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明确无误的家族通婚。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弗朗西斯•查理•奥古斯都•艾伯特•伊曼纽尔亲王——这是他的全称——只比她的表姐维多利亚迟出生三个月，他们是由同一个产婆接生的。两个孩子的祖母和外婆科堡老公爵的遗孀从一开始就希望他们能够结婚；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公爵、肯特公爵夫人以及利奥波德国王同样也有着这个愿望。在亲王三岁的时候，他的保姆告诉他，有一天“小小的英国五月花” 将会成为他的妻子。自那以后，亲王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娶别的什么人。在斯托克马尔男爵最终表示赞同后，这件事似乎已经定了下来。
公爵还有一个孩子恩斯特亲王，他比艾伯特大一岁，是公国的继承人。公爵夫人金发碧眼，是一个活泼美丽的女人，艾伯特很像她，是她口口声声念叨的心肝宝贝。但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和母亲被永远分开了。公爵的宫廷素以道德尺度宽松闻名，公爵本人就是一位风流男士。有谣言说公爵夫人也在仿效她的丈夫。宫廷里传出了丑闻，人们谈论着一位犹太血统的漂亮而有教养的侍臣。最终公爵夫妇分居，随之而来的是离婚。公爵夫人隐退巴黎，1831年在悲哀中去世。对母亲的记忆，在艾伯特心中永远是亲切和美好的。
艾伯特长成了一个漂亮、聪明、勇敢的男孩。通常他的举止行为端正文雅，但有时也会十分暴烈。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坚持不变。他的哥哥感情不那么直露，也不那么有决断，在他们发生争吵时，艾伯特总占上风。这两个孩子大部分时间住在公爵的这个或那个乡间别墅里，周围有美丽的小山、树林和溪流，从很小的时候起——艾伯特还不到四岁——就不再由保姆抚育，而是交给一位家庭教师照管，直到进入大学，他们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因为公爵并不富有，领地也很小，而且位置很不重要。从一开始，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艾伯特是一个标准的好孩子。他聪颖勤奋，深受他这一代人严肃道德观的影响；11岁的时候，他告诉他父亲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善良有用的人”，这使他父亲大为惊讶。但艾伯特倒也并不过分严肃、刻板，他可能缺少点儿幽默感，但他很风趣，喜欢恶作剧，善于模仿人。他也不是什么软蛋包，他会骑马、射击、击剑，特别喜欢户外生活。他最开心的事是跟他哥哥长时间地在他亲爱的罗森诺的旷野里遨游，追寻麋鹿，欣赏风景，归来时带着许多标本充实他的自然史藏品。此外，他酷爱音乐。人们发现有一点他跟他父亲很不一样：由于他特殊的生长环境或是他个人天生的独特癖性，他对异性有一种明显的厌恶。五岁的时候，在一个孩子们的舞会上，一个小女孩被领到他面前做他舞伴，他讨厌而恼怒地尖叫起来。尽管后来他不露声色地很好掩饰了他的这种情绪，但他对异性的厌恶感依然存在。
恩斯特和艾伯特这两兄弟在科堡很受欢迎。他们行坚信礼之前要经过一次预考。按照古老的习俗，这次考试在城堡的“伟人厅”里当众举行，有一大群热情的听众参加，其中有政府官员、牧师、公国各村镇的代表，以及一些零散的旁听者。除了公爵、老公爵遗孀以外，到场的还有尊贵的符腾堡的亚历山大和恩斯特亲王殿下、莱宁根亲王、霍恩洛厄-兰根堡亲王夫人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夫人。宫廷牧师雅可比博士在圣坛上主持考试，简朴的圣坛稍作装饰，设在大厅的一端。考试开始前先由唱诗班唱圣歌的第一首《圣灵降临》。雅可比博士说了几句开场白后便开始进行考试。据一份当时的报道说，“二位亲王庄重得体，他们对所提问题十分专注，他们的回答坦诚、果断而正确，给到场的众多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打动人的莫过于那些证明他们坚定信仰和内心力量的回答。主试人提出的问题不是那种可以简单地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他的问题经过仔细斟酌，有助于让听众洞悉两位年轻亲王内心的思想感情。最令人感动的细节之一是当主试人问世袭亲王他是否打算坚信路德教派时，亲王不仅回答‘是’，而且以清晰而坚定的声音补充说：‘我和我的兄弟坚定不移地永远忠诚于公认的真理。’”考试进行了一个小时，最后，雅可比博士作了总结性的评论，接着是简短的祈祷，唱诗班唱开场圣歌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至此仪式完毕。两位亲王走下圣坛，公爵和老公爵遗孀拥抱了他们。目睹这一切的科堡的王公贵族们对于他们的表现感到非常满意。
艾伯特的心智现在又有了迅速发展。17岁时他开始认真学习德国文学和德国哲学。他告诉他的家庭教师，他正深入研究伟大诗人克洛卜施托克 的思想。“虽然在这方面，”他谦虚地补充说，“总的说来我还没有取得较大的进展。”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德国文明史概要”的文章。“在文章的大纲中，”他说，“我使用了处理这个题目所要求的分类方法”，结尾处“回顾了当今时代的缺陷，呼吁人人从自身做起改正缺点，为其他人树立良好榜样。”他曾在布鲁塞尔利奥波德国王的照顾下度过几个月的时间，在那里他受到数学教授阿道夫•凯特尔 的影响。凯特尔特别感兴趣的是用概率论法则解释政治和道德现象。这一研究思路吸引了艾伯特亲王，他与凯特尔建立了友谊，并一直持续到生命结束。艾伯特又从布鲁塞尔前往波恩大学，在那里他很快以过人的智慧和广泛的社交活动能力引人注目。他把精力花在玄学、法律、政治经济学、音乐、击剑和业余戏剧演出上。30年后，他的同学们还愉快地回忆起当年艾伯特亲王惟妙惟肖地模仿他人滑稽形象的表演所引起的阵阵笑声。如亲王殿下曾劲头十足地模仿一位教授的声调和姿势，此人常指着画有一排威尼斯房屋的图画说：“此里尔特桥是也”；他还模仿另一位教授参加赛跑时摔倒在地满地找眼镜的窘态。亲王的模仿才能颇得人们叹赏。
在波恩待了一年后，安排亲王去国外观光的时间到了。斯托克马尔男爵从英国赶来，陪伴亲王去意大利考察。利奥波德国王在两年前已经就拟议中的艾伯特与维多利亚的婚姻征询过男爵的意见。他的回答值得注意。斯托克马尔以他特有的洞察力，特有的不盲目乐观的态度，以及特有的遇事考虑道德因素的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什么是使婚姻成功的基本条件。他写道：艾伯特是一个好小伙子，就他的年纪来说，成长得很不错，有着讨人喜欢的宝贵品质；很可能几年以后，他会成为一个和蔼单纯而举止严肃的强壮英俊的男子汉，“因而，从外表看他拥有一切能取悦异性的条件，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一定能够。”因此，如果维多利亚本人赞成这门婚事，下一步的问题是艾伯特的精神品质是否适合他成为英国女王的丈夫。男爵继续说，在这一方面，可以听到很多称赞艾伯特亲王的话，诸如亲王既谨慎又聪颖等等，不过所有这些判断都不免有所偏颇，男爵宁愿保留他的意见，直到他能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得出可靠的结论。接着他又说：“但这还不够。年轻人不仅应该有大才，还应该有的抱负，有坚强的意志。要终生从事一项艰难的政治事业，要求的不只是精力和爱好，还要求严肃认真的态度，具有这种心态才能主动牺牲个人享乐，去追求真正的效用。要是他今后不满足于得到这个欧洲最有影响的地位，那么他会经常对自己经历的事感到后悔！要是他没有从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职责来接受，并认识到他的荣誉和幸福有赖于这一职责的有效履行，那么，他成功的希望就非常渺茫。”
斯托克马尔认为．这些是艾伯特完成家族为他规划的使命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希望通过这次意大利之行，对亲王到底具备多少条件作出某种判断。在艾伯特这边，他对男爵印象很好。他以前见过他，不过次数极少。他平生第一次结识了一位英国人，那是奉命前来陪伴他的弗朗西斯•西摩中尉，他发现此人非常和蔼可亲，他们之间建立了亲切的友谊。他很喜欢佛罗伦萨的画廊和景色。对于罗马，他印象并不深刻，“除了一些美丽的宫殿外，”他说，“它就跟德国任何一个城市差不多。”在跟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一次会见中，他抓住机会显示了他的博学多才。当教皇提到希腊人的艺术源自伊特鲁里亚人 时，艾伯特回答说，在他看来并非如此，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引入的。教皇陛下有礼貌地默然同意。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迫切地渴望吸收更多的知识。在佛罗伦萨的一次舞会上，人们发现他对女士们并不在意，而是专心致志地跟学问渊博的卡波尼 先生交谈。“瞧，这是一位能使我们引以为傲的亲王，”走过他们旁边的托斯卡纳大公说，“漂亮的舞伴等着他，可学者们更吸引他，让他忙个不停。”
回德国后，斯托克马尔在给利奥波德国王的报告中仍持审慎态度。他说，艾伯特聪颖善良，和蔼可亲，充满最良好的意愿和最崇高的决心，他对许多事情的判断，超过了他年龄所能。但他厌恶劳累，似乎过于宽容自己，他的良好决心也往往得不到什么结果。特别糟糕的是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从不读报。他的举止也还有值得改进之处。“他跟男人打交道，”男爵说，“常常比跟女人打交道更容易获得成功。在女人的社会里，他表现得太没有热情了，显得过于冷淡、过于退缩。”这位老医生还敏锐地注意到：亲王的体质不很强壮。但从整体上看，他对这门拟议中的婚姻是赞成的。现在主要的障碍似乎是另一个问题。维多利亚明显表示不愿作出任何承诺。因此，艾伯特去英国时，拿定主意准备从这件事中完全撤出。他曾对一位朋友表示，要他稀里糊涂地等待，他是决不干的，他宁愿马上一刀两断。他在温莎受到的热情款待，使得形势大为明朗。命运之轮突然间飞速转向，艾伯特在维多利亚的怀抱里发现不可抗拒的命运向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保证。
克洛卜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诗人，德国启蒙运动重要代表之一。著有史诗《救世主》及颂歌《苏黎世湖》、《春天的庆典》等。
阿道夫•凯特尔（Adolphe Quetelet，1796—1874），比利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社会学家。以用统计学和概率论解释社会现象著称。著有《社会物理学》等。
二
他并没有跟她相爱。一位身为女王、活泼年轻的表姐对他作出了无条件的奉献，爱慕和感激就成了他的自然反应——他有的是这种感情，却不是互爱互恋的激情。尽管他很喜欢维多利亚，但他所处的奇特地位使他最感兴趣的倒不是她，而是他自己。骑马、跳舞、唱歌、欢笑，温莎的辉煌使他眼花缭乱，满心欢愉。他意识到自己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他胸怀的抱负受到激发，他明白自己将获得的地位确实很高，确实令人羡慕不已。但这马上被另一个想法所淹没，宗教的教诲，斯托克马尔的告诫，他自己内心的信念，全都响起了同一个调子。他不应该在那里为自己寻欢作乐，而是应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要有所作为。他必须“在所有事情上表现得高尚、果敢、有王者风度”，他应该“为了他新祖国的利益而奋斗并献出自己的生命”，“运用自己的权力和全部精力为大多数同胞谋求福利”。严肃的念头一个接一个。英国宫廷的财富和排场可能暂时使他感到快乐，但是，占有他的心的毕竟是科堡。“一方面我要坚持不懈地作出努力，”他写信给他祖母说，“为这个我将归属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被召唤到这里来接受一个多么高的位子；另一方面我将永远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科堡人，哥达人。”现在，他必须永远离开科堡了！他寂寞而悲伤，幸有哥哥恩斯特陪伴，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两位年轻人把自己关在一起，坐在钢琴前，逃避现在和未来，躲进海顿 二重奏营造出的甜美亲切的欢乐气氛中。
他们回到了德国。艾伯特在这告别祖国的几个月中，最后一次享受家庭之乐。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则在伦敦和温莎最后一次过她往昔的生活。尽管她每天跟她的未婚夫用混合着德语和英语的文字通信，但日常生活重新纳入了老一套的轨道：每天的事务和娱乐不受干扰，墨尔本勋爵又像从前那样终日不离左右；托利党人照样叫人难以忍受，这种感受愈来愈烈。在这最后的时刻，旧仇宿怨以加倍的狂暴迸发出来 。急躁的女王恼怒地发现，做这个国家某个大党的公开敌人可能是不利的。有两次托利党直接挫败了她，使她的愿望不能实现。例如，她希望她丈夫的地位以法令形式固定下来，由于托利党的反对没有成功；她希望她丈夫每年从国库得到50000英镑的俸禄，又是由于托利党人的反对，给压缩到30000英镑。真是坏透了！当这个问题在议会讨论时，有人指出，大多数英国人还穷得很，30000英镑是科堡一年的全部收入。可是，她舅舅曾被授予50000英镑的年俸，给艾伯特的若是少于那个数目，岂不有失公允？罗伯特•皮尔爵士竟然厚颜无耻地发表演说，还投票赞成只给30000英镑。维多利亚非常气愤，决心在她举行婚礼时不邀请一个托利党人，以示报复。只有一个人作为例外，那就是年迈的利物浦勋爵，除此之外，即便是威灵顿公爵，她也拒绝邀请。有人向她提出，要是公爵不参加她的婚礼，那将会成为国家的丑闻。维多利亚听了更是火冒三丈。“什么！那个老奸贼！我就不要请他。”（据说她说过这样的话）。最后，经过多方劝说，她勉强给公爵发了一份邀请，但她并不想掩饰自己的悻悻之心，公爵本人对这一切有深切的感受。
维多利亚的不满并不仅仅只限于对托利党人。随着婚礼的临近，她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不近人情。阿德莱德王后惹恼了她，利奥波德国王的信也“不像话”。她用刻薄的语气告诉艾伯特说：“亲爱的舅舅老以为到处要由他来当家。可那是没有必要的。”甚至艾伯特本人也并非无可挑剔。她认为他长期生活在科堡人中间，不能领悟英国事务的复杂奥妙。他的家庭有许多困难。他只有一个想法：不应该被那些激烈的辉格党人包围。这显然没错，但他不了解，不是激烈的辉格党人就是激烈的托利党人，二者必选其一；如果他选定的那方勋爵和绅士们投票反对女王的勋爵和绅士们，那将是十分荒谬的。艾伯特希望由自己指定私人秘书。但他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人呢？墨尔本勋爵显然最有资格来确定人选。而墨尔本勋爵决定让亲王任用勋爵自己的私人秘书——乔治•安森，一个铁杆的辉格党人。艾伯特提出异议，可全然无用。维多利亚径自宣布了对安森的任命，并指示勒曾写信向亲王解释详情。又一次，艾伯特在信中急切地论述了保持宫廷道德纯洁无瑕的必要性。不想，墨尔本勋爵的这位女学生认为，亲爱的艾伯特未免过于古板，然后以夹杂着德语的英语对以上的问题作了长篇大论的陈述：“我很喜欢A女士，只是她有点儿拘谨、挑剔，对别人要求过严，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我总这样想，一个人永远应该待人宽厚，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很好照顾，我们有可能已经误入歧途了。这是我一贯的思想。表示自己不喜欢见到别人犯显而易见的错误，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过于严厉却十分有害。我敢肯定，这样的人总是非常后悔，懊悔他们年轻时没有像本该做到的那样小心谨慎。我解释得很糟，写得也很糟，恐怕你会弄不清我的想法。”
在另一个问题上她也坚持己见。自从弗洛拉•黑斯廷斯女士事件后，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倒了大霉。他原来兴旺的行医业务濒临垮台，再没有人去找他看病了。可是女王仍然对他信任有加。她要向世人表明，她对克拉克爵士受到的非难毫不介意。她要求艾伯特让“可怜的克拉克”做他的日常保健医生。他按照女王的话做了。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任命并不正确。
结婚的日子定了下来。艾伯特强使自己离开家庭和童年生活环境的时刻来到了。他怀着痛苦的心情重访他经常游玩的心爱的故地——在那些树林和山谷里，他曾花去那么多时间追猎兔子，收集植物标本。他无限惆怅地坐在宫廷告别宴会的席位上，聆听国家乐队演奏的《自由射手》 。离别的时间到了。他的马车经过街道时两旁挤满了人，他看到一大片友好的德国面孔，听见人群中发出的好听的喉音，一时间他的眼中露出了高兴的神色。他停下来向他祖母最后道别。这情景令人心碎。“艾伯特！艾伯特！”老公爵夫人尖声叫嚷着。当艾伯特的马车驶离时，她昏倒在侍从的手臂中。他像被一阵旋风急速地卷向他命运的归宿。一艘汽船在加来 等着他。他垂头丧气地跟父亲和哥哥一起登上了汽船。过了一会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了。这次渡海风浪很大，公爵匆匆走到下面舱里，两位亲王各据舱房楼梯一侧躺着，“几乎陷入绝望之中。”在多佛尔 ，码头上聚集了大批观望的群众，“艾伯特亲王勉强站起来，向人群鞠躬致敬，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忍受着这样的痛苦。”他的责任感获得了胜利。这是一个奇怪的兆头：他在英国整个生活的前景，在他一踏上英国土地时就得到了预示。
此时的维多利亚越来越激动不安，神经紧张，喜怒无常。终于她发烧了，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宣布她患了麻疹。但詹姆斯爵士的诊断又一次失误。她患的不是麻疹，而是一种心病。她是因为被那些突如其来的忧虑、懊恼、疑惧所压倒。到现在为止，这两年来她一直是自己的主人，这是她生活中最快活的两年。如今一切将要结束，她将要受外人的支配。她必须承诺她将尊敬、服从……某一个人，此人可以阻挠她、反对她，那是多么可怕啊！她为什么要着手这一冒险的试验呢？她为什么不满足于墨尔本勋爵呢？她爱艾伯特，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她也爱权力。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她可以做艾伯特的妻子，但她永远要做英国女王。当他穿着精美的制服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时，她的疑虑和不安如同阳光照射下的雾霭，顿时化为乌有。婚礼在1840年2月10日举行。这一对新人驱车前往温莎；当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还有他们的随从陪侍左右，特别是斯托克马尔男爵和勒曾男爵夫人。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中西部古代民族，其文明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发展至顶点，对罗马文化有直接影响。
卡波尼（Gino，Marchees Capponi，1792—1876），意大利历史学家、政治家。他在佛罗伦萨的客厅，曾是欧洲著名自由思想家的聚会场所。著有《佛罗伦萨共和国史》等。
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之一，著有交响曲、歌剧等多种。
原注：“我跟考珀夫人谈到宫廷的事，我们谈得很多。她抱怨女王脾气固执，她认为，女王这样今后必然会招致大灾大祸。她说她的偏见和厌恶深而强烈，她的性情十分倔强。女王对皮尔的憎恨有增无减，并对威灵顿公爵不满，因为在过去的争执中公爵跟皮尔站在一起，而不是跟她站在一起。”（《格雷维尔回忆录》未出版部分）
三
艾伯特已经预料到他的婚姻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他决没有意识到他面临的困难将是那么沉重、那么复杂。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墨尔本勋爵不仅是首相，实际上他还是女王的私人秘书，因而控制着国家的全部政治实体。至于女王的丈夫，应当承担怎样的职责，在英国宪法上尚未有过任何规定。在国家事务上，艾伯特亲王似乎没有什么发言权，维多利亚本人也丝毫没有要改变这种状况的意愿。在他们订婚时有人提议给亲王一个贵族头衔，她曾这样对亲王说：“英国人最忌外国人干预他们的政府，一些报章已经表示不希望见到你干预朝政。尽管我知道你是决不会的，但是，如果你成了英国贵族，他们还是会说，亲王想参与政治。”“我知道你是决不会的！”实际上，她也不能肯定。不过她希望亲王理解她的想法，希望他成为一个完美的丈夫。至于管理国家的事，他将看到她和墨尔本勋爵会安排得好好儿的，用不着他来帮忙。
但是亲王发现，不仅在政治方面分派给他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即使作为一个丈夫，他的作用也极为有限。维多利亚的全部私生活都由勒曾男爵夫人一手掌管，这位男爵夫人决不乐意她的无上权威受到一丁点儿的削弱。自女王即位以来，她的权力大大增强。除了通过处理女王私人信件对女王施加巨大的无形影响外，她现在还是女王官邸的主管，并担任管理女王私用金的要职。艾伯特不久就意识到他并不是自己家庭的主人。他自己和他妻子的生活，事无巨细都要受到第三个人的监督：若不先征得勒曾的同意，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维多利亚对勒曾的推崇从未有所减弱，她不觉得这里面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亲王在社交场合也并不快活。他是一个年轻腼腆的外国人，跟女士们在一起总感到很窘。加上他的性格内向而又自负自傲，因而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可能在社交界取得成功。他的外貌对他也不利。尽管在维多利亚眼中他是男性美的典范，但她臣民们的眼睛并不是按日耳曼人的模子铸就的，他们跟她的看法不一样。在他们看来——特别是对于那些达官贵妇，他们见到他的机会自然最多——艾伯特的面孔和全部举止，给人最直接、最令人不快的印象是他的非英国外表。他的容貌很端正，那是没有问题的，但脸上好像总露出一种圆滑和沾沾自喜的神情；他长得很高，但显得笨手笨脚，走路有点儿低头垂肩。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简直就像一个外国的男高音歌手。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严重的缺陷。而亲王一到英国后采取的行事方式，又远远不能弥补这些缺陷。由于天生的局促不安，由于害怕逾越常规，还由于希望不出丝毫差错，他显得异乎寻常地刻板和拘谨。每当他出现在人群中时，他仿佛陷入了礼仪的荆棘丛中。他从不外出参加一般的社交聚会，从不到伦敦的街道上散步，他骑马或驱车时必有一名侍从武官陪伴。他希望没有一点过错，如果那意味着他将没有朋友，那也只好如此。同时，他对英国人的评价也不高。就他所知，英国人只关心猎狐和守安息日；他们一会儿表现得过分轻浮，一会儿又表现得过分阴郁；若是你跟他们谈友谊的快乐，他们会睁大了眼睛瞪着你；他们既不懂思维法则，也不懂德国大学里的风趣。他跟这些人很少有共同之处，这是明摆着的，因此他也没有理由为了这些人而抛弃礼仪细节。在绝对无外人时，他也能轻松自如，讨人喜欢。西摩和安森对他很忠心，他对此也还之以礼。但是他们只是他的属下，接受他信任和执行他意愿的人。而他从真诚友谊中获得支持和安慰的道路完全被切断了。
事实上，他有一个朋友，或者不如说有一位导师。再次在王室内宅立足的斯托克马尔男爵，决心全心全意为亲王的利益工作，就像二十多年前他为亲王的叔父工作一样。此时和彼时的环境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可也有很大的不同。也许两者所遇到的困难同样艰巨，但目前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有趣。当年那位默默无闻、地位低微的年轻医生，唯一的财富是他的才智和跟一位无足轻重的亲王的友谊；如今他已经是帝王将相们多才多艺的密友，年纪、声望和来自经验的智慧都已臻于成熟。他有可能慈父般地给予艾伯特某些权威性的指导。但另一方面，男爵很清楚，艾伯特不是利奥波德，他不像他叔父那样执著地追求理想，也不像他叔父那样自负地要成为一位伟人。艾伯特秉性正直，心地善良，聪明而见多识广，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迹象能说明他性格中具有任何支配指挥的能力。如果听其自然，几乎可以肯定，他会堕落成一个光有高超思想却一无用处的废物，一个漫无目的忙于修身养性的半吊子，一个无权无势的宫廷附庸。然而艾伯特并没有被放任自流：斯托克马尔承担起了照管他的任务。这位藏在幕后的男爵一直在他学生左右，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努力推他沿着许多年前利奥波德走过的道路前进。而这一次要达到的目标，比利奥波德所得到的二等王国要更高一筹了。斯托克马尔竭尽全力决心要让艾伯特得到的，确实是一个惊人的猎物。
事实证明，这一事业的起步是最艰难的。艾伯特做事一向容易气馁：为了扮演一个使他心烦的角色而努力奋斗，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何况，除了亲爱的好男爵外没人要他这样做。让一切顺其自然，那不更简单更不费劲儿吗。可是斯托克马尔不愿意。他不停地拨动两根弦——艾伯特的责任感，艾伯特的自尊心。亲王难道忘掉了将为之献身的高尚目标了吗？亲王将听任他自己、他妻子、他家庭、他一切的一切受勒曾男爵夫人的统治了吗？他用这两个问题来提醒艾伯特。后者的刺激显然是巨大的。艾伯特从不习惯于屈服，现在更加不能屈服，否则就太丢脸了。确实，艾伯特经常因男爵夫人在王室家庭特殊的地位而感到恼怒。此外，还有着另一个更为严重的使他不快的原因：他心中非常明白，在智力上他比他妻子强，然而他发现，他的影响无法到达他妻子头脑中的某些部位，这使他十分恼火。有时，受到男爵的怂恿，他试图跟维多利亚讨论政治，可她竭力回避这个题目，先是偏离具体问题谈些一般原则，接着谈一些其他事情。维多利亚对付他的办法也就跟她曾经用来对付她舅舅利奥波德的办法一样。终于，他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她回答说，她之所以这样只是出于懒惰，当她跟他在一起时，她实在受不了枯燥沉闷的政治之类的东西来烦扰她的脑子。这个解释比犯错误还要糟糕：难道他是妻子她是丈夫吗？看上去几乎就是这样了。男爵告诉他，祸害的根源在勒曾。是勒曾，鼓励维多利亚保留自己的秘密；更有甚者，她还损害了维多利亚天真坦率的本性，引诱她编造——当然是无意识地——虚假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在一些小事上的不一致使事情变得更糟。这一对王室夫妇兴趣相左。艾伯特在一种斯巴达式的体制中长大，生活简朴，凡事赶早，觉得宫廷的盛大宴会乏味难熬，一过晚十点半，人们就会发现他坐在安乐椅里打盹；而女王最喜欢的消遣是通宵达旦地跳舞，然后走到宫外的廊柱下，观看从圣保罗教堂后面升起的太阳，以及威斯敏斯特的塔影。她爱伦敦，而他讨厌伦敦。只有在温莎，他才感到可以真正自由地呼吸。但是，温莎也有可怕之处：尽管白天他可以画画、散步、弹钢琴，一到晚饭后，阴郁沉闷的气氛就笼罩一切。他本希望召集一些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名流，听听他们对学术和艺术的不同看法，也谈谈自己的观点。不幸的是，维多利亚“并无兴趣鼓励这号人来”，她知道自己没有同等的学识可以加入这样一群人的谈话，因而她坚持晚间的活动仍按老样子进行：先跟官员们交换几句无关痛痒的陈词滥调，然后照例围桌而坐，桌上还是那些版画集；亲王则跟三个随从一盘又一盘地玩四人象棋。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势下，权力、感情、自尊以奇怪的比例各占一席位置，自然有时会出现一些更甚于恼怒的东西：两种愤怒的意志力的较量。维多利亚和艾伯特一样，不习惯充当副手。她专横的脾气一触即发。她的活力、她的固执、她对自己地位的绝对自信，本可以把他的优势和权利悉数摧毁。但她在争斗中处于不利位置；她实际上已经不再能主宰自己了；她被一种深刻的需求所支配，这种需求为了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利用了她内心深处的意向。她坠入爱河难以自拔。我们不知道那些奇特争吵的细节，可恩斯特亲王留在英国陪伴弟弟的这几个月中，带着友好和惊讶的眼光注意到一些。流传下来的一个故事，尽管没有得到证实，甚至也可能是虚构的，但却有这类故事常常具备的特色，颇能反映事实的基本真相：一天，亲王在盛怒之下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维多利亚同样怒气冲冲地敲门要进去。“谁？”亲王问道。“英国女王，”回答说。他一动不动，于是又是一阵槌门声。同样的问题和回答重复了许多遍。最后，沉寂了一刻，接着是一下比较轻柔的敲门声。“谁？”房内传来的仍是这个毫不留情的问题。但这次的回答不一样了。“你妻子，艾伯特。”门马上开了。
慢慢地，亲王有所改变。他开始发现研究政治并不如他原来想象的那么乏味。他读布莱克斯通 的著作，听英国法律课程；女王接见内阁大臣时他也偶尔在场；经墨尔本勋爵建议，他阅读有关外交事务的全部急件；有时他会把自己的看法写下来，读给首相听，首相极为谦和有礼，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可难得给予什么答复。在长公主出世前，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如果女王去世，将委任亲王为摄政王。这项决定在议会未遇到任何反对。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美满的结果，全靠斯托克马尔从中斡旋，说服了托利党人。现在，斯托克马尔觉得可以抽时间跟科堡的家人一起度一段假期了，但他还是写了许多信，从远处关注着他的学生。“亲爱的亲王，”他写道，“你告诉我的消息令我满意。错误、误解、障碍与人的良好愿望相悖，令人烦恼，但宜实事求是地看待——也就是把它们看作生活的自然现象，它们反映了生活的一个方面，阴暗的一方面。为了体面地战胜它们，你的头脑必须进行自我锻炼，自我教育，自我启迪；你应具有刚强有力、隐忍自持的性格和必要的铁石心肠。”迄今为止，亲王做得不错，但他必须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最主要的是他“决不能松懈”——“在严格求证上决不能马虎；在合理区分重要大事与琐碎小事上决不能含糊；在对自己保持高要求上决不能松劲；不断更新、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决不能失去。”对于一个21岁的年轻人来说，要做到这些也许是很艰苦的，可这里面蕴藏着某种触及艾伯特灵魂深处的东西。他叹了口气，但他还在听着，就像倾听一位受神启示的精神导师在讲话。“你命运所需要的，”那声音继续说，“是、，你不仅现在需要，也许过些时候也需要。所有那些思想扭曲和缺少真实感情的人都，他们会说服自己和全世界人，要大家相信，你本来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的——或至少你将来不会变得像现在这个样子……因此，你是否能及早警惕起来眼观八方呢？……我祝愿我的亲王有一颗伟大、高尚、热烈、真诚的心，这样的心将为出自人性的最高贵的理想提供最坚实可靠的基础，并将以最坚定的决心使之发展成长。”
不久，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英国将举行一次大选，托利党人终将上台执政，这已无可怀疑。女王仍像往常一样讨厌他们，但托利党人在议会取得了绝大多数席位，他们现在已经有条件使他们的意见不得不受到重视。墨尔本勋爵第一个意识到有必要尽量减少摩擦，平稳地实现这次势在必行的过渡。在墨尔本的同意下，亲王把《摄政条例》开创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下去，他通过安森跟罗伯特•皮尔爵士进行磋商。经过一系列会谈，就艰难复杂的内宫问题达成了彻底谅解。双方同意，此事可不涉及宪法，但在组成托利党政府时，主要的辉格党内宫女官必须隐退，她们的空缺由罗伯特爵士任命人员替补。这实际上——虽不是在形式上——意味着女王放弃了1839年的要求，她的那些要求此后也没有再提出来过。处理这一事件，是亲王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圆通老练地主持了一次重要的谈判，跟新首相建立了紧密而友好的关系。显然，难以估量的政治前途展现在他的面前。维多利亚为此很受感动，并深深地感激他。她告诉利奥波德国王：“我最亲爱的安琪儿确实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同情我、体谅我，尽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很多，他克制自己，不使我产生这样那样的偏见。他的判断力就如你所说的，可靠而稳健。”她需要艾伯特所能给予的全部安慰和帮助。墨尔本勋爵要走了，她实在不愿跟皮尔讲话。是的，现在她要跟艾伯特讨论所有的事情了！
斯托克马尔已经回到英国，高兴地看着墨尔本勋爵离去。如果一切顺利，亲王将会对维多利亚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但是一切会顺利吗？一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使男爵感到极度不安。当可怕的时刻终于来临，女王痛苦地跟她亲爱的首相告别时，她与墨尔本勋爵约定，尽管他们不宜经常会面，但他们可以经常通信。随后发生的事，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墨尔本性格中的反复无常。他在位掌权时对皮尔的态度可谓无可指责，他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帮助政府平稳更迭，他甚至通过不止一条渠道，暗地里向已获胜利的政敌提出建议，告诉他们赢得女王好感的最佳方法。但是，他刚一下野就不能自持。墨尔本勋爵一想到他将整个儿地放弃为女王出谋划策的特权和愉悦，彻底失去长期来他拥有的大量权力和与女王的亲密关系，便感到难以忍受。尽管他宣称他给女王写信将极为谨慎，但他忍不住利用女王提供给他的这个口子，详细分析了有关朝政事务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就人员任命问题向女王提出许多建议。墨尔本勋爵向女王推荐海特斯伯里勋爵，他说，海特斯伯里勋爵是一位有能力的人，应该让他担任驻维也纳大使。一个星期后，女王写信给外交大臣，竭力主张委派海特斯伯里承担一项“重要任务”，她相信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斯托克马尔十分紧张。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墨尔本勋爵的做法违背宪法，并指出若是这些情况被皮尔发现，女王将陷入不愉快的境地。斯托克马尔指示安森把备忘录交给前首相。墨尔本勋爵斜倚在安乐椅里，紧闭双唇看完了这份文件。“这倒是一份井井有条的意见书哩，”他说。安森试图进一步提出忠告，婉转地指出，反对党领袖与君王保持亲密的关系是不合适的。此时老墨尔本发火了，从安乐椅中一跃而起，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嚷嚷道：“永远见鬼去吧！我的血肉之躯受不了这个！”他仍像往常一样继续给女王写信。男爵不得不又给了他两次猛烈的轰击，才使他恢复理智。于是，他的信逐渐减少，信中涉及朝政事务的地方也越来越少，最后，他的信终于全是些无关痛痒的内容了。男爵笑了，墨尔本勋爵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眼前的事实。
1841年9月，辉格党内阁辞职，但一年多以后才出现另一个意义同样重大的变革——勒曾的解职。这位神秘的女家庭教师终于被打倒了。无人知道采取什么办法使维多利亚最后勉强地、也可能是宽慰地接受了勒曾的离去。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艾伯特的家庭地位由于孩子们的出现而大为加强。在长公主出生以后，1841年11月，维多利亚生了威尔士亲王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女王又怀了孕。男爵夫人空有一腔慈情，只能遥领这一份家庭乐趣了。
男爵夫人的失宠是早有苗头的。曾有人注意到这样的迹象：有一两次王室外出旅行，她被留在温莎。亲王处理此事非常谨慎。在内阁更迭时，墨尔本勋爵曾劝他抓住机会采取断然行动，但他权衡下来，认为还是等待更为明智。时间对他有利，形势的必然发展也将会对他有利，他的主导地位每天，还有每夜，变得更加稳固。最后，他意识到，他已没有必要再犹豫不决，他的一切大小愿望，只需要同时作为维多利亚的愿望表达出来就行了。他说话了，于是勒曾在他们的生活中永远消失，她再也不能统治女王的心和宫中的那些殿堂，再也不能站在温莎宫的一个窗口，以得意爱怜的目光看着她的学生、她的君王在一群奉承拍马之徒的簇拥下走过露台。勒曾夫人回到家乡汉诺威，定居在布克堡一幢舒适的小屋里，四壁挂满女王陛下的画像。斯托克马尔男爵尽管深受消化不良之苦，但他又一次笑了：艾伯特了不起。
《自由射手》，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所作三幕歌剧，被认为是德国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
加来，法国北部港口，与英国的多佛尔隔海峡相望。
多佛尔，英国港口，与法国的加来隔海峡相望。
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英国法学家，担任过法官、议员和大学行政人员。主要著作有《英国法释义》。
四
早期的不融洽已经完全消失，婚姻生活变得无比和谐。维多利亚被一种难以想象的新的生活魅力所征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了她丈夫。她现在明白，当初使她很快就委身于他的美和魅力，实际上只不过是艾伯特的外部表征，他所具有的内在美和内在光芒，当时她视而不见，只不过隐约感知一些，但如今她的每一根神经都领略到了。他真好！太好了！她怎么还会想到以她的意愿来戕害他的智慧，以她的无知来反对他的学识，以她的幻想来扼杀他完美的鉴别力呢？她真的竟然喜欢过伦敦，喜欢过夜生活和胡闹的玩乐吗？现在，她觉得只有在乡间才快乐。每天一早，她和艾伯特从床上一跃而起——多么早啊！——早饭前散个步，只跟艾伯特一个人！听他的教导有多美妙！他告诉她树与树的区别，告诉她有关蜜蜂的一切！饭后，她或者坐着一面绣十字花，一面听他高声朗读哈勒姆 的《英国宪法史》，或者听他弹他新买的风琴（“风琴是各种乐器的起源，”他说），或者给他唱一首门德尔松 的歌，小心翼翼地注意拍子和呼吸，只不过极偶然唱错一两个音符！晚饭后的时光他们也这样度过。啊！他是多么好啊！艾伯特不再走四人象棋了。他们可以在圆桌上玩轮回纸牌，或者，按照各人想得出的最有趣的方式消磨夜晚的时间：讲故事，做游戏，等等，如果孩子们来，那就更加叫人高兴了。“猫咪”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姑娘（“我不是猫咪！我是大公主！”一次小女孩愤怒地嚷道）。还有伯蒂，维多利亚女王只想最虔诚地为他祈祷，希望小太子“长大起来都像他天使般的最可爱的爸爸，身体像，头脑也像。”女王的亲爱的妈妈也再次被请进了家庭圈子，艾伯特促成了这次和解，而勒曾的离去有助于消除过去的芥蒂。在维多利亚眼中，她的生活已成了一首田园诗，充满了幸福、爱情、纯朴，这首田园诗可以使忒奥克里托斯 也自愧不如。“艾伯特带着亲爱的小猫咪走进来，”女王陛下在日记中写道，“她穿着妈妈送给她的那套镶蓝边的白羊毛裙衫，戴着一顶漂亮的帽子。他把她放在我的床上，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她非常乖，也非常可爱。我们的小乖乖坐在我和我亲爱的无价之宝艾伯特之间，这时，幸福的感觉和对上帝的感激之情充溢着我的心窝。”
她回顾过去——这过去只不过三年，可似乎已经十分遥远、十分陌生。对此，她只能作这样的解释，那是某种误会，那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她翻开一本旧时的日记，看到了这样的句子：“说到‘君主的信任’，请上天为证，没有一位，，能像这位无比卓越的墨尔本勋爵拥有我的信任——如此完全的信任！”她骤然感到一阵痛楚，拿起一支笔在页边上写道：“重读这一段，我不禁要说，的幸福是多么虚假，我多么庆幸现在我从我亲爱的丈夫那里得到了的实实在在的幸福，任何政治，任何人间逆境都改变不了这种幸福。从前的那种幸福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尽管墨尔本勋爵善良优秀，他待我又是那么好，但我只有在社交场合，只能靠那种肤浅的消遣生活才得到快乐。那就是幸福！感谢上帝！对我，对别人，这一切都改变了，我知道是什么了。——维多利亚女王。”她是怎么知道的呢？真正的幸福和自以为是的幸福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一位哲人，或者墨尔本勋爵可能会这样问。然而，她可不是哲人，墨尔本勋爵也只是个影子，而艾伯特在她身旁，这就够了。
她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那么幸福。在她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信中，充满了如痴如醉的喜悦之情。“哦，我最亲爱的舅舅，要是你知道我拥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丈夫有幸福，多幸运，多，我肯定……”这种无法抑制的感情从笔下不断涌出，几乎不能自己。有一天，利特尔顿夫人未加思索地向女王描述某人“幸福得像个女王”，说完后有点儿窘。“没关系，利特尔顿夫人，”女王陛下宽容地说，“女王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
但是，这种新的幸福生活并非安逸忘忧之梦。相反，它令人振奋，而不是松懈。维多利亚从来没有如此紧迫地感觉到履行自己职责的必要。她比以往更加尽心尽力、有条不紊地处理国事；她不知疲倦地呵护她的孩子们。她要处理大量的来往信件，还要从早到晚忙于她的农场事务——她的乳牛棚，以及其他一大堆五花八门的家庭副业。她那活跃而充满渴望的矮小身躯，步履急促地跟着艾伯特的大跨步匆匆走过温莎的走廊和过道，这仿佛就是她内在精神的体现。在所有温柔美妙、纯净无瑕的欢乐中，在所有洋溢胸怀的无尽情爱中，她刚烈的本性依然保留。“一种坚毅的气质，蕴含在她出类拔萃的性格中。”利特尔顿夫人如是说。她作为王室的家庭教师有条件对她做很好的观察。
有时这种愉快的日常家庭生活不得不暂时中断。维多利亚必须从温莎转到白金汉宫，宣布议会开幕，接见官员，偶尔也会在温莎堡招待外国客人。于是宁静的王宫突然间装点得富丽堂皇，外国来的君王们，路易•菲力普，或者普鲁士国王，或者萨克森国王，在温莎得到了皇家第一流的招待。外界一致公认，在欧洲其他国家很少见到如此宏伟的场面。在滑铁卢宴会厅里，挤满了戴着闪闪发光钻石饰物，穿着金碧辉煌制服的宾客，四周的长墙上悬挂着威严的英雄画像，宴会桌上摆着历代英国国王置备的华丽的金盘。但是。在那一片辉煌之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形象是女王。这位娇小的女人，前一天还同其他家庭主妇一样领着孩子走进走出，查看她的牲口，在钢琴上练颤音，在日记上赞美她的丈夫，现在顷刻间光芒四射，没有做作，不需努力，自然而然地就表现出帝王的万般威仪。这给俄国的沙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维多利亚对那位了不起的尼古拉也暗怀敬畏之意。“他的来访当然是一件大事，是一种荣幸，”她告诉她舅舅，“的人感到十分高兴。他无疑是一位的男子，仍然仪表非凡。他的侧影，他的形象威严，风度，礼数非常周到——周到得叫人害怕。他总是那么专注，那么，但是他的眼光令人畏惧，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眼睛。”她说，她和艾伯特，还有和善的萨克森国王——他当时正好也在，“我们很喜欢他，他架子也没有”——在那只可怕的老鹰面前就像一群驯顺的家禽。等尼古拉走后，他们交换意见，谈论尼古拉的脸，以及他的不幸，他对千万民众的专制权力。是的！就她本人来说，她禁不住对他怀有怜悯之心。她感谢上帝她是英国的女王。
轮到女王夫妇回访的时候，他们乘自己的游艇出发，这使维多利亚非常满意。“我实在喜欢船！”她大声地说，灵活敏捷地在扶梯上跑上跑下，不时跟水手们开个玩笑。亲王则比较矜持。他们去沙托欧访问路易•菲力普；去布鲁塞尔访问利奥波德国王。碰巧一位更加出色的英国妇女也在比利时首都，但此人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维多利亚女王的车经过M．赫格尔寄宿学校时，她不知道人群中有一位女教师正注视着她。“一位矮小、肥胖、活泼的女士，穿着很朴素，不怎么威严，也没有装腔作势。”这就是夏洛蒂•勃朗特 对女王的评论。当时女王的六驾马车在她身旁飞驰而过，她不得不退让在人行道上，她的思路被打断了一会儿。维多利亚兴高采烈，甚至成功地在她舅舅阴沉沉的宫廷里营造出一丝欢乐气氛。利奥波德国王非常满意。他最热切的愿望满足了，他的全部抱负实现了。在他的余生中，他只需要安然得体地享受他的王位、声望、长辈身份，按部就班履行令人生厌的职责就行了。但可悲的是，他周围那些人并没有这么好的福气。人们私底下议论，他的宫廷沉闷得就像秘密宗教集会场所，而受这沉闷之苦最深重的是他妻子。在他们结婚初期，她曾想说句不怎么好玩的笑话，“不要开玩笑，夫人。”他向这位夏洛特公主的不幸后继人嚷道。难道她不懂得一位立宪君主的配偶不容许有半点轻浮的举止吗？她终于明白了，太明白了。当布鲁塞尔的王宫内的四壁回荡起维多利亚响亮的谈笑声时，这位可怜的女人发觉自己几乎已经不知道怎么笑了。
另一年，女王夫妇访问德国，艾伯特向维多利亚展示了他家乡的美丽景色。当车队越过边境时，维多利亚非常兴奋，也很吃惊。“听见人们说德语，”她在日记中写道，“看见德国士兵，等等，对我来说似乎都很新奇。”她从小小的惊讶中恢复过来后，发现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令人着迷。她到处受到款待，周围小国的群众蜂拥而来，对她表示欢迎；一群群美丽可爱的农家孩子，穿着节日盛装，把一束束鲜花献给她。科堡公国美妙奇特的景色和谦恭有礼的百姓使她感到特别温馨。一天早晨她醒来发现自己在“可爱的罗斯瑙，我的艾伯特的出生地”，这“真像一场美丽的梦”。她回家后，在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这次旅行带给她的快乐，特别提到了她对艾伯特的故乡的深厚感情。她说：“我对我们亲切可爱的德意志怀着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我无法加以描述。在罗斯瑙我有很深的感受，那是一种能触动我心弦的感觉，几乎让我要哭。我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感觉到那种发人幽思的欢乐和安宁。我真怕我过于喜欢那地方了。”
哈勒姆（Henry Hallam，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英国宪法史》、《中世纪欧洲》等。
门德尔松（Felix Mendelsshn，1809—1847），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作品遵循古典传统，兼有浪漫主义风格。
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约公元前310一公元前250），古希腊诗人，始创田园诗，其中最著名的有《泰尔西斯》。
五
丈夫并不像妻子那么高兴。对艾伯特来说，尽管他的地位有很大提高，尽管他有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家庭，尽管他得到维多利亚的崇拜，他仍然身在异乡为异客，得不到精神上的满足，内心难以宁静。确实，那些是他所置身的环境中占首要地位的东西，但那还不够，而且，在他取得圆满成功的背后，不无某种辛酸。维多利亚把他当偶像崇拜，但他渴望的是理解，而不是盲目崇拜。维多利亚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可她对他又有多少理解呢？犹如吊桶对水井能有多少理解呢？他感到孤独。他去弹风琴，以精湛的技艺作即兴演奏。琴声抑扬顿挫，如潮涨潮落，给他的心带来一丝安慰。之后，他又带着年轻人的开朗，忙着去跟孩子们玩耍；要不，就去设计一个猪栏，或是给维多利亚朗读《苏格兰教会史》，或是像芭蕾舞演员似的在她面前作单脚旋转，脸上带着微笑，教维多利亚在公众场合露面时应如何举动。他就这样以此自娱。但是有一项消遣他是不感兴趣的，他从来不与女人调情，即使是看到宫中最美丽的女人。在他们订婚时，女王不无自豪地对墨尔本勋爵说，亲王不注意其他任何女人。那位玩世不恭的勋爵回答说：“不，那种事情很可能以后才发生。”为了这句话她狠狠责骂了墨尔本勋爵，然后她匆匆赶到斯托克马尔那里，告诉他墨尔本勋爵的话。男爵让她放心，告诉他说，这种事情在别人身上可能发生，但艾伯特不会。男爵的话没错。在他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中，从没有任何美丽的女性成为维多利亚的竞争对手，引起她片刻的妒忌之苦。
越来越吸引他的是他的工作，工作带给他奇特的享受。随着皮尔的到来，他开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这两个人，在智力方面，在道德的追求上，甚至局促拘谨的举止，彼此都十分相似，他们之间有一种共鸣，因而皮尔很乐意听从斯托克马尔的劝告，怂恿亲王出来参加公众生活。一个皇家委员会将要成立，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可否利用重建议会建筑的机会在联合王国提倡美艺术。皮尔独具慧眼，要求亲王领导这个委员会。这项工作对于艾伯特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他爱艺术，他爱井然的秩序，他爱跟名流接触——密切而又不失尊严的接触，现在这一切都可得到满足。他精神饱满地投入了工作。在首次亮相的致辞中，亲王指出，有必要将委员会待商讨的主题划分为若干“范畴”。这使得委员会中的某些成员感到吃惊，他们认为“范畴”这个词危险地带有德国形而上学的味道。但是他们注意到，亲王殿下对湿壁画的作画技法极为熟悉，这才恢复了信心。当人们争论新建筑物墙壁的装饰画应不应具有道德含义时，亲王发言竭力主张作肯定的答复。他说，尽管许多人在作品前走过时只不过给予匆匆一瞥，但画家不应因此而忘记还有许多人可能会比较专注地审视这些画。他的观点说服了委员会，委员会决定，壁画描绘的主题应该具有教育意义。湿壁画是按照委员会的指示进行绘制的，但不幸的是没有多久这些画就变得隐而不见了，即使对那些目光最专注的人也是如此。看来亲王殿下对湿壁画技法的熟悉程度也很有限。
亲王从事的下一项工作更为艰巨：他决定改革王室内宫的组织。这项改革早就应该进行了。许多年前，王室住地特别是白金汉宫的混乱、不安、奢侈已经臭名昭著。在男爵夫人独揽内宫大权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是行不通的，可现在她的职权已经移交给亲王了。1844年亲王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三年前，斯托克马尔经过细致的调查，在一份精心拟就的备忘录中揭示了这一不同寻常的事件：王室内宫的控制权极为奇特地被一些掌权者瓜分，这些人互不相涉，每人分别拥有一些模糊而捉摸不定的权力，既不对谁负责，也不相互协调。这些人中最主要的是王室总务官和宫务大臣——他们都是高级贵族，有显赫的政治地位，随每届政府调任，既不属于宫廷，在政府中也没有他们的位置和代言人。他们的职责含混而奇特。据说，在白金汉宫，除了厨房、洗涤室和配膳室这几个地方由王室总务官管理外，宫务大臣管理所有的房间，而宫室以外的地方则都不归这两位官员控制，而是由林务处管理。因此，窗子的室内一面由宫务大臣，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是由王室总务官派人擦拭，而窗子的室外一面则由林务处负责擦拭。仆役、女管家、侍从和女佣隶属于宫务大臣，厨房管理员、厨子、看门人则归在王室总务官麾下，但是马夫、号衣门房、管家助手又听命于另一位官员——王室掌马官。在这样的情况下，宫廷内的服务自然极为差劲，仆人中纪律松弛，丑闻迭出，不论何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去上班。正如男爵所说，“每间宿舍住10—12名马夫或其他人等，如果在宿舍出现抽烟、酗酒或其他不检点行为，谁也奈何不得。”更有甚者，竟没人引领女王陛下的客人去自己的房间，他们时常会被撂在外面荡来荡去，迷失在错综复杂的过道里达一个小时之久。管辖权的奇怪划分不仅涉及到人，也涉及到事物。女王注意到，餐厅里从来不生火炉。她查问原因，回答是“总务官放燃料，宫务大臣点火”，两位大贵人的属下没有能协调一致，那是无可奈何的，女王只好在寒冷中吃饭。
一起惊人的事件使人们大开眼界，看到了王宫管理的混乱和司职人员的疏忽。在长公主出生后的两个星期，保姆听见女王卧室隔壁的一个房间里有可疑的声音。她喊来一位侍从察看，这位侍从发现在一只大沙发下面蜷伏着一个“面目极为可憎”的人。那就是所谓的“男孩琼斯”。这个神秘的人物是一个身材特别矮小的17岁少年，他是裁缝的儿子，他的恶作剧行为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成了报纸的热门话题，而他的动机到最后也没有弄清。他显然是爬过花园的墙走进一扇开着的落地窗进入王宫的。两年前，他曾经乔装扫烟囱工人进行过类似的“探访”。他说他这次已在宫中待了三天，先后藏在一张又一张床下，“自请自拿，享用肉汤和各种食物”，他还“坐过女王的宝座，看见过女王，听见长公主啼哭”。人们饶有兴趣地谈论这件奇事的每一个细节。《泰晤士报》报道说，男孩琼斯“自幼喜爱读书”，但“脸色极为阴沉”。该报还说：“据我们了解，男孩琼斯躲藏的那张沙发，材料非常昂贵，做工精美绝伦，是特地赶制出来以供那些向女王陛下致敬的王室贵宾使用的。”琼斯被送往“教养院”管教三个月。他出院后马上又回到白金汉宫。他被发现并被送回“教养院”又关了三个月。之后，有关方面给他4英镑一星期的工资让他去一家音乐厅跑龙套，可他拒绝了这份工作。不久，警察发现他在白金汉宫周围游荡。当局采取了有力措施，未经任何审判和法律程序就把男孩琼斯送到一条出海的船上。一年后这条船驶进朴次茅斯港重新装修，男孩琼斯立刻下船步行前往伦敦。在到达王宫之前，他又被捕，并被送回到那条叫“沃斯派特号”的船上。这一次人们注意到“他的仪容已大大改观，而且长得胖乎乎的”。此后，男孩琼斯逐渐被人们遗忘。最后一次我们见到他是在1844年的一个夜晚，他在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的途中掉进了大海，他被捞了起来。有人猜测，他的坠海不是意外事件。据“沃斯派特号”的一名高级船员给《泰晤士报》写信所作的解释是：男孩琼斯是自己跳进地中海去的，是为了去“看看救生圈上的灯是否点燃”。对于一个有那样前科的孩子，还能作出什么别的假设呢？
然而，不安和惊恐并不是王室内宫管理失当造成的唯一不良后果，因为管理失当而导致的铺张浪费和侵吞公款行为，使大量金钱流失。宫中存在着形形色色荒谬的外快收入和营私舞弊行为。例如，有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则：一支蜡烛一经点燃，熄灭后就决不能再次燃点。没有人知道那些点过的未用完的蜡烛究竟是怎么处理的。又如亲王在查看账目时发现每周有35先令“红室酒”的开支，他感到迷惑不解，进一步查究这个问题，费了很大的劲才弄清原委。原来在乔治三世时，温莎堡内有一间悬挂红毯的房间曾用作卫士室，每天拨出5个先令给那里的军官们买酒喝。卫士室早已迁到别处，而“红室”的酒钱依然照付，这笔钱被一名领取半薪的军官收去，而此人现在是一个挂名的管家助手。
亲王经过大量艰苦的调查，跟众多因多年疏虞而出现的既得利益者进行了不懈斗争，终于成功地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相互争斗、各管一方的当权者，不得不把权力交到一位官员手中，那就是王室主管，由他负责内宫的全部管理工作。宫中厉行节约，一大堆陈年弊端给扫除了。其中一例是那位倒霉的领半薪的“红室”军官，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每周的外快，要么真正履行管家助手的职责。甚至原先在马夫之辈中存在的不检点行为也比过去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抗议和抱怨之声四起，亲王被指责多管闲事，办事不公，还有积攒蜡烛头等等。但亲王不为所动，没有多久，他对王室内宫的出色管理得到承认，还被认为这是他坚毅性格和干练才能的一个佐证。
与此同时，亲王在一个更加重要的领域打开了局面。他成了女王的私人秘书、秘密顾问和左右手。现在，女王会见内阁成员时他总在场。他跟女王一样，对外交政策特别感兴趣，但在其他公共事务方面，他的影响也无所不及。一个双重变化的局面正在形成：一方面，维多利亚越来越为他的才智所折服；另一方面，他越来越倾心于高层政治——一个大国永不间歇纷繁复杂的事务。再也没有人说他是半瓶子醋了。他是一个工作者，一个公众人物，一个处理重大事务的人。斯托克马尔高兴地看到了这个变化。他写道：“亲王近来大有进步。他显然很有政治头脑。同时，他变得更加有主见了。他脑力劳动的量不断增加，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各种事务而没有一点抱怨。”“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男爵补充道，“也尽如人意。”
在皮尔内阁结束前很长时间，维多利亚对皮尔的态度已有彻底转变。皮尔对亲王的欣赏使女王对他油然产生好感，他性格中的诚恳和热情起了推进的作用。对于那些私人交往中他想取悦的人，这种诚恳和热情有助于逐渐消除他那尴尬表现所造成的不良印象。她对他产生了深深敬意和喜爱之情。她谈到“我们可敬的皮尔”，她说她对他“”，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无比、、爱国和的人，我可以说，他对我几乎是的”。她非常害怕他去职，差不多达到了跟她一度害怕墨尔本勋爵去职同样的程度。她称那将是一场。六年前，要是有位预言者告诉她，有一天她将因辉格党的胜利而感到恐惧，她会说些什么呢？但是，现实无可逃避，她必须面对她老朋友重返政坛这一现实。在1845年和1846年的内阁危机中，亲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都承认，亲王是谈判的真正中心人物——实际掌握着王室方面的势力和职能。达到这一结果的进程非常缓慢，几乎难以察觉，但可以肯定地说，到皮尔内阁快要结束时，艾伯特实际上已经成了英国国王。
六
亲王终于跨上英国的政治舞台，随之而来的是墨尔本勋爵的最终消失。墨尔本勋爵在去职后一年突然瘫痪，当瘫痪明显好转后，他昔日的开朗性情一去永不复返。他变得郁郁寡欢，焦躁不安，常常像幽灵似的在城里到处游荡，无缘无故地在公共场所突然大声独白，或问些稀奇古怪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阁下，要是我替你干那件事，就不得好死。”有人看见他独自站在布鲁克斯家大厅里，沉思良久后这样对着空中大声嚷嚷。在霍兰家，他曾在谈话间歇突然倾身向前，隔着餐桌问一位客人：“你认为亨利四世为保住王位而改变宗教信仰是不是最可耻的行为？”他在家里时，可怜而孤独地沉思冥想，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老是翻阅他的古典著作和圣约书，但这些书不能带给他丝毫安慰。他渴望回到旧日的时光，念想着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已分辨不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他还渴望有卡罗的魔法，渴望重回温莎宫作快乐的空谈。他的朋友们离他而去，这不足为奇。他愤愤地说：“火已经灭了。”他从心底里希望能重新掌权，格外关注报上的消息，偶尔还在上议院作一次演说。他继续跟女王通信，还不时地在宫中露面，但他现在只不过是旧我的一个幻影罢了。对此，维多利亚写道：“梦，俱往矣。”至于对墨尔本勋爵的政治观点，她已经难以接受。亲王是自由贸易的狂热倡导者，因而，女王当然也是。废除《谷物法》 时，在温莎宫的一次晚宴上墨尔本勋爵突然嚷道：“陛下，那是个骗人的混账法令！”在座的人都感到非常尴尬。女王陛下哈哈大笑，试图转换话题，但是没有用，墨尔本勋爵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他的指责：“我说，陛下，那是骗人的混账法令！”直到女王说“墨尔本勋爵，我求求你别再说这些啦”，他这才闭上了嘴。女王待墨尔本勋爵还是很和善，给他写长长的信，总不忘记他的生日，但那是一种保持距离的善意，墨尔本勋爵也知道，他已经变成了“可怜的墨尔本勋爵”。一种深深的不安折磨着他。他试图把思想集中于农业问题和牛津运动 。他撰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长篇备忘录，但是笔迹潦草，几乎无法辨认。他相信自己已经微不足道，不再可能弄一个嘉德勋位爵士的称号。他什么都没有了。要是皮尔去职，可能会要他去，为什么不会呢？可是始终没有人请他去。辉格党在磋商中把他置诸脑后，党的领导位置交给了约翰•罗素勋爵。当约翰勋爵成为首相时，对他执礼甚恭，可就是没有邀他参加内阁。他温厚地接受了这个打击；他终于理解，结局就是那样的。
他又过了两年多苟延残喘的生活，慢慢地丧失智能和知觉。有时，他从座椅上支起身子，口中念念有词，低吟着参孙 的一段与此情此景惊人贴切的独白：
“我深深感到我已失去欢快的心情，
我的希望全部落空，我的生命力似乎
已丧失全部功能，疲惫不堪，
我光辉的行程已经走完，
我的余生将与耻辱同行。”
在他去世前几天，维多利亚知道他已经没有好转的希望，稍稍关注了一下这位一度被她称作墨尔本勋爵的人。“你听了会感到悲伤，”她告诉利奥波德国王，“我们善良亲爱的老朋友墨尔本快要死了……谁都不会忘记他是个多么善良、多么和蔼可亲的人，这在我心中唤起了那么多的回忆。尽管，上天知道！我决不希望那段日子重新回来。”
维多利亚的处境有点儿叫人担忧。环境的变化趋势，现在正不可抗拒地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艾伯特的严肃认真，她孩子们的权利要求，她本人内心的爱好，整个周围世界的动向，凡此种种结合在一起，驱使她在肩负着国家和家庭责任的狭窄道路上加速前进。她的家庭不断扩大。威尔士亲王诞生后不到18个月，又有了艾丽斯公主，一年后是艾尔弗雷德王子，其后是海伦娜公主，两年后又有了路易丝公主。而种种迹象表明，王室的小宝贝们还没有全部到齐。女王夫妇越来越沉溺于家庭事务，享受天伦之乐，他们对温莎的浮华排场感到讨厌，渴望有一个舒适而又僻静的退避之处。经皮尔建议，他们买下了怀特岛 的奥斯本庄园。他们的节约和理财本领，使得他们积攒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们靠自己的积蓄，不仅可以购置产业，而且可以为自己兴建一座新的房子，并拿出20万英镑用来装饰和配置家具。奥斯本庄园紧靠大海，艾伯特怀着对家乡罗斯瑙的思念，精心地在庄园周围培植了树林。这个王室家庭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就会从温莎或伦敦来到这里，安度愉快的时光，享受隐退和宁静的乐趣。对此，可能有少数贵族嗤之以鼻或暗暗好笑，但是公众则以赞许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女王现在又赢得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心。中产阶级感到特别高兴，他们喜欢夫妻恩爱的美满婚姻，他们喜欢一个把王者之尊与高尚道德结合起来的家庭。他们仿佛从一面光亮的镜子中，从这样的家庭里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理想影像。他们自己的生活，虽然没有那么高级，但瞧！多么相似啊，早起早睡，生活宁静而有规律。朴素的花边，轮回牌游戏，奥斯本的烤牛肉和约克郡的布丁，这一切都使女王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和谐、美妙，更加丰富多彩。这确实是一个模范的王室家庭。中心人物举止得体堪称楷模，任何丑闻和不得体的行为都沾不上边。现在，维多利亚带着一个转变观点者的全部热忱维护纯洁的道德标准，她的坚定性甚至可能超过艾伯特的。她一想到过去曾认为一个人不能在这些问题上过于刻板挑剔，一个人对别人的可怕罪行应该持宽容态度——她曾经当真这么对亲王说过——就不禁感到汗颜。不过，她现在已经不再是墨尔本勋爵的学生，而是艾伯特的妻子了。更有甚者，她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一个鲜活的顶峰。18世纪的最后残迹消失了，玩世不恭和诡秘狡诈化为尘埃，取而代之的是责任、勤奋、道德、爱家守业，甚至桌椅家具的样式也作出了奇特的反应，变得端庄结实。维多利亚时代正处于全盛时期。
《谷物法》是英国为限制谷物进口而立的法令，1846年全部废除。
牛津运动，19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兴起的一场运动，反对圣公会内的新教倾向，主张恢复传统教义和礼仪。运动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故名。
参孙，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诗剧（力士参孙）中的主人公。
七
只有一件事还需要做：新的理想、新的力量必须得到有形的体现，使之以可见的光辉呈现在世人惊讶的目光下。这要由艾伯特来实现。艾伯特亲王沉思默想，最后，举办万国博览会的念头闪现在他脑海中。
亲王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细致周详地考虑了实现他想法的各个细节。世界上曾经举行过一些博览会，但这个博览会必须超过所有的那些。这个博览会陈列的展品应包括一切国家所能出产的原料、机器、机械发明、制造品以及应用和造型艺术品。这个博览会不仅有实用和装饰意义，还应提出崇高的道德教诲，应该是人类文明最高幸福——和平、进步和繁荣的国际里程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亲王已经对商业和工业问题给予不少关注。他对各种机器发生兴趣，他目光敏锐，曾不止一次地以专家的精确眼光发现某复杂的大型机械中少了一个嵌齿轮。一次亲王去利物浦为艾伯特码头举行揭幕，现代工业无比巨大的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在给维多利亚的一封信中，他仍然保持他一贯的轻松笔调，叙述了他的体会。他开玩笑地说：“我写这信时，你就要开始你晚间的梳妆打扮，而且直到晚餐时还来不及完成。我也必须着手同样的工作，但我希望达到不同的效果……这里居民们的忠诚和热情真了不起，但这里的炎热更加厉害。我感到满意，若是利物浦人早晨秤了体重现在再秤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轻了许多。码头的工程令人惊叹，停泊的船只多得难以置信。”他从小对艺术和科学有浓厚兴趣，他对王室内宫的改革明确无误地证明了他的组织才能，因而从任何角度看亲王都完全有资格来承担这项任务。他将自己的计划考虑成熟后，组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委员会，提出了计划的纲要。委员会同意了他的计划，于是这项伟大的事业立即开始运作起来。
但是，历经两年时间，准备工作仍然没完成。在这两年中，亲王以他非凡的精力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开始时一切都还顺利，主要的制造商们热烈拥护亲王的设想；殖民地和东印度公司也表示赞同；一些大国都急于想送自己的展品来；罗伯特•皮尔爵士给予有力的支持，内阁批准在艾伯特选定的海德公园内划一块地方作为博览会会址。在234个会场建筑设计方案中，艾伯特选中以设计大型温室著称的约瑟夫•帕克斯顿 的方案。可当工程正式开始实施时，却出现了一系列不曾预料到的困难。反对这个计划的意见，在各个方面酝酿已久，现在一下爆发出来。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一派意见是反对把海德公园用于博览会。一时间似乎会址得要迁往郊区。但经过下议院的一场激烈辩论，支持会址设在海德公园的人取得了胜利。接下来的问题是工程计划看来还缺少足够的财政支持，不过这个困难也被克服了，最后募到了20万英镑作为保证金。庞大的玻璃建筑物越升越高，覆盖在大片土地上，把高耸的榆树也封在它的屋顶下面。于是，反对者的愤怒达到了顶点。时髦的人，谨小慎微的人，贸易保护主义者，笃信宗教者，全都加入了吵吵闹闹的抗议行列。传言博览会会场将成为英国所有流氓坏蛋的集中地，也将成为欧洲一切不满分子的汇聚场所；博览会开会那天准定要发生一场骚乱，很可能是一场革命。还有人断言玻璃屋顶会渗漏，五千万只麻雀的屎将彻底毁掉屋顶下面的所有展品。激动的不从国教派信徒宣称，博览会是一场傲慢邪恶的冒险，肯定要招致上帝对英国的惩罚；西布索普上校在会址问题的辩论中，祈祷上天让冰雪和雷电降临在那该死的东西上。亲王不受干扰，不屈不挠、十分耐心地坚持向目标挺进。为此，他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他长期失眠，几乎精疲力竭。但他记住斯托克马尔的嘱咐，决不松懈。他付出的劳动一天比一天大。他在委员会辛勤工作，主持群众集会，发表演说，跟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保持通信联络。他的种种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1851年5月1日，盛大的万国博览会在一片灿烂辉煌中，在兴高采烈的气氛中，由女王向云集在这里的大片人群宣布开幕。
维多利亚本人也极为兴奋。她带着狂喜、感激和惊讶的心情主持了开幕仪式。在仪式完成后，她把她的思想感情一股脑儿倾泻在她的日记中。这一天充满了说不尽的风光，道不完的荣耀，或者直截了当地说，那是一个人的耀眼的光辉，艾伯特的光辉。她边回忆边写，用飞快速度尽量记下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场面。她所看到的一切，她所感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美，那么神奇：无数彬彬有礼、忠心耿耿的民众；高高飘扬的万国旗；会场内部广阔无垠，人头攒动，阳光透过屋顶照射进来；一间小小的休息室，我们把披巾放在那儿；棕榈树和机器；亲爱的艾伯特，那地方大得连风琴的声音也很难听清；达官名流的奇怪聚会；“阿萨里”中的进行曲；上帝保佑我最亲爱的艾伯特，上帝保佑我最亲爱的祖国；玻璃喷泉；公爵和安格尔西勋爵挽臂而行；基斯 所作的美丽的亚马孙铜像；帕克斯顿先生，一个普通花匠的儿子，他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乔治•格雷爵士热泪盈眶，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和高兴……以至于女王连着重号都来不及标注。
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作简短祈祷，六百人组成的歌队唱起“哈利路亚合唱曲”的时候，又出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就在那时候，一个中国佬，穿一身民族服装走进场地中央，慢慢地走向王室诸人站立的地方，向女王行礼如仪。女王很受感动，认为他是一位重要的中国官员，在参观队伍最后形成时，传下命令，既然天朝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此人应列入外交队伍的行列。于是，他十分严肃地紧跟在各国大使们的后面。最后他不知去向。据那些坏心眼的人们传说，他根本不是什么官员，只不过是个骗子。但没有人真正弄清，那不动声色的黄皮肤的人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几天后，维多利亚向她舅舅倾诉衷肠。她说，5月1日“是我们历史上的一天，在这一天，我见到了从未见过的最、最、最的景象。这是我亲爱的艾伯特的胜利……这是我一生中、的一天，我的脑子完全被这些占据了。艾伯特这最亲爱的名字，由于这个将永垂不朽，他他自己的祖国，也无愧于我亲爱的祖国。这次成功是”。
确实如此。热烈的情绪普遍存在。就连当初那些最恶毒的冷嘲热讽者也转变了态度，加入了唱赞美歌的行列。公众团体的祝贺信如潮水般涌来；巴黎市设宴招待博览会委员会；女王和亲王踌躇满志地巡视英格兰北部。博览会的经济收入也很可观，全部收益达16.5万英镑，这笔钱将用来购买土地，在南肯辛顿建造一座永久性的国家博物馆。博览会在海德公园举行的六个月中，前来参观者达六百万人次，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但事情总得有个结束，水晶宫终有一天要搬到西德纳姆的一个有益健康的僻静去处。维多利亚尽管伤心，但也无可奈何，她去作最后一次参观。“它看上去实在太美了，”她说，“我真不能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风琴在演奏，由一只名叫萨默风的好听而嘹亮的管乐器伴奏，乐声几乎让我心烦意乱。帆布已经很脏，红帷幕褪了色，许多东西都沾上了尘土，但效果依然如往常一样新鲜，依然非常美。玻璃喷泉已经搬走……挖掘机、采煤机就像当初开始施工时一样在小小的护匣旁转动着。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伤感。”不过，随之而来的是较为愉快的思想。当一切过去以后，她在给首相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表示了她极其满意的心情。她说她亲爱的丈夫的名字将永垂不朽，这一点已举国公认，并成了她巨大喜悦和不尽感激的源泉。女王陛下最后说：“感谢上天让我跟一个如此伟大、如此高尚、如此优秀的亲王结合，今年将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最幸福的一年。博览会闭幕的那一天（女王以未能亲临而感到非常遗憾），恰好是我与亲王订婚的12周年纪念日，这实在是一个奇特的巧合。”
怀特岛在英格兰南部，位于英吉利海峡，在汉普郡岸外。
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1—1865），英国园艺师，温室设计师。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玻璃展厅（俗称水晶宫）的设计人。他采用铸铁预制构件，尽管该展厅覆盖面积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四倍，建筑工期仅用了六个月时间。这一建筑促进了19世纪中叶的建筑技术。
基斯（August Kiss，1802—1865），德国雕塑家，代表作有《被猛虎袭击的亚马孙》、《腓特烈大帝骑马塑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