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个本来对政治毫无兴趣、从不读报的优柔寡断的青年人，已经成长为一个不屈不挠、坚定果断的男子汉。他精力充沛，一刻不懈地关注着艰难的政府事务和国家最重大的问题，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冬天，天还没亮，人们就可以看见他坐在写字台前，在一盏绿色台灯下工作。这盏台灯是他从德国带来的，他在台灯下加了一个灵巧的装置，对台灯的结构作了很大改进。维多利亚起得也很早，但没有艾伯特早。她在寒冷的黑暗中坐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这张写字台与他的写字台并排放置，她总会发现桌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堆文件，安排好让她审阅和签署。一天就这样开始，并在持续不断的勤奋工作中度过。早饭时，报纸——一度被认为讨厌的报纸——送来了，亲王专心地阅读着，不回答任何问题。如果有哪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会高声朗读起来。早饭后，跟大臣们或秘书们会见，有一大堆信件要处理，还有无数的备忘录要撰写。维多利亚珍视亲王写下的每一个词，铭记每一个字母，全神贯注，唯命是从。有时艾伯特竟然要听听她的意见。他跟她商讨他的英文：“仔细读一读这个，告诉我里面有没有错误。”他会这样说，或者，他递给她一份文稿要她签字，并会说：“这是我替你起草的文稿，你读一读。我想这就行了。”时光就在这样勤奋、认真、专注的氛围中度过。女王夫妇用来娱乐和锻炼身体的时间越来越少，社交活动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即使有活动，也只是勉强应付而已。尽早上床睡觉，以便第二天早晨及时起来工作，这不只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实际的需要。
重要而艰难的政府事务，终于成了艾伯特头脑中占主导位置的头等大事，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原有的爱好和兴趣，他依然热爱艺术、热爱科学、热爱哲学，此外还有一大堆其他辅助活动，说明他的精力可随着客观要求而增长。任何时候需要他尽责任时，他都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他以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事种种活动：给博物馆揭幕；为医院奠基；在皇家农业协会演说；参加英国学术协会的会议。国立美术馆特别使他感兴趣：他草拟了详细的规划，按照画派安排图画的陈列；他试图——虽然没有成功——把全部收藏品运到南肯辛顿去。现在已是霍恩洛厄王妃的费奥多拉 在访问英国后写信给维多利亚，称赞艾伯特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这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看法。她说：“我必须抄录克隆普先生信中的一段话，他不久前写信给我，信中说得很对——‘艾伯特亲王是王室中不可多见的人物，他为了原则（只要这些原则证明是正确和高尚的）可以抛弃别人死死抱住不放的观念（或感情），那些人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他们头脑狭隘或有地位偏见。’——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东西就像宗教信仰一样，”王妃补充说，“而且，这种东西也是人道的、公正的，对我的感情起着极大的抚慰作用，我听到的和看到的常常伤害或困扰着我的感情。”
维多利亚从心底里赞成费奥多拉和克隆普对艾伯特的全部称颂，只是还嫌不够。她看着她亲爱的艾伯特在辛勤处理国家文件、履行公务职责后，把余下的每一刻时间都用来料理家务、欣赏艺术和增进知识；她听着他在午餐桌上讲笑话，在风琴上弹奏门德尔松的乐曲，或是谈论埃德温•兰西尔 爵士绘画的长处；她跟随着他，听他指点如何饲养牲口，或是听他指挥把庚斯博罗 挂得高一点，或让人得以看清温特哈尔特 。每当这些时刻，她心中完全可以肯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妻子有过这么好的丈夫。他显然什么都懂，她知道他正有一个重要发明，把下水道污水转化为农业肥料，对此她一点也不惊奇。他解释说，他这项设计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某种合适的中介物，自下往上进行过滤，把固体物质留住，把污水送去灌溉。他说：“以往所有的设想都要花费几百万英镑，而我的设想几乎不花什么钱。”遗憾的是，由于一个微小的计算错误，这项发明未能付诸实施。但艾伯特的聪明才智是无可否认的，他继续前进，以他惯常的全部热情投入石版印刷术原理的漫长研究。
但是，他的个人兴趣，还有维多利亚的兴趣，最集中、最关注的自然是他们的孩子。皇家育儿室从没有空置的迹象。1850年生了阿瑟王子，三年后接踵而来的是利奥波德王子，1857年，又有了比阿特丽斯公主。任何情况下，一个九口之家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亲王充分意识到他子女们的命运取决于父母的关爱程度。他充分相信教育的重要意义，这是必然的，他本人就是教育的产物，斯托克马尔造就了他，使他成为现在的样子。对于这些由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小东西，现在轮到他来做斯托克马尔了——甚至比斯托克马尔还要斯托克马尔。维多利亚会帮助他，但毫无疑问，她很难成为另一个斯托克马尔，可她永远会小心留神，她会把严厉和柔情结合起来，她无论何时都会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这些考虑当然首先要落实在王太子威尔士亲王的教育上。每一点影响对造就一个未来英国国王都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艾伯特开始执著地工作，跟维多利亚一起关注着孩子们体育、智育和德育上的每一个细节。不久他忧虑地发现，他们的长子在成长中有某些不如人意的地方。长公主倒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可是长子伯蒂似乎对一切动脑筋的事都深恶痛绝，尽管他脾气好，温文尔雅。这非常令人遗憾，但补救办法也很简单：父母亲应加倍努力。必须多加指导，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为此，他们挑选了更多的家庭教师，对课程安排作了修订，学习时间表也作了调整，对可能发生的每一情况都精心草拟了处理意见。最基本的还是不得有任何松懈。“工作，”亲王说，“必须工作。”那确实是工作。威尔士亲王就这样在没完没了的词形变化、句法练习、家谱图、海岬表的包围下成长。亲王、女王、家庭教师间频繁地传递着短信，有的询问情况，有的报告进展，有的提出详细建议。这些短信都给小心地保存起来以备将来参考。此外，对这位王位继承人还必须严加保护，使之不受外界污染。威尔士亲王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可以偶尔邀请一些品行端正的贵族子弟来白金汉宫的花园跟他玩，但必须在他父亲密切注视之下，并由父亲主持他们的游戏。一句话，亲王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范措施，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说来奇怪，所有这些警惕和关怀仍然达不到满意的效果——事实上，似乎适得其反。这当然令人惊讶：给伯蒂布置的功课越多，他就做得越少；越是小心翼翼地不让他兴奋和轻浮，他似乎变得越加贪玩。艾伯特十分伤心，维多利亚有时忍不住要发火。但伤心也好，发火也罢，其效果并未能超越监督指导和时间表的效果。威尔士亲王径自长大成人，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遵循并坚持了他的学习和生活计划”——像一份王室备忘录所说——这个计划，是他父亲深思熟虑、精心制定出来的。
埃德温•兰西尔（Edwin Landseer，1802—1873），英国画家和雕塑家，擅长画动物，代表作有《钉蹄铁》、《科马斯的宴会》等。
指英国肖像画家和风景画家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的画。
指德国油画家、石版画家温特哈尔特（Franx Xaver Winterhalter，1805—1873）的画。
索伦特海峡为怀特岛与英格兰南部之间的海峡。奥斯本庄园在怀特岛上。
二
要躲开险恶的政治烦恼、扰人的社交聚会、铺张招摇的国事礼仪，奥斯本庄园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但没有多久，奥斯本似乎跟这个世界也过于近了一点。毕竟，索伦特海峡 只是一个微弱的障碍。要是能有一个遥远而几乎难以到达的躲避处，在那里，你可以真正过上不受干扰的家居生活，你可以跟其他人一样——至少非常非常相近——度过快乐的假期，那有多好啊！维多利亚结婚早年曾和艾伯特一起访问过苏格兰，自那以后，她感到她的心已经留在苏格兰高地了。
几年后，她又去过，她对那里的感情越来越深。那是多么富于浪漫色彩的地方啊！艾伯特也非常喜欢那里！每当他处在丘陵和针叶树的包围中，他的精神就神奇地振奋起来。“看到他那样真高兴，”她写道。在一次访问苏格兰高地时她在日记中惊呼：“啊！什么能比得上自然的美呢！”“那里有多少乐趣啊！艾伯特非常高兴，简直欣喜若狂了。”“艾伯特说，”第二天她记道，“山景的美，最主要的在于它变幻莫测。我们六点钟回家。”之后，她们又作了较长路程的漫游——爬到了一座较高的小山顶上。“这很浪漫。只有一个高地人牵着马跟在我们后面（因为我们两次下马步行）……我们七点半回家——这是我生平最愉快、最富有诗意的一次骑马和散步。我从来没有登上这么高的山，而且天气又是那么好。”还有，高地人是好得令人吃惊的民族。他们“从不制造麻烦，”她记道，“总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欢欢喜喜，随时准备步行，奔跑，做任何事情。”至于艾伯特，他“高度称赞他们有教养，欣赏他们的纯朴、他们的智慧，跟他们谈话感到非常愉快，甚至很有启发。”女王陛下写道：“我们总是喜欢跟高地人交谈。跟他们在一起，你就跟苏格兰高地有了更多的接触。”她喜欢跟高地人有关的一切——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舞蹈，甚至他们的乐器。“城堡里有九个风笛手，”住在布雷多尔本勋爵的城堡时她写道，“有时是一个人吹，有时是三个人一起吹奏。早餐时总要吹，在上午、在午餐时又吹；还有，在我们走进走出时吹；晚餐前再吹，进餐的大部分时间继续吹。我们都变得非常喜欢风笛了。”
这种乐趣只要享受过一次，就一定会希望一次一次重新享受。1848年，女王租下了巴尔莫勒尔别墅，那是在阿伯丁郡旷野中靠近布雷马的一幢小小的住宅。四年后她干脆把它买了下来。每逢夏季，她就可以真正享受一番。现在，她可以过率真坦诚的生活，可以安心自在，可以有一个个潇洒浪漫的夜晚，可以整天不受一点儿干扰地爱她的艾伯特。房子的规模不大，这本身也是一种魅力。住在三两间小小的起居室里，孩子们挤到楼上，侍候的大臣只有一间小小的卧室，他在里面做所有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感到有趣的了。还有，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进门出门，可以画画、散步，可以看着那些走得很近很近的红鹿，可以到村民那里做客！偶尔，你还可以作更大些的冒险——到高纳吉莎萨的牧羊人棚舍去待一两个晚上——那是几间附有木棚的茅屋，总共只有11个人！那里有山可以爬，还可以砌庄严壮观的锥形石堆。“最后，当石堆快要垒成时，我想大约有七八英尺高吧，艾伯特爬到石堆顶上，安放最后一块石头，然后我们欢呼三声。那情景看上去欢愉、美丽、感人，我差不多要哭出来了。可爱的丘陵地的景色实在太美了，天气又那么好，一切都是那么舒适宜人。”晚上，有剑舞和里尔舞 。
但是，艾伯特决心拆掉那幢小小的旧房子，在原地建造一座由他自己设计的城堡式建筑。根据亲王特地拟就的一份备忘录，为新屋奠基举行了隆重的仪式。1855年，新建的宫堡可以居住了。宫堡为苏格兰角塔式建筑，用花岗石建成，宽敞豪华，其中有一塔高100英尺，还有较小的塔楼和雉堞形山墙。宫堡的位置经巧妙安排，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的群山和附近的迪伊河。宫堡的内部装饰，花费了艾伯特和维多利亚很多心血。墙壁和地板用油松木，上面覆盖着特制的格子呢。巴尔莫勒尔格子呢由亲王设计，以红灰两色构成；维多利亚格子呢由女王设计，上有白色条纹。每个房间里都可以看到这两种格子呢：有格子呢窗帘、格子呢椅罩，甚至格子呢地毯。间或也可以看到斯图亚特皇家格子呢，因为女王陛下向来坚持说她是一个狂热的詹姆斯党人 。墙上挂着维多利亚画的水彩速写和许许多多鹿角，还有一只野猪头，那是艾伯特在德国打猎时获得的。在大厅的壁龛里，矗立着艾伯特穿高地服装的真人般大小的塑像。
维多利亚声称那里完美无缺。“一年又一年”，她写道，“我的心越来越被那可爱的乐园所吸引，现在更是如此，那里的都是我的艾伯特创造的，都由他亲自制作，亲自建造，亲自布置……他那了不起的审美力，他那可爱的手，到处都留下了印迹。”
在这里，维多利亚确实度过了她最快活的日子。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她回顾这些日子，仿佛就有一种荣耀，一种天堂的神圣光辉，照亮了这些黄金时刻。每一个神圣的时刻清楚地显现出来，美丽而具有永恒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每一个片断体验，不管是充满柔情的，还是严肃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都极为生动明晰地出现在她眼前，就像一道奇异的光芒在闪烁。艾伯特悄悄追踪猎物——晚间散步她迷了路——维基一屁股坐在蜂窝上——火炬光下舞蹈……这一类的事，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事，在她热烈的记忆中留下了多么深的痕迹啊！当时她是怎样奔向她的日记本记下这些事情的！公爵 去世的消息！那是什么样的时刻啊！——当时正好用过野餐，她坐在一个湖旁写生，周围是孤寂的小山，德比勋爵差人送来了信，她得知“的，或者不如说的骄傲，她的光荣、她的英雄、她曾经产生过的最伟大的人物，已经与世长辞！”这就是她对那位旧时代“老叛逆者”的回忆。不过那过去的时日已经完全给忘却了——些微的记忆也不复存在。在好多年里，她几乎把公爵看作一个超人。他不是曾经支持过善良的罗伯特爵士吗？他不是要求艾伯特接任他总司令的职务吗？当他作为她儿子阿瑟的教父站在那里时，那是一个多么值得骄傲的时刻；阿瑟正好出生在他8l岁生日那一天！她以颂扬的言辞和惋惜的心情，在日记上写了整整一页。“他的地位是一位臣民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地位——在党派之上，受到所有人钦佩，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他是君王的朋友……王国政府从来没有、我怕今后也绝不会再拥有这样一位忠实的、忠诚的、尽职的臣民，这样一位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对我们来说，失去他是一个无可弥补的损失……他对艾伯特表示了最大的善意和最深的信任……全国都将为他的逝世哭泣。”这些都是真实的思想，不过，这些思想不久又被其他同样动人的思想所取代——被不可能忘掉的事件所取代——被麦克劳德先生 关于尼科迪默斯 的讲道所取代——被送给法夸尔森夫人和老基蒂•基尔的礼物红法兰绒裙子所取代。
但是，毫无疑问，最值得回忆、最令人愉快的还是那些旅行——那些登上遥远的山岭、渡过宽阔的河流、穿越陌生的乡村、一连持续好几天的难得的振奋人心的旅行，随身只带两名男仆——格兰特和布朗，用的是假名字……这倒更像故事里的事情，不像真实的生活。“我们决定自称——丘吉尔夫人充作小姐，格雷将军充作！布朗有一次忘记了，在我上马车时叫我‘陛下’，格兰特有一次在驭者座上叫艾伯特‘殿下’，我们都笑了起来，但没有人注意到。”强健的身体、旺盛的精力、洋溢的热情似乎给她带来了好运——高地人说她有一只“好运足”。她津津有味地品尝一切——爬山，观景，意外的窘遇，简陋的客栈，粗茶淡饭，布朗和格兰特在桌旁侍候。有艾伯特在她身边，格兰特在她马头旁，她感到无比幸福，她可以这样永远永远地往前走。但回家的时间到了，回英格兰的时间到了。真遗憾啊！她简直难以忍受。她郁郁寡欢地坐在房间里，看着外面正在下着的雪。这是最后一天了！唉！要是能被雪困住就好了！
一种轻快活泼的苏格兰民间舞。
指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拥护被废黜的斯图亚特王朝詹姆斯二世的分子。
三
克里米亚战争带来了新的感受，其中大部分是令人愉快的。昂扬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挑选合适的祈祷文在教堂诵读，听到辉煌胜利的消息，比以往更自豪地知道自己代表英国，这些都使人感到愉悦。维多利亚带着她特有的那种自发的感觉，把她的感情、她的赞美、她的怜悯、她的爱倾泻在她“可爱的士兵”身上。当她给他们颁发勋章时，她感到无比欢欣。“多么高尚的人啊！”她给比利时国王写信说，“我承认，我感到他们仿佛就是。我的心为跳动，就像为我、人跳动。他们是多么激动、多么高兴，我听见很多人都哭了——他们怎么也不肯把勋章交出来以便刻上他们的名字，生怕会拿不回由我放到的那，这真使人感动。有几个缺胳膊少腿的从我身旁走过，令人伤心。”她和他们是一致的。他们觉得她给予他们无上光荣，而她也真心诚意地分享着他们的感情。艾伯特对这类事的态度则不一样。他生性冷峻，这使他的感情十分含蓄。当威廉斯将军 从壮烈的卡尔斯保卫战凯旋而归被引见入宫时，艾伯特以一种快速、僵硬、冷淡的鞠躬迎接他，这使在场的人有冷若冰霜的感觉。他仍然只是一个外国人。
但是他有其他事情要做，当然是比给军官们印象和给宫廷里旁观者印象更为重要的事情。他正在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他要完成把战争引向胜利结束的艰巨任务。国书、急件、备忘录潮水似的从他这里涌出。自1853年到1857年，他就东方问题所写的评论，就达对开本整整50卷。什么也不能使他停止工作。疲倦的大臣们被他大堆的建议压得摇摇晃晃，可是他的建议依然没完没了，从一个又一个红匣子 里向他们涌去，在他们的写字台上越堆越高，那可不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建议。艾伯特那曾经重组后宫、规划万国博览会的行政才能，在这场混乱复杂的战争中表现得毫不逊色。亲王的建议尽管开始时一次又一次被拒绝或忽视，但迫于形势的压力终于得到采纳并被发现具有很高价值。招募一个外国军团，为军队在马耳他建立补给站，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军队情况建立定期报告和列表统计制度……凡此种种，都是亲王不倦地思索出来的计谋和成绩。不仅如此，他还在一份详细的备忘录中为军队管理的彻底改革制订了方针。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但他关于创建“战术机动营地”以便军队在其中集中和训练的提议，是后来设立奥尔德肖特 训练中心的缘起。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交了一个新朋友：她突然被拿破仑三世迷住了。起初，她很讨厌他，认为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冒险家，篡夺了可怜的路易•菲力普的王位；而且，他还跟帕默斯顿勋爵沆瀣一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他是她的盟友，可她一直不愿见到他，只到最后才终于安排了一次法国皇帝和皇后对英国的访问。拿破仑三世一在温莎出现，她的看法就开始有了变化。她发现他那沉静的风度，他那轻柔的嗓音，他谈话中那种令人宽慰的坦诚，都叫她着迷。能得到英国的善待，对法国皇帝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拿破仑三世决心要赢得女王的心。他成功了。在维多利亚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对那些跟她性格呈夸张对比的因素产生迅速而强烈的反响。她对墨尔本勋爵的崇拜就密切地交织着一种半无意识的欣赏，欣赏她自己跟那位老于世故、深奥难测、仪态高贵的老人之间所存在的令人激动的不相似。她跟拿破仑之间的不相似，在性质上虽然完全不同，但在程度上至少也是相差很大的。她有坚如磐石的受尊敬的地位，她有一套惯常的传统做法，她有稳定的幸福生活。她从这些后面好奇而饶有兴味地向外窥视，看着那个不熟悉的、模糊闪烁的外国人；一个难以捉摸的、任性的、应运而生的生物，令人眼花缭乱地在她面前晃动。使她惊讶的是凡是她担心会引起对抗的地方，出现的却只是同情和共识。“他沉默寡言，”她说，“非常单纯，甚至有点；告诉他他不知道的事情他非常高兴；他是那么温和，那么机敏，那么庄重和谦虚，对我们非常关心，从不说一个字或做一件事使我为难……尽管你对他存有，却仍然有一种把你拉向他的力量，令人心醉，令人忧郁，令人着迷，这种力量当然并不依靠外表，虽然我喜欢他的容貌。”她注意到，他骑马“骑得极好，坐在马上的姿势很好看，因为他坐得直直的”。他跳舞时“很庄重很精神”。最主要的，他喜欢听艾伯特讲话，极为尊重、极为专注地听。确切地说，他表示他非常高兴“听到了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后来，还听到他说他从来没遇到过可以跟亲王匹敌的人。有一次，确确实实地——不过只有一次——他似乎变得有点不耐烦起来。在一次谈外交问题时，“我对荷尔斯泰因问题作了一些阐述”，亲王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看来这问题‘过于复杂’，使皇帝感到厌烦。”
维多利亚变得也非常喜欢那位皇后了，她赞赏她的外表和她的风度，没有一点儿妒忌。欧仁妮 正当风姿绰约的年华，穿着奇妙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巴黎圈环裙，使她修长的身材显得完美无缺。这本来很可能会使女主人产生妒忌之心，因为女王又矮又胖，长相平平，穿的是过分鲜艳的中产阶级口味的服装，跟法国皇后在一起很难指望会有什么良好的自我感觉。但维多利亚一点儿也没有不安。对她来说，因天热而脸色绯红或是戴一顶去年流行的紫馅饼帽，都是无所谓的事。欧仁妮则从容、时髦，她那有无数荷叶边的长裙在她身旁飘来飘去，但她是英国女王，这不就足够了吗？看来肯定是这样的。真正的君王尊严是她的，她知道这一点。不止一次，当她们两人出现在公众面前时，使她美丽、婀娜的同伴黯然失色的正是她这个自然和艺术都吝于赏赐、完全依靠祖传的高贵气质取胜的女人。
分别的时刻来到了。客人们离开温莎时，维多利亚流了眼泪，她感到“非常悲伤”。但没有多久，她和艾伯特回访了法国，那里的一切都令人愉快。她隐匿身份，戴一顶“普通的女帽”，驱车穿过巴黎的街道。在圣克劳德的剧院看了一场戏。有一天晚上，皇帝为她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上她跟一位气度不凡的普鲁士绅士交谈了一会儿，他的名字叫俾斯麦 。她住的房间装饰得很合她口味，她说，那儿使她有回到家里的感觉，要是她的小狗也在，她真的会觉得她已经在家里了。法国皇帝什么也没有说，但三天后当她走进下榻处时，发现她的小狗吠叫着迎接她。皇帝本人不怕麻烦、不惜花费，亲自安排了这个出人意料的惊喜场面。他就是这样献殷勤的。她回到英国后对此更加心醉神迷。她嚷道：“上天的施舍和意愿真是奇妙啊！”
联盟 取得了优势，战争趋向结束。此时女王和亲王都非常担忧，害怕出现时机不成熟的和平。当阿伯丁勋爵希望进行谈判时，艾伯特在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中对他进行了指责，而维多利亚则骑在马背上到处检阅军队。最后联军总算拿下了塞瓦斯托波尔。消息在深夜传到巴尔莫勒尔，“在几分钟内，艾伯特和所有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绅士们出发游行，后面跟着所有的仆人，逐渐地整个村子的人都跟随在后，看守人、助猎人员、工人……一直走到锥形路标。”人们点上篝火，吹起风笛，鸣枪庆贺。“大约在艾伯特宣布消息后三刻钟光景，狂欢的场面达到了高潮。人们痛饮威士忌，互祝健康，个个欣喜若狂。”这种“欣喜若狂”也许到明天又会被另一种感情所取代。但是，不管怎样，战争结束了——尽管可以肯定，它的结束与它的开始一样难以作出解释。上天的施舍和意愿仍然令人捉摸不透。
威廉斯（William Fenwick Williams，1824—1904），英国军官，克里米亚战争中任土耳其军司令，以在卡尔斯成功地抵抗俄军而著名。
指放置文件的红色木匣。
奥尔德肖特为英国南部一自治市，是英国军事要塞和军事训练中心。
这场战争带来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结果，那就是女王夫妇与帕默斯顿之间的关系有了彻底转变。对俄国的共同敌意，把亲王与帕默斯顿拉到了一起，因而当女王发现有必要召回她旧日的敌人组阁时，她也就不那么勉强了。首相的职位，使帕默斯顿勋爵的头脑清醒起来，他变得不那么急躁、不那么专断了；他注意考虑王室的建议，而且还真的被亲王的才能和知识所打动。当然，时而仍然会有一些摩擦，因为女王和亲王比过去更加热衷于外交事务。在战争结束后，他们的观点又一次跟首相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位置，这在对待意大利的问题上就更加突出了。艾伯特在理论上是立宪政治的朋友，但他不相信加富尔 ，害怕加里波第 ，担心英国有被拉进与奥地利对抗的危险。而另一方面，帕默斯顿则热衷于意大利的独立；不过他已不再担任外交大臣，现在与王室产生矛盾首当其冲的是约翰•罗素勋爵。这几年内，形势有了奇怪的变化，现在扮演附属和不讨好的角色的是约翰勋爵了。不过，这位外交大臣在与王室的冲突中得到了首相的支持，而不是反对。然而，斗争是尖锐的，英国对意大利问题的政策，是在遭到王室猛烈反对的情况下贯彻的，而英国的强有力支持，成了意大利最后统一的决定性因素。
对欧洲的另一个风暴中心，亲王的态度依然与帕默斯顿的相左。艾伯特的宏愿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由立宪的和公正的普鲁士领导。帕默斯顿则认为那个计划并不值得大谈特谈，不过他对德国政治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随时准备同意亲王和女王热烈支持的一项提议——英国王室和普鲁士王室通过长公主与普鲁士王储的婚姻联合起来。于是，当长公主才15岁时，24岁的普鲁士王储就来到巴尔莫勒尔访问，他们订了婚。两年后，在1858年举行了结婚仪式。这门婚事在最后时刻似乎有功亏一篑之虞。普鲁士方面提出，按照惯例，普鲁士王室的王子们都应在柏林结婚，并暗示，目前的婚事没有理由要作为例外。这个信息传到维多利亚耳中时，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给外交大臣写了一张条子，语气之重即使出自女王陛下也有点过分。她指示外交大臣告诉普鲁士大使“别……无论是出自公或是私的理由，女王绝不可能同意这样做。至于认为普鲁士王储结婚是太过分，那简直……不管普鲁士的王子们惯常怎么做，并不是每一天都有一个王子能娶英国女王的长公主的。因此，这个问题应该被认为已经决定，已经解决。”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婚礼在圣詹姆斯教堂举行。伦敦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灯火通明，举办国家音乐会，人山人海，万众欢腾。在温莎，为新娘和新郎在滑铁卢厅举行豪华的宴会。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记道：在宴会上，“大家对维基极为友善，全都怀着炽热的感情。最好的例子是巴克勒希公爵，他一向深入群众，跟最下层的人民在一起。”几天来，女王变得越来越容易动情，当这一对年轻夫妇要离开时，她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过还好没到那个地步。“可怜的乖孩子！”她后来写道，“我紧紧抱住她，为她祝福，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吻了亲爱的弗里茨，一而再地紧握他的手。他眼中含着泪，说不出话来。在马车旁，我再一次拥抱他们。艾伯特跟他们和伯蒂一起上了马车，是一辆敞篷车……乐队奏起音乐。我向这一行人道别。施莱根斯坦因将军非常感动。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还有教长的手，然后很快地上楼了。”
不仅施莱根斯坦因将军，艾伯特的震动也非常大，他将失去他宠爱的孩子——一个崇拜他的学生，这孩子开始显露的智慧已经使她酷似乃父，几年后可能会成为他合适的伙伴。嘲弄人的命运决定了一个要离开他的女儿是那么跟他性情相投，那么聪明伶俐，那么喜爱艺术和科学，还有，对撰写备忘录有那么强烈的爱好，而留在他身边的儿子则不具有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项。威尔士亲王绝对没有和他父亲相似之处。维多利亚的祈祷并没有得到反应，在往后的年代里，伯蒂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他是不伦瑞克家族真正的后裔。但这些天生特征的显示，只使他父母更加强了对他的教育。通过不断的压力和细心的捆扎，把这根嫩枝扭向正确的方向，也许为时未晚。什么办法都在试用。这孩子被送往大陆旅行，随行的有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组家庭教师，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在他父亲的要求下，他记了日记，返回后交给父亲检查。亲王发现，他日记的内容少得可怜。本来，很可以有许许多多十分有趣的内容安排在下面的标题下的：“威尔士亲王访问教皇！”可是什么也没有。“所有人都喜欢这位年轻的亲王，”老梅特涅告诉基佐，“可他的样子局促不安，十分可怜。”在他17岁生日那天，女王和亲王拟了一份备忘录给他，通知他们的长子，他现在已经进入成年期，指示他今后应履行一个基督教绅士的责任。“生活是由责任组成的，”备忘录说，“只有及时而愉快地履行了应尽的责任，才能被承认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军人、真正的绅士……你的面前将展现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你将学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课程，而这门课程比迄今你学习过的任何课程都更为重要。”接到这份备忘录时伯蒂哭了起来。与此同时，女王和亲王起草了另一份备忘录，题目是：“机密：威尔士亲王随侍人员指导准则。”这份冗长而详尽的文件规定了“某些原则”，规范随侍人员的“行为举止”，“据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为了有利于威尔士亲王”。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说：
“在社会中使一位绅士有别于他人的品质是：
（1）他的外表，他的风度和服装。
（2）他与别人的关系以及他对待别人所表现出来的品德。
（3）在谈话中或在所处社会中从事任何职业时，使自己得到尊敬的愿望和能力。”
在这些小标题下，还有长达数页的详尽细致的分析，备忘录最后告诫随侍人员：如果他们充分重视自己的职责，以上述要点作为行动纲要，他们将会在以自己的良知按照这些原则行事，不把任何细节看作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坚持不懈地实行这些准则；他们会为年轻的王子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会证明王子的父母为他所作的喜人抉择是正确的。一年后年轻的王子被送进牛津大学，在那里采取了十分小心的防范措施，防止他跟大学生们混在一起。不错，什么都试过了——一切办法……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从来也没有试过让伯蒂玩得开心。但为什么要呢？“生活是由责任组成的”，游玩在一个王太子的生活中能占什么位置呢？
在艾伯特被夺走长公主的同一年，他又遭受了一次更加严重的损失。斯托克马尔男爵最后一次访问英国。正如男爵自己在给比利时国王的一封信中所说，20年来，他作为亲王和女王的“父辈朋友和忠实顾问”，履行了“一项艰巨、劳累的任务”。他已经70岁了，他疲倦了，身心都疲倦了，该是他告退的时候了。他回到了科堡的家，从此外省小城的闲言碎语和家庭生活的聊天漫谈替代了欧洲治国安邦的重大机密。斯托克马尔坐在炉边的硬木椅里，聊聊往昔的故事打打盹儿，谈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邻居和亲戚，以及很久以前家里的奇怪事儿——他父亲的藏书室着火烧毁；一头公羊跑到楼上他妹妹的房间里，绕着桌子转了两圈，然后又跑下楼。消化不良和忧郁症仍然使他苦恼，然而回顾这一生，他感到满足。他襟怀坦白，“只要还有力气工作，我一直在工作，”他说，“我为着一个谁也不能指摘的目的工作。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得到的报酬——这也是我希望得到的唯一报酬。”
确实，他的“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他用他的智慧、耐心和榜样，在适当的时候创造了他梦寐以求的变形奇迹。艾伯特亲王就是他的杰作。一位不知疲倦地辛勤劳动的人，为着最崇高的目的主持着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他的成就。他望着自己的作品，那确实不错。但是，男爵就没有一点疑虑了吗？难道他从没有怀疑过，他完成的也许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吗？命运为那些最谨慎小心的人设下了多么精巧、多么危险的罗网啊！当然，艾伯特似乎是斯托克马尔所能期望的完美无缺的人物——正直、勤奋、执著、聪明。然而，为什么他感觉一切并不如意？他忧心忡忡。
其实，艾伯特从未达到过幸福的境界。他的工作只是一种慰藉，而不是一种治疗，尽管最后他对工作的渴求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体内的那条不知满足的巨龙，以可怕的胃口吞噬着越来越多他日夜劳作的贡品，但巨龙仍然饥饿。他忧虑的原因是隐蔽的、神秘的，也许是不可分析的，深深扎根在他性情的最深处，非理智的眼睛所能察觉。他天性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使他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即使对那些最了解他的人也是如此。他既严厉又温和，既谦逊又傲慢；他渴望爱情却又冷若冰霜。他是孤独的，不仅有离乡背井的孤独，也有由自觉和未被承认的优越感而产生的孤独。他有空谈理论者的自负，这种自负既人云亦云，又充满自信。然而，说他只是一个空谈理论者，那将是错误的描述。因为一个纯粹的空谈理论者总是有一种内心的满足，而艾伯特则从来没有。对他来说，有一种他想得到而永远未能得到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某种无保留的、难以形容的同情？是某种不凡的、惊人的成功？也许是两者的混合。那就是既处于支配地位，又被人理解！用成功的影响去征服人们并获得人们的欣赏，那倒确实是值得的！但这是一种妄想，他的现实环境不会作出多少反应，这一点他看得太清楚了。有谁会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欣赏他呢？在英国，又有谁能欣赏他呢？如果温和的内在美德起不了多大作用，他从强烈的手段和威力中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呢？在可怕的异国他乡，他面前高耸着一大堆坚硬而攻不破的东西。自然，他也留下了一些微弱的印痕：他确实赢得了共事者的尊敬，他的正直、他的勤奋、他的严谨都得到了承认，他是一位有巨大影响、一位极端重要的人物。但这一切跟他的雄心大志还有多么大、多么遥远的距离啊！面对由沉闷、愚蠢、松懈、无知、混乱凝聚而成的巨大实体，他的努力显得多么软弱、多么无用！他可能有力量和智谋在这儿或那儿做些小小的改进，重新安排一些细节，纠正某些反常现象，推行某些显而易见的改革，但那可怕机体的核心依然没有触及。英国依然无动于衷地、洋洋自得地沿着难以容忍的老路蹒跚而行。他咬紧牙关执著地想挡住魔鬼的道路，可是他被扫到了一边。是嘛！甚至连帕默斯顿也还没有制服哩——他还在那儿折磨他，他还是那样无忧无虑，稀里糊涂，不讲原则。真是太过分了。老天和男爵都没有给他一个乐天的精神，悲观主义的种子一旦种进他心田，就在那适宜的土壤中发芽成长。他
“对万物发问，可得不到
一个合意的回答；
整个世界都显得很不友善。”
他相信他是一个失败者，于是他开始感到绝望。
可是斯托克马尔告诉过他，叫他“决不可松懈”，而他也从来没有想松懈过。只要一息尚存，他将继续向前，尽最大努力工作，争取达到最高目标。他的勤奋，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绿色的台灯亮得越来越早；来往信件变得越来越多；查阅报纸变得越来越细致详尽；没完没了的备忘录写得越来越一丝不苟、条分缕析、严谨准确。他的娱乐就是他的责任。时间表使他从中得到乐趣，他怀着刻板的热忱前往猎鹿，在中饭时说笑话——那是该做的事。这架机器以惊人的效率运转，从不休息也从不加油。无数嵌齿轮干巴巴地、精确地一直转动着。不！不管发生什么，亲王决不松懈，他把斯托克马尔的教诲吃得实在太透了。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下去。那是可以肯定的。可是多遗憾啊！在我们生活中又有什么是可以肯定的呢？“不要对任何事情过分热情！”一位古希腊人说，“在人的一切作品中，应有的份儿是最好的。因为当一个人热烈地追求某种美好事物时，尽管他的追求是为了得到什么，但实际上他常常被某种意志力完全引入歧途，这种意志力会把邪恶的东西变得似乎对他有利，把似乎对他不利的东西变得对他有利。”当然，亲王和男爵都可能从泰奥格尼斯 这种冷峻的智慧中学到了某些东西。
维多利亚注意到了她丈夫有时情绪低落，工作过度。她试图使他高兴起来。她不安地意识到，他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外国人。她希望通过授予他“皇夫”的称号（1857）来改善他在国中的地位。“女王有权要求她丈夫是一个英国人。”她写道。可是很遗憾，尽管有皇家特许状，艾伯特仍然和以前一样是外国人。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抑郁寡欢的情绪越来越浓。维多利亚和亲王一起工作，她照看着他，陪他散步，一起穿过奥斯本的树林，他朝夜莺吹口哨，就像他很久以前在罗斯瑙那样。在他生日快要到来的时候，她煞费苦心地挑选真正会令他喜欢的礼物。1858年他39岁生日时，她送给他“一幅贝雅特丽齐 的油画像，有真人一般大小，为霍斯利 所绘；一整套哥达及周围乡村景色的图片，那是我在贝德福德附近买的；一个镇纸，用巴尔莫勒尔的花岗石和鹿齿制成，是维基设计的”。艾伯特当然高兴，他在家庭聚会时表现出来的快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可是……总还是有不对头的地方。那又是什么呢？
无疑，那是他的健康。他为国服务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他的身体，正如斯托克马尔从一开始就发现的，不适合过度的紧张。他容易烦躁，不断被一些微小的病痛所困扰。他的外表本身就足以说明他体力不佳。20年前那个眼睛发亮、面容姣好的翩翩少年，已经变成一个肤色灰黄、精疲力竭的男子。他弯腰驼背，肌肉松弛，显示出他是一个长期伏案工作的人，他的头顶也已经相当光秃。那些不友善的评论者曾把艾伯特比作唱歌剧的男高音演员，现在很可以说他有点儿像男管家了。他站在维多利亚旁边，呈现出令人不适的反差。她也肥胖，但那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胖妇人的丰满，到处显露出勃勃生机——表现在她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上，表现在她突出的眼睛和探询的眼神里，表现在她一双能干而支配一切的胖乎乎的小手上。要是有什么魔法能把她特有的精力和自信灌输一部分到他那肥胖松弛的躯体和枯竭沮丧的头脑中去，那有多好啊！
但是，突然间她得到提醒，除了健康原因外，还存在着其他致命的危险。1860年访问科堡时，亲王在一次车祸中几乎丧生。他虽幸免于难，但身上留下了几处裂口和挫伤。维多利亚受到极大的惊吓，但她没有流露出来。“每当女王最动感情之时，”她后来写道，“她总是表现得最为冷静，她不能也不敢让自己谈论可能会怎么样，甚至不能也不敢承认（即使现在）全部危险，如果这样她会感到很不好受！”事实上，只有对上帝感恩，才能镇住她的激动情绪。她说，“不做些能永远反映她感情的事”，她的心就不得安宁。她决定向科堡捐助一笔慈善基金。“每年一千英镑，甚至两千英镑，一次或分期交款，女王认为这笔钱数目不能算是太大。”最后，确定为一千英镑，以科堡市长和首席牧师的名义投资在一个叫“维多利亚笔芯公司”的企业，每年在市长和首席牧师主持下，将所得利息分发给卑微阶层中品德优异的若干男女青年。
不久以后，女王第一次经历了她一生中失去亲人的痛苦。1861年初，肯特公爵夫人突患重病；3月，她去世了。维多利亚极为悲伤。她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强烈感情，在日记上用许多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她母亲的弥留时刻，她的死亡，她的尸体，用了许多第二人称称呼她母亲，激动地倾诉了她充满感情的回忆。沉浸在眼前的悲哀中，过去的不快统统忘记了，攫住女王想象的是死亡的恐怖和奥秘及眼前的、实实在在的死亡。在那可怕的力量获胜所造成的恐怖景象面前，她整个人（尽管还是那么充满活力）痛苦地往后退缩。那是她的亲生母亲，她曾经那么亲密、那么长久地跟她生活在一起，以致她几乎已成了她生存的一个部分，可现在已经在她眼前化为乌有！她试图忘记这事实，但不能够。她的悲哀出奇地强烈，而且久久不能平息。她似乎通过某种神秘而超感官的预感，意识到令人畏惧的上天已经以一种特殊方式，为她准备了一支可怕的投枪。
果然，这一年还没有过去，一个更可怕的打击落到了她的头上。很久以来就为失眠所困扰的艾伯特，在11月末寒冷而潮湿的一天，前往桑德赫斯特 视察为新军事学校建造的房屋。在他回来时，由于疲劳和风雨侵袭，他的健康显然受到了严重影响。他患了风湿病，失眠继续困扰他，他说他感到极度不舒服。三天后一件令人烦心的任务又需要他去剑桥一次。一年前安排在剑桥大学学习的威尔士亲王在那里表现不佳，有必要让他父母前往探视并给予告诫。这位失望的父亲承受着身心痛苦，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在他返回温莎途中，他得了严重的感冒。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变得越来越衰弱，越来越难受。尽管他心情不好，身子无力，但他仍继续工作。恰恰在那时候出现了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美国爆发了内战。英国由于跟北方诸州有剧烈的争执，似乎就要被卷进这场冲突。约翰•罗素勋爵将一份措辞严厉的急件提交女王。亲王意识到，如果这份文件不加改动发送出去，一场战争几乎难以避免。12月1日早晨7点钟，他起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修改文件的一系列建议，根据这些建议，文件的措辞将变得缓和些，和平解决争端的道路将继续通畅。政府接受了这些修改意见。战争避免了。这是亲王的最后一份备忘录。
亲王总是说他会泰然自若地面对死亡。“我不贪恋生命，”有一次他对维多利亚说，“你贪恋，可我无所谓。”接着他补充说：“我相信，要是我得了严重的疾病，我会马上放弃生命，我不会为求生而斗争。我没有坚韧不拔的求生欲望。”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病了没几天就告诉一个朋友，他相信他不会复原了。他越来越衰弱。然而，如果他的病一开始就得到正确认识和精心治疗，他很可能得救，可医生们没能诊断出他的病症。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主要医生正是那位詹姆斯•克拉克爵士。当有人建议听听别的医生意见时，詹姆斯爵士对此嗤之以鼻，“根本没理由惊慌，”他说。奇怪的是病越来越重。最后，经帕默斯顿写信抗议，请来了沃森医生。沃森医生马上明白他来得太迟了。亲王生的是伤寒病。“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一切令人满意，”詹姆斯•克拉克爵士说。 发病初期的焦躁不安和剧烈痛苦为一种持续的麻痹和不断加深的抑郁所取代。有一次这位每况愈下的病人要求听音乐——他要听“远处美妙的众赞歌”。一架钢琴给搬来放在隔壁房间里，艾丽斯公主在上面弹奏了几曲路德的赞美诗，之后，亲王重复吟唱了《万古磐石》。有时候他神志恍惚；有时候遥远的过去突然在他脑中出现；他听到了清晨的鸟鸣，回到了罗斯瑙，又成了一个孩子。或者，维多利亚来给他念《山峰上的佩维里尔》，他表示他跟得上她讲的故事，于是她向他弯下身子，他喃喃地说“亲爱的妻子”和“善良的女人”，用手抚摸她的面颊。她很悲伤，也很激动，但她并不怎么害怕。由于她自己精力充沛，她不相信艾伯特的力量会抵挡不住压力。她不愿面对这种令人生厌的可能性。她拒绝见沃森医生。为什么要见他呢？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不是已经向她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吗？在最后时刻到来的前两天，她周围所有的人都已看到，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她却满怀信心地给比利时国王写信说：“我夜间没有坐着陪他，因为我帮不了什么忙。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惊慌的。”艾丽斯公主试图告诉她真相，但她仍然满怀希望。12月14日早晨，艾伯特如她所期待的似乎好了一些，危机也许过去了。但就在这一天，出现了严重的反复。她终于承认自己正站在一个恐怖的深渊面前。全家人都找来了，孩子们一个接一个默默地向他们的父亲告别。“那是可怕的时刻，”维多利亚在日记中写道，“但感谢上帝，我还能控制自己。我表现得极为镇静，一直坐在他身边。”他嘟哝着什么，可她听不出来，她认为他说的是法语。然后，他突然理理头发，“就像他身体好的时候常常做的，他在梳理头发。”“我是你亲爱的妻子。”她在他耳边低声说。他似乎听懂了。傍晚时分她走开片刻，到另一个房间去，但马上被叫了回来：她一眼就看出出现了可怕的变化。她跪在床边。他深深地呼吸，轻轻地呼吸，终于不再呼吸了。他的面容变得无比严肃。她尖叫起来，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呼响彻受惊的城堡。她明白她已经永远失去他了。
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著名领袖，曾参加反对奥地利的独立战争，组织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
泰奥格尼斯（Theognis），公元前6—前5世纪之交时的希腊诗人，除诗歌外还写过一本格言集。
贝雅特丽齐，但丁长诗《神曲》中理想化了的一位佛罗伦萨女子的名字。
霍斯利（John Callcott Horsley，1817—1903），英国画家，以最早设计圣诞贺卡著称。
桑德赫斯特为英国英格兰南部一村镇，英国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
原注：“人们还不能说得太肯定；不过，由于J．克拉克爵士自私的同行相妒之心，竟置这样一个生命于死地，想来不免令人寒心’。——克拉伦登伯爵致曼彻斯特公爵夫人信。”（《皇夫殿下传》第5卷，T．马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