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
白金汉宫位于伦敦市内,为英国王室的伦敦住地。
三
五
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l773—1850),法国国王,1830年即位,建立七月王朝,镇压民主运动,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布赖顿,英国东南部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六
原注:“没人关心女王,她的声望下降到最低点,忠诚成了一句空话。”(《格雷维尔回忆录》1839年3月25日;《晨报》1839年9月14日)
七
原注:“他们想把我当一个女孩,可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英国女王!”这句话常被作为女王的话引用,但实际上是误传。这只是格雷维尔对两封致墨尔本信函的部分概括。原信见《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162,163。
八
原注:格雷维尔声称(1939年11月27日)“女王对自己的婚姻作出了全部安排,没有跟墨尔本进行过任何商量,甚至没有告诉过他她的意向。”这种说法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女王的日记证实,她在每一细节上都是跟墨尔本商量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少女时代》第二卷,伊谢尔编)。
新女王的臣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在她公开露面时,她母亲无例外地占据了中心位置。她的私人生活就像是修道院里见习修女的生活——外界很少有人跟她讲过话。除了她母亲和勒曾男爵夫人,没有一个人曾经单独和她待在一间屋里。因而不仅广大公众不了解她的任何事情,就连宫廷内的达官贵妇们也同样对她知之甚少。当她突然走出幽居的深闺时,她给人们留下了直接而深刻的印象。她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优雅风度,使全体与会者既惊讶又叹服;威灵顿公爵、罗伯特•皮尔 爵士,甚至粗野的克罗克 和冷漠刻薄的格雷维尔 ——全都被牢牢吸引住了。她随后的种种行动,看来也同样令人鼓舞。她观察敏锐迅捷,决断明智合理,言语谨慎小心,在履行国王职责时得心应手。在宫外世界的公众中,同样也掀起了热潮。人们看着这位金发朱颜、纯洁谦逊的小姑娘女王驱车穿过首都大街时,心中充满狂喜、深情和忠诚,尤其是将维多利亚女王与她叔伯们对比时,他们心中就更产生了一种被深深打动的、压倒一切的力量。那些卑鄙肮脏的老家伙,生活放荡,为人自私,头脑愚蠢,行为荒谬,永远背着债务、纷争、丑名的包袱——他们就像冬雪一样消融了,此时此地,春天终于来到,小女王戴着王冠,光彩溢人。约翰•罗素 勋爵在一篇精心撰写的演说中表达了公众的心声。他希望维多利亚能证明自己是一位不行暴政的伊丽莎白 ,是一位摆脱了柔弱的安妮 。他要求英国人祈祷,期望这位带着最纯洁意向、最公正愿望、刚刚即位的杰出的公主,能见到奴隶制的废除、犯罪行为的消灭和教育的改进。他相信她的人民今后将从开明的宗教和道德原则获得力量,并按这些原则行事处世,奉献忠心,从而,强大的维多利亚王朝能最终向子孙后代,向全世界所有国家证明自己确实不同凡响。
但是,没有多久,出现的一些迹象表明未来可能并不像兴高采烈的公众所梦想的那么简单,那么乐观。这位“杰出的公主”心中也许会另有一些东西,跟教诲小说中品行端正的女主人公的温厚梦想并不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她有最纯洁的意向和最公正的愿望,可那就意味着一切了吗?对于那些仔细观察的人来说,从她那张奇妙的小嘴就可以看到某种预示不祥的征兆。她在第一次内阁会议后,走过前厅,发现母亲在那里等她,她说:“妈妈,现在我千真万确地是女王了吗?”“亲爱的,确实是这样。”“那么,亲爱的妈妈,我希望您答应我作为女王向您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请让我独自待一个钟点。”她单独一人待了一个钟点。然后,她又出现了,发出了一道重要的指令:把她的床搬出她母亲的房间。肯特公爵夫人的末日到了。多少年的等待终于结束;一生中的重大时刻已经来到,她的女儿当上了英国女王,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刻,给她带来了毁灭。她发现自己已绝对地、无可挽救地被排斥在一切影响、信任和权力之外。她表面上备受尊敬和照顾,但她实际的地位和感受却难以忍受。她根本不可能透过宫廷礼仪和孝道相混合的种种繁文缛节,进入维多利亚的世界。她无法掩饰她失望和愤怒的心情。“我已经无前途可言,”她嚷着对德•利文夫人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她说,18年来,这孩子是她活着的唯一目的和她所有思想、所有希望的唯一寄托,可现在她什么也没有了!她不要人安慰她,她失去了一切,她不幸到了极点。这艘壮丽的航船,曾经多么坚定无畏地驶过反复冲击生活的狂风暴雨,如今风帆依然满张,燕尾旗依然飘扬,却要被收入海港。在那里什么也找不到,有的只是一片荒芜、凄凉的土地。
维多利亚即位后不到一个月,一些事情已经初露端倪。王室全部人员从肯辛顿搬到白金汉宫 ,在这新居里,给了肯特公爵夫人一套与女王宫室完全隔离的房子。就维多利亚自己来说,她对这个变化感到高兴,尽管在离别时不免有点感伤。“虽然我有许多理由乐于白金汉宫,”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不无遗憾之感,因为我要离别这个我出生的地方,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确实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她念念不忘地回忆过去的一些场面:她姐姐的婚礼,愉快的舞会,音乐会……还有其他的回忆。“诚然,在这儿我也经历过痛苦的、不愉快的事情,”她最后写道,“不过,我仍然喜欢这个破旧的宫殿。”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还断然做出了另一个决定:今后不再见约翰•康罗伊爵士。对爵士以往的服务,她慷慨地给予酬报:赐给他男爵的爵位和每年3000英镑的津贴;他仍然作为公爵夫人家的一员,但他与女王的个人往来就此中止。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英国保守党创始人,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国务大臣、内务大臣,并曾两次担任首相(1834—1835,1841—1846)。
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1780—1857),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保守党成员。
格雷维尔(Charles C.F.Greville,1794—1865),英国枢密院高级官员,撰写日记达40年,记录了英国政治及政界人士的印象见闻。
约翰•罗素(John Russell,1792—1878),英国辉格党自由改革派主要人物,曾两次担任首相(1846—1852,1865—1866)。
伊丽莎白(Elizabeth I,1533—1603),16世纪英国女王,在位时确立英国在海上的霸权,发展工商和海外贸易,促进文艺繁荣。
安妮(Anne,1665—l714),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最后一代君主,体弱多病。
二
这些内部变化,不管是否还有其他什么意义,但显然标志着某一个人的胜利,那就是勒曾男爵夫人。这位牧师的女儿一直谨慎小心,如今胜券在握,眼看着她的敌人垮台,而她却守住了她的阵地。她比以往更紧密地依附在她的女主人、学生和朋友的身边。在后宫,她神秘的身影既不可见,又无所不在。当女王的大臣们走进一扇门的时候,这位男爵夫人就从另一扇门走了出去;当他们退出以后,她马上就重新返回。没人知道,也没人曾经想知道她的影响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她自己声称,她从来不与女王讨论公务,她只关心私事——私人的信件,私人的生活琐事。当然,在维多利亚早年的书信中,到处可以见到勒曾男爵夫人的笔迹。女王的日记是以孩子的风格写成的,可是书信并不那么简单,书信有如孩子的作业,都是经过家庭教师的重新整理——当然改动并不多,可仍看得出来。这位家庭教师并非傻瓜,她可能心胸狭隘,有忌妒心,粗野乡气,但她不失为一位敏锐而精力充沛的女人,她以一种奇特的悟性,为自己赢得了特殊的优越地位。她决意保住她那优越的地位。毫无疑问,按照字面意义解释,她确实是没有参与公务,但是公众与私人的区别总是十分微妙的。就一位统治国家的君王来说——就像以后几年中所显示的——这种区别实际上往往是不存在的。从人的性格、时代的特征等方面来论证,勒曾男爵夫人的卧室紧靠着女王的卧室,这就不能只看作是一件私人的事情了。
男爵夫人的影响尽管在自身范围内似乎至高无上,但也不是没有限度的,其他各种势力同样也在起着作用。譬如,忠诚的斯托克马尔也已经搬到宫中来住了。夏洛特公主去世后的20年里,他的经历丰富多变,令人瞩目。当年那位绝望的小诸侯身边名不见经传的顾问,已逐渐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全心全意忠于他的主人,而且表现出谨慎和明智。利奥波德亲王在妻子死后的关键时刻,就是听了斯托克马尔的建议留在英国,从而在他移居的国家取得立足的基本条件。由于斯托克马尔的谨慎,使得亲王在接受和拒绝希腊王位的问题上避免了尴尬局面。劝说亲王成为比利时立宪君主的,也是这位斯托克马尔。更重要的是经过一系列艰难复杂的谈判,斯托克马尔以他的机敏、真诚和外交手腕赢得了欧洲各强国对比利时中立的保证。他的努力使他得到了回报:德国男爵的爵位和利奥波德国王的无比信任。他并不仅仅在布鲁塞尔受到尊敬和重视,统治英国的政治人物——格雷勋爵 、罗伯特•皮尔爵士、帕默斯顿 勋爵、墨尔本勋爵,对于他的品德、才智都给予很高评价。墨尔本勋爵说:“他是我见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是最谨慎、最有判断力、最冷静的人。”帕默斯顿勋爵认为,斯托克马尔是他一生中遇到过的唯一绝无私心的人。后来斯托克马尔终于得以退居科堡,享受了几年与家人共处的天伦之乐。在此之前,由于为主人效力,他只能在间隔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回家一次,跟妻子儿女团聚一两个月时间。但是在1836年,他又被委任参加了一次重要的交涉,其结果是他成功地使利奥波德国王的侄子萨克森-科堡的费迪南亲王与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结婚。科堡家族成员开始遍布整个欧洲。1837年斯托克马尔男爵住进白金汉宫,这为另一次更加重要的升迁拉开了序幕。
利奥波德国王和他的顾问以各自成功的事业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明证:人类的野心有多么奇特的差异。人的欲望之多之强着实令人惊叹,而为满足这些欲望采取的手段也同样变化多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运转起来的。利奥波德的理想当然是渴求建立完整的王权机构。吸引他的不仅仅是权力,他要做的是一个真正的国王——全体人民的戴王冠的首脑。光是做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承认,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他向往达到的伟大境界,需要一个个合适的条件。成为一国之君,成为各国君王的姻亲表亲,为外交目的与波旁家族的成员结婚,跟英国女王通信,做一个顽强而一丝不苟的人,创建一个王朝,身在高位却过着一种廉洁奉公的模范生活——凡此种种都是他的目标,而事实上,也是他的成就。这位“一点儿一点儿爬上去的侯爵”——乔治四世这样称呼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但是,若不是斯托克马尔也正好怀有可以与之相辅相成的野心,这一切也就不可能发生了。斯托克马尔于一种默默无闻的、在不显山露水的状态下,不被人察觉地穿过一条隐蔽的通道,进入权力殿堂的核心,坐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牵扯绳子,驱动整个世界的车轮。只有很少身居高位、消息特别灵通的人士知道,斯托克马尔男爵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这就够了。主仆二人互补互助,亲密无间,共同飞黄腾达。男爵暗中活动的手腕使利奥波德得到了他理想的王国。反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利奥波德得以向斯托克马尔男爵提供越来越多的钥匙,以便打开更多的后门。
斯托克马尔住进白金汉宫,一方面是作为利奥波德国王的使者,但更主要的是作为女王的朋友和顾问。女王几乎还是个孩子,她无疑十分需要友谊和出主意的人。如果认为这两个男人的行动出自庸俗自私的动机,那是错误的。诚然,利奥波德国王很清楚如何保全自己的利益。在他充满险阻、波澜起伏的生涯中,他早已深得世事运行之道的三味。他已有充分准备,运用他所知所得来加强他的地位,扩展他的影响。但是,话说回来,他的地位越稳固,他的影响越广泛,对欧洲也就越有好处。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此外,他是一位立宪君主。一位立宪君主如果有什么卑劣或自私的目的,那是很不恰当的。至于斯托克马尔,帕默斯顿指出的无自私之心当然是他品格中的基本要素。按照常理,谋士总是乐观主义者,可斯托克马尔不断受到消化不良的折磨,心中充满不祥的预感,是一个生就的忧郁症患者。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谋士,可他是在多疑中秘密策划着做好事。做好事!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出谋划策更加高尚呢?但是,只要是出谋划策,总归是很危险的。
维多利亚有勒曾指点她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细节,有充满智慧和处世经验的斯托克马尔住在她隔壁房间,还有她舅舅利奥波德的大量书信不断给予鼓励,并向她提供总体意见和极有价值的锦囊妙计。因此即使没有其他指导,她也不缺私人顾问了。可是,她另外还有指导者,上面这些人的影响在这颗新星面前不免黯然失色。这颗第一星级的新星突然出现在维多利亚的视野里,马上左右着她的生活。
白金汉宫位于伦敦市内,为英国王室的伦敦住地。
格雷(Charles Grey,1764—1845),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曾任首相(1830—1834)。
帕默斯顿(Henry John,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英国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和首相(1855—1858,1859—1865)。
三
威廉•兰姆•墨尔本子爵58岁,在最近的三年中是英国首相。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人类中最幸运的人。他生于富贵、辉煌和权力之中。他的母亲美丽聪颖,曾是辉格党团体著名的女主人。他从小就作为那个光辉社会的一员受到良好的教育,而那个社会,在18世纪最后25年中,集中了称雄百年的贵族们的最完美无缺的品质。他天生聪明漂亮。他的一个哥哥意外夭折,这使他得到了财产、贵族头衔和飞黄腾达的机会。在那个仿佛有魔法保护的圈子里,一个人不管有多少缺陷也不大会遭到失败;至于他,他有的是种种优越条件,成功几乎唾手可得。他没费多大力气就在政坛上出人头地了。随着辉格党获胜,他成了内阁的领导成员之一。格雷勋爵退休后,他填补了首相的空缺。命运对他的眷顾并不仅仅表现在有形可见的方面。他注定要获得成功,而且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他天生禀赋良好,他的成功跟他十分相配。他头脑灵活,思想丰富,他的气质既沉静又敏感,这使他不仅工作出色,生活中也左右逢源,过得自在潇洒。在社交场合他是一个有名的饶舌者,一个可爱的伙伴,一个迷人的男士。要是你看得再深入一点,你立刻可以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寻常的人,他言谈中的辣味儿和他的行为举止——马虎含糊,唐突提问,懒懒散散,落拓不羁,满口赌咒发誓——都并不只是可笑的外表装饰,而是一个彻头彻尾、与众不同者的内心表白。
要摸准墨尔本子爵的性格可并不容易。他的性格复杂多变,也许还自相矛盾。当然,墨尔本子爵的身世与他眼前的财富、身份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他所得的一切来自他的出身,而他真正的出身却并不光彩。众所周知,他母亲曾经热恋埃格雷蒙勋爵,他的亲生父亲并不是墨尔本勋爵。而他的婚姻似乎曾是他少年得志的荣耀和标志,但却是一场漫长的、不幸的和无可挽救的失败。那位不可思议的卡罗琳夫人
“……
乐趣高雅难以欣赏,
活力充盈难以安静,
聪明过度难以教诲,
思虑过多却总是怪诞不经”
几乎毁了他一生。最后,他终于摆脱她的愚蠢、奢侈、愤怒、绝望和爱情给他带来的痛苦和混乱,剩下孑然一身,带着无穷无尽、悲喜交集的回忆,还有一个弱智的儿子。但是他也有要感谢卡罗琳夫人的地方。当她跟拜伦 狂热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他待在家里强压着悲哀和愤懑,以阅读来排遣他的孤独。就这样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和做学问的爱好,从古今文学中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没想到这一切竟意外地成了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装备。以后他的读书热情从未消退,即使在他当上首相后,他仍抽出时间阅读每一本重要的新书。他最喜爱研究神学,这与他本人的性格有明显的不协调之处。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古典学者,精通基督教早期著作家的著作,他孜孜不倦地仔细研读一大卷一大卷的评注和诠释。在任何余暇,你都可能发现他正在翻阅《圣经》。 他常把某本阐述《启示录》的学术著作借给他最喜欢的女士们,书中满是他亲笔写下的眉批夹注。有时,他会借给她们一本拉德纳博士的《评有关马利亚皈依的犹太人的谬误》。女士中较为虔诚的人满以为这些研究会把他引入正道,可他餐后的言论并没有显示出此种征兆。
墨尔本勋爵政治生涯中的自相矛盾也同样离奇古怪。他具有十足的贵族气质,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可他却作为一个民众党、一个改革党的领袖上台执政。他深深厌恶《改革法案》,最后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无可避免的邪恶”接受下来;而《改革法案》却又是他辉格党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他多疑的性格使他难以相信任何形式的改革。他总是认为事物以保持原状为最好——确切地说,保持原状就不坏。他的格言之一是:“你最好不干任何事情,你也就不会陷入任何困境。”教育充其量也不过是劳而无功的事;对穷人进行教育更是绝对危险的。工人的孩子?“哎呀,你还是行行好随他们去吧!”自由贸易是骗局;选举投票是扯淡;至于民主,没有这种东西的。尽管如此,他还不是一个反动分子,他只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说,政府的全部责任是“防止犯罪,保护契约”。一个人真正能够指望做的,只不过是维持下去。对此他本人就做得颇为出色——不断地妥协,伴随着思想上的动摇和矛盾,带着各式各样的缺点嗜好,但也有着精明、温和甚至拳拳之心,还有一套轻松自如用人理事的本领。他漫不经心地处理朝中事务。一些要人受到接见时,发现他坐在一张凌乱的床上,周围散放着书籍和文件;或者,他正在梳妆间里表情茫然地刮胡子。但是当他们走下楼梯后,他们会发现不知怎么地已经给弄得精疲力竭了。在他不得不接见某个代表团时,他从没以严肃态度认真对待。那些尊敬的蜡烛商或废除死刑协会的代表们正在滔滔陈词时,发现首相在专心致志地吹一根羽毛,或者突然插入一句不合时宜的笑话,不免感到沮丧和失面子。可他们又怎么知道在前一天首相曾经花了整整一个晚上仔细研究他们的提议?他不喜欢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不喜欢安排约会——这种情绪大臣们是很少有的。“那些主教们,”首相嚷嚷道,“我可以肯定,他们就是想来烦我。”但是当约会终于确定以后,这约会能体现出他敏锐的鉴别力。他的同事们还看到他的另一面——也不知是由于他的不负责任还是由于他早已胸有成竹,他竟在内阁会议上呼呼入睡。
如果他生得早一点,他很可能是一个更单纯、更快乐的人。他更像是一个18世纪的产儿,却与一个艰难冷漠的新时代共命运。他是秋天的玫瑰,尽管他和蔼温厚,富于幽默,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仍陷入一种深深的不安。他是一个感伤的怀疑论者,一个不可知论的信徒,心底里忐忑不安,充满忧伤。最主要的,是他不能使自己坚强起来,犹如那些敏感的花瓣,一有风便会抖动不已。不管他还可能是别的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墨尔本勋爵永远富于人性,至高无上的人性——也许,过于富于人性了。
就在他步入暮年的时候,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一个新的不寻常的变化。一转眼间,他成了一位年轻姑娘的亲密顾问和日常伙伴,这位姑娘刚走出保育室,一步跨上了王座。他跟女人的关系,就像有关他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一向是难以理解的。谁也没有弄清楚过他在婚姻生活中变化多端的复杂感情。卡罗琳夫人消失了;可是他那与众不同的多情依然如故。这样或那样的女性世界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并不遏制自己的情感;每天他总是要花一大部分时间周旋于女性世界。他身上的女性化成分使他极其容易地、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许多女人的朋友,尽管他身上的男性成分也同样浓烈。在这种情况下,他跟女人也就容易地、甚至自然地、或许不可避免地超越了朋友关系。于是,谣言四起,群情激愤。墨尔本勋爵两次成为离婚诉讼案中的共同被告,但每次他都胜诉。可爱的布兰登夫人,不幸而才华横溢的诺顿夫人……法律宣告她们无罪。对于这件事情,人们难以窥见其内幕。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有了这样的记录,白金汉宫中首相的地位必定岌岌可危。不过,墨尔本勋爵已习惯于应付岌岌可危的局面,他总是能够化险为夷取得成功。
他对女王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无懈可击的。他对待年轻女王的态度,是把政治家和宫廷大臣的谨慎、尊敬跟慈父般的柔情关怀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他既恭敬又亲切,既是仆人又是引路人。与此同时,他的生活习惯起了令人惊讶的变化。他那舒适而散漫的生活被纳入了一成不变的宫廷生活。他不再摊手摊脚地坐在沙发里,从他嘴里再也听不见一句粗话。这位老于世故的人,曾经是拜伦和摄政王的朋友;这位健谈的人,曾经以似是而非的隽语迷住了整个荷兰宫;这位愤世嫉俗的人,曾经以粗俗幽默的言词令多少纵酒者开怀痛饮;这位热烈的情人,他的轻声慢语曾经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激情和才智。如今,却可以见到他一夜又一夜坐得笔挺,在一片寂静中遵循刻板的宫廷礼仪,彬彬有礼地跟一位女学生谈话。
拜伦(Ceorge Conden Byron,1788—1824),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
原注:“1835年3月1日访墨尔本子爵,发现他正在阅读《使徒行传》,旁边还放着一本塞缪尔•约翰逊的希腊文《新约全书》”
四
雷维尔回忆录》第三卷)。
四
维多利亚立即就被墨尔本勋爵吸引住了。斯托克马尔对勋爵的好评无疑起了扫清道路的作用,而且勋爵还聪明地赢得了勒曾的好感。良好的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维多利亚觉得墨尔本完美无缺,而且在她眼中他始终完美无缺。她那毫无保留、毫不掩饰的赞叹是很自然的。有哪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能抵挡住这么一个男人的魅力和热情呢?何况,对于维多利亚来说,还有一种特殊影响使她的感受蒙上一种奇特的光辉。在度过许多空虚、沉闷、压抑的日子后,她在青春的黄金时期突然获得了自由,掌握了权力。她成了自己的主人,成了广大领土和宫殿的主人,成了英国女王。当然,她会有责任和困难,而且是沉重艰巨的责任和困难,但也有一种统治别人和引人注目的感觉——这是一种快乐的感觉。什么都使她感到高兴。从早到晚她兴致勃勃。克里维先生现在已经上了年纪,行将就木了。他在布赖顿短时间地见到过女王,对“小维克” 的率真、欢乐由衷地感到高兴——“,你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朴实无华的小家伙,她显然渴望能永远自由自在。她笑得很真挚,尽量把嘴张大,露出不太好看的牙床……她吃起来跟她笑起来一样无拘无束,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狼吞虎咽……她激动时、大笑时都是那么自然,能使任何人消除敌意。”但并非只在大笑或狼吞虎咽时维多利亚才感到高兴,履行公务也使她得到极大的满足。“我确实有大量的事要做,”她在即位几天后的日记中写道,“我收到大臣们给我的好多好多书信文件,不过这使我很高兴。”一个星期后她又写道,“我重复我以前说过的,我有大臣们给我和我给他们的书信,每天我有文件要签署,我永远有要做的事。做这些事我感到。”透过少女的稚气,这位女人天生的活力和兴趣美妙而急切地倏然显现。
在她美好的生活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特别一提。除了辉煌的社会地位和重要的政治身份外,她还十分富有。英国议会开会后就决定拨给她年金385000英镑。除去整个王室的开支,她本人每年可得68000英镑。她还享有王室直辖领地的收入,每年在27000英镑以上。她使用的第一笔钱颇能显现她的个性:她清偿了她父亲的债务。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在金钱问题上她决心不出一点差错。她有着经纪人的天分,她决不能忍受在经济上陷入不良境况。
她每时每刻都沐浴在青春和幸福的光辉中,日子过得愉快极了。而每一天如何过,则又依着墨尔本勋爵为转移。她的日记明白无误地让我们看到这位年轻女王即位之初几个月的生活情景,骑马、欢宴、跳舞……那是一种赏心悦目、井井有条、称心如意的生活,一种轻快、安逸、天真烂漫的生活。当曙光初照,在一片玫瑰色的光辉中,“墨尔本勋爵”的身影出现了,他光芒四射,至高无上。如果说她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他就是男主人公。实际上他们并不只是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因为根本没有其他人物。勒曾、男爵、利奥波德舅舅,都是虚幻的影子——故事中无足轻重的次要人物。她的乐园里只有两个人,而这已经足够了。今天人们在她朴实无华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这奇特的一对在80年前神奇的曙光中不可思议地待在一起:一位有教养的、高尚优雅的绅士,须发尽白而眉毛浓黑,嘴皮灵活,眼睛大而富于表情;在他旁边是瘦小的女王——漂亮、苗条、文雅、活泼,穿着朴素的女衫和披肩,半张着嘴,抬起微凸的蓝眼睛,热切而崇敬地望着那位年老的绅士。他们就这样出现在女王的日记中,每一页上都可见到墨尔本勋爵。墨尔本勋爵在说话,墨尔本勋爵既有趣又循循善诱,既可爱又亲切……维多利亚吮吸着他精彩的言词,笑得露出牙床,她拼命记住他的话,一等到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就统统背出来并记录下来。他们长时间的谈话触及许多题目:墨尔本勋爵评论书籍,对英国宪法谈上一两点意见,发表一些对人生的随想,讲述一个又一个18世纪伟人的故事,然后,还有公事——也许是达勒姆勋爵从加拿大发来的急件,由墨尔本勋爵朗读。不过朗读之前他一定先要作些解释。“他说我必须明白,加拿大原来是法国人的,只是在1760年才转手给英国,当时沃尔夫率领的一支探险队拿下了那块土地;他说,‘那是一项很英勇的业绩’。加拿大当时完全属于法国,英国人只是后来才去的……墨尔本勋爵解释得非常清楚(比我的解释清楚多了),他还说了很多。然后,他给我念达勒姆的急件,那是一封很长的信,他读了半个多小时才读完。墨尔本勋爵用他美妙柔和的嗓音朗读,表情丰富,非常动听,因此不用说我是多么感兴趣了。”此后,谈话转到更加个人性质的事情。墨尔本勋爵描述他的童年,她得知,“他就像当时所有的男孩一样,留着长发,直到17岁。(他一定好看!)”她还会发现他的一些奇怪的爱好和习惯——他身上竟然从不带表,这似乎很不寻常。“墨尔本勋爵说:‘我老是问仆人几点钟,他高兴说几点就告诉我几点。’”或者,当乌鸦在树顶上盘旋,“预示着要下雨”的时候,他说他会坐着看乌鸦,一看就是一个小时,“他对我讨厌乌鸦感到很奇怪……墨尔本勋爵说:‘我喜欢乌鸦。’”
不论在伦敦或在温莎,女王每天的活动几乎千篇一律。上午用来处理事务,跟墨尔本勋爵共同度过。下午宫廷上下都外出骑马。女王穿着天鹅绒骑马装,头戴一顶边缘垂着面纱的高顶帽,走在马队前面,墨尔本勋爵策马走在她身旁。这支快乐的队伍到处奔驰,使女王陛下兴奋不已。回到王宫后,晚饭前还有时间再玩一会儿,也许是一场板球或羽毛球,要不就是在长廊里跟孩子们追逐嬉闹。晚餐时,全套宫廷礼仪准确无误地运转起来。高官显贵们坐在女王右首,女王左首坐着墨尔本勋爵——不久这就成了定例。在女士们离开餐厅后,男士们不允许待得太久。据说,是否让男士们有一小段的时间喝点酒,成了女王与她的首相之间为数不多的几次争论之一 ,最后女王获得了胜利。自那以后,餐后饮酒就不再风行。当这一群人再度聚集在客厅时,礼仪变得更加刻板;女王轮流跟她的客人分别谈几分钟话。这种简短而尴尬的谈话,使王威的枯燥乏味显露无遗。一天晚上,枢密院秘书格雷维尔先生在场;一会儿便轮到了他和女王交谈。年轻的女主人开始跟这位绷着脸的中年公子哥儿谈话:“你今天骑马了吗,格雷维尔先生?”“不,陛下,我没有。”格雷维尔先生回答说。“今天天气很好。”女王继续说。“是,陛下,天气非常好。”格雷维尔先生说。“不过相当冷。”女王说。“相当冷,陛下。”格雷维尔先生说。“我想,你妹妹弗朗西丝•埃杰顿会骑马,是吗?”女王说。“她有时确实骑,陛下。”格雷维尔先生说。出现了一阵沉默,然后,格雷维尔先生大胆主动提问,尽管他并不敢改变话题:“陛下,您今天骑马了吗?” “哦,是的,走了很长的路。”女王兴奋地回答。“陛下,您有好马吗?”格雷维尔先生说。“有,一匹很好的马。”女王说。谈话到此为止。女王陛下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格雷维尔先生深深鞠了个躬,然后女王又开始了跟下一位先生的谈话。所有的客人打发走以后,肯特公爵夫人坐下来玩牌,其他人围坐在圆桌四周。墨尔本勋爵坐在女王身旁,絮絮不休地讲着——时常是谈论某本版画集的内容,圆桌上就放着许多大本大本的版画集——直到11点半就寝时刻。
有时,也有一点点消遣:或是看一场歌剧,或者是看一场话剧。第二天早晨,维多利亚女王——这位“王家评论员”会精确地记下自己的印象。“那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演出一开始我们就进入剧场。查尔斯•基恩 先生(老基恩的儿子)演哈姆雷特,应该说他演得非常出色。他对这个极难理解的——我可以说几乎无法理解的——角色,有着令人叹服的深刻领悟,他对所有精彩的长段说白都处理得相当完美。他极其优雅,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姿势都很好,就是脸一点儿也不好看……戏一演完我就走了。”后来,女王又去看了麦克里迪 演的《李尔王》。她第一次看这出戏,对李尔王的故事一无所知,起初她对舞台上的演出不感兴趣,宁可跟宫务大臣谈谈笑笑。但是,随着剧情的进展,她的情绪起了变化,她集中了注意力,不再说笑。不过她仍然感到困惑。这戏看来很奇怪,很可怕。不知墨尔本勋爵是怎么想的?墨尔本勋爵认为那是一出很好的戏,当然,“是一出粗野的戏,为那个时代的人写的,角色夸张。”“我很高兴你看了那出戏,”他补充说。可是,女王认为最开心的夜晚是那些有跳舞内容的夜晚。她总是乐于找一些借口,诸如表兄弟来访,过生日,年轻人聚会等等,下令举行舞会。当乐队开始演奏,跳舞者随着乐曲翩翩起舞时,她觉得自己的身子也在摆动,浑身充满青春活力,她的欢乐达到了顶点。她经常是两眼闪闪发光,跳呀跳呀,直跳到次日清晨。这时候,甚至墨尔本勋爵也被暂时置诸脑后了。
原注:贝德福德公爵告诉格雷维尔,他“肯定她跟墨尔本发生过一场争吵……他肯定那是关于餐后男士们逗留喝酒的事,因为他听到她怒冲冲地对他说:‘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不过等女士们离开后(他在那儿用餐),传下指示说男士们可再逗留五分钟。”(《格雷维尔回忆录》未出版部分)
查尔斯•基恩(Charles Kean,1811—1868),英国悲剧演员,以扮演莎剧角色奥赛罗著称。
麦克里迪(William Charles Macready,1793—1873),英国演员,演过莎剧和情节剧,对戏剧理论和技巧都作出过贡献。
五
时光飞驰,转眼夏天过去了。“我一生中度过的最愉快的一个夏季,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即位后的这第一个夏季。”当另一个夏天以惊人的速度来到时,加冕礼随之来而复去——一个有趣的梦,古老、繁琐、没完没了的礼仪就像一架有点儿毛病的庞大复杂的机器,尽可能完好地运转着。维多利亚女王,这位娇小的中心人物不停地旋转。她坐着,走着,祷告着;她捧着标志王权的宝球,重得几乎拿不住;坎特伯雷大主教来了,从她手上捋下一枚戴错手指的戒指,她痛得几乎要哭出来;罗尔勋爵致敬时踩了自己的斗篷,绊跌在台阶下;她被引入旁边的小教堂,祭坛上盖着一块台布,上面摆满了三明治和酒瓶;当她披袍戴冠坐在王座上时,她瞅见勒曾坐在高高的包厢里,跟她相视一笑。“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她写道。但是这种自豪感很快就跟青春纯朴的气息融合在一起了。当她终于回到白金汉宫以后,她并没有感到疲倦,她奔进楼上的私室卸却荣光,替她的爱犬达什洗了一个晚浴。
日子又回复到跟往常一样平静。这种平静有时也会受到干扰。比如,利奥波德舅舅的举动就令人烦恼。这位比利时国王挡不住诱惑,要利用他的家庭地位来进一步达到他的外交目的。确实,为什么要挡住呢?这样做难道不顺理成章吗?也许根本说不上是什么诱惑。尽管有宪法这道障碍,但如果王室间通婚不能使君主们得以控制外国的政治,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为了最高的目标,那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女王是他的外甥女,不仅如此,几乎是他的女儿。他的心腹正住在她宫中,而且颇得青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通过个人影响,背着英国的大臣们左右英国的外交政策,如果失掉了这样的机会,那肯定是愚蠢的、错误的。
他谨慎而得当地开始了这项工作。他继续在信中提出令人赞赏的意见。在维多利亚即位后不几天,他建议这位年轻的女王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强调她自己的英国出身,赞扬英吉利民族,“我还要向你竭力推荐英国圣公会,在这个问题上,你说,只是不要做出任何的。”还有,“在你决定做任何重大事情之前,如果你能先跟我商量一下,我将非常高兴。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使你自己从容一些,”匆匆忙忙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不自知,是最有害不过的了。他的外甥女立即以惯常的热情回信。但信写得很草率,也许还有点儿含糊其辞。她说:“建议对我永远具有。”
他是否做得过分了?他吃不准。也许维多利亚过于匆忙了。不管怎样,他得小心,他要后撤,为了能更好地跃进。他暗自微微一笑。在他后来的几封信中,他不再建议她凡事跟他商量,他只是一般地指出,在重大问题上不当场做出决定是明智之举。到此为止,利奥波德国王的意见都是被采纳的。人们注意到,任何人向女王提出请求时,她很少立即答复。即使是对墨尔本勋爵,也是如此。当墨尔本勋爵问到她对某个问题的意见时,她总是回答她要好好想一想,明天再告诉他结论。
利奥波德国王一如既往地继续提出建议:德•利文亲王夫人是一个危险的女人。他说,有理由认为德•利文亲王夫人试图插手与她无关的事,他让维多利亚多加小心。“有一条再强调也不会过分的规则:别人谈有关你自己的问题和你的事务,除非你本人希望他们这样做。”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改变话题,让那个人感到他犯了错误。”这条建议也被采纳了,后来确实发生了利奥波德国王所预料的那种事情。德•利文夫人设法获得了晋见的机会,似乎就要谈到一些涉及内幕的话题了,这时女王有点儿尴尬,于是只对客人说些寒暄客套的话,其他什么也不说。那位来访者感到自己犯了错误。
利奥波德国王的下一条建议十分精妙。他指出,信件在邮寄中几乎都被拆阅,这当然使人不便,但一旦了解了这个事实,倒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我给你举个例子,普鲁士的那些要塞依然困扰着我们,为了告诉普鲁士政府许多我们正式跟他们讲的事,我们的大臣可以给驻柏林的官员写一封信,寄去。普鲁士人拆阅那封信,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得悉我们希望他们听到的话。”类似的情况也很可能在英国发生。“我告诉你这个窍门,”国王陛下写道,“这样你就可加以提防。”君主立宪制的诡谲由此可见一斑。
看来实现下一步计划的时机已到。利奥波德国王的下一封信说的全是外交事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形势,路易•菲力普 的性格。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维多利亚在信的开头说,她已经把他信上的给墨尔本勋爵看了,接下去她开始讨论起外交事务来。看来,她并非不愿在这些事情上跟他舅舅交换看法。至此为止,一切还是顺利的。不过利奥波德国王仍然小心翼翼,尽管他现在在外交上面临一次危机,他还是不敢贸然求进。最后,他实在无法再保持沉默了。因为他要在与法国和荷兰周旋时获胜,就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或至少看上去得到,这对他至关重要。但是英国政府似乎采取中立态度。这太糟糕了。不支持他就是反对他,难道他们不明白吗?也许,他们只是犹豫不决,只要维多利亚给他们稍许施加压力,就可以挽救整个局面。他决心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维多利亚,提得既含蓄又有力——正如他本人所想。“所有我要你陛下做的事情,”他写道,“就是请你向你的大臣们特别是向墨尔本勋爵表示一下,为了疆土的利益,你希望你的政府带头参与那些会在短期内给这个国家以及你舅舅和他家庭带来的措施。”这一请求的结果出乎意料:一个多星期时间过去了,没有一点儿声息。好不容易等到维多利亚的回信,满纸洋溢着感情——“千真万确,我最亲爱的舅舅,要是你以为我对你的忠诚和无限热爱的情感会有所改变,那就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它们的。”在提到外交事务时,虽然写得很长很用心,但她没有作出任何一点儿承诺,用的几乎是官方的外交语言。她说,她的大臣们跟她的看法完全一致,她理解并同情她亲爱的舅舅的困难处境;她请舅舅放心,“墨尔本勋爵和帕默斯顿勋爵在任何时候都极为关心比利时的繁荣、幸福。”信中就说了这么些。国王在回信中称,他非常高兴,但同时对他的外甥女充满感情的抗议作出了反响:“我最亲爱最喜欢的维多利亚,你给我写了一封的长信,它给我带来。”他不承认他受到了挫折。
几个月后危机来临。利奥波德国王决定作一次大胆的推进。这一次,他打算运用皇家的魄力和舅舅的权威来争取维多利亚的支持。在一封直截了当几乎有点儿咄咄逼人的信中,他把他的问题再次摆在他外甥女面前:“你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我……但是,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我们将会看到或多或少影响所有人的严重后果,应该引起我们最密切的注意。我亲爱的维多利亚,我永远是你亲爱的舅舅,利奥波德•R。”女王立刻把这封信送交墨尔本勋爵。他字斟句酌地拟了一封内容空洞无物的回信,他建议女王派人把信送去给她舅舅。她照抄着那些精心构思的套话,在各处随意加上许多“亲爱的舅舅”,在信的结尾,她向“路易丝舅妈和孩子们”致以“亲切的爱”。她派人把这封信送去给她舅舅。自此,利奥波德国王终于不得不承认现实。他的下一封信没有任何有关政治的内容。“我发现,”他写道,“你比去年更加喜欢布赖顿 了,我很高兴。我认为布赖顿在一年当中的这段时间里最舒适宜人,到东风一起就不行了。此外,那儿的亭台楼阁也很迷人,那是无可否认的。在我结婚前,我第一次遇到摄政王就在那儿。后来夏洛特跟老王后夏洛特一起来了。这一切已经多么遥远,可是在记忆中又是那么近在眼前。”就像可怜的德•利文夫人一样,利奥波德国王陛下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尽管如此,他仍不愿完全放弃希望。另外一个机会来了,他又作了一次尝试,但没有太大的信心,这次努力马上又遭到失败。“我亲爱的舅舅,”女王写道,“我得谢谢你最近的来信,这封信我是礼拜天收到的。尽管你似乎并不讨厌我的政治热情,我想最好还是不要助长促进,以免最后焚烧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遗憾地看到,我们难以达成共识。因此,我将把自己说的话仅限于表达我对比利时幸福和繁荣的衷心祝愿。”打那以后,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国王此后的信中,充斥着一种古怪忧伤的调子。“最亲爱的维多利亚,我刚收到你那封短短的信,它令人高兴,就像。是啊,我可爱的维多利亚!确实,我……我的爱完全是,我爱从你身上看到的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为了呵护她使她能够幸福,我曾经倾注几许情感。”他有过许多经历,但如果说生活中会有失望,那么也会有满足。“我拥有一个人可能享有的一切荣誉。从政治上讲,我有非常稳固的地位。”除了政治外,在他心里还有其他东西,还有着憧憬和幻想。“我仍然保有的唯一希望,就是对于东方的向往。也许,我总有一天会在那里结束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开始于西方,希望能以东方为归宿。”至于他对外甥女的爱,那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我从不强行为你效劳,也不把忠告强加于你,尽管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从神灵赋予我的不寻常的命运中,我获得的经验,不论政治上的还是私生活方面的,都是极其丰富的。无论,我准备着为你服务。我再重复一遍,我唯一希望得到的回报,就是从你那里得到一点点儿真诚的爱。”
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l773—1850),法国国王,1830年即位,建立七月王朝,镇压民主运动,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
布赖顿,英国东南部城市,濒临英吉利海峡。
六
与利奥波德国王的通信显示了维多利亚性格中藏而未露的许多品质。在政治问题上,她对她舅舅的态度一刻也没有动摇过。对于他的一次次进攻,她采取了绝不让步的立场。英国的外交政策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那是她和她的大臣们的事,他所有的奉承、恳求、斗争全然无用,他必须明白事情只能这样。由于夹杂着尊敬、感激等私人情感,维多利亚的坚定立场就更加令人瞩目了。自始至终,这位毫不动摇的女王一直是一位忠实的外甥女。利奥波德本人对如此完美得体的举止必定也会十分佩服。然而,对一位年长的政治家来说值得赞叹的事情,对一位19岁的少女来说就不免有点儿可怕了。特权阶层的观察家们不无忧虑。漫不经心的率真与坚定不移的决心,直言不讳与沉默寡言,稚气与傲慢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似乎预示着将有一个艰难复杂、充满危险的未来。这种奇怪的性格组合含有一种令人不那么愉快的品性,这种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更经常、更直观地显露出来。一种傲慢专横的脾气,一种强烈而冷酷的自我主义倾向,已经可见端倪。人们注意到,宫廷礼仪变得越来越灵活,但绝不是放松。在某些人看来,这应该归功于勒曾的影响。但如果真是那样,勒曾就有一个听话的学生了。因为规范和服从是铁定了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违反,都会无例外地立即招来女王尖利傲慢的白眼。不过,尽管女王陛下的目光使人受不了,但比起她的嘴来,还要略逊一筹。她那突出的小牙齿和收拢的小下巴,比她那强有力的颌部更加显示出令人惊骇的任性。这种任性近乎不讲道理,但又表现得冷静沉着,令人难以理解,这种任性还近似顽固,而君王的顽固跟其他人的顽固可不是一回事。
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不到两年,乌云压顶,预示着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从一开始在地平线上这些乌云就隐约可见了。维多利亚跟母亲的关系并没有改善。肯特公爵夫人依然备受孝敬关照,但这只是恼人的表面文章,实际上她是白金汉宫中一位被抛在一边的人物,没有权力,也得不到慰藉。约翰•康罗伊爵士从女王面前被赶走后,仍然住在公爵夫人宅中。早先肯辛顿宫中的敌对情绪依然如故,在新的环境中并没有减弱。弗洛拉•黑斯廷斯女士依旧开恶毒的玩笑。男爵夫人的恨意依旧没有平息。一天,弗洛拉女士发现,玩笑开到她自己的头上来了。1839年初,她与一批人随同公爵夫人外出旅行,从苏格兰返回途中,她跟约翰爵士同坐一辆马车。一个不得体的笑话传布开来,说她形体有所改变。饶舌者絮絮不休,戏言变得严肃起来。有人私下说弗洛拉女士已经怀孕。她的健康状况似乎更证实了人们的怀疑——她去找宫廷御医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看病。在这以后,詹姆斯爵士也开始发表议论。于是谣言甚嚣尘上,人人都在谈论。男爵夫人表示不足为奇;公爵夫人吵吵嚷嚷护着她的女官;女王也得到了消息。最后,只好诉诸医生检查这种特别手段。据弗洛拉女士说,詹姆斯爵士在检查时动作野蛮粗鲁,而另一位医生则很有礼貌。两位医生终于签署了一份证书,证明这位女士完全清白无辜。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黑斯廷斯家族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如今自尊受到侵害,清白遭到玷污,自然怒不可遏地加入了这场冲突。黑斯廷斯勋爵坚持要见女王,还给报纸写信,要求撤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的职。女王向弗洛拉女士表示歉意,但詹姆斯•克拉克爵士没有被撤职。舆论转而激烈地反对女王和她的顾问们。高层社会对白金汉宫掩饰家丑也感到愤慨;广大公众对弗洛拉女士遭到不公正待遇愤愤不平。到3月底,年轻的女王在即位之初所曾拥有的多么煊赫多么崇高的声望,已经完全消失 。
宫廷在处理事务时极不谨慎,这已不用怀疑。恶意的流言蜚语本该在萌芽状态就立即加以制止,但却被准许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女王本人也被卷到宫中恶毒的个人恩怨中去。詹姆斯•克拉克爵士的地位,成了一个特别令人尴尬的问题。经征询威灵顿公爵的意见,他认为未经公开调查不可能将克拉克爵士免职,因而只好让克拉克爵士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在高层方面遇到重大难题时,往往要求助于威灵顿公爵。公爵的意见可能不错,但是让这位不道德的医生继续留任为女王服务,却把黑斯廷斯家族推上了对立的地位,并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有错不改的不良印象。至于维多利亚,她太年轻,缺乏经验,很难责怪她没能控制住这个如此棘手的局面。很清楚,那是墨尔本勋爵的任务。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警惕性高,细心谨慎,他本可以悄悄地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可他没有这样做。他懒懒散散,随遇而安,男爵夫人固执己见,他一切放任自流。他显然也并不安逸:宫中情绪激昂;维多利亚不仅年纪很轻;她还固执任性。他是否拥有带魔法的马勒可以制服那匹烈马呢?他也没有把握。接踵而来的另一场更大的危机比以往更加明白无误地揭示了女王的秉性。墨尔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也正是这种秉性。
原注:“没人关心女王,她的声望下降到最低点,忠诚成了一句空话。”(《格雷维尔回忆录》1839年3月25日;《晨报》1839年9月14日)
七
女王长久以来一直心怀恐惧,害怕有一天她不得不跟她的首相分手。自从《改革法案》通过后,辉格党政府的权力日渐衰微。1837年的大选使辉格党在下议院只占微弱多数,自那以后,他们在国外,在国内,还有在爱尔兰不断遇到麻烦,激进团体跟辉格党越来越对立。人们十分怀疑,这个党到底还能支持多久。女王焦虑万分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的出身,她的教养,她的公私关系,都决定了她属于辉格派。即使所有这一切联系都不存在,仅仅因为墨尔本勋爵是辉格党首脑这个事实,就足以决定她的政治倾向了。辉格党倒台意味着墨尔本勋爵的失败,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更可怕的结果:墨尔本勋爵将离她而去。而与墨尔本勋爵朝夕相处,已经成了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她在即位六个月后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失去他,,我也会感到非常不安。”她这种对首相的依赖情绪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自然会成为辉格党的热情支持者了。她对政治问题涵盖的更广泛意义一无所知,她只要看到她的朋友们都各居要职,并且围绕着她转;如果不再如此,那将是可怕的。当一次,:“首相,我真说不出有多么,多么(尽管)!我仍然热切地希望,他,这位保护我安然度过重重难关的人,不会马上离我而去!我本想向墨尔本勋爵表示我的焦虑之情,但在我看到他的整段时间里,眼泪比言语来得更快,要是我试图说什么,那我的喉咙先会哽住。”墨尔本勋爵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位立宪君主,这种思想状态多么要不得。一位立宪君主,随时都应该有接受反对党的领袖们来做自己大臣的思想准备。他尽量设法冷却她的热情,可是没有用处。
也是由于他缺少预见,作茧自缚,自己造成了这一不幸的局面。自维多利亚即位那一刻起,他就安排了自己一党的女士们将女王包围起来:女王的服装女官,女王的侍臣们,统统都是辉格党的。在日常生活中,女王从没有见到过一个托利党人。她不喜欢整个托利党,而且从不掩饰她的这种情绪。她特别讨厌罗伯特•皮尔爵士,虽然几乎可以肯定他将担任下一届首相职务。他的举止令人憎恶,他还要赶走墨尔本勋爵。支持他的人跟他一样坏,没有一个例外。至于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她连看一眼也受不了,他跟约翰•康罗伊爵士简直一模一样。
弗洛拉女士的事在党派之争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斯廷斯家的人是托利党,托利党的报纸以激烈的言词对墨尔本勋爵和宫廷进行攻击。女王的派性观念也相应增长。令人担忧的时刻很快逼近。5月初,内阁明显地濒临垮台。在一个事关重大的政策问题上,他们在下议院只以五票的优势获得多数。他们决定辞职。维多利亚听到这个消息哭了起来。难道一切就这么完了吗?难道她真要就此再也见不到墨尔本勋爵了吗?墨尔本勋爵来了。说也奇怪,即使在这极度不幸和激动的时刻,这位做事有板有眼的姑娘,还是仔细记下了她亲爱的首相到达和离去的准确时刻。他们的谈话很感人,持续了很久,但最终女王还是只好派人请威灵顿公爵来。第二天早晨,公爵来了,他建议女王陛下派人去请罗伯特•皮尔爵士。维多利亚女王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但是她吞咽下眼泪,以君王的意志打起精神,准备这次可恶透顶的接见。
皮尔生性保守、高傲、腼腆。他的风度并不优雅,这一点他知道。他很容易窘,关键时刻他会变得比平常更加局促、拘谨,两脚机械地在地毯上比划着舞蹈教师的步伐。他现在急于想赢得女王的青睐,可他越是心切,他的目的就越难达到。他面前是一位对他充满敌意的傲慢姑娘。他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女王敏锐地观察到:他看上去不高兴,而且“局促不安”;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显得很痛苦,有时还会不安地把趾尖往上翘一翘。看到他那副模样,她心中像是浇了一盆冷水。“啊!跟墨尔本勋爵真诚、坦率、自然和极为和善、热情的风度相比,他是多么不一样,简直有天壤之别。”晋见总算平和地过去了,只是在一个问题上出现了一点分歧。皮尔拿定主意,认为宫室人员的组成有必要作一些变动,女王不能再被他敌人的妻子和姐妹们团团围住,不管怎样,女王的侍臣中应有一部分对他的政府持友好态度的人员。在触及这个问题时,女王暗示她希望她的宫室人员保持原状。罗伯特爵士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可以稍缓再定。不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去安排有关组阁的细节问题了。当皮尔在场的时候,维多利亚保持了一种如她自己所说的“非常镇定的、彬彬有礼的、高高在上的态度,没有露出一丝激动的迹象”,但是当她独自一人时,她便完全支持不住了。当她重新振作起来后,就给墨尔本勋爵写信,告诉他发生的一切,告诉他自己的不幸。她说墨尔本勋爵能够理解,她感到自己处在她最依靠最尊敬的那些人的敌人中间,但最可怕的还是她将不能再和往常一样看见墨尔本勋爵了。
墨尔本勋爵非常得体地回了一封信。他努力安慰女王,劝她面对现实,接受新的形势。对于托利党领袖们,他只是说了些好话。至于宫廷中的女士们,他说女王应该把自己的愿望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因为那是她个人的私事,“但是,”他补充说,“如果罗伯特爵士不能容许,那么,拒绝和推迟磋商都是没有用的。”
在这一点上,墨尔本毫无疑问是对的。这个问题微妙而复杂,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在后来实施的宪法中,规定当朝女王选择女性宫室人员必须同意她首相的要求。可是,墨尔本勋爵的心思白费了。女王不受安抚,更不愿接受劝告。托利党人要赶走她的宫廷女官,这简直欺人太甚了。那天晚上,她决定不管罗伯特爵士可能说什么,她决不同意在名单中除去任何一人。第二天早晨皮尔再次露面时,她作好了行动的准备。他先详细叙述了内阁成员的任命事项,接着补充道:“现在,陛下,谈谈女士们——”女王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我不能让我的女官离去。”她说道。“什么?陛下!”罗伯特爵士说,“陛下的意思是将她们留下?”“!”女王说。罗伯特爵士的脸奇怪地扭动着,他掩饰不住他的激动。“服装女官和侍臣们?”他终于又蹦出这么一句。“!”女王又说了一遍。于是,罗伯特爵士又是请求又是争辩,可是全然无用。他越来越夸张其辞,越来越忐忑不安,他说到宪法,说到历代当朝女王,说到公众利益等等,可是没有用处。他可怜巴巴地用脚比划着小步舞,那也无法令他镇定下来。她坚定不移,毫无商量余地。他呢,尽管又窘又急,也没有让步的迹象。最后他离开她时,什么也没能决定下来——全部组阁大事悬而未决。维多利亚现在陷入极度兴奋中。她怒不可遏,认为罗伯特爵士要想打败她,要把她的朋友弄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她,而且那还不是全部。当那个可怜的人在她面前局促不安时,她突然感到,她唯一渴求的是有一个空洞,可以让她逃走。她抓起笔匆匆给墨尔本勋爵写了一张条子。
“罗伯特爵士的行为很不像话,”她写道,“他坚持要我辞掉我的女官,我的回答是我答应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如此惶恐不安……我很平静,但主意已定,我想你要是看见我这么沉着这么坚定,一定会很高兴的。英国女王不会在阴谋诡计面前低头。你可要做好准备,也可能很快就需要你的。”她刚刚写完就得到通报,威灵顿公爵前来求见。“喔,陛下,”他边走边说,“听说出了点儿麻烦,我很遗憾。”“是啊!”女王马上回答说,“是挑起的,不是我。”她觉得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坚定的意志。一个十几岁的少女,不屈不挠、泰然自若地逼视着一位击败过拿破仑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女王寸步不让,威灵顿公爵一筹莫展。最后,她甚至敢于挖苦他:“难道罗伯特爵士是那么软弱无能,连内宫女官们也得跟他意见一致?”公爵谦恭地劝诫了几句,深深地鞠躬告退。
女王胜利了吗?时间将揭示结论。在此期间她又草草写了另一封信。“墨尔本勋爵,切不可以为女王行为鲁莽……女王认为这是一次尝试,看看她是否还是像孩子一般任人引导任人摆布。”在她看来,托利党人不仅坏,而且荒唐可笑。照她理解,皮尔提出的希望本来只是想除去那些在议会中有职务的宫室人员,而现在却来反对她的女官。“我倒想知道,”她得意洋洋地讽刺道,“他们是否打算给女官们在议会里留下位置?”
这次冲突很快就有了结果。罗伯特爵士回来告诉她,如果她坚持保留她的全部女官,他无法组成政府。她回答说,她将以书面形式告诉他她的最后决定。第二天一早,辉格党内阁召开会议,墨尔本勋爵向大家朗读了女王的信。这一群年长的政治家们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所震惊,至少,他们都很清楚,女王是否严格按照宪法行事是大可商榷的;女王的所作所为说明,她已经置墨尔本勋爵的劝告于不顾;事实上,没有什么公开的理由可以让他们收回辞职的决定。但是,凡此种种考虑,在维多利亚情绪激昂的敦促面前都抛到一边去了。她那坚定的决心使他们一头栽进了她的欲望之海。他们一致感到,“抛开这么一位女王、这么一个女人是不可能的。”他们忘了他们已不再是女王陛下的内阁大臣,而采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做法:写信建议女王结束跟罗伯特•皮尔爵士的磋商。她照做了。一切就此结束。女王取得了胜利。
那天晚上,宫中举行了盛大的舞会。所有的人都参加了。“皮尔和威灵顿公爵也来了,看上去很不高兴。”她快乐无比,墨尔本勋爵又一次担任首相,他是站在她一边的 。
原注:“他们想把我当一个女孩,可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英国女王!”这句话常被作为女王的话引用,但实际上是误传。这只是格雷维尔对两封致墨尔本信函的部分概括。原信见《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162,163。
八
快乐随着墨尔本勋爵一同返回,不过那是一种隐含着激动不安的快乐。宫内的人事纠葛有增无减,直到威灵顿公爵再次奉召入宫。威灵顿公爵谢绝担任内阁大臣,只是作为王室家庭的精神抚慰者来到宫中。最后取得一项成果,他劝说约翰•康罗伊爵士辞去了他在肯特公爵夫人那里的职位,永远离开王宫;他还劝导女王给她母亲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和解之路似乎已经打通,可是公爵夫人仍然怒气未消。她不相信信是维多利亚写的,认为那不是女王的笔迹。她派人请威灵顿公爵来,告诉他这个情况。公爵向她保证信确实是女王写的,并请求她忘掉过去的事。但这并不容易做到。“要是墨尔本勋爵跑来我该怎么办?”“是么?夫人。好嘛,那就待之以礼嘛。”好吧,她将努力……“不过,要是维多利亚要我跟勒曾握手,我又该怎么办呢?”“是么?夫人。好嘛,拥抱她,跟她亲吻嘛。”“什么?”公爵夫人火冒三丈,随即哈哈大笑。“不,夫人,不,”公爵也笑了起来,“我不是要你拥抱和亲吻勒曾,而是要你拥抱亲吻女王。”
若不是出现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使一切和解的努力付诸东流,公爵可能已经成功了。据查,弗洛拉女士患了一种可怕的体内痼疾,而且目前正在迅速恶化,她必死无疑。女王的声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低。她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受到侮辱。当她出现在阳台时,有人冲她喊“墨尔本夫人”;在阿斯科特赛马会上,蒙特罗斯公爵夫人和萨拉•英格斯特里夫人走过她身旁时向她发出嘘声。弗洛拉女士死了。宫内丑闻再次被抖出来,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超过当初。在宫中,两个阵营势不两立,划下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管怎样,墨尔本勋爵回来了。他的出现,他的谈话产生了一种化解一切烦恼的魔力。在墨尔本勋爵这方面,他是一个饱经沧桑、阅历丰富的人。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过错,他更加感到沮丧。他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他当初适时进行干预,黑斯廷斯事件本来可以避免;在内宫纠葛问题上,他任维多利亚的个人感情和急躁情绪否定了自己的判断,在行动上他也犹豫不决。但他不是那种会过分受到良心谴责的人。尽管宫中沉闷刻板,他跟女王的关系成了他生活中最富情趣的事。如果失去这种关系,那可太痛苦了。如今这种可怕的结果已经避免,他又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站稳了脚跟。让墨尔本勋爵去充分享受那转瞬即逝的美好时光吧!这株秋天的玫瑰,受到君王额外的恩宠,得到少女热烈的崇拜,在1839年秋天的几个月里,竟奇妙地盛开起来。这将是美丽的花瓣最后一次绽开。在这段不期而遇、不相般配、几乎难以置信的交往中,这位上了年纪的享乐主义者最后一次尝到了风流艳遇的微妙甘美之处。守护、教导、约束、鼓励他身边的年轻君王,这已经很够了;如此朝夕相处地感受她那热烈的情感和光彩夺目的青春活力,那就更是喜出望外了;也许,最主要的是还可以萦回于想入非非,悠悠忽忽之中,可以断断续续谈心聊天,讲一个有关苹果或裙褶的小笑话,可以沉浸在白日梦中。他原来深藏心底的感情,现在难以抑制地要流露出来。当他弯腰吻她的手时,他常常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会满眼泪花。
在维多利亚方面,尽管她个性很强,这样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对她产生影响。她两年前就已不再是一名单纯的女学生了。这个变化可见于她在公众场合露面时的举止变化。她的表情,最初曾经是“天真安详的”,而现在,据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说,已显得“大胆而不满足”了。她已经从权力带来的苦和乐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这还不是一切。墨尔本勋爵以温和的指导方式试图引领她走上一条智慧与中庸的道路,但是他性格中所有不自觉的冲动都把她推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块坚硬明净的玛瑙石,长期不间断地处于回旋水流悄悄的作用下,已经受到奇妙的侵蚀,它看上去真有点儿软、有点儿混浊了。人性和人的易犯错误性是有传染性的东西。勒曾的拘谨端庄的学生有可能已经染上这两种毛病了吗?她开始相信蛊惑动听的言辞了吗?自我表现甚至自我放纵的内心冲动已经控制了她吗?这个新时代的产儿一时间回首18世纪踌躇不前了。这是她事业中最为关键的时刻。如果那些影响持续下去,她性格的发展,她生命的历史,都将彻底改变。
为什么那些影响不持续下去呢?就女王来说,她是非常希望它们继续存在的。让它们永世长存吧!她周围全是辉格党人,她有墨尔本勋爵,她可以为所欲为,她不相信她还会拥有更多的快乐。任何改变都只能变得更坏;而最坏的改变是……不,她根本不想听。若是要她结婚,那简直不能忍受,简直要天翻地覆了。可是,似乎人人都希望她结婚——广大民众,内阁大臣,萨克森-科堡的亲戚……说来说去众口一词。当然,她也非常清楚,人们有充分理由要求她这样做。举个例子,要是她一直没有孩子,她死后就要由她叔父汉诺威国王坎伯兰来继承英国王位。那无疑是一件极为糟糕的事情。她完全谅解所有希望避免出现这一局面的人。不过,用不着仓促行事,她最后自然是要结婚的,但不是现在,也不是在最近的三四年内。
令人心烦的是她舅舅利奥波德直言不讳地表明态度,不仅认为她应该结婚,而且认为她的丈夫应该是她表弟艾伯特。她舅舅利奥波德就是这么一个人,什么事都想染指。不过话再说回来,在维多利亚即位以前的遥远日子里,是她自己在写给利奥波德舅舅的信中鼓励他产生了这种念头。当时她告诉他,艾伯特“拥有一切可以使她非常快乐的理想品质”,恳求她最亲爱的舅舅关心那人的健康,“对我来说他是如此,望你对他加以照顾”,还补充说,“我希望并相信在这个对我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一切顺利妥善。”可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她只不过是个孩子。从语言上看,这封信还有可能是根据勒曾口授记录下来的。不管怎样,她的感情,整个客观环境,现在已经完全变了,她不再对艾伯特有任何兴趣了。
在后来的生活中,女王说,除了她表弟她从没有想过要跟其他任何人结婚。事实上,她的书信和日记则显示了完全不同的信息。1837年8月2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亲爱的表弟艾伯特18岁生日,我祈祷上天把最美的祝福抛洒在他可爱的头上!”可是,在随后的两年中,这个日子没有再被注意过。眼下,根据安排,由斯托克马尔陪伴艾伯特亲王去意大利,这位忠实的男爵为此离开了维多利亚的左右。他不止一次地写信给她,以赞许的笔调描绘他年轻的旅伴。但此时她已暗暗下定了决心。她喜欢艾伯特,对他也颇有爱慕之心,但她不愿嫁给他。1839年4月她告诉墨尔本勋爵:“目前,我对结婚很反感。”当她表弟即将结束意大利之行时,她变得紧张起来。她知道,根据传统约定,艾伯特的下一次旅行的目的地将是英国,他很可能在秋天到达。7月前后她的不安加剧了。她决定写信给舅舅,明确自己的态度。她说:“必须弄清楚,我们之间没有婚约。”即使她喜欢艾伯特,她也“,因为,这类事最早也得在才能进行。”她还说,对要改变自己的现状存在着一种“厌恶感”;若是她不喜欢艾伯特,她“殷切希望大家能够承认,她没有任何毁约之嫌,因为她从来”。对墨尔本勋爵她说得更加坦率了:她“不怎么希望看见艾伯特,这件事从头到尾令人作呕”。然而,她不得不做出决定,这使她感到烦躁。她一再重申看见艾伯特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可是讨厌的事情无法回避,艾伯特的访问也无法取消,届时她一定要会见艾伯特。夏季悄悄溜走了,秋天已经来到。10月10日夜晚,艾伯特在他哥哥恩斯特陪伴下抵达温莎。
艾伯特来了。维多利亚的整个生活构架像一座纸板房子给摧毁,顷刻化为乌有。他很漂亮,她喘了口气,除此以外她就不知道了。接下来的一瞬间,无数的难以想象的事物一下子展现在她面前,过去的,现在的,都以全新的面貌向她扑来,郁积在女王心中的愁结给解开了。那双蓝眼睛闪出的光芒里,那可爱的嘴角边漾出的微笑里,显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不可抗拒的自信。接下来的时光过得如痴如醉。但女王还是能够注意到艾伯特表弟的一些细微之处——“近乎完美的鼻子”,“雅致的八字须和很淡很淡的胡须”,“漂亮的体形,宽肩细腰”。她和他一起骑马,跟他跳舞,跟他谈天,一切美妙无比。她已经没有丝毫不安和不快乐。艾伯特是星期四晚上来的,到星期天早晨维多利亚就告诉墨尔本勋爵,关于结婚的事她的“主意有了很大改变”。第二天晨,她又告诉墨尔本勋爵,她已经决定和艾伯特结婚。星期二早晨,她把她表弟请来,单独接见了他。“几分钟后我对他说,我认为他一定知道我为什么希望他们到这里来。如果他答应我希望的事(跟我结婚),我将。”接着,“我们相互拥抱,他是那么善良,那么温柔亲切。”她说她配不上他,他咕咕哝哝地说“和你一起生活”将非常幸福。墨尔本勋爵进来时,他们分开了,她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起初女王顾左右而言他,谈谈天气和一些不相干的事。不知怎么的,她在她老朋友面前有点儿紧张。最后,她鼓起勇气说:“那事我跟艾伯特已经讲好了。”“好啊!你们讲好了。”墨尔本勋爵说 。
原注:格雷维尔声称(1939年11月27日)“女王对自己的婚姻作出了全部安排,没有跟墨尔本进行过任何商量,甚至没有告诉过他她的意向。”这种说法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女王的日记证实,她在每一细节上都是跟墨尔本商量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少女时代》第二卷,伊谢尔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