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51年，亲王的好运达到了最高峰。万国博览会的成功使他名扬天下，为他此后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年还未结束前，他又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活动领域内取得了另一胜利，这是—个巨大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是一系列复杂因素汇合的结果。经过多年，这些因素的汇聚达到了高潮。
艾伯特在高层社会不受欢迎的程度，并未因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贵族人士仍然不喜欢他。在他这方面，他对贵族们也越来越藐视和疏远。有一段时间，上流社会对他的厌恶态度似乎有可能转为友好，那是因为他们惊讶地听说，亲王在一次下乡旅行中竟骑马驱狗打猎，而且表现非常出色。他们原以为亲王的骑术理所当然地只有外国佬的二流水平，现在，他竟然能一连跃过五座栅栏门猛追逃窜的狐狸，仿佛他是在莱斯特郡 生养长大的。这令他们难以置信：难道是他们弄错了？艾伯特本来就是一个好样的小伙子吗？如果艾伯特真要别人这么想，他当然会不失时机，买几条好猎狗，经常骑马打猎。可是他不想这样。他讨厌打猎，打猎会使维多利亚感到紧张。但他和过去一样继续骑马，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是为了锻炼和方便，而不是为了娱乐。人们都认为，亲王的马上功夫无疑是不错的，但他不是什么运动家。
这可是件严重的事情。它不仅使艾伯特受到绅士淑女们的嘲弄讥笑，而且，婚前在社交界颇出风头的维多利亚在丈夫影响下也几乎完全不再骑马了。自从查理二世以来，英国历代君王总是不合时尚，只有一人例外，而作为例外的乔治四世，似乎证明了这种例外对国家统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严重的问题倒并不在于合不合时尚，而在于缺乏其他更为重要的品质。上流社会的敌意，表明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更甚于气质、趣味的对立。而归根结底，问题出在亲王是“非英国人”。“非英国人”一词的准确含义到底是什么倒也很难说清楚。但“非英国人”这个事实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目了然的。帕默斯顿勋爵也不合时尚，辉格党的大贵族们对他侧目而视，而他们之所以能容忍他，只是把他作为命运硬塞给他们的一种不合意的需要。但是帕默斯顿勋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他身上能生气勃勃地表现出英吉利民族的某些品质。而他跟亲王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奇特的机会，这位标准的英国人碰巧比其他同胞更加密切地与这位海外来的外国人有了接触。事实表明，分歧如果有合适的条件本来可能消除；但它也可以变得更为尖锐激烈。在后来漫长而激烈的冲突中，艾伯特内心所有的神奇力量全部迸发出来跟他的对手作战，几乎像是在跟整个英国战斗。
帕默斯顿一生都致力于治理国家。他22岁时当上内阁大臣，25岁被提名为财政大臣，但他谨慎地谢绝了，这种谨慎不意竟成了他性格的一个部分。他初次在内阁任职后就不间断地干了21年。格雷勋爵掌权时，他接受了外交大臣的职位，一做又是21年，其间中断过两次。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公众中的声望稳步上升，1846年他第三次任外交大臣时，他在国内的地位几乎——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可以与首相约翰•罗素勋爵比肩。他62岁，身材魁梧，大脸盘，蓄着染色八字须，长长的上嘴唇带讥讽的神情，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他早先的私生活实在不敢恭维，但是他后来通过婚姻大大加强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娶了考珀夫人，她是墨尔本勋爵的妹妹，辉格党最有影响的女主人之一。他有权有势，经验丰富，再加上极端的自信，自然不会把艾伯特放在眼中。他干嘛要呢？亲王对外交事务感兴趣，不是吗？那好，让亲王对尊重点儿才是，他做内阁大臣时，艾伯特还在摇篮里哩。他是上帝选定的一个大国的领袖人物，他整个一生中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失败过。当然，并不是说他要艾伯特对他献殷勤——根本不是。在他看来，艾伯特在外交方面只不过是个毛孩子，连缺德的事也没干过，他想出人头地，唯一的资本只不过是他碰巧娶了英国女王。然而，他在花了很大代价以后才弄清楚，他的估计是错误的，艾伯特绝非等闲之辈。在艾伯特身后，还有另一位不容小看的人物，那就是斯托克马尔。
不过帕默斯顿忙于他的计划，忙于实现他的野心，忙于管理一个庞大的部门，他根本没把这些问题放在眼里。这也是他喜爱的行事方式。他靠本能过活，眼明手快手腕强硬，能老到敏捷地处理危机，凭一种若有若无的感觉把握形势的基本要素。他非常大胆，他最为高兴和激动的事是驾驶国家之舟，张开船上所有风帆，顶风航行在惊涛骇浪中。但是，大胆也得有个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变成鲁莽了。帕默斯顿对这个限度单凭直觉察知，而不是靠理智。通常，帕默斯顿不会超过这个限度。当他看到情势要求他放慢脚步时，他也能走得很慢、很慢；尽管他的整个事业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冒险色彩，他又是谚语“善等待者万事如意”的最好范例。但他若决定要快步前行，那么谁也赶不上他。一天他从奥斯本回来，误了去伦敦的火车，于是他命令开一列专车。车站站长告诉他，在那段时间里线路上插入一列专车会有危险。可他不答应，坚持要开，说他有要事必须赶到伦敦去，不能等待。车站站长在全体官员们的支持下继续顶牛，说大家负不了这个责任。“那就由我负责！”帕默斯顿说，摆出了他一贯的那副满不在乎的傲慢态度。车站站长只好调来一列车。最后，外交大臣及时到达伦敦办他的事去了，途中并没有出什么事故。这个故事颇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帕默斯顿勋爵无论是办理私人事务，抑或国家大事，都具有一种快乐而勇敢的精神。他常说：“英国已经强大得足以面对任何后果而无所畏惧。”诚然，在帕默斯顿的领导下，英国确实有如此力量。当官员们吓得瑟瑟发抖，提出异议时，他会用一句傲慢的“我负责”把他们赶到一边，让整个国家沿着他选定的路线快速前进，直达胜利的目标而不出一点事故。他之所以极得人心，部分是由于他外交事业上的成功，部分是由于他本人异常和蔼可亲，但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他能真正满怀激情地对同胞的感情作出反应，并维护同胞的利益。公众知道，在帕默斯顿身上，你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奋发图强的主人，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全心全意的仆人，在任何意义上他都堪称是一个关心公众的人。在他当首相时，有一次他注意到格林公园的草地上放着一些铁栅栏，他马上写信给有关负责大臣，用极严厉的语气命令立即将铁栅栏搬走，称那些东西为“令人难以容忍的劳什子”，还指出设置草地的目的是“让人，不论老幼，能自由自在不受阻碍地在上面行走，兴建公园就是为了让人们享用”。作为外交大臣，他也是以这种精神关注着英国人的海外利益的。英国民众对此感到再合心意不过了。可外国政府就没有那么高兴。他们觉得帕默斯顿勋爵好管闲事，惹人讨厌，怪可怕的。在巴黎，人们说起这位“可怕的帕默斯顿勋爵”就倒抽一口冷气；在德国，人们还给他编了一段顺口溜：
“如果魔鬼有儿孙，
肯定就是帕默斯顿。”
但是，外界的抱怨、威胁、激动对帕默斯顿来说毫无作用。帕默斯顿撅起带讥讽的上嘴唇，勇敢地面对后果，依然我行我素。
他返任后遇上的第一次外交危机，尽管有亲王和女王的密切关注，并未造成王室和内阁的严重不和而安然度过。在过去几年中，一个奇特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的政府。西班牙自拿破仑时代以来。一直是内部动乱的受害者，直到克里斯蒂娜和伊莎贝拉母女相继当女王时，才进入一个为期不长的相对稳定时期。1846年，伊莎贝拉的婚姻问题突然变得敏感起来。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外交界极为关注的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对象，其中有她自己的两位表兄弟：一个是另一位西班牙亲王；还有一个是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维多利亚和艾伯特的嫡亲表兄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位年轻人似乎都不理想。伊莎贝拉还不满16岁，她的婚姻本来可以推迟几年再考虑，但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一位高级权威人士说：“你们不知道，这些西班牙公主是什么样的人，她们心怀歹念，如果我们不抓紧，继承人就会抢在丈夫前面到来了。”也可以这样认为，年轻女王的婚姻是一件要由她本人、她母亲以及西班牙政府共同决定的事，而这一点又是很难成为现实的。这个问题也就成了法国和英国外交政策上举足轻重的问题。这种在18世纪常见的现象，现在又重新出现，而且，据说至今在外交上仍不罕见。几年来，路易•菲力普和他的首相基佐在暗中谨慎地制定了一个巧妙的计划。这位法国国王的目标是重复路易十四光辉的妙计，把自己的一个孙子放到西班牙王位上，以取代比利牛斯和约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没敢建议让自己的小儿子蒙庞西耶公爵娶伊莎贝拉，那样过于露骨，将立即招致无可避免的反对。于是，他提议伊莎贝拉跟她表兄弟加迪斯公爵结婚，让蒙庞西耶娶伊莎贝拉的妹妹费尔南达公主。试问，对这样安排还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吗？这位诡计多端的老王偷偷在基佐干净的耳朵边道出其中奥妙：他有充分理由认定，加迪斯公爵不能生育，因而费尔南达的子女将继承西班牙王位。基佐闻言，搓搓手，立即着手必要的准备工作。当然，没过多久，整个阴谋就暴露无遗，为世人所知。英国政府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大国间的均势显然受到了威胁，对法国的阴谋必须不惜冒任何风险加以挫败。随后是一场极为紧张的外交斗争，第二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似乎一触即发。最后，这场战争总算避免了，这场纠葛的结果却影响深远，而且与有关各方猜测的全然不同。
在漫长而复杂的谈判中，有一点是路易•菲力普特别坚持强调的，那就是关于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的候选地位。他声称：如果科堡亲王跟西班牙女王结婚，对欧洲均势的威胁与蒙庞西耶公爵跟费尔南达公主结婚不相上下。对于这场纷争，可说的确实还很多。拿破仑战争给科堡家族带来的灾难，显然更激励了这个家族，使之更加奋发图强。现在，这个王侯家族已经以异乎寻常的势头，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欧洲。利奥波德国王稳固地坐在比利时；他的外甥女是英国女王，他的一个侄子是英国女王的丈夫，另一个侄子是葡萄牙女王的丈夫，还有一个则是符腾堡公爵。这还有完没完？看来有那么个科堡托拉斯，随时随刻准备派出它的一个成员，去填补欧洲某国统治家族的任何空缺。甚至有迹象表明，这种传染病还将蔓延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有一个来到布鲁塞尔的美国人，郑重其事地告诉利奥波德国王，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情绪，赞成君主制而不赞成暴民们的无政府主义。他还暗示，科堡家族的某个分支可以担当此重任。这当然使国王陛下感到高兴，可那样的危险也许还遥远，而西班牙的危险近在眼前。如果利奥波德亲王娶了伊莎贝拉，法国的地位即使不能说十分危险，也要蒙上屈辱。这就是路易-菲力普坚持其观点的关键所在。英国政府无意支持利奥波德亲王，虽然艾伯特和维多利亚很想成全这门婚事，但聪明的斯托克马尔劝说他们打消了有关此事的一切想法。于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似乎打通了：如果法国在蒙庞西耶问题上采取明智态度，英国在利奥波德问题上也将采取克制态度。在沙托埃 ，经过以法国国王和基佐为一方，以维多利亚女王、艾伯特亲王和阿伯丁勋爵为另一方的一系列会谈，英法双方终于达成协议。阿伯丁作为外交大臣宣称，英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利奥波德亲王作为西班牙女王婚姻对象的候选者；而路易•菲力普则庄重地对阿伯丁和维多利亚许诺，蒙庞西耶公爵在女王结婚并生育子女以前，不与费尔南达公主结婚。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危机似乎可以度过了，可在帕默斯顿接替阿伯丁担任外交大臣后，整个问题又突然被重新提出。帕默斯顿发给英国驻马德里公使一封快件，在一份可能作为女王伊莎贝拉婚姻对象的名单中提及科堡的利奥波德亲王；同时，他还利用机会以激烈的言词对西班牙政府的暴政和无能进行了谴责。这封在任何情况下都称得上为鲁莽轻率的信件，在转达给基佐后，就显得更加不妥了。路易•菲力普看见机会来到，立即抓住不放。尽管帕默斯顿的信中并没有表示他承认或支持利奥波德亲王，但这位法国国王立即断言，英国人破坏了协议，因而他也可以自由行动。路易•菲力普于是致信西班牙女王的母后，声称英国人正在阴谋策划科堡的这门婚事，要她警惕帕默斯顿对西班牙政府的敌意，劝他同意伊莎贝拉跟加迪斯公爵、费尔南达跟蒙庞西耶的婚姻，以摆脱困境并保证与法国的友谊。女王母后既惊恐又愤怒，很容易地相信了路易•菲力普的话。现在，剩下的困难只有一个：伊莎贝拉一见到她表兄就感到讨厌。但这一困难很快也克服了。宫中举行了一次疯狂的晚会，那位年轻姑娘被弄得晕头转向，别人要求什么她就答应什么。在这以后不久，同一天里举行了两场婚礼。
这消息像炸弹一样在英国政府头上爆炸开了。英国政府看到自己中了狡诈的法国国王的诡计，惨遭失败，感到既愤怒又丢脸。特别是维多利亚，更是怒不可遏。路易•菲力普曾向她本人作过保证，而且还曾赠送英国太子一盒玩具兵，送给长公主一只美丽的活动眼波斯布娃娃，因而赢得了她的好感。而现在她得到的却是羞辱和伤害。法国王后给她的一封正式信函，平静地宣布了他儿子蒙庞西耶的婚事，王后把这说成是一桩家庭私事，相信维多利亚对此一定会有兴趣——“这使我们内心增添了幸福感，这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女王陛下，您会十分欣赏的。”然而，英国女王并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对之进行报复。不到18个月，路易•菲力普王朝声名狼藉，不得人心，加上英国撤回对它的支持而大大地削弱了王朝势力，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路易•菲力普和他一家也成了拜倒在维多利亚脚前摇尾乞怜的亡命者。
比利牛斯和约（1659），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与西班牙王腓力四世之间的和约，其中包括路易十四与西班牙公主结婚的协议，这一和约和婚事，使路易十四成了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为王位继承问题引起以法国、巴伐利亚为一方，以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等为另一方的战争。战争结果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利益受到损害．英国力量上升。
沙托埃，法国北部市镇，16世纪时建有城堡，后毁于大火。
二
在这一事件中，女王和亲王都全神贯注对付路易•菲力普的胡作非为，对于帕默斯顿已无余怒可迁，况且，在主要问题上，帕默斯顿的态度跟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一致的。然而这只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外。在随后的年代里，在所有其他外交纠葛中——这些纠葛多而严重——女王夫妇与外交大臣之间分歧不断，鸿沟渐深。在葡萄牙问题上，他们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葡萄牙，相互仇视的派别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维多利亚夫妇自然对葡萄牙女王和她的科堡丈夫寄予同情，而帕默斯顿则支持那里的进步分子。不过，直到1848年，紧张的局面才发展到真正严重的地步。在那革命的一年，各个地方不断传来可怕的消息，王族们的脑袋纷纷落地，艾伯特和维多利亚惊恐地发现，在德国、在瑞士、在奥地利、在意大利、在西西里，英国的政策正被顽固地导向有利于造反势力的一方。这样的形势恰恰就是帕默斯顿内心所喜爱的。有危险，有激情，有做决定的必要，有采取行动的机会，什么都不缺。作为坎宁 的信徒，帕默斯顿的内心深处具有英国绅士那种对外国君主的蔑视和厌恶，他看到民众起义和大批压迫者灰溜溜地给撵出被他们玷污了的宫殿，感到无比欣喜。他决心已定，在这场遍及欧洲的伟大斗争中，英国站在哪一边已是不用多作考虑的事了。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有哪怕一丁点儿激进主义的色彩，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哲学倾向，他对自己的表里不一——在国内是个保守主义者，在国外又是个自由主义者——感到挺满意。要那些爱尔兰人安分守己，是有着充分理由的，但这跟外国的事又有何干系？关键还是在这儿——任何一个正派人读到有关那不勒斯政治犯监狱的描述时都会义愤填膺。他并不要战争，但他看到，通过巧妙而强有力的手段，运用英国的影响力，没有战争也可以大大促进欧洲自由主义的事业。这可是一场难度大而又危险的游戏，但他兴致勃勃地试图玩它一玩。然而，正当他需要集中精力并拥有一切可能的行动自由时，他突然发现，在每一个紧要关头，他都受到住在奥斯本的那些人的阻挠和扰乱，这使他极为恼火。他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反对的意见是那么系统而有根有据，女王一个人是提不出来的，整个事情的后台是亲王。这太叫人伤脑筋了。可时间紧迫，帕默斯顿不能等待，若是亲王定要干预，那就不得不把他扫到一边去。
对此，艾伯特非常气愤。他完全不同意帕默斯顿的政策，也不同意他的行事方式。他反对专制；在他看来，帕默斯顿的做法简直就替代了满欧洲的专制——无法无天的派系暴力和乱民暴力——不会好些，只可能更糟些。这种革命骚乱的危险性是严重的，甚至在英国也有猖獗传播的宪章运动 ——一个可怕的运动，随时可能推翻宪法，废除王朝。毫无疑问，国内有这种危险存在，再去鼓励国外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当然是极不合适的。艾伯特对德国的局势自然特别关心，他的本能、他的感情、他的偏爱，都根深蒂固是德国人的。斯托克马尔也深深卷入了德国政治的漩涡，他在德国统治集团的家族中有一大堆亲戚，处在革命骚乱氛围中的斯托克马尔每周给亲王写一封充满激动情绪的长信。亲王对德国的未来作了全面估量，在斯托克马尔的指导下得出结论：每一个爱德国的人，应该以实现普鲁士君主领导下的德国统一为伟大目标。当时的局势极为错综复杂，时好时坏，瞬息万变，不可捉摸。亲王发现帕默斯顿除了毫无理由地不相信普鲁士之外，既不了解也不打算去了解这个重大问题的微妙之处，而是莽撞行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一点儿章法，甚至没有目的。对此，他感到十分可怕。
亲王跟帕默斯顿在对外政策细节上的分歧，实际上也反映出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在艾伯特眼中，帕默斯顿是一个骄纵粗野的个人主义者，他的自傲与无知相结合，必然导致蠢事和灾难的产生。最令他反感的，莫过于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缺少耐心、不会思考、不讲原则、没有推理习惯的头脑。在他看来，不假思索匆忙做出决定和按照莫名其妙的本能行事是难以容忍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按规矩进行，都必须事先经过仔细考虑，都必须有坚实的前提，才能采取某个立场；必须经过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步骤，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对复杂的问题——如果正确对待，哪个问题是不复杂的呢？——把思考的内容写下来是最明智的做法。艾伯特本人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可能很费力。同样地，在事情完了以后要写出一份论述详尽的报告，就像在事前所做的那样。因而，不管发生什么事，人们都会发现，亲王已经撰就了备忘录。一次，他把跟罗伯特•皮尔勋爵秘密谈话的内容压缩在六大张纸上，高声朗读给他听，要求他在上面签字，而罗伯特勋爵从不喜欢承担义务，因而相当狼狈。见此情景亲王觉得有必要迁就一下英国人独一无二的敏感性，乖巧地把那份详尽的备忘录丢进了火炉。至于帕默斯顿，他甚至从不让人有机会向他念一份备忘录；看来，他绝对不喜欢讨论。他常常在人们还没有摸着头脑时，不打一声招呼就已经着手施行一项轻率疯狂的计划了，而这项计划很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艾伯特则要求从各个角度彻底审视问题，对事情追根究底，严格按某个明确无误的原则行事，与此紧密相联系的，是他那种严谨审慎、苦心追求的合理性。在斯托克马尔的影响下，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努力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精确而深入地探究重大问题。对于艾伯特这样一位习惯于用脑的人来说，帕默斯顿那样凭经验办事而不知原则为何物，就像一个讨人厌的儿童在忽发奇想。帕默斯顿知道什么经济学、科学和历史呢？他在乎什么道德和教育呢？在他整个一生中，他对改善工人阶级条件，对全人类的完善又考虑过多少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清楚不过了。而且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帕默斯顿会怎样无忧无虑地作出评论：“啊！殿下正忙于作精细的规划和有益的计算——一点儿不错！很好。至于我嘛，我对我今天早晨做的事很满意——我把那些铁栅栏弄出格林公园了。”
然而，那位令人讨嫌的人倒并不打算作什么评论，他面带微笑地保持沉默，不可原谅地继续走他的路。他的“不理睬”方针很快付诸实施。外交部的重要急件或很迟才送交女王，使她来不及作任何更改，或根本就不送给她；再不然，文件是送到了，女王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建议作某些修改，但文件发送出去时还是原封未动。女王有意见，亲王也有意见，他们在一起抱怨，可是全然无用。帕默斯顿抱歉之极——弄不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得好好训斥那些办事人员——女王陛下的意愿必须倾听，那是天经地义的，这样的事儿决不允许再发生了。可是，这样的事儿很快又发生了。女王夫妇的抗议更加强烈。维多利亚派性观念极强，在她的抗议中加进了浓厚的个人情绪，这是艾伯特所没有的。难道帕默斯顿勋爵忘记她是英国女王了吗？她怎么能容忍未经她的同意，甚至她都不知道，就以她的名义将文件发到国外？她不得不接受那些收到信件的外国君王们怒气冲冲的抗议信——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信，因为她是“完全同意”那些信的内容的——难道还有比这更使她威信扫地的吗？她对首相说：“任何抗议对帕默斯顿勋爵都不起作用。”另一次，她告诉首相：“帕默斯顿勋爵仍像往常一样，声称在发出文件前没有时间把草稿送给女王看。”她召来约翰勋爵，倾诉了自己的愤怒心情，然后，在艾伯特的建议下，她把经过情形写进一份备忘录：“我说，我认为帕默斯顿勋爵对待问题常常持一种有损英国荣誉的、带有偏见的片面观点，他的文字苦如胆汁，给人很大伤害。对此，约翰勋爵完全同意。我还说，我经常感到焦虑不安。”她又给她舅舅写信。综观欧洲形势，她感到绝望，“德国的状况很可怕，”她写道，“人们为那个一度多么宁静幸福的国家感到羞耻。我可以肯定，那儿还有很好的人民，但是，他们容忍别人对他们任意摆布、威胁和羞辱。在法国，一场危机看来也已近在眼前，在调停这件事时，我们出了大的洋相！爱尔兰在我们的控制下颤抖，并随时准备背叛我们，而我们却强迫奥地利放弃它的合法所得，这其实是不道德的。要是加拿大、马耳他等等都来找我们麻烦，我们又将说些什么呢？这真叫我痛心疾首。”可是帕默斯顿勋爵哪里在乎这些呢？
约翰勋爵的处境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不赞成他同事对待女王的办法。当他恳求帕默斯顿多加注意时，得到的答复是：每年经过外交部的急件有28000份，如果每一份都要交王室审阅，势必会产生严重耽搁。对于一位工作过度的大臣来说，由于把文稿送到挑剔的艾伯特亲王手中而产生的时间浪费和担忧，更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事实上，由于这一原因而导致重要决定的延误。在外交上已产生了很不愉快的后果。这些借口如果不是因为约翰勋爵本人也受到过同样的忽视，本来是会产生良好效果的。可是，帕默斯顿连首相的账也不买，时常把一些十分重要的急件直接发送出去。这位外交大臣几乎成了独揽大权的人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作主张，使英国的政策变得摇摆不定。1847年，有一次他竟然既不和内阁也不和首相商量就发出警告，要中断跟法国的外交关系。这一类事件频频发生。亲王知道这情况后，明白他的机会来到了，他只要在两位政治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只要跟约翰勋爵结成同盟，抑制甚至除去帕默斯顿勋爵几乎不成问题。亲王充分发挥他的顽强精神，着手这项工作。他和女王对首相施加各种各样压力。他们或是写信，或是发表言辞激烈的讲话，或是重新陷入可怕的沉默。他们想到一位重要的内阁成员克拉伦登可以成为他们的传声筒。他们请克拉伦登到宫内用餐，一吃完饭，“女王就爆发了，”克拉伦登事后描述道，“带着强烈不满和愤怒的情绪，诉说帕默斯顿的所作所为，还有这些作为在全世界造成的全部后果，以及她自己对这事的全部感受和看法。”女王讲完后，亲王又接过话茬，虽不那么激动，但有同样的力度。克拉伦登勋爵发现自己处境尴尬，他不喜欢帕默斯顿的政策，但帕默斯顿是他的同事；他也不赞成他主人女王夫妇的态度，照他的看法，他们“错在希望由侍臣而不是由阁员来管理国家大事”，他认为他们“为一个奇特的错误所困惑，那就是误把外交部当作他们自己的一个特殊部门，认为他们有权控制——如果不是指导的话——英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他极其礼貌地使女王夫妇了解，他不想以任何方式承担义务。另外，实际上也不需要再对约翰勋爵施加压力。他上面受到君王的指摘，下面遭到外交大臣的怠慢，已经很不好受。随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 的出现——那可能是整个欧洲外交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他的地位，在上下磨盘的碾压下，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了。他急切地要把帕默斯顿弄出外交部，并把实现这个目标置于一切事务之首。但是——如果帕默斯顿不愿离开呢？
大约就在这时，亲王的一份备忘录记载了他自己、女王和首相之间的一次会谈，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这三位高层人士有趣的心理状态——约翰勋爵的焦虑和恼火，维多利亚的愤怒的讥刺，艾伯特的理性的憎恶——这三种心态在一个看不见的“存在”的阴影下给凑合在一起，那个“存在”就是引起天怒人怨的无忧无虑、傲慢自大的帕默斯顿。谈话中约翰勋爵一度提到，他相信外交大臣会同意换个职位；他说，帕默斯顿勋爵意识到他已失去女王的信任——虽然只是由于公务原因而不是由于原因。但对那一点，亲王记道，“女王打断约翰勋爵，说她不信任他，也由于个人原因。但我说，帕默斯顿勋爵本人到现在为止至少还看不出有什么过错，女王讨厌他不是由于他这个人，而是由于他的政治行为。女王同意这一点。”接着，亲王指出，内阁有可能崩溃，帕默斯顿勋爵有可能出任首相。关于这一点，约翰勋爵要他们放心，他“认为帕默斯顿勋爵已经太老了，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他已经过了65岁）。”最后决定，目前还没有什么可做，但必须；秘密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1850年，解脱的机会终于近在眼前。有迹象表明，广大公众对帕默斯顿在外交上引起的惊恐和产生的偏差越来越感到忧虑；在英国臣民唐•帕西菲科 与希腊政府的争执中，他支持唐•帕西菲科，从而几乎使英国卷入一场不仅跟希腊，而且跟法国，甚至还可能跟俄国的战争。不信任和不满的乌云似乎正在聚集，快要在他上空爆发一场暴风雨了。在上议院，一项反对帕默斯顿的动议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下一步是将此问题交下议院讨论，在那里很有可能出现另一次不利于他的投票，从而决定这位大臣的最终失败。帕默斯顿若无其事地承受攻击，然后，在最后的适当时刻进行了反击。他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演说 ，以高超的演讲艺术和精彩的措辞把解释、痛斥、抗辩、抨击、朴实的言词、激起共鸣的雄辩全糅合在一起，最终打败了他的对手。敌对的动议给击败了，帕默斯顿再次成为当代英雄。与此同时，命运之神也眷顾于他。罗伯特•皮尔爵士从马上摔下一命呜呼。由于这一悲剧，帕默斯顿看到，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一个足以与他为敌的对手给搬掉了。他判定——判断得很正确——他已是全英国最受欢迎的人。当约翰爵士旧事重提要想把他调离外交部时，他断然加以拒绝。
艾伯特十分失望；维多利亚大为恼怒。“下议院正在变得极难控制，叫人伤透脑筋，”女王写道。亲王意识到帕默斯顿的地位比过去更加稳固，决心采取激烈的手段。5个月前，有先见之明的斯托克马尔男爵曾拟就一份备忘录，以备紧急时刻启用。这份备忘录给小心地贴上标签，放在手边的文件格内。现在紧急时刻已经来到，必须启用这份备忘录了。女王抄写了斯托克马尔起草的文句，将一封信送交首相，要他把信交给帕默斯顿看。“为了，”维多利亚写道，“女王认为将作一简单说明是恰当的。她要求：（1）他将明确陈述他对处理某个事件的建议，以便女王得以同样明确地知道是否该恩准；（2）女王对某一措施给予恩准，大臣不得随意加以变换或改动，否则，女王将视此类行为是对君王的不忠，并将合法地行使宪法赋予她的权利，将该大臣撤职。”约翰•罗素勋爵按女王要求做了，把信转交给帕默斯顿勋爵。这个在宪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外界完全无人知晓。
如果帕默斯顿是个敏感的人，他收到女王的信函很可能会主动提出辞呈，可他一点儿也不敏感。他爱权力，而他的权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了。一种一贯正确的本能告诉他，这不是他走开的时候。不过，他仍然感到极为心烦。他终于明白，他在跟一个很难对付的敌人斗争，此人的手段和力量若不加以遏制，可能给他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于是他写信给约翰勋爵，以简短的语言同意了女王的要求：“此备忘录我已录下一份，我将不会违背其中所含指示。”同时，他要求会见亲王。艾伯特立即召他进宫。亲王惊讶地注意到——如他后来在一份备忘录中所记——帕默斯顿走进房间时“显得非常不安，全身颤抖，眼中含着泪水，这使我相当感动。我从未见到过他现在那副模样，就我所知，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面带温和微笑的。”这位老年政治家说了许多辩解的话；年轻的亲王则冷淡而彬彬有礼。最后，经过漫长而无结果的谈话，亲王挺直身子说，为了给帕默斯顿勋爵“举个例子，说明女王到底要求什么”，他要“直截了当地问他一个问题。”帕默斯顿勋爵默默地洗耳恭听，亲王继续说道：“你一定知道，女王反对石勒苏益格协议，你也清楚女王这样做的理由，然而女王的意见遭到了否决；欧洲大国希望保存完整的丹麦王国，表达他们要求的协议签订了，就这样丹麦国王入侵了石勒苏益格，使那里战火纷飞。如果荷尔斯泰因也受到攻击——这是很可能的——德国人免不了要赶去援助，而俄国则威胁，如果石勒苏益格获胜，它将进行武力干预。要是出现了这样的危急局面（极有可能引起欧洲大战），你准备怎么办？当我们在巴尔莫勒尔 ，而约翰勋爵在苏格兰的另一头时，非常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女王期望你已经预见并考虑过这种可能性，要求你明确回答，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件时，你将如何对付。”奇怪得很，对于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外交大臣竟然回答不上。他说，整个事情复杂得很，亲王殿下提到的那种紧急情况简直是不可能出现的。亲王坚持他的意见，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想逼帕默斯顿勋爵给一个明确回答，可是全然无用，直到这位勋爵躬身退出，亲王仍然没有得到答复。艾伯特举起双手惊讶万分：对这样一个人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确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因为，认错也好，许诺也好，只不过过了几个星期，这位不可救药的浪子又在耍花招了。奥地利将军海瑙来到英国，突然心血来潮打算去看看巴克莱-珀金斯酿造厂。此人以残酷镇压匈牙利和意大利革命，特别是以鞭打妇女而臭名远扬，人们管他叫“鬣狗将军” ；他的容貌——阴沉瘦削的脸，花白的大八字须——已经使他赢得恐怖的声名。在酿造厂里正好有一位职员是从维也纳来的流亡者，他把这位将军的德性向他的同事们作了第一手的描绘。奥地利大使已感觉到了危险，请求他的朋友不要在公众场合露面，或者，如果他必须露面的话，先把他的八字须剃掉。但这位将军从来不听劝告。他前往酿造厂，马上给认了出来。一群愤怒的板车工人围住他，对他推推搡搡，大声怒骂，还击打他肋骨，扯他胡子。当他沿着一条小巷落荒而逃时，一群暴民挥舞扫帚高喊“鬣狗”紧紧在后追赶。他躲进一家小酒店后，总算在几个警察的保护下得以脱身。奥地利政府感到愤怒，要求解释。帕默斯顿对此当然暗暗高兴。他对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但补充说，照他看来，这位将军“在现在这个时刻来到英国显得很不合适”。他把这份照会直接送达奥地利大使，事先未提交女王或首相审阅。这件事被发现后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亲王特别恼怒，他对板车工人的行为既鄙视又担忧，认为那“多少向我们预示：一伙失去控制的无知群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约翰勋爵要求帕默斯顿撤销照会，换一份删除所有指责海瑙将军言词的照会。对此，外交大臣以辞职为要挟，但首相坚持己见。一时间女王夫妇感到大有希望。可是由于对手忍辱屈从，这个希望再次落空。帕默斯顿突然间变得像绵羊似的温顺，什么都同意了。照会被收回并被调换，一切又恢复宁静。
这种宁静持续了一年。1851年10月，由于科苏特 来到英国，又带来了一次危机。帕默斯顿打算在他伦敦的住宅中接待这位匈牙利爱国者，遭到约翰勋爵的否决。尖锐的矛盾再次出现；帕默斯顿再次以辞职相威胁，但最终又一次屈服了。然而这位桀骜不驯的人仍不安分。几个星期后，一个从芬斯布雷和伊斯灵顿来的激进分子代表团到外交部谒见他，在致辞中指责奥地利和俄国皇帝为“令人憎恶的刺客”和“残酷无情的暴君”。外交大臣在致答辞时对这些用语只温和地表示了不赞成的意思，却让自己的真实感情极不得体地随意流露。顷刻间流言四起，宫廷里充斥着愤怒和咒骂。“我认为，”斯托克马尔男爵说，“这个人已经疯了好一阵子了。”维多利亚在一封情绪激烈的信中敦促约翰勋爵行使他的权力。但约翰勋爵明白，在这一事件上外交大臣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他认为还是等待时机更为明智。
约翰勋爵没有等得太久。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一连串愈演愈烈的冲突、威胁和使情势恶化的事件。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 的政变；第二天，帕默斯顿未与任何人商量，在跟法国大使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赞成拿破仑的行动。两天后，他得到首相指示，根据女王的一封信，英国政府在对待法国问题上的政策应严守中立。尽管如此，帕默斯顿在给英国驻巴黎大使的一份正式文件中，重申他支持法国政变的立场，这个态度，他已经对法国驻英大使作过口头表示。这份急件既没有给女王看过，也没有给首相看过。约翰勋爵的耐心如他自己所说“已经抽完了最后一滴”。他撤了帕默斯顿勋爵的职。
维多利亚欣喜若狂。艾伯特知道，这次胜利与其说是约翰勋爵的，不如说是他的。亲王希望年轻的格兰维尔勋爵接任帕默斯顿的职务，他相信格兰维尔会接受他的影响。格兰维尔勋爵得到了委任。从此以后，亲王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外交事务了。经过多年的斗争，经受了几多屈辱，胜利在各方面向艾伯特亲王招手。他在家庭中是一位备受爱戴的主人；在国内，万国博览会的成功带给他尊敬和光荣；现在，在这把隐蔽的权力交椅上，他已获得了新的绝对优势。他曾跟那位可怕的帕默斯顿勋爵苦苦搏斗，如今那个难以对付的敌手已经垮台。在这位敌手身上，体现了英国精神中所有与他敌对的东西。英国是不是就此受他支配了呢？也许是。但是……据说英国人都具有一种令人生厌的品质：他们从不知道自己已被打败。说来奇怪，帕默斯顿居然还是那样无忧无虑。这可能吗？尽管他妄自尊大，难道他会认为他丢脸的去职也是一件可以不予理睬的事情吗？
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英国托利党人，曾任外交大臣、首相，推行独立自主政策，使英国脱离“神圣同盟”，支持希腊独立。
宪章运动（1838—1848），英国无产阶级为争取实行《人民宪章》而发动的革命运动，组织过三次大规模的请愿，后被镇压而遭到失败。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19世纪时有关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公国与荷尔斯泰因公国地位问题的争议。
唐•帕西菲科为犹太人，生于直布罗陀，属英国国籍。后在雅典经商，在一次反犹骚乱中住宅被焚，帕西菲科要求希腊政府赔偿，得到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支持。帕默斯顿派出海军，胁迫希腊接受帕西菲科的要求。
帕默斯顿在演说中有一段著名的话：“罗马人只要一说出‘我是罗马公民’，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他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英国臣民也是一样，他在任何土地上都可以深信：如果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英国政府马上就会用强大的力量来保护他。”
巴尔莫勒尔为苏格兰阿伯丁一城堡，由艾伯特亲王改建为王室私家邸宅，后成为女王夫妇及后继君王们的消夏地。
海瑙原文为Haynau，与英语中“鬣狗”（hyaena）拼法相近，“鬣狗”在英语中还可指残酷、贪婪、阴险的人。
科苏特（Lsjos Kossuth，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匈牙利独立后（1849）曾任共和国元首，后在俄、奥军事干涉下被迫辞职，流亡国外。
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之侄，1848年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2年发动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普法战争中战败投降，被废黜。
三
亲王的胜利并未持续多久。几个星期后，由于帕默斯顿的影响，内阁在下议院遭到失败，约翰勋爵辞职了。接着，在短期间隔后，辉格党和皮尔的追随者建立联合阵线，上台执政，由阿伯丁勋爵担任首相。帕默斯顿再次成为内阁成员。所幸的是，他没有回到外交部。在内政部，他的活动可望少些危险，不那么令人讨厌。但外交大臣已不是谦恭的格兰维尔而是克拉伦登。亲王知道，这不是一位好对付的大臣，尽管他言行谨慎，彬彬有礼，可很有主见。
这些变化只预示将有一个复杂得多的前景。形势的发展正从各个方面指向一场灾难。突然间，英国发现自己即将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 。几个月来，变幻无常的外交和千头万绪的政治煽动把有争议的问题弄得更加难以捉摸，更加令人忧虑，英国人民的情绪已经达到快要爆发的程度。就在漫长而倒霉的谈判进入危急关头时，宣布了帕默斯顿去职的消息。人们压抑着的怒火一下子进发出来。他们觉得，在这极端复杂的形势下，他们得到的指导出自软弱无能、惹是生非者之手；他们相信在权力中心有一个有力量、有勇气、有决心的人，有一个他们可以信赖的人。现在，他们得知，那个人已经不再是领导人之一，那是为什么？他们愤怒、焦急、忧虑不安地四下寻找，渴望找到一个鲜为人知的可怕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怀疑这里面有阴谋，似乎嗅到了卖国行为的气味。要找到发泄怒气的对象并不困难。在最高层的位置上不是有一个外国人吗？这个外国人对他们心目中崇拜的英雄怀有恶毒的、毫不隐瞒的敌意。当帕默斯顿去职的消息一传出来，到处都是抗议的呼声，一场愤怒和仇恨的特大风暴骤然掀起，对着艾伯特亲王劈头盖脑地袭来，其势猛不可挡。
到处相信并且断言女王的丈夫是这个国家的叛徒，是俄国朝廷的工具，他听从俄国的旨意把帕默斯顿撵出了政府，他正根据英国敌人的利益引导英国的外交政策。一连几个星期，报纸上都登满了这些指控，公众集会重复着这些指控，私下里谈话细细讨论着这些指控，这些指控传遍整个英国，每时每刻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离奇。为此，正派的报纸义正辞严地发出猛烈的抨击，而大街小巷兜售的廉价小报则以庸俗的打油诗作为响应，重复着同样的情绪和同样的怀疑。荒诞透顶的谣言不胫而走。
1854年1月，人们私下传说亲王已经被扣，并说已发现他犯有叛国罪，即将把他送去伦敦塔关押。有些人还称，女王本人也已被捕。大批的群众聚集在伦敦塔周围，想一睹囚禁这一双王室败类的情景。
这些荒唐的幻觉是由一场临近的战争所带来的狂热气氛造成的。其实，帕默斯顿去职的原因仍然未为人知，也许那是由于王室持续的敌意所致，但把艾伯特的影响说成是被俄国人利用来为俄国利益服务的假设则毫无事实根据。就像在这种形势下常常出现的情况，政府摇摆于两种互不相容的政策之间，一种是不干预，另一种是以武力为后盾进行威胁。如果能坚持执行其中的任何一种政策，很有可能取得成功与和平，但如果把两者混合在一起，那只能导致战争。艾伯特以其特有的谨慎，试图在欧洲复杂的外交迷宫中找出一条道路，但最后终于迷失方向。整个内阁又何尝不是如此。等到战事一起，艾伯特的反俄情绪跟那些最好战的英国人同样激烈。
对亲王的那些最严厉的指责虽然毫无根据，在这局势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反映公众思想状态的潜在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并不能说明公众的思想是正确的。诚然，女王的丈夫是外国人，他在外国的宫廷中长大，注入的是外国的思想观念，跟一大堆外国的王公贵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尽管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显然仍是不受欢迎的因素。反对的意见并不仅仅限于理论上的假设，事实上，这种反对已经产生了令人不快的严重后果。亲王的德国习性永远使英国大臣们感到遗憾。帕默斯顿勋爵、克拉伦登勋爵、阿伯丁勋爵 ，众口一词这么说：在关系到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上，一直有必要跟王室的先入之见斗争，在王室中，德国观点和德国情绪已经占据了过大的比例。至于帕默斯顿，他在这个问题上说话往往失控。在他因解职而带来的麻烦达到高峰时，他愤愤地说，他是外国阴谋的牺牲品。后来，他降低了指控的调子。但是如此高层的人士发出如此暗示，仅仅这个事实就可以让我们看到，艾伯特的外国出身和教养会导致怎样不幸的后果。
可这还不是一切。亲王在英国的地位问题还引发出一个极端重要的宪法问题。他的出场使一个老问题产生了新的重大意义——王室职能和王室权力的确切定义到底是什么。那些职能和权力实际上已归他所有；那么他利用它们做些什么呢？艾伯特亲王对王权在宪法中的位置自有看法，这一点不难弄清，因为他的观点就是斯托克马尔的观点。我们恰好有一封斯托克马尔写给亲王的长信，细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此信写于这次危机发生时，即克里米亚战争 爆发前夕。照男爵的看法，君主立宪制自从《改革法案》通过后就已黯然失色。至于现在，“它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有可能变成一种纯粹的内阁制”。老托利党一族“在维护王室特权问题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他们已经消亡；辉格党人“只不过是有意无意的共和分子，他们跟王室的关系就像狼和羊羔的关系”。有一条规定：在议会就宪法问题进行辩论时，引入“不承担责任的君主的名字和君主本人”属违宪行为，这是“一种宪法上的推定，尽管由来已久，但带着危险”。男爵警告亲王，“若英国君主允许某届辉格党内阁实行这一规定，不要多久你一定会发现，人民中大多数人将会相信，根据法律观点国王只不过是一个官僚形象，他将按阁员的好恶点头同意或摇头否定，到那时你可别感到惊讶”。要阻止这样的事发生，男爵说，“极端重要的是绝不可在维护君主法定地位的问题上有任何闪失。”“这并不难做到，”他补充说，“像女王和亲王这样正直、忠诚的人，决不会使阁员感到为难。”照男爵的意见，王室特权的最低要求应包括“国王有权担任他内阁会议的永久主席”；君主必须“处于永久首相的位置，具有高于内阁临时首脑的地位，在有关纪律问题上行使最高权力”。君主“甚至可参与提出和完善政府措施，因为一位跟他最优秀的大臣同样有能力、有才干，同样爱国的国王，不让他发挥自己的这些长处参加他内阁会议的讨论，那是不合情理的”。男爵最后说：“当然，要英明地行使这一权利，需有过人的才华，而这点不仅是君主立宪制最好的保证，而且将使它达到强大有力、稳固匀称、迄今从未达到过的更高境界。”
对宪法的这一解释也许是可行的，尽管很难看出它如何跟内阁责任制的基本原则协调一致。威廉三世 曾主持他的内阁会议，他是一位立宪君主。看来，斯托克马尔有关王权的观念是想在宪法中给国王一个类似威廉三世时代国王的位置。但是，他的这一理论所赋予王室的权力比乔治三世时所拥有的还要多得多。这显然违反自革命 以来整个英国公众生活的发展趋势，而这个思想为斯托克马尔所有，并由他灌输给艾伯特，这一事实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艾伯特不仅支持这些观点，而且正处心积虑坚持不懈地要将它们付诸实施。王室与帕默斯顿之间的斗争过程就提供了令人吃惊的证据，证明事实确实如此。这场斗争以1850年斯托克马尔的备忘录为高潮的标志。在备忘录中，女王声称，如果外交大臣擅自更改经她批准的文件，她有“宪法赋予她的权力”撤销他的职务。这份备忘录事实上明确宣布，国王意欲不通过首相独立行动。当时约翰•罗素勋爵正不惜一切代价急于加强自己的力量来反对帕默斯顿，他接受了这份备忘录，从而默认了王室方面的要求。不仅如此，在撤去帕默斯顿职务后，约翰•罗素勋爵在下议院为这一措施辩护时，突出提出1850年备忘录，把它作为一个依据。事情越来越清楚，君主的好恶可以作为一个理由，以决定一位强有力而得人心的大臣的去留。看来果真如此，在斯托克马尔和艾伯特的指导下，“君主立宪制”仿佛确实可以上升到一个“强大有力、稳固匀称、迄今从未达到过的最高境界”。
然而，这个有关国王地位问题的新进展，尽管并不显眼，但由于处在非同寻常的环境下而变得特别令人不安。国王的职能现在实际上由一位未被宪法确认的人在行使，而此人对君王施加着一种无形的、不受限制的影响。此人正是君王的丈夫。这个事实说明影响的确存在，不可避免，而且举足轻重，不容忽视。一个难以捉摸、坚强有力的人物，前来干扰历史悠久、细致微妙、小心守护均势的英国宪法。这就是艾伯特开始他那试探性的、怯生生的政治生涯时遇到的意外情况。艾伯特无意于减少他所行使的职能的多样性，也不打算降低其重要作用。他于1850年告诉威灵顿公爵，他认为，他的责任就是“把他存在融入他妻子的存在……——不在公众面前承担什么独立的职责，但把自己的立场完全化为她妻子立场的一部分——填补她在行使法定职能时所留下的每一个空缺，作为一个女人，她自然会有所遗忘的——一刻不停地、密切地注视公众事务的每一个部分，以便能在任何时刻，对放到她面前的任何艰难复杂的问题或任务提出建议并给予帮助。这些问题有时是有关国际事务的，有时是有关政治事务的，还有的是有关社会或个人的。作为她家庭的一家之长和她宫室的主管人，作为她私人事务的经理者和政治事务独一无二的机要顾问，作为她与政府官员联络的唯一助手，他除了是女王的丈夫外，还是小王子小公主们的监护人，君王的私人秘书和永久的大臣。”斯托克马尔的学生学得很好，肯定大有前途。斯托克马尔的学生！——不折不扣。公众痛苦地意识到了艾伯特的主导地位，他们越来越不安地察觉，主宰维多利亚的人还受另一个人的主宰。在深沉的黑暗之中，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男爵。又是一个外国人！面对这样的情势，公众产生恐慌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一个外国男爵控制着一个外国亲王，而这个外国亲王又控制着英国的国王。王权缓缓匍匐前进，在它的阴影下，男爵和亲王皱了皱眉，于是一位人民爱戴的了不起的大臣就倒台了。这一切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结束呢？
几个星期后，帕默斯顿撤回了他的辞呈，公众的狂热很快消退了，就像它很快升起一样。在议会开会时，上下两院的两党领袖都发言支持亲王，断言他对国家怀有无可怀疑的忠诚，确认他有权对一切国家大事向君王提出建议。维多利亚感到高兴。“我亲爱的丈夫和老师的地位，”她告诉男爵，“得到了确认，他的优点从各个方面得到了最合适的肯定。我们去上议院时，大片人群聚集在那里，他们都非常友好。”紧接着，英国终于投入了克里米亚战争。在随后的斗争中，人们对艾伯特的爱国心不再有丝毫怀疑，过去的敌意已经丢在脑后。但是，战争造成了另一个使女王夫妇不那么满意的结果：帕默斯顿勋爵的野心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1855年，这位5年前被约翰•罗素勋爵宣布为“年纪太老难以在将来做很多工作”的人当上了英国首相，而且，除了一次短期的间歇，保持首相的位子达10年之久。
指俄土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
原注：“阿伯丁谈到女王和亲王，谈得很多，当然都是赞颂的话。他说亲王的看法通常总是稳妥和明智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激烈而根深蒂固的德意志联合主义的观点，他不遗余力地紧跟普鲁士。”（《格雷维尔回忆录》第六卷》）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本是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后英、法等国进行干预，也参加了对俄作战。
威廉三世（William Ⅲ，1650—1702），英国国王，与其妻玛丽二世共同执政，接受国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确定英国君主立宪制。
指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