内侄张子余接管。
因张子余受戒于白云观的火居道士，故称张老道。此人
精明强干，且极善钻营，颇好交游。张老道效法其姑父遗
风，常年道装打扮并别出心裁，经常坐着八抬大轿，管笛
高奏，锣鼓齐鸣，招摇于四方辐辏的前门大街，路人蚁结
尾随，而张老道遂乘机散发避瘟散以扩大影响。老北京人
对此种宣传形式曾以歇后语戏谑：“张老道坐花轿——活广
告。”有个别嘴损的无赖骂人不带脏字：“比瞧耍猴儿强，
一文不花，还白闻一盒避瘟散。”
深谙经营之道的张子余靠小小的避瘟散每年赢利万余
块银圆，几年之内便在京城内外开设了亿兆百货商店等八
个企业，一跃成为北京商界四大巨子之一。然而灾祸亦随
之接踵而来，张老道的百万家财转眼间付诸东流。
“七七”事变不久，日本宪兵队即将张老道绑架，强
迫长春堂以二百两黄金赎身，超过一旬即处死。家属不敢
违抗，按期如数筹款，方救出张老道。此事曾作为头条新
闻，刊登于旧报。
事隔未半年，长春堂失火，各种芳香药材与什物皆毁
之一炬，薄荷、冰片等药材燃烧后香传十里，数日渐消。
火灾殃及近邻华乐戏院，富连成科班的衣箱、盔头箱、旗
225
包箱、把子箱一并化为灰烬。凡受此场火灾牵连者，无不
向张老道兴师问罪、借机勒索。长春堂仅赔偿华乐戏院和
富连成科班款就二十二万银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统特务马汉三要以三百两黄金
的价格将前门楼子卖给张老道。张因不钻圈套而被关押九
个月，家属迫不得已，只得忍气吞声凑齐三百两黄金，再
一次将张老道赎出。
几经劫难，张老道苦心经营的万贯家财损失贻尽，只
留下一段老北京人茶余饭后闲聊的话柄。
226
皇室宗亲办报风波
北京学院胡同三号宅第系逊清皇室宗亲德公府邸，主
人德仲华公爵行二，人称德公爷或德二爷。
20 世纪30 年代初，德二爷有良田十余顷，煤窑四五
处，并在城内开设德华园浴池。虽养尊处优，但因无社会
地位而苦恼，于是萌生办报之念，借以提高社会地位，维
护财势。
一向说干就干的德二爷腾出府邸房屋十余间，作为编
辑室、营业部、广告部及招待宿舍，取名实权报社，自任
社长，聘请洪为荃、陈蝶生、成扶平、陈逸飞等办报能手
任总编、编辑。报纸辟有《见景生情》、《采风录》、《社
会调查》等栏目，因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生动幽默而销行
甚好。
担任该报发行工作的常振春早有自办报纸之欲望，只
是苦无登记证，遂勾结编辑佟冷仙（八旗子弟），将《实
权报》改头换面为《实权日报》发行，导致《实权报》处
227
境窘迫，濒于停刊。德二爷怒不可遏，以盗版罪控告常振
春。常情知不妙，遂请风云人物——实报社长管翼贤与新
北京报社长凌抚元从中斡旋，于什刹海会贤堂饭庄设宴，
当面向德二爷赔罪。性情豪爽而又为人厚道的德二爷，架
不住几句服软的好话，遂撤销诉讼，化干戈为玉帛。
1934 年，《实权报》正处于鼎盛时期，社会威望颇
高。不料是年夏季，报社内却发生了一起轰动京城的桃色
事件。
彼时为《实权报》撰文艺稿者颇多，其中有一位刘小
霞女士，系某女中学生，颇有文采，所办“小霞社”副刊
极受读者欢迎。刘小霞秀外慧中，副刊编辑陈蝶生不禁为
之倾倒，常邀其来报社协助编稿。一日黄昏，大雨滂沱，
夜阑而未霁，刘小霞遂寄宿于报社女宿舍。欲火中烧的陈
蝶生以为天赐良机，竟然潜入女宿舍与朝思暮想的刘小霞
发生性关系。
天下事皆无巧不成书。翌年仲春，新闻记者阎士燮采
访某妓院时无意中发现刘小霞已沦为妓女。为伸张正义，
阎士燮连续撰稿披露内情，并呼吁社会对刘给予救济，从
而轰动了京城新闻界。各报对陈蝶生衣冠禽兽之劣迹无不
口诛笔伐。小说家李熏风赶写小说《雨下残荷》，连载于
彼时之《北京晚报》。
此起桃色新闻将实权报社长德二爷气得暴跳如雷，逢
人便说：“肘腋之害，报社不幸！”实权报编辑成扶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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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子弟）则对德二爷打哈哈说：“蝶生蝶生，蝴蝶所化蝴
蝶所生，采花撷蕊，其性天成。天公作美，情欲前定。巧
自宽解，勿发雷霆。”
实权报社曾是青红帮的俱乐部。德二爷是通字辈信
徒，拜大字班王约瑟为师，总编洪为荃拜通字班刘振清为
师。刘在报社曾收名伶高庆奎之子高盛麟为徒，荀慧生、
杨盛春等梨园名家皆来祝贺。“七七”事变后，该报被迫
停刊。
229
朱葆山奇招制洋人
复兴公园是上海建立较早的公园之一。该园乃法人投
资，地处当时法租界之辣菲德路，起名叫“辣菲德公园”。
那时，上海人叫它“法国公园”。
法国公园建园之初，中外公民凡是买了门票，皆可入
内游览。但是时间一长，便生出两个问题，一是妓女混迹
其中拉客，二是有的华人缺乏保持公共卫生的观念，瓜皮
果屑随地乱扔。法租界借此理由拒华人于门外，并挂出侮
辱性牌子“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还扬言，什么时候中国
人学得与法国人一样“文明”，才能摘去此牌。
牌子一挂，引起华人的极大愤慨，但公园在法租界，
国人无法干涉。一些头面人物商议对策，有人埋怨国人不
争气，有人想卑躬屈膝疏通法人，也有人想花钱解决此
事，著名爱国人士朱葆山却另有主意。
朱葆山因买卖地皮发财，在上海滩颇有点名气。他
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难免有愚昧落后的一面，法
230
国巴黎的妓女也不比上海少。如果秉公执法，对卖淫嫖娼
及破坏公共卫生现象加以制止，甚至处分，我们不应有异
议。倘若借此大做文章，污辱华人，这是明目张胆的挑
衅，不该表示软弱，当以牙还牙，也让他们大出洋相，叫
他们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大家问他有何良策，
他只微笑不答。
朱葆山叫人买了一匹十丈长的“阴丹士林”蓝布，请
著名的奉化裁缝红宝师傅裁制了一件特大长衫。十丈布，
用二十五尺做袖，用二十五尺做摆，朱葆山看了十分满
意。他当即叫人从法租界雇来八名无所事事的法国下人，
上海人称作“瘪三”的那种，当面讲清条件：八人抬着长
衫的左右袖与前后摆，从静安寺出发，到南京路外滩止，
每走若干步，就跪下来拜一拜，每拜一次，给一洋元。八
个人听说待遇优厚，满口答应。
朱葆山让他的大儿子穿上这件特大长衫，洋瘪三两个
抬前摆，两个抬后摆，左右袖各两人。他们尚未出发，静
安寺门口已观者如潮，加上洋号洋鼓吹吹打打，好不热
闹。一队人开始向南京路走去，朱葆山指挥大队人马，八
个洋瘪三走几步就停下来下跪一拜，拜罢，起来再走。行
人驻足观看，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特别是有外国人
经过时，中国人就击鼓呐喊，羞得碧眼金发的洋人低头掩
面，仓皇而去。
事后，朱葆山遵约，按照八个法国人的跪拜次数，给
231
足了赏钱。同时放出风来，如果法国公园门口牌子不摘，
他还将有新的节目演出——雇若干法国妓女，当街表演脱
衣舞。消息不胫而走，法租界一看众怒难犯，只好悄悄地
将侮辱中国人的牌子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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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制“中山装”的王才运
中山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中国人之国服。尤其
是政府官员，在出席重要会议和在一些正式场合均着中山
装，以示庄重。之所以被叫做“中山装”，是因为这个样
式的服装是由孙中山首穿并认可的。而第一个为孙中山制
作“中山装”的人是王才运。
王才运是浙江奉化江口镇人，其父原在日本学习西服
剪裁，技术很高。王才运十三岁时到上海当学徒，继承父
业，学习服装制作。他热爱这项事业，对业务刻苦钻研，
进步很快。在稍有积蓄时，他便开了一间店铺，取名“荣
泰”西服店。后来，经人资助，王才运于1910 年又创建
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这是南京路上的第一家男式西
服店，其地址即如今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场所在地。前店后
厂，工贸合一，十开间的门面，主要经营呢绒料的批发、
剪裁和制作。由于选料优良、做工精细，“荣昌祥”开业
后生意很兴隆，一些要人加工服装多半到此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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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总理孙中山到“荣昌祥”定做
服装，穿着甚觉满意。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又来到此店，
送上一套日本式陆军士官服，要王才运将其改成一种直翻
领、有袋盖的四贴袋制服。孙中山先生要求袋盖做成倒山
形笔架式，可插放钢笔等物，以表示革命事业离不开带笔
杆子的知识分子；门襟上原有七颗纽扣，孙中山先生要求
改为五颗，象征“五权宪法”。王才运按要求亲自动手，
很快制作完毕。孙中山先生试穿后，认为这套服装简朴、
庄重，对王才运大加赞赏。于是，经定型后，这种样式的
服装很快便流行开来。后人统称之为“中山装”。
“荣昌祥”常以制作了第一套“中山装”而深感自豪，
并于1927 年3 月26 日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正标题是：“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副标题是：“式样
准确，取价低廉。”正文写道：“中山先生在小号定制服装，
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敝号为提倡服装起
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落款是：
“上海南京新世界对面荣昌祥号启。”
此后，穿“中山装”者与日俱增，而凡制作此装者均
以“荣昌祥”所做之样式为标准。从此，“荣昌祥”的生
意也更加红火起来。王才运为保持良好的声誉，对职工及
学徒要求格外严格，对业务技术要求更是精益求精。后来
上海南京路陆续开业的“王兴昌”、“王荣唐”、“裕昌祥”
等十多家服装店，无一不是“荣昌祥”培养出来的学徒开
234
设的。王才运桃李满天下，无愧为上海服装业之鼻祖。
不仅如此，王才运的老家奉化县也在王才运的影响和
带动下，服装业广泛发展，成为服装制作的重要基地。时
至今日，服装业在那里依然繁荣昌盛。在王才运老家江口
镇，每三四户中即有一家从事服装生产。全县共有服装厂
四百多家，产品畅销国内外，其工艺水平“誉满全球”。
235
电话号码“40000”
早年旧上海的十里洋场出租车虽多，实力雄厚的洋商
云飞公司却独居沪上出租汽车行业之首。不料短短的几年
内，竟败在一个乡下人手中。这个乡下人叫周祥生，他的
制胜杀手锏竟是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
周祥生来自浙江省定海乡下。当年他带着一个包袱和
一把雨伞到了大上海，前后在一些饭店服务了十余载。由
于经常代客雇车，结识了许多车主和司机，熟悉了汽车出
租业务。而后，他靠分期付款的方法买进一辆旧车，开始
经营汽车出租。由于经营有方，小小的车行办得很兴旺。
几年后，他增购了十多部汽车，成立了“祥生出租汽车有
限公司”。就其实力而言，与拥有百余部汽车的云飞公司
不可同日而语。
一天，周祥生在电话公司的一个朋友说，电话公司
的机器正要改装，所有电话号码要更换。这个消息改变了
周祥生的命运。周祥生一直认为，电话号码有无特色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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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业务发展有重大关系。他曾为得到一
个不同凡响的号码，不惜重金笼络电话公司的职员。现在
更换号码，机不可失。他马上找到电话公司业务部主任索
雷，请主任设法给自己一个“40000”号码。索雷答应考
虑。周祥生跑到一家印刷厂，赶制出两千块有“40000”
电话号码的日历牌，并将样品送给索雷。索雷见木已成
舟，也就同意了。
为什么周祥生对“40000”这个号码感兴趣呢？因为，
它不仅好记，而且更重要的是恰恰与当时中国人口四万万
之数相关联。很快，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四万万同胞
请拨四万之数电话”成了爱国口号，风靡上海滩。
周祥生利用这个电话号码大做文章。当时的电话机通
常是挂在墙上的，接通后找人时机子无处放，极不方便。
为此，周祥生设计制作了一种小巧的金属搁架，每个架子
上压着祥生公司的标记和“40000”号码，并派人到千家
万户免费安装。后来，全上海几乎每部电话机都配有这样
的金属架，周祥生揽来了大批生意。
在电话之外，周祥生还不失时机地大做广告。当年北
站路局空地上砌着一个水泥墩，高竖“祥生”两个大字。
南来北往的旅客一踏进上海，就能看见“祥生”的大招牌，
便将其当作上海第一大汽车行了。祥生公司的汽车一律是
墨绿色，车尾部用白漆醒目地喷涂着公司标志和“40000”
电话号码，甚至司机的号衣、帽子也不例外。他还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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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饭碗，做成同样的墨绿色，印上汽车图案和“40000”
的号码，分送给大小公司，以扩大影响。
由于周祥生实行全方位广告宣传策略，人们举目便
是“40000”，祥生公司也就大名鼎鼎了。这使祥生公司
生意日益兴隆，财源滚滚而来。云飞公司电话号码仍是
“30189”，谐音“三人一杯酒”，虽小有特色，但与祥生公
司相比，小巫见大巫。在后来的竞争中，云飞公司只好退
避三舍，最后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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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神仙”歪打误撞蒙军阀
1927 年春，北伐军分三路北上。何应钦率第一路军，
由镇江北渡，很快占领了扬州。接着，他率部沿运河向宝
应、淮阴进发，直取陇海线，连克涟水、梅州等地，6 月
下旬便包围了鲁南重镇临沂城。
当时驻临沂的是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辖两
个旅约七千人。北伐军为五个军的兵力，约六万人，且北
伐军装备优于直鲁联军。方永昌依靠临沂城墙高厚坚固，
外有护城河，奉命固守。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城内即将弹
尽粮罄，军心开始动荡。
方永昌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惶惶终日。于
是，他想求神问卜，以求自我安慰。当时考棚街的陈鹤泉
占卦、算命、相面、拆字闻名全城，方永昌派了几名勤务
兵去请陈先生。陈鹤泉知道方永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
王，若应付不好，立刻就有杀头的危险，所以早已藏匿
了。唯有没有名气的术士朱献文素日门庭冷落，自认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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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不会找自己，没有躲藏。勤务兵找不到陈鹤泉，无法
回禀，便找到了朱献文。朱献文自知大祸临头，又无法脱
身，只得跟着勤务兵走。他边走边想：北伐军势如破竹，
临沂城危在旦夕，多则五日少则三天，方永昌必兵败城
破，不死也是阶下囚。最后拿定主意，顺水推舟，多说奉
承话，糊弄一时是一时，求得脱身再作计较。
朱献文到了军部，见方永昌愁眉不展，六神无主，便
向前参拜说：“恭喜将军，贺喜将军！”方永昌抬眼看了
朱献文一眼说：“方某孤守临沂，战况紧急，喜从何来？”
朱献文奉承说：“方军长不但善攻，而且善守，使临沂城
固若金汤，几个蛮兵不过是以卵击石，全城人都托军长的
洪福。待小民为军长占一卦定见分晓。”方闻言面生喜色。
占了一卦，朱又胡吹说：“这一课，按卦相上说，军长福大
命大，一定有贵人相助，眼前虽然军情紧急，很快就转危
为安，少则三日多则五天，蛮兵必然溃退，请军长放心。
如果我说得不灵验，甘愿把首级输给军长。”朱献文一番
话说得方永昌头脑发昏，乐不可支，亲自陪朱献文喝酒吃
饭，然后派人将朱送回家。
朱献文惶惶不安地回到家中，立即藏匿起来，度日如
年。俗话说“瞎猫捕了个死老鼠”，过了五天，北伐军真
的撤退了。因为“四一二”政变后“宁汉分裂”，武汉政
府声称要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为了应付武汉政府，急令何
应钦的第一路军、白崇禧代理的第二路军和李宗仁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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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全部撤回江南。方永昌装模作势追到郯城，然后摆出
一副凯旋的架势，回到临沂大庆胜利。事后，方永昌大摆
宴席酬谢朱献文，在大庭广众之下称朱献文“神机妙算胜
过诸葛亮，是当代的活神仙”，并将“君平再生”的巨匾
（君平是西汉时著名的卖卜人，后隐居不出）赠给朱献文。
方永昌手下的旅长、团长们都来捧场，从此“朱神仙”誉
满全城。朱献文的卦馆终日“高朋满座”，生意兴隆。没
过半年，朱献文就买了四十多亩地，又盖了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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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地遗民”连横复籍
台湾省当今政要连战，祖籍福建省，远祖于康熙年间
移居台湾，其祖父是著名史学家连横。连横原名连雅堂，
自幼受中国文化熏陶，十岁能文，熟读《春秋》、《战国策》
等古籍，崇尚仁义忠勇精神。1895 年，清政府与日本侵略
者签订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
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
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对于“限满
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1897 年5 月8 日，
是台湾同胞决定去留的最后日期。在此之前，仅台南就有
五百多人内迁大陆，而未及迁出岛内的台胞均被强迫加入
日本国籍，视为日本国的臣民。
连雅堂一家人因故未迁成，滞留台湾而成为“弃地遗
民”。但连氏始终眷恋祖国，不甘为日寇顺民。他几十年
如一日，广泛搜集台湾历史文献，编著成《台湾通史》、《台
湾语典》等鸿篇巨著，“冀以维系民族精神不朽”，期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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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一日重新做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914 年，连雅堂寓居北京时终于夙愿得偿。当时，他
向设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内务部递交了请求恢复中国国籍的
呈文。该呈文称：“具呈人连雅堂，原籍福建省龙溪县马
崎村，现籍日本台湾中厅台中街，现寓北京南柳巷晋江邑
馆……兹依《中华民国国籍法》第十八条及施行规定第六
条所规定，呈请许可复籍……”并在“愿书”中写道：“愿
回复中华民国国籍并遵守中华民国一切法律。”递文时间
是民国三年，即1914 年1 月31 日，连雅堂那年三十七岁。
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次长钱能训、司长于宝轩均在
审批文件上盖章，批准他复籍。2 月10 日，连雅堂即领到
复籍执照，次日再呈文内务部，呈请将连雅堂之名更正为
连横。2 月14 日，获批准。关于连横当年呈文和有关批文
的全部档案，现仍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案卷标题为“寄居台湾侨民回国请恢复福建原籍兼改名有
关文书”。
至于连雅堂为何要改名连横，则未见记载。近代文献
年谱也只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连横一生热爱祖国，坚
持“台湾固为中国版图”。1931 年“九一八”事变，连横
时年五十四岁，适逢儿子连震东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大学
经济科。连横写信给儿子说：
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业祖国。全为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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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毕业，谙
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汝而往。
两年后，连横果然偕眷回国。可惜，壮志未酬，1934
年6 月26 日，连横病逝于黄浦江畔。
连战是连横的嫡孙，连震东之子。1993 年台湾电视台
《八千里路云和月》专栏节目组去福建拍片，误将泉州惠
安县山腰镇坝头村认作连战的祖籍地，加以传播，以讹传
讹。如今根据连横档案可以证实，其祖籍实为今属龙海市
的龙溪县马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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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见南子》惹风波
1928 年，林语堂所撰独幕剧《子见南子》刊登于鲁迅、
郁达夫主编的刊物《奔流》第一卷第六期。这是林语堂唯
一的戏剧作品，孰料作品发表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翌年6 月，具有新文化思想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校长宋还吾组织学生会排演《子见南子》。该校校址恰好
位于曲阜孔庙与衍圣公府之间。《子见南子》演出后立即
遭到孔氏族人的围攻谩骂，他们还联名上告到教育部，要
求严办以演剧侮辱孔子的宋还吾校长。呈状道：“……6 月
8 日，该校演剧，大肆散票，招人参观。竟有《子见南子》
一出，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其女教员装成南子，冶
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丑态百
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
亦不是过。凡有血气，孰无祖先？……对于此非法侮辱，
愿以全体六十户生命负罪渎恳，迅将该校校长宋还吾查明
严办，昭示大众。”署“孔氏六十户族人”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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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长蒋梦麟接到这份已另呈蒋介石的“御状”后，
不敢懈怠，即派员到济南，会同山东省教育厅所派督学共
赴当地查究。结果表明，呈状所告不实，且告状人也名不
副实，幕后操纵告状者乃孔祥藻及当地孔教会会长孔繁朴
二人。宋还吾也作了针锋相对的长篇答辩书，义正词严，
据理力争。此事一时成为新闻热点，报纸纷纷将此案案
情，以及宋还吾的答辩书、该校学生会的通电披露于众。
于是社会各界普遍同情宋还吾。
舆论认为：山东二师学生会据名作家公开发表之剧本
演剧，无可厚非。剧中亦无侮辱圣人孔子之处，孔氏族人
不应该借此小题大作。岂料国民政府委员中又杀出了“程
咬金”，身为孔子后裔的工商部长孔祥熙，依然力主严办
宋还吾，而监察部长蔡元培则表示异议。不得已，教育部
又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协调，总算为宋还吾洗刷了蒙垢。但
为了安抚反对者，教育部、山东省教育厅决定将宋还吾调
离该校，以息事宁人。
《子见南子》是林语堂依据《论语》、《史记》改编创
作的。剧情是，孔子率学生到卫国游说国君，希望能实行
仁政。但能左右国君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对孔子的欲兴乐复
礼、言必称尧舜文武周公的大道理不感兴趣，而对男女交
往却很热心，不但成立了便于交往的“文艺研究社”，还
当着孔子的面载歌载舞。孔子师生对南子的宏论无力反
驳，更对女性的魅力表现出兴奋和惶恐。最后，孔子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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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出“我先要救我自己”的话。
林语堂的本意是弘扬新文化思想，讥讽当时主张尊孔
读经的复古派。剧本发表后，《奔流》杂志声誉大增，被
抢购一空，一时“洛阳纸贵”，各地学子纷纷排演此剧。
复古守旧派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孔子的故乡引发了这场
笔墨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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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鸳鸯谱”
胡适乐于为人做媒、证婚，并备有一本特制的“鸳鸯
谱”，让当事人签名留念。据说在这本“鸳鸯谱”上签名
留念的第一对夫妇是赵元任和杨步伟。
1926 年6 月2 日，北京《晨报》以特大字号发表了“新
式人物之新式结婚——赵元任与杨步伟举行婚礼”的报
道。胡适和朱经农的姐姐朱征女士同为证婚人，婚礼不请
客，不收礼，但有两个例外，一是对个人书信、诗文、著
作、音乐之类的礼物不拒绝，二是由各位来宾以自己的名
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不拒绝。结果婚礼这天，胡适却手里
拿着一个大红包，一进门就要赠送。赵元任对胡适说：“请
按通知办事，不要越格。”胡适哈哈大笑说：“正对。这是
我自己考证的《红楼梦》著作，自己写的东西。”赵、杨
大喜，愉快地收下了礼物。这下可把朱征急坏了，来时两
手空空，拿什么做礼物来祝贺呢？胡适在一旁幽默地大笑
道：“那容易，他们生小孩时，你给接生好了。”朱征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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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笑又不好意思，瞥了胡适一眼，逗得在场的人哈哈
大笑。
1936 年，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胡适是千家驹求学
与求职的“提携人”，千家驹请他证婚，他当然高兴应允，
并拿出“鸳鸯谱”请新郎、新娘签名。在致婚礼贺词时，
胡适很风趣地开玩笑道：“千家驹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
但看今天的婚礼，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
千家驹要变成杨家驹了。”这里的“杨”一语双关：一是
杨女士管教起来了，二是变成一只绵羊。引得大家哈哈
大笑。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不但破格聘沈从文为教授，
同时还为沈从文做媒。中国公学女学生张兆和才貌双全，
沈从文一见钟情，便一天一信，三天一书展开热烈地追求
攻势。一天，张兆和抱着一大包书信找胡校长状告沈从
文。胡适见此情景，非但没有批评沈从文，反而规劝张兆
和说，沈老师给你那么多信，你一信未回，说明他真心实
意地爱你，有一片“海枯石烂”之情，你应该和他谈谈看，
接触接触。结果沈从文和张兆和喜结良缘，在教育界传为
佳话。
著名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相恋时，双方均已婚配。徐
与陆搞婚外恋成为20 世纪30 年代文化界的一大新闻。徐
的父母极力反对。胡适与徐的父亲关系密切，便极力疏
通，使徐父最终同意儿子离婚另娶。徐志摩因此称胡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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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手足还要好的“好兄长”。其间，胡适夫人江冬秀也反
对这门婚事，认为徐陆二人喜新厌旧，并当着朋友面十分
严厉地对胡说：“你要做这个媒，将来他们结婚，你到台
上，我抱都要把你抱下来！”胡适性情好，当面没有发
作，事后江冬秀终于理解了。徐与陆都是再婚，非议颇
多，故请梁启超为证婚人，胡适为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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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法官郁华被害
1939 年上海《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日伪暗杀后，
《申报》爱国记者瞿钺又在上海静安寺路遭敌特枪杀。凶
手被租界巡捕擒获，由租界中的特区地方法院判处死刑。
罪犯上诉到租界中的最高审判机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特区
分院，当时担任该分院刑庭庭长的是郁达夫的胞兄、著名
法学家郁华。
郁华系浙江富阳人，别名郁曼陀，毕业于日本法科大
学，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后调任租界高
二分院。自日军侵占上海与南京等地后，日伪就多次向租
界当局交涉，要把法院移交伪新政府管辖。由于英、美、
法等国当时只承认重庆政府，因此交涉没有结果。日伪
“特工总部”曾写信给法院人员进行利诱和恐吓，企图从
租界法院内部打开缺口，但遭到郁华等人的断然拒绝。当
瞿钺案上诉到高二分院后，郁华就接到日伪的恐吓信数百
封，恐吓电话也昼夜不停。一时间瞿钺凶杀案的复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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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上海及全国关注的大案，人们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
拭目以待郁华如何审结此案。敌人的无耻恫吓并没有动摇
郁华维护国格和伸张正义的爱国之心，开庭前他仔细研究
了全部案卷，对审判工作作了周密的准备与部署。
1939 年11 月22 日，高二分院对瞿钺凶杀案正式开庭。
旁听席上人头攒动，郁华身着法衣，神态庄重，正义凛
然。郁华审讯过罪犯，便宣读罪状，最后提笔准备宣布终
审判决时，人群中突然发生骚动，口哨声、喧闹声响起。
但郁华神色自若，以庄严响亮的声音宣判：“维持原判！”
又加重语气：“死刑！”然后徐步退庭。
于是，日伪“特工总部”执法处处长汪汉章作出了立
即除掉郁华的决定，并将这一暗杀任务交给警卫队长、杀
人魔王吴四宝执行。
郁华家住上海法租界巨拍赖司路一号，每天乘自备人
力车去法院上班，顺道送六岁的儿子上学。就在判决凶犯
的次日早晨，郁华像往常一样携幼子登上了人力车。刚出
家门不远，突然从四周窜出数名凶手，一起用手枪对准郁
华射击。车夫惊扑，车翻倒地，幼子被摔出一丈多远，幸
未伤，郁华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郁华的妻女闻讯赶来，
俯身痛哭，许多行人围拢上来。只见垂危的郁华面含微
笑，嘴角微动着，似乎要说什么。郁妻耳贴其嘴，只听郁
华发出微弱的声音：“我……用自己的……人格和头颅换
取国格尊严……虽死……犹荣……”断断续续说完，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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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了。
郁华是上海租界“孤岛”被日伪暗杀的第一名高级司
法人员。接着，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的刑庭庭长钱鸿业也被
日伪暗杀。时称“司法界二血案”。
建国后，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们为烈士。浙江人民
还在郁华原籍富阳鹳山建立了“双烈亭”，以垂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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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庐山孤儿院
1938 年7 月，日军由长沙水路进逼九江，赣北游击队
司令杨遇春少将决定将在庐山避难的万余民众疏送下山。
下山的几条主道均被日军封锁，难民们只有从山南荆棘丛
生、险峻难行的庐山垄小道下山，但无法将婴幼儿带下
山。万般无奈中，一些难民被迫忍痛将幼儿弃之道旁。杨
将军见状，即令人沿途将婴幼儿拾抱集中。正当杨将军为
安置婴幼儿焦虑时，在庐山休养的美国姑娘布朗挺身而
出，将这些几个月到三四岁的婴幼儿全部收留。杨将军将
指挥部一座大别墅让给布朗小姐作孤儿院，并命名为“快
乐家”。布朗担任孤儿院院长，聘请了管理员、保姆和幼
儿老师，并让孩子们以管理员胡安德女士的姓为姓，取名
胡美玲、胡美霞、胡美则，等等。
布朗时年二十九岁，其父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她从护
校毕业后在慈善机构工作，因患病来庐山休养，战火燃起
未及回国。她以柔弱的肩膀担负起抚养战火中中国孤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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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担后，很快向山上的外国侨民募到一笔捐款。她以美国
人身份下山采购奶粉等，为节省开支，她拒绝坐轿，以顽
强的毅力克服困难来回步行几十里山路。杨将军在紧张战
斗之余经常抽空来院探望，并与布朗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杨将军部队据守庐山八个月后，日军设法从水沟小道攀上
山顶，守军被迫撤离庐山。日军在庐山到处征占别墅，布
朗用瘦弱的身躯竭力保护着孤儿院。她找到庐山日军最高
指挥官义正词严地交涉，迫使日军放弃征用孤儿院。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次年5 月日军向布朗下了驱逐令。在四年
的困境和战火中，布朗将生死置之度外，对孩子们付出了
极大的心血，以至孤儿院每件物品都记载了她的艰辛。为
了使战火中的中国孩子能安全健康地成长，布朗在被迫归
国前将孤儿院慎重地托付给瑞典人牧选青女士。布朗回国
后，汇来过三笔大额款项，并时常来信询问孩子们的情
况。1943 年圣诞节，她还寄来四十二件亲手绣着“我爱你”
的新衣服。
接任布朗院长工作的牧选青没有辜负重托，她为孩子
们的成长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解决困难，她不顾路
途艰难，千里迢迢奔赴重庆找到了宋美龄。听完汇报后宋
美龄深受感动，设法为庐山的孤儿们申请到一笔救济款。
1944 年牧女士回国，由任劳任怨的胡安德女士接任
院长。1946 年7 月23 日上午，重返庐山的宋美龄在杨遇春
将军的陪同下到孤儿院探视。随行记者报道了战火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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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孤儿院及其八年苦难历程，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并先
后有十七名孤儿的亲生父母来认子。孩子们与父母抱头痛
哭，离开时孩子们哭嚷着不愿离开胡妈妈、老师、小伙伴
的场面令人潸然泪下。
此后两年间，国民党政府党政军要员与名流来领养了
十多名孩子。1948 年8 月宋美龄再次到庐山时，胡安德带
着剩下的十余名孩子随宋女士去了南京。如今这些庐山的
孤儿们均是花甲老人，散居在海内外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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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判战犯记
日本影片《自尊》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为战犯
东条英机歌功颂德，否认东京审判的公正性，激起了爱好
和平、维护正义的人们的义愤，中国政府也表达了严正的
立场。《自尊》还炮制了一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法庭辩论，
赤裸裸地抵赖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使笔者
联想起当年的南京大审判。
二战后，根据国际法原则和由中、美、苏等十一国
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关于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甲级战犯由
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乙、丙级战犯则由直
接受害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为此，中国的战争罪犯处理
委员会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
州、济南、太原、台北设立了十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
庭。在南京大屠杀中率部烧、杀、淫、掠的日军第六师团
长谷寿夫，一人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三百余名的第六师
团大尉中队长田中军吉，进行杀人比赛的第十六师团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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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队长、副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战犯于1946 年10 月先
后从日本引渡到中国南京受审。上述几名罪犯初在法庭上
或矢口抵赖或花言巧语妄图逃脱罪责，但大量确凿的罪证
使他们难逃法网。
谷寿夫呈交法庭的《陈述书》称，当时屠杀的重点在
城内中央部以北、下关扬子江沿岸，以及紫金山方向，“与
我第六师团无关……我师团于入城后未几，即行调转，故
没有任何关系”。而铁的事实是，谷寿夫师团从中华门攻
入南京并驻守在这一带，在大屠杀高峰期犯下了无数罪
行。于是，军事法庭在南京全城张贴公告，号召民众特别
是中华门一带的民众揭发谷寿夫师团的罪行。受害的南京
人民像火山爆发般纷纷控诉日军暴行。法庭召开了二十多
个调查庭收集罪证，所委托的全市十二个区公所也收集了
大量人证、物证，包括从日军处缴获的照片、电影胶卷，
还找到了上千证人，有关方面仅在中华门外五处就挖出了
数千具受难者的骸骨。
当法庭于1947 年2 月6 日公审谷寿夫时，他还想狡辩，
说战争中双方死人难免，其部属除作战外没有滥杀。石美
瑜庭长遂下令将被害人的头颅骨搬上来。宪兵们将头颅骨
抬上来当庭出示，法医和检察员宣读鉴定书，这些尸骨系
枪杀及铁器所击之伤痕属实。当年负责掩埋尸体的红十字
会人员则介绍了埋尸缘由及经过，并指出日军不准他们正
式统计所埋遇难者的准确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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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审中，有八十多位南京市民和几位外籍人士到法
庭作证。法官对每位入庭证人宣读：“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
规定，证人供前或供后具结而为虚伪陈述者，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证人则宣誓“当系据实陈述，决无匿实增减”，
并在《证人结文》上签字画押按手印。诸多证人陈述的一
桩桩日军罪行，字字血，声声泪，揭露了谷寿夫部队杀戮
无辜、奸淫妇女、焚烧劫掠的惨无人道的行径。
在1937 年攻打南京的侵华战争中，日本报纸《东京
日日新闻》连续数次报道了进行杀人比赛的两名日军的
“战绩”。最后一篇题为《刀劈百人超纪录》的报道是：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12 日发自紫金山麓如
所周知，相约攻到南京为止，作罕见的“刀劈百
人竞赛”的片桐部队勇士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
尉，10 日在紫金山攻略战的匆忙混乱之际，作
出了一百零六对一百零五的纪录。10 日正午，
两位少尉终于是非吹牛地各提着砍缺了口的日本
刀，碰到了一起。
当这一消息在日本各地传开之际，向井与野田已经继
续挥舞屠刀，从郊外的紫金山麓杀向南京城，去残杀更多
的中国人。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尽管这两个杀人狂军阶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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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犯灭绝人寰的罪行震惊了全世界，不清算、不审判
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维护国际公理和世界和平。所以，
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作出引渡两犯的决议后，很快得
到了国际社会的有力配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于1947 年
八九月间，先后将两犯缉拿归案并予以引渡。11 月6 日，
两犯被羁押在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南京军事法庭对两犯
的审讯持续了一个多月。
当检察官责问向井敏明：“你在与野田毅进行的杀人
比赛中，因杀一百零六名而取胜，有当时报纸的报道、照
片为证，你知罪吗？”他竟胡说八道：“《东京日日新闻》
的报道纯属虚构。那是我们为了夸耀武功，博取女性的好
感，将来回国好觅得佳偶。”检察官义正词严地驳斥：“《东
京日日新闻》乃日本重要报纸。在作战期间，日军当局对
军事新闻的检查极为严格，岂允虚构宣传？至于以杀人竞
赛之凶残兽行作征婚广告，以博取女性欢心，更为现代人
类史上所未闻。这完全是荒唐的编造！”向井被戳穿谎
言，沮丧地低下了头，不再辩驳。
当法庭审讯野田毅时，他竟然把自己亲手杀了一百多
人的经历“忘记”得一干二净，连连摇头否认与向井有过
什么杀人比赛。于是法庭向他出示了十年前的一张《东京
日日新闻》，上有两犯的照片和杀人比赛报道。这张作为
证据的报纸是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寄来的。但野田毅
看了报纸还白日呓语：“报纸上的记载是记者的想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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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如山，岂容抵赖！经过法庭辩论，法庭认为两犯罪行
是同类案件，应合并公审。
12 月18 日，对两犯进行了公审判决。审判长石美瑜
操着一口福建官话，高声宣判：“按被告等连续屠杀俘虏及
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
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
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
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
纲纪而维正义？爰各科处极刑，以昭炯戒。”翻译把判决
译成日语后，两犯当场吓得魂不附体，面色死灰。法庭内
外的南京市民听到判决后拍手称快，有的竟激动得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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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风水宝地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时人又称康南海。1895 年，他
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并未上任，而是
在京组织了“强学会”，鼓吹变法。1898 年，他参与并主
持“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但因慈
禧太后的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之后，他逃往日本，
组织“保皇党”，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运动。
晚年的康有为在青岛定居，虽然继续主张复古，但他
自己也知无望，所以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安排自己的后事
上。为了死后占块风水宝地，造福子孙后代，他经常坐着
车到风光秀丽的崂山寻找坟地。从南麓找到北麓，从东侧
寻到西侧，踏遍了千条涧、万面坡，结果竟未找到一处满
意的地方，他颇感失望。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康有为乘车去郊外访友，当
行至一个叫李庄的地方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座山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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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郁，百花盛开，美不胜收。山下一道弯曲起伏的黄土岭
绵延伸展十余里长。整个山岭在阳光照耀之下犹如一只五
彩凤凰，闪闪发光。康有为看罢感叹道：“真是踏破铁鞋无
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几年来到处寻找风水宝地，终
无所获，没想到今天无意之中碰上了这个好去处。”这时，
正好一位砍柴的老汉由此经过，他上前问道：“老人家，这
山叫什么名字？”老汉回答说：“这山叫凤凰山。”康有为
听后更加高兴，朋友也不会了，令车直向凤凰山驶去。
康有为一边登山，一边四处眺望。只见那山西面高峰
如凤冠，东西长岭似凤尾，山南山北两道余脉，活像凤凰
的两只翅膀。在后山的凤翅之下，恰有一块凹地，草深林
密，北临大河，南靠凤肚，东依高岭，西挨平川，俨然一
块藏龙卧虎之地。如在此修建坟墓，肯定会后代兴旺、家
业发达、前途无量。他越看越是满意，当即决定将此处作
为自己死后的风水宝地。他拿出一百块银圆托人买下这块
地，又亲自选定黄道吉日破土动工，为自己修起坟墓来。
他十分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么一块好归宿。
1927 年3 月的一天，康有为在一家饭馆吃螃蟹，不幸
中毒身亡，享年七十岁。家人遵遗嘱将其葬在凤凰山的
风水宝地，坟前立有一块花岗岩墓碑，上刻“南海康先
生之墓”。至此，家人及亲友均以为可以告慰康有为在天
之灵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风水宝地也并不可靠。在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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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死后三十九年的1966 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史无前例
的“文化大革命”，那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的红卫兵小将们来到凤凰山，把“保皇派”的祖师爷康有
为从风水宝地下挖了出来，用铁丝将其镶着金牙的脑袋挂
在汽车上游街示众，最后抛到荒郊野外去了。
当时幸亏青岛市博物馆又把康有为的尸骨和头颅收藏
了起来。1985 年，青岛市政府决定将康有为重新安葬在依
山临海、风光秀丽的浮山坡上，看来这里才是他真正的风
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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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生母万冬儿
江西省南昌县向塘镇的万氏族谱，记载着一代伟人周
恩来生母万冬儿的芳名。万冬儿之父万青选系晚清淮阴县
知县，1872 年冬生下一女，故取名冬儿。
1969 年旧历除夕之夜，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邀请
末代皇帝溥仪兄妹到家里吃年夜饭。总理嘘寒问暖，谈笑
风生。当问到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时，总理深情地说：“我
的母亲也姓万，是江西省南昌县人，我们周家同你们万家
还是表亲关系呢。”
万冬儿的父亲万青选曾经在清河县（今江苏省淮阴
县）做了三十年知县，后定居清河，在当地也算是有名望
的人物。万冬儿排行十二，故又称万十二姑，她读过五六
年家塾，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家庭的影响，十二姑
性格开朗、精明果断、乐于助人，嫁到周家后，更是贤惠
能干。周家许多大小事情都离不开她。当时周家处于衰败
时期，生活一天不如一天。1898 年3 月5 日，万冬儿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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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县）生下了周恩来。冬儿和丈夫
商议，给孩子取名“大鸾”。鸾是一种与凤凰齐名的神鸟，
象征吉祥幸福，父辈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
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病危，膝下无子
女。周恩来父母商议，决定把恩来过继到叔父家。叔母陈
氏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粗通医术。
恩来过继陈氏之后，生母万冬儿又怀了弟弟恩博。恩
来改称生母为干妈，称嗣母陈氏为“娘”。为了哺育继子，
陈氏又托人在当地找了蒋江氏为乳母，三人共同生活。周
恩来的生母、嗣母、乳母三位母亲相处非常融洽。多年
来，外界相传陈氏为恩来之母属误。其实，万冬儿才是周
恩来的亲生母亲。
1904 年，六岁的周恩来随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
起搬到清河县清江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
这时，外祖父万青选病逝了五年，留下了一大家子人和各
种书籍。周恩来在这里的一位私塾先生的指导下读了大量
的书籍，奠定了他广博知识的基础。
当时，周恩来的外祖父家家境已大不如前，一家子人
多口杂，不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纠纷，但总有办事
公道的万十二姑出面调解，总算相安无事。在这样错综复
杂的环境中日久天长，万冬儿积劳成疾，加上忧郁，一病
不起，于1907 年春天不幸病逝，时年仅三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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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鲁迅同宗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伟人周恩来与鲁迅的同宗关系一直
鲜为人知。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但是他一直把自己看作
是绍兴人。在《射阳忆旧》中，他写道：“余本浙人，自先
人为宦吴省，遂迁家而居焉。”他在南开学校的毕业证和
赴法留学的证件上，填写的籍贯都是浙江会稽或绍兴。抗
战后，他还向美国记者李勃曼解释为什么自己的籍贯是绍
兴：“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
统习惯，籍贯从祖父代算起，因此，我是浙江绍兴人。”
周恩来不但把自己看作是绍兴人，而且还凭直觉感到
自己与鲁迅（周树人）还可能是同宗同族。1938 年10 月
19 日，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周恩来在武汉纪念会
上作了演讲。他一开头就说：“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
两周年的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意的来纪念鲁迅先生的。
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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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上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在绍兴城的
周家。”
1939 年春，周恩来到浙江视察抗战时，回到故乡绍
兴，特意了解与鲁迅的关系。他多次查询了百草园的鲁迅
与自己百岁堂的周家是否是同族关系，并为此查阅了同族
家谱。一天晚上，他在警卫员刘久长的陪同下，到姑父王
子余家与事先约好的绍兴大明电气公司的青年工人座谈。
席间，他转言问姑父王子余：“周家跟鲁迅是否同族？”
王子余答道：“同姓不同族，鲁迅是鲁墟周，你是后马周。”
周恩来听后礼貌地点头示意，继而称赞鲁迅是革命的硬骨
头，说要学习鲁迅不畏强暴的精神，把抗战坚持到底。
当然，周恩来了解与鲁迅是否是同族，并不是为了沽
名钓誉，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鲁迅不畏强
暴的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又托友人继续调查
自己与鲁迅的关系。经过调查，他与鲁迅的关系终于搞清
楚了。他们确是同族同宗：鲁迅属于周氏鱼化桥支覆盆桥
分支，他属于周氏鱼化桥支保佑桥分支。
接着，便是认宗了。1952 年的一天，许广平到中南海
周恩来家做客。周恩来很恭敬地迎接她，亲热地说：“广
平同志，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呢！”许广平年纪
要比周恩来小，哪里受得住这番礼节，红着脸忙不迭地摇
手：“不敢当，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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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不仅向许广平认亲，后来还向周建人认亲。
1969 年，中共“九大”期间，周恩来特地到北京饭店拜访
周建人。他用绍兴腔对周建人说：“建老，我已查过了，你
是绍兴周氏二十世孙，我是绍兴周氏二十一世孙，你是我
的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喽！”周建人见周恩来如此有礼，
也忙说：“你是总理，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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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姊妹的终生憾事
宋氏家族由于两岸分隔而天各一方，始终未能重聚，
不能不说是该家族历史上的憾事。其实，是人为的因素使
得宋家三姊妹重逢的机会擦肩而过。
那是1971 年4 月25 日，当时在美国的七十七岁的宋
子文，在旧金山一次晚宴上突被食物噎住，导致身亡。正
在戴维营度假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得悉后，立即提前返回白
宫。他很想利用宋子文葬礼这一契机促成宋庆龄与宋美
龄、宋蔼龄三姐妹的重逢。这样，既可以显示成全宋氏三
姊妹重逢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为叩开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外交大门找到敲门砖。因为尼克松知道，只有通过高层
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才能疏通谈判渠道，改善中美关系。
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恰是他最盼望会
晤的合适人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基辛格的建议下，1971 年4 月
26 日尼克松总统向台北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唁电。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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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不仅使宋美龄大感意外，同时也引起蒋介石的关注。当
时美国频频向中国大陆投送秋波，展开“乒乓外交”，已
使台湾预感到前景不妙。蒋介石很想借此机会再次施展其
“夫人外交”的攻势，在参加宋子文葬礼时继续讨好美国。
不料，宋美龄的专机刚飞到夏威夷上空就收到蒋介石的急
电：“暂不飞纽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天的《纽
约日报》透露了秘密。该报刊登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
席宋庆龄女士将于近期飞往纽约”的消息。蒋氏不得不有
所考虑。三天后，蒋介石看出尼克松急欲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改善关系的用意，同时又担心宋庆龄前往参加葬礼会给
中共实施统战造成机会，所以不希望宋美龄到纽约，出现
三姊妹会面的场面。蒋再次电示宋美龄勿去纽约，宋美龄
只好遵命行事。虽然到达了美国，却没有参加在纽约举行
的葬礼，月底悄然返回台北。
至于宋庆龄未能成行，则是由于短期内无法解决包机
问题。当时中美没有通航，中国又正处于“文化大革命”
时期，领导人出国要考虑交通安全。解决不了包机问题，
错过了时机，只好作罢。因此，尼克松安排三姊妹会面的
计划也落了空。这对宋氏三姊妹来说，不能不说是件终生
遗憾的事。
十年之后的1981 年5 月29 日，宋庆龄在北京以八十九
岁高龄溘然长逝，北京为这位“国母”举行了隆重葬礼。
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亲属多人前来奔丧，各国领导人也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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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发来唁电。惟独居住在台湾的宋美龄没有应邀到大陆为
姐姐送别，甚至以拒收北京拍发的讣告电报的办法装聋作
哑。当时的香港报纸多有评论，认为各国首脑包括美国总
统都出于礼貌发来唁电志哀，而近在咫尺的亲姐妹却未能
见上最后一面，甚至没有任何反应，实非明智之举。或许
这位蒋夫人自有其难言的苦衷，或许北京拍去的电报根本
就没有送达收件人手中，在“电报局”就被奉命退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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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小凤仙
梅兰芳是一代京剧大师，小凤仙是民初京都名妓，谈
到二人的交往，还颇有一番故事。
20 世纪20 年代末，梅兰芳在北京天坛剧场连续演出。
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众多的观众中有一位，崇拜他的风尘
女子，天天去看他的戏，这就是小凤仙。小凤仙从小喜欢
京剧，也会唱上几段。她看了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后，
设想到一个须眉男子会把一位柔情炽烈的女子演得如此惟
妙惟肖、情深意切。尤其是看到虞姬自刎前对陷入绝境的
霸王恳切陈词，联想到自己对蔡锷反袁行动的支持，小凤
仙更是感慨万分。过后，她抑制不住地给梅兰芳写了封
信，将自己的感受告诉了他。梅兰芳阅罢信，连连称赞写
得好，而且颇有同感，可是按信上地址回访时，已人去
楼空。
由此，梅兰芳想起1926 年秋天的一件事。当时北伐
军的号角震荡大江南北，北京街头的地摊摆满了古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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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一次梅兰芳买到一幅水墨荷花。泼墨之淋漓、气韵之
生动，让他非常欣赏，再看题字写道：“出于污泥而不染，
绿叶碧水映红斑。凤仙。”他也曾注意到出卖字画的摊主
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妇女。明明是大名鼎鼎的小凤仙，却
未引起梅兰芳的注意。
一周后，戏曲教练钟先生来到梅兰芳的寓所，无意中
发现这幅水墨荷花，当看到署名“凤仙”二字时，不禁惊
愕。他当年为蔡锷将军和小凤仙唱过戏，听说小凤仙擅长
书画。他便把小凤仙和蔡锷将军的深情厚谊和同心讨袁的
故事讲述给梅兰芳。梅兰芳听后深深敬佩小凤仙的胆略和
智慧，更哀怜她的沦落红尘。梅兰芳第二天再到小摊时，
那卖画女子已不知何往了。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到了1951 年初春，梅兰芳率团
赴朝慰问演出返回沈阳时，住在交际处。一天突然收到小
凤仙一封信，上写：“梅同志……望在百忙中来信一告……
如不弃时，赐吾一谈，至为至盼。”
梅兰芳既惊又喜，多年想见小凤仙一面的愿望终于可
以如愿了。梅兰芳立即吩咐秘书许姬传按来信地址回函，
约她来见。
小凤仙如期前来，梅兰芳偕夫人福芝芳盛情接待了
这位半生坎坷、又长期埋名匿迹的奇女子。小凤仙如见亲
人，她叙说了自己幼年不幸的出身家世和沦落青楼为妓的
悲惨遭遇，及这些年来孤身一人在东北的漂泊生涯。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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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恳请她讲述当年在北京结识蔡锷将军并掩护他从天津
脱险的经过。小凤仙眼睛一亮，随即沉浸在深深的回忆
中。当她讲述到蔡锷在北京时咽喉已患病，但日夜忙于讨
袁事宜一直没能得到全面治疗，最后不幸早逝时，已泣不
成声。
临别时，梅兰芳握着小凤仙的双手说：“我今天才知
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相见恨晚！”并赠款相济，
之后还建议有关部门给她安排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