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皮特 时期和维也纳会议以后，人们熟悉的帕默斯顿勋爵的笑声——怪里怪气刺耳的“哈！哈！哈！”连同这笑声的回响——在皮卡迪利 一带已不再能听到。约翰•罗素勋爵已经老态龙钟；德比勋爵踉踉跄跄地下了台。新的一幕开始了，新的主人公——格莱斯顿 先生和迪斯累里 先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相互争斗 。维多利亚以她对政治始终如一的热情和兴趣，从她所据的最佳位置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的倾向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格莱斯顿先生是她尊敬的皮尔的追随者，并得到过艾伯特的承认；迪斯累里先生则曾用极其恶毒的手段促使罗伯特爵士倒台，而且亲王曾说过：“他的气质中没有一点点绅士的成分。”然而，她对格莱斯顿先生既不信任，也不喜欢，且这种厌恶之情与日俱增，对于此人的对手她却信任、尊重、关爱有加，即便是墨尔本勋爵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待遇。

当维多利亚发现在政府人员中只有这位托利党大臣一人了解她对艾伯特去世的感受时，她对他的态度突然有了改变。讲到其他人时她会说：“他们可怜我，不是同情我的不幸。”但迪斯累里先生理解她，他的吊唁完全采取对死者歌功颂德的形式。女王说，他是“唯一能正确评价亲王的人”。从此她对他表示出特殊的好感。在威尔士亲王结婚时，赐予他和他夫人圣乔治教堂里两个人人向往的席位，还邀请他在温莎逗留一夜。艾伯特纪念馆拨款问题交由下议院讨论时，迪斯累里作为反对党领袖发表雄辩的演说支持这一项目。他得到的奖赏是一册白羊皮装帧的亲王演说集，上面还有女王亲笔题词。他在感谢信中“大胆触及一个神圣的问题”，字里行间以忠诚的语气非常巧妙地与收信人的感情相呼应，细数艾伯特绝对完美无缺的品行。他说：“亲王是迪斯累里从未见过的唯一一位能实现的人。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能达到这一点。他身上既有男人气概，又有极度的率真，既有骑士风度，又有古雅典学园的智慧。英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的只有菲利普•锡德尼 爵士一人。他们同样高贵优雅，同样博学多才，同样刚柔相济，同样罕见地兼有浪漫的活力和古典的稳重。”谈到他自己和亲王的相识，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高兴的事，充满美好的回忆，而且如他所希望的，将在他的余生中一直起安慰和激励的作用。”这些话的深刻和精到使维多利亚大为感动，从此以后在她的关爱下迪斯累里的地位得到了保证。1866年保守党执政，迪斯累里担任财政大臣和下议院领袖，他的地位必然使他和女王有更为密切的联系。两年后，德比勋爵辞职，维多利亚怀着无比喜悦之情，以罕见的礼数欢迎迪斯累里做她的首相。

然而，迪斯累里掌权仅有动荡不安的九个月时间。下议院中占少数的内阁，在大选中倒了台。但是，在这短暂时期结束之前，把女王和她首相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了。现在，他们之间已不再是感激的女主人和忠诚的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成了朋友。他的公函，正如克拉伦登勋爵指出的，“用他最擅长的小说文体”书写，成了政治新闻和社会传闻的生动记录，其中总不难看出他的个人特点。维多利亚很高兴，她说她一生中还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信件，她过去根本不知道。作为回报，春季来临时她给他送去几束亲手采摘的鲜花。他赶紧送她一套自己写的小说。对此，她说她“非常感谢，而且十分珍惜”。后来她自己也发表了《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生活的日记片断》。据说，首相在这个阶段跟女王谈话时经常说“我们作家，陛下”。在政治问题上，她是他坚定的支持者。“确实，从来没有见过像反对党那样办事的。”她写道，当迪斯累里内阁在下议院被击败时，她“对下议院的做法实在感到震惊，他们确确实实在损害君主立宪制的声誉。”她对内阁变更的前景担忧。她怕如果自由党坚持废除对爱尔兰教会的支持，那么她的加冕誓言可能会起妨碍作用。但内阁不得不更迭，维多利亚失去了宠信的首相。为了安慰自己，她赐给迪斯累里夫人贵族头衔，不过这也是徒劳的。

当女王的敕令送到哈登 时，格莱斯顿先生穿着衬衫正在砍一棵树。他读完敕令说“意义非常重大”，然后继续砍他的树。他在日记中袒露的内心世界就更加清楚了。他写道：“看来全能的上帝出于自己的某种目的，支持并宽恕了我这个自知不值一顾的人。荣耀归于上帝。”

然而，对于上帝的意愿女王和新首相的看法并不相同。她不相信，在格莱斯顿先生决心实施的彻底换班计划中有什么神的意志。但她能做什么呢？格莱斯顿先生能量极大，在下议院中拥有强大的多数派，是无可抗拒的。有五年之久（1869—1874），女王发现自己被一系列改革造成的动荡不安的氛围所包围——爱尔兰圣公会和爱尔兰土地制度的改革，教育改革，议会选举改革，陆军和海军体制改革，司法行政改革。她反对，她力争，她极为愤怒……她感到，如果艾伯特活着，事情绝对不会弄成这样。然而，她的反对和她的抱怨都无济于事。仅仅处理那些源源不断向她涌来的大量公文，就使她精疲力竭了。冗长而复杂的爱尔兰圣公会法案稿送交给她时，还附着一封格莱斯顿先生的说明信，此信用四开信纸写得密密麻麻，长达12页。她简直陷入了绝境。她看了法案再看说明，看了说明再回头看法案，实在弄不清究竟哪一份更叫人糊涂。不过她得履行她的职责：她不仅需要看，还需要做笔记。最后，她把这一大堆纸交给正好呆在奥斯本的马丁先生，要求他做一个内容摘要。看了他的摘要后，她的反对倾向就更明显了。但是，政府有强大的力量，她竟然不得不敦促反对党调和妥协，免得更糟的事接踵而来。

就在这次危机中，当爱尔兰圣公会前途未卜之时，维多利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另外一项改革建议上。那项建议是允许海军水兵蓄须。“不知蔡尔德斯先生对胡须问题有何见教？”女王焦急地写信给海军大臣。总的来说，女王陛下赞同改革。她写道：“她个人觉得可以蓄须，只是不要留八字须，因为八字须外观很像陆军士兵。因而，最好还是像建议所要求的，留全部胡须，只是应该短些，并保持清洁。”女王又考虑了一个星期，才写了最后一封信。她希望“对胡须问题提出一条附加意见，即决不允许只留八字须而不蓄下颌的胡须。这一点必须明确。”

对海军的一些改革可以容忍，而对陆军的侵犯则是严重得多的事了。自古以来，陆军和王室之间一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艾伯特用在处理陆军琐细事务上的时间和对陆军的关心，甚至比研究湿壁画制作法、比设计济贫卫生小屋所花的时间还要多。如今时过境迁，格莱斯顿先生的命令已经发出，总司令将不再直接隶属国王，而要从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在自由派的所有改革中，这是最令维多利亚愤慨的事。她认为，这一改革是对她个人地位的攻击，是对艾伯特个人地位的攻击。然而她无计可施，首相仍然为所欲为。当她得悉这个可怕的人还计划进行另一项改革，将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时，她只能认为，那本是早就可以预料的。一时间她指望上议院能有回天之力。上议院的议员们以出乎意料的劲头反对这项改革，但是，格莱斯顿先生比以往更意识到上帝支持他，他准备好了一条巧妙的对策：买卖军官职位原本是经国王敕令批准的，它现在同样也应由国王取消。维多利亚面临奇怪的进退两难境地：她并不喜欢废除买卖官职，但她被要求行使君王的权力来废除买卖官职，这倒是很合她的口味的。她没有犹豫多久，当内阁提出要她在正式文书上签署时，她欣然照办了。

格莱斯顿先生还有一些事也像他的政策一样难以接受，而且更令维多利亚不快。她不喜欢他对待她的态度。这倒不是说，格莱斯顿先生在和她交往中有什么不礼貌或不尊重的地方。相反，他在和君王的交谈和通信中，异乎寻常的崇敬溢于言表。确实，在他奇特的一生中，保守主义给他难以捉摸的性格涂上了意想不到的色彩，他以根深蒂固、充满狂热的保守主义思想，透过近乎宗教虔诚的敬畏，把维多利亚看作是古老传统的神圣体现——英国宪法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议会法案认定的女王。但不幸的是女王对这种颂扬并不赏识。“他对我说起话来就像在公众集会上演说一样。”这众所周知的怨言不论是否可靠——这话的措辞倒有点儿像警句，不像真是维多利亚说的——但无疑表达出了她反感的基本要素。她不反对被人看作是一种制度的体现，她就是这种制度，她也知道这一点。但她也是个女人，仅仅被人看作是一种制度的体现是难以忍受的。因此，格莱斯顿先生所有的热忱和忠诚，过于拘礼的言辞，腰弯得低低的鞠躬，谨小慎微的言行，统统都徒劳无功。他忠诚得过了头，进而盲目奉承起来，把他敏锐的才智、广泛的知识以及只有他才具有的一本正经的热忱，一股脑儿加到他所崇拜的对象身上，于是误会便彻底形成。真实的维多利亚和这位以格莱斯顿形象出现的怪神之间产生了不和谐，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她不舒服和讨厌的感觉终于变成了明确无误的憎恶，尽管她礼貌依旧十分周到，但她一刻也不妥协；而他那方面则感到沮丧、困惑和屈辱。

不过他的忠诚仍然没有动摇。内阁开会时，首相常充满极乐的想象，以朗读他收到的女王信函开场，女王在这些信中阐述了她对有关议题的看法。这时会场寂静无声，格莱斯顿先生用深沉庄严的声音，一封又一封地朗读女王的信，连同信中大量的着重点、惊叹号以及语法特点，没有一点遗漏的。从来没有人发表任何议论来干扰朗读，在适当休息一会儿之后，内阁才开始讨论当天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