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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传 完结

作者:(英)斯特雷奇

皇夫逝世是维多利亚女王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她感到,随着她丈夫生命的中止,她真正的生活也结束了。她在世上的余生已进入黄昏阶段——一出戏的尾声。为她写传记的人,不免也产生同样的印象。他会觉得,女王漫长生涯的后半,笼罩着一种阴影。女王生活中的前42年,可以由丰富翔实的大量可靠资料加以印证。随着艾伯特去世,降下了一层纱幔。这层纱幔只是偶尔断断续续地给撩起一会儿,可以见到里面一些主要的轮廓和重大的细节,其余的不是靠猜测,就只能含糊其辞了。因此,尽管女王在遭受巨大悲痛后继续度过了跟此前同样漫长的岁月,但有关后面这段历史的记载,跟她早年生活的记录相比,已经不成比例了。我们只能作一些简单扼要的记述,来满足我们的无知。

亲王的突然逝世,不仅给维多利亚个人带来极度悲痛,它也是关系到国家、关系到整个欧洲的重大事件。他只有42岁,按照通常的自然规律,他至少还可以活30年。如果真那样,整个英国体制的发展无疑会有所改变。在他去世时,他已经在英国公众生活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在政治家的核心圈子内,他已经被接受为国家大机器的一个必要而有用的部分。例如,克拉伦登勋爵说他的逝世“是国家的灾难,其重要性远比公众所想象的要大”,他哀叹失去了他的“洞察力和预见”,他称,如果发生美国战争,这种洞察力和预见将会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价值”。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亲王的影响肯定会大大增长。因为,除了他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品质外,由于他的地位,他享有一种绝对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其他任何身居高位者所没有的:他是永恒的。政治家们你来我往,但亲王永远被安置在事务的中心。谁能怀疑,到这个世纪末,如此一位德才兼备,一辈子为国效劳,拥有终身治国经验的老人,会得不到无可比拟的威望呢?他在年轻时就曾经使女王反对有权有势的帕默斯顿,在竞争中与对方打了个平手,那么,到老来他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有哪一位大臣,不管他多能干多得人心,能敌得过这位德高望重的亲王的智慧以及他的无懈可击和众望所归的无限权威?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在这样一位统治者的治理下,英国可能变成和普鲁士一样组织严密、训练有效、装备精良、控制集中的国家。然后,也许在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一位格莱斯顿或一位布赖特——的领导下,这个国家的民主力量终于聚集起来,接踵而来的可能是一场斗争,在斗争中王权的基础将会动摇。或者,出现另一种局面,迪斯累里臆测的预言将会实现。“我们和艾伯特亲王一起,”他说,“超越了我们的君主。这位德国亲王以我们历代国王所从未显示过的智慧与精力,治理英国21年……要是他活得比我们这些‘老手’还要长的话,他就会让我们享受到专制统治的好处。”

英国宪法——那难以描绘的实体——一个活的东西,随着人的成长而成长,按照人性微妙而复杂的规律呈现不断变化的形式。它是智慧和机会的产物。1688年的贤哲们使它具有我们现在知道的外形,但由于乔治一世不会说英语,造成了一个机会,使它具有了一个基本特点:内阁独立于王权之外而附属于首相的体制。格雷勋爵的智慧将它从僵化和毁灭中挽救出来,把它送上了民主的道路。接着机会再次介入,一位女性君主正好嫁给了一位能干而执著的男子,一个在它内部沉静了许多年的因素——不负责任的行政权力的因素——即将变成它占主导位置的特点,并彻底改变它的发展方向。但机会给了什么,又取走了什么。皇夫英年早逝,英国宪法丢掉了它死去的肢体,几乎没有一点震颤,继续它那神秘的生命,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感觉到了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力量。那就是斯托克马尔男爵。他坐在科堡家中的火炉旁,突然看见他创建的巨大建筑,无可挽救地轰然坍塌,成了一堆废墟。艾伯特走了,他白活了一场。即使在他最忧郁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象过如此可怕的大灾大难。维多利亚给他写信,去看望他,满怀信心地宣称她将继续她丈夫的事业,想以此来安慰他。他伤心地笑了笑,把眼光转向火炉。然后,他咕哝着说,他将要去艾伯特所去的地方——他不会活得太久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他的孩子们聚集在他周围,尽一切可能安慰他,但没有用处:男爵的心碎了。斯托克马尔苟延残喘18个月,然后,和他的学生一起去阴曹地府探秘了。




惊人的突变使维多利亚从恬静、幸福的光辉中陷入了黑暗无比的灾难。在这场可怕变故的初期,她周围的人担心她会失去理智,但她钢铁般的个性使她挺住了打击,在阵阵悲痛的间歇,人们发现女王还是平静的。她记得,艾伯特从来不赞成夸张地流露感情,而她始终如一的愿望就是决不做他不喜欢的事情。然而有的时候,君王的痛苦会达到难以抑制的程度。有一天,她差人请来萨瑟兰公爵夫人,领她进入亲王的房间,俯伏在亲王的衣服前泪如雨下,恳求公爵夫人告诉她,亲王的美德是否有人超越过。另一些时候,一种类似愤怒的情绪扫过她的心头。她写信给比利时国王说:“那个失去父亲的八个月的可怜婴儿,现在已经是一个伤心欲绝、给压垮了的42岁的寡妇了!我的已经!世界已经舍弃了!……哦,正当鼎盛年华给夺去了生命——眼看着我们纯洁、幸福、宁静的家庭生活,在42岁的时候,也就在我虔诚地希望我们永不分离、我们白头偕老的时候(虽然他经常谈到人生苦短)给,,太残酷了!从前的那种生活才使我能忍受那令我的地位。”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女王悲愤的心情。不知她内心深处是否在想:造物主怎敢如此对待她?
但是,任何其他感情都让位于那个压倒一切的决心,那就是在她的余生中,她将继续尊敬、顺从和崇拜亲王,决不改变。“我非常想重复说事,”她告诉她舅舅,“是的决心,是我:对任何事情的希望和打算,对事情的看法,都将!能使我背离决定的和希望做的。”一想到在她和她的愿望之间有可能插进什么东西,她就变得激动起来,好斗起来。她的舅舅要来看她,她突然想到,他可能想来干预她的事,可能想要像过去那样来“当家做主”。她要给他点儿暗示。“我,”她写道,“不容许——不管在我的臣仆中一向是多么优秀、多么忠诚——来影响,来指导,来发号施令。我知道艾伯特一定很不赞成这样的事……虽然我很虚弱,心力交瘁,但我一想到他的希望和计划将要被损害或改动,或是一想到别人什么事,我的精神就振作起来了。”在信的结尾,她表示了她的悲痛和她对舅舅的爱。她说,她永远是他“可怜的、忠诚的孩子,女王维多利亚。”然后她看了看日子,那是12月24日。她感到内心一阵剧痛,匆匆写下了附言:“这是个什么样的圣诞节啊!我简直不愿去想它。”
起初,当她处于悲痛和混乱之中时,她说她不能见她的大臣,艾丽斯公主在王室司库查尔斯•菲普斯的帮助下,竭尽所能在中间起着联络作用。几个星期后,内阁通过约翰•罗素勋爵大胆告诫女王,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她认识到他们是对的:艾伯特也会同意他们的看法;于是她差人去请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来到奥斯本,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新染了胡子,穿一件棕色大衣和一条浅灰裤子,戴着绿手套,上有蓝色饰钉,但他给女王的印象并不好。
尽管如此,她却变得越来越喜欢她昔日的敌人了,一想到会出现政治变动她就激动不安。她知道,政府随时可能垮台,她感到她不能面对这样的结局。于是,在亲王去世六个月后,她采取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做法,给反对派领袖德比勋爵送去了一封私人信件,告诉他,她的头脑和身体都不适宜于经受一次政府变动的折腾,如果他把现行内阁赶下台,那就有可能送了她的命,或者使她神志失常。当这封信送到德比勋爵手中时,他大为吃惊。“天哪!”他挖苦道,“我没想到她喜欢他们到。”
她的烦躁情绪虽然渐渐减退,她的欢乐却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她始终郁郁寡欢。她的生活几乎完全与外界隔绝。她穿着厚厚的绉绸衣服,满面愁容地从温莎到奥斯本,又从奥斯本到巴尔莫勒尔。她很少去首都,不参加任何国家典礼,跟社会没有一点儿交往,她就像某些东方君主,她的臣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可能窃窃私议,但他们不了解她。她跟那些虚假的排场和无聊的享受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点也没有!她专心致志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业,她是一项神圣使命的忠诚卫士。她的位置在灵堂深处的圣坛里——那里只有她有权进入,在那里她可以感知一个神秘的存在,可以解释一个依然活着的灵魂所发出的提示,尽管这提示模糊而微弱,可那是她的,也是她唯一的光荣而艰巨的责任。那确实是艰巨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似乎更消沉了,她的孤独感也越来越强烈。“我呆在一座单调悲哀、寂寞壮丽的山峰上。”她说。她一次又一次感到,她对自己的境况已经无法再忍受下去,她在紧张的压力下就要支撑不住了。但就在那个时刻,她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于是她又重新振作精神,一丝不苟地去履行她严肃而神圣的职责。
她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把艾伯特生命中的推动力变成她自己的——她必须为国家工作,像他那样工作。他曾经肩负着的巨大重担,现在要由她来承担了。她挑起了沉重的担子,自然步履维艰。当他在世时,她也经常地、专注地工作,但由于有他的照顾,有他出谋划策,有他的建议和他的绝无差错,她的工作也就得心应手了;只要听见他要她签署某份文件的声音,她就会非常激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永远会感到工作非常愉快。可现在,有了令人沮丧的变化。绿色台灯下看不见堆放得整整齐齐的文件和摘录,听不见对复杂事件所作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没有人来告诉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然,她有她的秘书,她有查尔斯•菲普斯爵士,有格雷将军,有托马斯•比达尔夫爵士,他们都在尽力工作。但他们只是下属,开创事业的重任和职责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因为必须这样。“我,不容许来影响我,来指导,来发号施令。”她不是这样说过吗?否则,那将是对所受嘱托的背叛。她在一切事情上都将遵循亲王的思想。他拒绝把权力委托给别人;他要亲眼观察每一个细节;他定出规矩,对文件不仅要阅读而且要做笔记,然后才在上面签字。她也要这样做。她从早到晚坐在她的书桌旁——可怜的书桌!现在孤零零地放在房间里——四周是一摞摞堆得高高的文件盒,她不停地念着,写着。
在艾伯特去世后不到两年,一场激烈的外交纷争使维多利亚的威信受到严峻的考验。已经闷燃了十多年的可怕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纠纷,又显示了爆发战火的迹象。这个问题错综复杂,难以描述。“只有三个人,”帕默斯顿勋爵说,“曾经真正理解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事:皇夫,已经死了;一位德国教授,已经疯了;还有一个是我,但对那件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尽管亲王死了,他不是留下了一位代理人么?维多利亚精神饱满地投入了这场激烈的纷争。她每天花许多时间研究这一盘根错节的事件。在摸不着头脑的迷宫中她有一条线索:她清楚地记得,不管什么时候讨论到这个问题,艾伯特总是站在普鲁士一边的。她的方针毫不含糊,她坚决地支持普鲁士的观点。她说这是亲王的遗产 。她没有认识到,亲王时代的普鲁士已经消亡,一个新的普鲁士,俾斯麦的普鲁士诞生了。也许帕默斯顿已经以他奇特的预见直觉地感知了这个新的危险。不管怎样,他与约翰勋爵一致认为,有必要支持丹麦反对普鲁士提出的要求。然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内阁中都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这场激烈的争论持续了18个月。在此期间,女王坚持不懈地强烈反对首相和外交大臣。最后终于出现了一触即发的局势——英国似乎可能卷入丹麦与普鲁士的战争——维多利亚的激动情绪更趋于炽热程度。她对她的德国亲戚们谨慎地保持着不偏不倚的外表,但她向她的内阁发出了大量呼吁、抗议和忠告。她祈求神圣的和平事业。“维护欧洲和平的唯一可能,”她写道,“是不要帮助丹麦,它已经为自己创造了这个条件……女王感到很痛苦,她的神经濒临崩溃……不过,尽管这种焦虑使她疲惫不堪,但并没有动摇她坚定的决心,那就是抵制任何要把英国拖进一场疯狂无益的冲突的企图。”她说她“准备坚持她的立场”,即使随之而来的是外交大臣的辞职。她告诉格兰维尔勋爵,“焦虑和担忧使她精疲力竭,她万分怀念她亲爱的丈夫的帮助、建议、支持和爱。”为了争取和平她实在太累了,“累得抬不起头,提不起笔”。英国没有参战,丹麦听天由命。但就我们现在所知,女王的态度对于导致这个结果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很难说。不过,大体上看,决定形势的因素很可能是内阁中强有力的主和派,而不是女王专横而又可怜巴巴的压力。
不管怎么说,女王对神圣的和平事业的热情并不持久。没有几个月,她的想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看到了普鲁士的实质,它对奥地利的图谋即将引起“七周战争” 。她突然从一个极端转入另一个极端,敦促她的内阁进行武力干预,支持奥地利。但是,她的敦促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她的政治活动——不再是她的隐居生活——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时光一年年过去,女王的服丧期依然没有解除。对她的指责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厉。人们议论说,女王长期过不与外界接触的孀居生活,这不仅使上层社会蒙上阴影,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观赏盛大华丽场面的机会,也对制衣业、女帽业、针织业产生极为有害的后果。后面这条意见有很重的分量。1864年初,传闻女王陛下即将度完服丧期,报纸上一片欢呼声。遗憾的是传闻被证明毫无根据。维多利亚亲笔写信给《泰晤士报》澄清此事:“这个想法,纯属无稽之谈。”信上继续说:“女王衷心欣赏臣民们想见到她的愿望,任何事情,只要能满足他们这一充满感情的忠诚愿望,她都愿意去做……但是落在女王身上的还有其他比抛头露面更为重要的责任,要她独自、无人帮助地去承担。这些责任她如稍有疏忽就必然会损害公众利益,这些责任无休止地沉重地压在她身上,使她承受着大量工作和无穷焦虑。”如果人们不知道女王强调的“更为重要的责任”主要是指试图阻止帕默斯顿勋爵和约翰•罗素勋爵的外交政策,那么女王的辩解可能会更具说服力。可是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争端中,英国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绝大部分人——狂热地支持丹麦,维多利亚对普鲁士的支持受到普遍谴责。一阵不欢迎王室的浪潮开始掀起,这使人想起25年前女王结婚前的那段时期。报纸出言不逊;埃伦巴勒勋爵在上议院攻击女王;高层人士中私下传说女王曾有退位的想法,接着的窃窃议论是对她没有这样做感到遗憾。维多利亚气愤而委屈,她觉得她受到了误解。她心情极不愉快。在埃伦巴勒勋爵发表演说后,格雷将军说,他“从没有见到过女王如此心烦意乱”。“哦,多么可怕啊,”女王写信给格兰维尔勋爵说,“受到怀疑,没有人鼓励,没有人指导,没有人商量,可怜的女王感到多么孤独!”不过,尽管她感到痛苦,但她仍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她坚持她的路线,纹丝不动,这条路线是一项崇高的义务为她规定的,她将永远忠实于它。
就这样,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已经被人忘记,甚至亲王的形象也在人们无常的记忆中开始淡薄下去时,那位孤独的守灵人始终如一地专注于她特殊的任务。世人持续增长的敌意,面对的是维多利亚无所畏惧的不可穿透的丧服。难道世人就再也不能理解她了吗?使她如此不可思议地与世隔绝的并不仅仅是悲伤,而是忠诚,是自我牺牲,是爱留下的艰巨任务。她的笔一刻不停地在框有黑边的纸上移动。她的身体可能变得虚弱,但那副沉重的担子必须挑起。所幸的是如果世人不理解她,还有忠实的朋友们理解她。有格兰维尔勋爵,有善良的西奥多•马丁先生理解她。也许,绝顶聪明的马丁先生会想出办法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她可以写一封信给他,让他知道她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斗争,然后他可以给某份杂志写一篇文章。1863年,她告诉他:“女王不是因为悲伤而深居简出……她不能与外界接触是由于她有大量工作要做,也由于悲伤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健康,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压在她身上——她实在感到精疲力竭了。艾丽斯•赫尔普斯在女王房间里感到万分惊讶,如果马丁夫人也来看看,她就可以告诉马丁先生围绕女王的是什么。从清晨起床直到晚上上床,她工作,工作,工作,一个个的文件盒,一堆堆的问题,如此等等,都是那么令人疲惫不堪。要是她在晚上再得不到一定的休息和宁静,她很可能就活不成了。她不停地过分地使用她的脑子。”这些话说得一点也不错。

  原注:“‘我知道,我们亲爱的天使艾伯特一直认为,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是十分必要的,因而,为此尽力是神圣的责任’——维多利亚女王致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信。”《威廉•爱德华•格莱斯顿传》第2卷,J.莫利著

  “七周战争”(1866),普鲁士为一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萨克森等若干德意志小国为另一方的战争,以普鲁士获胜告终。




继续艾伯特的工作,那是她首要的责任,但是还有另一项责任仅次于它,却可能更加合她的心意——那就是把他的天赋和品格如实地印入她臣民的心中。她意识到,他生前并没有完全得到人们正确理解,他巨大的力量,他崇高善良的品质,并未尽现于世人面前。但是死亡清除了必要的障碍,现在,她丈夫的光辉形象,应该完整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她有条不紊地开始工作,并指示阿瑟•赫尔普斯收集出版亲王的演说和谈话。1862年,一本厚厚的集子问世。她又命令格雷将军撰写一本关于亲王早年情况的书——从出生到结婚。她亲自为这本书进行设计,使用了许多机密文件,加入了大量注释。格雷将军遵从女王的旨意,于1866年完成了这本书。但故事的主要部分尚未讲述,于是马丁先生受命写一本完整的皇夫传记。马丁先生辛勤劳作了14个年头。他使用了大量有关资料,多得几乎令人不可思议,他极为勤奋,并从头至尾得到女王陛下亲切的关怀。传记的第一大卷于1874年问世,随后的四卷陆续出版,到1880年,这部恢弘巨著终告完成。
作为回报,马丁先生被授予爵士称号。遗憾的是,不管是西奥多爵士还是他的前人,显然都没能达到女王所希冀的要求。这也许是她没有选到合适的助手,但事实上,失败的责任还应归咎于她本人。西奥多爵士和其他人都忠实地执行了她交付的任务,忠实地把她心目中的艾伯特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可致命的缺憾在于公众并不觉得那个形象动人。维多利亚的感情实质上强烈而不细腻,她完全排斥出自机敏或幽默所作的描述,只满足于绝对的、明确的言辞。当她不喜欢什么时,她毫不含糊地表示出来,把她讨厌的东西立即赶到一边,逐出考虑的范围,她的感情也同样没有缓和的余地。在艾伯特的问题上,她那使用极端语言的爱好达到了顶峰。她认为不把艾伯特看作完美无缺的——在道德上、智慧上、容貌上及男人拥有的一切光彩和风度上——那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亵渎。既然他完美无缺,那就必须显示出他一贯是完美无缺的。于是阿瑟爵士、西奥多爵士,还有那位将军,都这样来描述亲王。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这样的督导,如果不想完全照办,就得比这几位先生具有更为杰出的才能。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个偶然的机会,维多利亚找到另一位作家为她服务,他的杰出才能此时是无可怀疑的。这位桂冠诗人 不管是出自讨好女王或是出自自己的信念,跟他的君王唱一个调子,参加了这场合唱,把皇家的套话变成了奇妙回荡的诗歌。事情就此了结。从此,人们记住了艾伯特是洁白无瑕地度过无可指责的一生的。
然而,结果是加倍的不幸。维多利亚失望而苦恼,她埋怨她的人民,因为他们不顾她的一切努力,拒绝承认她丈夫的真正价值。她不理解,一幅描绘得完美无缺的画像,是不会为大多数人所喜欢的。其原因倒不在于人们妒忌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人们怀疑这样的人有没有人性。于是,当人们看到陈列着供人赞美的是一个道德说教书中甜言蜜语的英雄,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时,他们耸耸肩,笑一笑,不礼貌地唿哨一声走开了。不过在这一点上,公众和维多利亚一样,也是蒙受损失者。因为,事实上艾伯特是一个比公众所想象的有趣得多的人物。这是一桩奇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女王用自己的爱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一个完美无瑕的蜡像,而这个蜡像所代表的人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个真正的人是多么充满活力,多么忍辱负重,多么神秘又多么不幸,多么易犯错误,多么具有实实在在的人性啊。





言辞和书本可能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纪念物,但谁能曲解用青铜和石块建成的可见实体呢?维多利亚在靠近温莎她母亲墓地的地方,花费20万英镑为自己和丈夫建造了一座巨大精美的陵墓。但那只是私人和家庭的纪念建筑,女王希望她的臣民们不论在哪里聚集,都会记得亲王。她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整个英国——在阿伯丁 ,在佩思 ,在伍尔弗汉普顿 ——都树立起了亲王的雕像。女王一反深居简出的常态,亲自为这些雕像揭幕。首都也没有落后。亲王去世后一个月,人们在伦敦市长官邸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纪念亲王的计划。但是出现了意见分歧:到底是建造一座雕像好,还是建立一个机构好?在此期间,开展了募集捐款的活动;成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委员会;还向女王征求了有关此事的希望和意见。女王陛下回答说,她认为最好是建造一座基部有雕刻的花岗石方尖碑,她不倾向于建立机构。但委员会有点犹豫:一座名副其实的方尖碑,显然要用独块巨石制成,英国哪里有这样的采石场能提所需尺码的花岗石呢?当然,在俄属芬兰有这种花岗石。但有人向委员会提出,那里的花岗石不适合在露天条件下使用。因此,从总体考虑,他们认为还是建造一座纪念馆,馆内再建立一座亲王的雕像。女王陛下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困难。人们发现,募集到的款子没达到6万英镑——这笔数目不足以支付双倍的花费。于是,建造纪念馆的打算给放弃了,只能建立一座雕像。委员会请一些著名的建筑师着手进行设计。最后,委员会终于有了一笔总数为12万英镑的款子,其中除原来的6万外,另有公众捐助的1万和议会批准的5万拨款。几年后,作为私人投资的事业,组成了一家股份公司,建成了艾伯特纪念馆。
委员会和女王都选中建筑师吉尔伯特•斯科特先生的设计方案。他的勤奋、认真和虔诚,使他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他终生热衷于哥特式风格的设计,这使他赢得了独特的声望。他的设计,不仅可见于大量有独创性的房屋,也体现于英国大多数大教堂。他的创新有时确实也遭到抨击,但斯科特先生以旺盛的精力和浓厚的兴趣撰写文章和小册子进行辩驳,他的辩词使所有的教长信服,他被允许继续他的工作,并不再受到干扰。但有一次,他对哥特式风格的热忱使他陷入不愉快的境地。白厅的政府办公楼需要重建,斯科特先生的设计经过竞争被选中。自然,他的设计是哥特式的,把“某种方形和水平轮廓线”跟辐射状窗柱、三角墙、陡屋顶、老虎窗等结合起来。他的草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也许是他曾送去参加竞争的设计图中最好的,或者差不多是最好的”。经过通常的留难和拖延后,这项工程终于就要着手进行,可就在这时政府更迭了,帕默斯顿成了首相。帕默斯顿马上派人找来斯科特先生。“是这样,斯科特先生,”帕默斯顿轻快地说,“我不想跟这种哥特式有什么牵扯。我要求你按意大利的风格设计,我想你一定能做得非常好。”斯科特先生惊呆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不仅难看,而且绝对是伤风败俗的,他断然拒绝这样做。于是帕默斯顿勋爵用一种慈祥的声调说:“确实如此。不能指望一个哥特式建筑师去容忍古典式建筑,我得另外找一个。”这是难以容忍的。斯科特先生一回到家就给首相去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信中强调他建筑师的地位,强调他曾在两次欧洲竞赛中获奖,及他是英国皇家艺术院准会员、法兰西研究院金奖获得者、皇家艺术院建筑学讲师等等。但没有用。帕默斯顿勋爵甚至连信也不回。于是,斯科特先生想,他可以通过明智而审慎的混合,设计出一种既保持哥特式基本特色,又给人以古典式印象的式样。他试着这样做了,但这对帕默斯顿勋爵不起作用。他说,这个新设计“非驴非马,不折不扣的杂交品种,我不想跟它有什么瓜葛。”打那以后,斯科特先生觉得有必要去斯卡伯勒疗养两个月,“服用一个疗程的奎宁”。他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其代价是牺牲了他的信念。为了他的家庭,他感到,服从首相是他倒霉的责任。他严格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造了政府办公楼,但强烈的反感使他的心在颤抖。
不久,斯科特先生又按照他自己的风格建造了圣潘克拉斯旅馆,这使他得到了一些慰藉。
现在,他接受了一项更加令他满意的任务。“设计纪念馆,”他写道,“我的想法是建造一顶华盖,护住亲王的雕像,华盖的设计得有点儿像古代的神龛。这种神龛是想象中的建筑原型,现实中从未建造过。我打算使用珍贵的材料、镶嵌物、珐琅等等,将这种想象中的建筑化为现实。”他的想法特别合适,因为亲王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曾设计并制作过几个基于这类原型的银调味品瓶,虽然两人的设想一个是照原型放大,另一个是照原型缩小。经女王要求,在肯辛顿花园内尽量靠近万国博览会的地方选择一块地皮作为馆址,1864年5月破土动工。这项工程漫长、复杂而艰巨。除一些在斯科特先生指导下工作的助理雕刻师和金属工匠外,还雇用了大批工人。工程的每一个阶段,草图和模型都要提交女王陛下亲自过目,她细致入微地审核每一个细部,不断提出改进意见。环绕纪念馆基座的饰带,本身就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作品。斯科特先生说:“从整体上看,这也许是雕刻史上最艰巨的工程之一,它实际上是连绵不断的一长列极为精细的人物雕刻,采用高凸的隆雕,与真人一样大小,长度超过200英尺,包含170个人物,刻在我们能够弄到的最坚硬的大理石上。”虽经三年艰苦的工作,纪念馆离竣工尚远,斯科特先生认为最好宴请工人一次,“以表示他对他们技艺和努力的认可和赏识。”据说,“用脚手架板搭成了两张长桌,安放在工地上,桌上铺了报纸代替台布。八十多个人坐在桌旁。牛肉、羊肉、葡萄干布丁、奶酪,应有尽有,每一个要喝酒的可得三品脱啤酒,不喝酒的为数不少,给他们供应姜汁汽水和柠檬汽水……席间进行了几次祝酒,许多工人讲了话,几乎所有的人都以感谢上帝让他们身体健康为开头;有几个人提到了在他们中间流行的戒酒,另一些人说很少听到讲粗话骂人的了,而所有的人都说,他们能从事这样一项伟大的工作,感到极其高兴,极其自豪。”
慢慢地纪念馆接近完工。饰带上第170个真人一般大小的人像雕成了,花岗石立柱竖了起来,表现寓言故事的镶嵌画缀上了山墙,代表基督教四大德行的四座巨像和另外四座代表美德的巨像吊放在各自的位置上,代表八大学科——天文学、化学、地理学、几何学、修辞学、医药学、哲学和生理学——的八座铜像被高高地固定在金光闪闪的小尖塔上。其中代表生理学的铜像特别受到赞赏。官方的报道这样描述:“她用左臂抱着一个婴儿,表现了最高、最完美生理形态的发展;她的手指着一台显微镜,这种仪器为研究动植物机体更微细的形态提供了帮助。”最后,在层层叠置、逐渐稀疏的众天使上面,是一个镀金的十字架。在基座的四角有用大理石凿制的四大洲图形。1872年7月,历经七年的施工,纪念馆终于开始向公众开放。
然而,又过了四年多时间,纪念馆中央的雕像才雕刻完成,得以放到满布星星的华盖下。雕像由弗利先生设计,这位雕刻家的创作自由在某一个方面受到了斯科特先生的限制。“我选择坐姿,”斯科特先生说,“我认为坐姿最能传达庄严的神态,适宜于表现王家风范。”弗利先生得当地实现了他上级的意图。“在神态上,”弗利先生说,“我的目标是要具有雕塑个性,体现地位、品格和启迪性,传达敏锐的才智,表现对追求文明的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态度,这种追求已由周围的图形、群像和浮雕加以阐明……为了让人们从雕像中看到亲王在公众生活方面做的一件最值得纪念的事业——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他的右手拿着一份第一次汇集世界各国工业品的目录。”雕像由青铜铸成,外面镀金,重达10吨。雕像的基座上简单地刻着“艾伯特”几个字,人们认为这已经足以使人认清雕像是谁了。这个想法完全正确。
  指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主要诗作有《夏洛蒂小姐》、《尤利西斯》、《悼念》等。

  阿伯丁,英国苏格兰东北部城市。

  佩思,英国苏格兰中部城市。

  伍尔弗汉普顿,英国英格兰中西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