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此期间，维多利亚的私生活发生了不少变化，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她的几个大一点的孩子结了婚，她家庭的范围扩大了，孙子一代也已出现，平添了许许多多新的家庭乐趣。1865年利奥波德国王去世，老一代人失去了他们之中的主导人物。他在德国和英国一大群亲属中所起的中心和指导作用，现在要由维多利亚来承担了。她不遗余力地发挥这些作用，与亲戚们保持大量的通信联系，饶有兴味地关注着不断扩大的表亲队伍中每一件细小的事。她深深感受到家庭情爱的欢乐和操持家务的辛劳。她特别享受到含饴弄孙的乐趣；她溺爱孙辈，这种溺爱是孙辈的父母们很少得到过的。但是，即使对孙辈，在必要时她也会非常严厉。她的长孙——普鲁士的威廉王子，是一个异常倔强的孩子，他甚至敢对他的外祖母犟头倔脑。一次在奥斯本，她要他向一位客人鞠躬，他竟然不从。这可不行！她再次严厉地重复她的命令，那位顽皮的孩子注意到，他和善的祖母突然间变成了一位凶悍无比的老太太，只好顺从她的意志，深深地鞠了一躬。
如果女王的家庭困难都能如此容易地解决，那就好了。最使她感到伤心的是威尔士亲王的行为。这位年轻人现已独立生活，并且结了婚；他已经摆脱了父亲给他套上的枷锁；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了。维多利亚非常烦恼，1870年她最大的忧虑得到了证实。那一年，威尔士亲王在一次上流社会的离婚案中出庭作证。王位继承人显然跟那些她最不以为然的人厮混在一起了。怎么办呢？她看到，该受指摘的不仅是她的儿子，而是整个社会体系。于是她即刻给《泰晤士报》编辑德莱恩先生写了一封信，问他是否愿意“经常写些文章，指出上层社会生活中和观念中存在的可恶的轻浮和无聊具有多么大的危险和危害。”五年后，德莱恩先生果然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文章。可是收效甚微。
唉！假如上层社会能学学她在巴尔莫勒尔净土上所过的那种有节制的家庭生活，那有多好啊！她在苏格兰高地的那片领地里，越来越感到慰藉，越来越心旷神怡。每年两次，春季和秋季，她会长长地舒一口气，向北方出发，不顾她的大臣们恭敬地向她提出抗议，向她诉苦，说什么相隔六百英里之遥商讨国家大事实在给政府增添了很多的麻烦。她的女侍臣们有时也不大愿意前往，因为，特别是在早先的日子，长途旅行条件很差。许多年来，由于女王的保守思想，铁路没能继续修筑到迪赛德，因而旅途的最后一段路程得乘马车。当然，马车也有优点，比如上下车较方便，而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皇家的专用火车长期以来排斥现代设备，当火车在离车站很远的某边远荒野里停下以后，那些高贵的夫人们不得不使用一种危险的踏板下车，唯一一副折叠木台阶是留给女王车厢专用的。在女士们穿硬衬裙的时代，遇到这种时刻，有时会搞得十分尴尬。间或不得不召来喀里多尼亚铁路的经理约翰斯通先生。他长得矮而结实，不止一次顶风冒雨艰难地把某位倒霉的布兰奇夫人或阿加莎夫人“推进”她的车厢——他自己这样描述。可是维多利亚对这些事根本不予关心。她只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回到她迷人的城堡，在那里，每一个地方都令人充满回忆；在那里，一切的回忆都是神圣的；在那里，日子就在连绵不断、令人愉快的琐碎小事中度过。
她喜爱的不仅是那个地方，她同样还喜欢那里“纯朴的山里人”。她说，从他们身上她“学到如何建立达观的思想和树立坚定的信心。”不管是史密斯还是格兰特，也不管是罗斯还是汤普森，她都喜欢，但她最喜欢的是约翰•布朗。他原是亲王的打猎向导，现在成了她的私人侍从，从不离开的贴身仆人。他陪伴她乘车外出，白天侍候她，夜晚睡在她隔壁的房间里。她喜欢他坚实强壮的体格，他能给她一种体力上的安全感。她甚至喜欢他粗鲁的态度和粗俗生硬的谈吐。她允许他对她表现无礼，若是其他人这样对她，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欺负女王，把她差来差去，还责骂她——有谁胆敢这样大胆妄为呢？然而，当约翰•布朗这样对待她时，她似乎从中得到很大乐趣。这种怪癖，看来有点异常。但是，一位专横的老年寡妇允许某个可靠而不可或缺的仆人对她呼来喝去，这也并不罕见，但对于她的亲友来说，这样的态度是决不能容忍的。由于心理因素作祟，一个侍从的影响力即使施加于主人身上，其实也只是主人自己的意愿。当维多利亚温顺地听从她的侍从不客气地命令她下马或披上围巾时，她不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了她自己的意志力了吗？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但她却乐意这样，这样做能使她感到高兴，而且有着自身的意图。她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她的一位儿子或她的一位大臣，看起来这似乎更聪明些或更自然些，但如果她这样做，她本能地感到，她真会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她渴望能依靠什么人。成天没完没了地支配统治别人，使她感到沉闷。在她默默地乘车穿过沼泽地时，她靠坐在马车里，既压抑又疲倦，但是十分宽慰！约翰•布朗就坐在车后的尾座上，他强壮的手臂就在那儿等她下车时让她倚靠。
在她的脑海中他还跟艾伯特有着特殊的联系。当年在他们远游时，亲王总是最相信他。她觉得，这位粗暴、善良、毛茸茸的苏格兰人是已故丈夫的某种神秘遗产。最后她终于相信，或者似乎相信，每当布朗靠近她，艾伯特的灵魂离他也更近了。当她为了某个复杂重要的政治或家庭问题寻找灵感时，她常常凝神专注地盯视她已故丈夫的半身像。但也有人注意到，在这种迟疑不决的时刻，女王陛下的眼光有时也会盯住约翰•布朗。
后来，这位“纯朴的山里人”几乎变成了一个舞台人物。他所产生的影响不可轻视。贝肯斯菲尔德勋爵在给女王的信中，时时不忘向“布朗先生”致意。在英国君王访问法国时，法国政府倍加小心地为布朗提供舒适的服务。在王室家庭较年长的成员中，他并不得人心，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弱点——他确有弱点，尽管维多利亚从没注意过他嗜好苏格兰威士忌酒——理所当然地成了宫廷里尖刻议论的话题。不过他忠心耿耿地侍候他的女主人。为女王写传记如果忽略了他，将是一种不敬的表现。对女王来说，她不仅不掩饰她这份充满感情的友谊，而且很注意要让它公之于世。女王命令授给他两枚金质奖章；1883年布朗去世时，《宫廷通报》刊登了长篇赞颂性的讣告；女王陛下亲自设计了一枚布朗氏金质纪念胸针，一面刻有这位已故打猎向导的头像，另一面刻有标志王室的字母图案，这种胸针连同一份纱巾和一枚别针，用来发给苏格兰高地的仆人或村民，在他逝世的周年时佩用。在1884年出版的女王高地日记第二系列的摘选中，她那“忠实的私人侍从和忠诚的朋友”几乎在每一页上出现，实际上成了这本书的主人公。在这件事上，维多利亚一反王室人士缄默寡言的常态，似乎想从这一微妙的生活琐事中求得全国人民的同情。然而，世界就是这样！确有那么些人，竟然把他们君王与她仆人的关系当作猥亵下流的笑料。
二
一年又一年在忙忙碌碌中匆匆度过，时光留下的难以想象的印迹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老年临近，悄悄地抓住了维多利亚。灰发变成了白发，成熟的面容转为老练；矮壮的身躯变得肥硕，由一根手杖支撑，更加缓慢地挪动着。与此同时，在女王生活的整个进程中，出现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国人对她的态度，多少年来一直是带有批评性的，甚至是敌意的，现在发生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而维多利亚本人的性情也起了相应的变化。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在短短几年间，女王个人接连遭受不幸的打击。1878年，艾丽斯公主在悲惨的境遇中去世，她是1862年嫁给黑森-达姆斯塔特的路易亲王的；1879年，欧仁妮皇后 的独生子皇太子在祖鲁战争 中被杀，他自1870年流亡英国后一直得到女王的宠爱；两年后，1881年，女王失去了贝肯斯菲尔德勋爵；1883年，又失去了约翰•布朗；1884年，患有先天性残疾的利奥波德亲王、奥尔巴尼公爵在结婚不久即英年早逝。维多利亚手中的酒杯再也装不下更多的苦酒了。公众眼看这位寡母为子女、为朋友哭泣，也给予她越来越多的同情。
1882年发生的一件事，显示并增进了国人对女王的感情。在温莎，当女王下了火车走向她的马车时，一个叫罗德里克•麦克莱恩的年轻人在几码远的距离内向她开枪，一位伊顿公学的学生在他开枪前用一柄伞击中了他的手臂。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任何伤害，罪犯立即被逮捕。这是40年来断断续续发生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行刺事件，奇怪的是每次的情况都大体相同。所有这些行刺者——除一个例外——都是青少年，他们的目的显然并不真是谋杀，因为除麦克莱恩外，其他人的手枪中都没有子弹。这些心怀不满的年轻人在购买了廉价手枪后，装填上火药和纸，跑到国王面前把枪弄得卡哒卡哒响，他们肯定马上就会被察觉，但这给心理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怪问题。可是虽然在各个案件中他们的行为和目的十分相似，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这些刺客中的第一个叫爱德华•奥克斯福德，他向维多利亚开枪时，女王结婚才几个月，他以叛逆罪受审，被宣布为精神失常，送往疯人院终身监禁。对这一判决艾伯特并不接受，因为两年后约翰•弗朗西斯犯同样罪行并以同样指控受审时，亲王宣称在这个事件中不存在精神失常问题。“那个可恶的家伙，”他告诉他父亲，“没有发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蛋。我希望对他进行最严厉的审判。”显然审判确实很严厉，陪审团的观点也跟亲王相同，他们没有理睬关于精神失常的辩护，弗朗西斯被裁定犯叛逆罪，并被判处死刑。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罪犯有杀死或哪怕伤害女王的意图，这一判决在内务大臣和法官之间审议了很长时间后，减判为终生流放。法律规定，这一类的袭击尽管没有成功，只能被认作是叛逆罪。然而，实际行为和与它受到的严厉惩罚并不相符，这就使判决显得十分荒谬；此外，陪审团明知若是裁定有罪就意味着判处死刑，往往愿意选择另一条路，也就是裁定犯人没有犯罪而是精神失常，这样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更为合理。因此，在1842年，通过了一项法令，把任何图谋伤害女王的行为定为轻罪，判七年流放或监禁，同时罚以不超过三年的苦役，也可不服苦役——轻罪犯根据王室意见“可公开或私下鞭笞，往往不超过三次，其方式方法也由王室决定。”以后的四次行刺事件都按照新的法律处理。1842年，威廉•比恩被判处监禁18个月。1849年，威廉•汉密尔顿被判处流放七年。1850年，罗伯特•佩特中尉在皮卡迪利大街用一根棍棒打女王的头，同样被判处流放七年。佩特是这些罪犯中唯一的成年人，他在陆军中担任职务，穿得像个花花公子，照亲王的说法，“明白无误地是个疯子”。1872年，17岁的青年阿瑟•奥康纳在白金汉宫外用一支没有装子弹的手枪向女王开火，他立即被约翰•布朗抓住，被判监禁一年，并以桦条鞭打20下。布朗由于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勇敢，得到了一枚金质奖章。在所有这些案件中，陪审团都拒绝承认罪犯精神失常，但1882年罗德里克•麦克莱恩的行刺案情况不一样。这一次事件中发现罪犯的手枪装有子弹。由于维多利亚的威望日益增长，公众的愤怒特别强烈。基于这一原因或其他因素，审判没有按40年来的惯例进行，麦克莱恩以叛逆罪受审。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陪审团裁定“无罪，但精神失常”。罪犯被送往疯人院，关押期由女王陛下决定。可是，他们的裁定产生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维多利亚无疑还记得艾伯特不赞成奥克斯福德一案的类似裁定，她感到非常不快。她问陪审团这是什么意思，竟然说麦克莱恩没有犯罪？事实再清楚也没有了，他犯了罪——她亲眼目睹他向她开枪。女王陛下的宪法顾问们提醒她，按照英国法律的原则，除非被证实有犯罪目的，任何人不能被认定有罪。可是这没有用，维多利亚并不信服。“如果法律确是那样，”她说，“那么法律必须修改。”法律果然修改了。188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在精神失常问题上改变了裁定的形式，至今《法令全书》上仍然保留着这个混乱反常的现象。
不过，女王和她的人民缩短距离并不仅仅通过个人感情——同情或愤慨——的共鸣，她与人民之间终于在处理公众事务问题上开始形成了紧密和长久的一致。格莱斯顿的第二次执政（1880—1885）遭到一连串的挫折，最后以失败和辞职告终，自由主义在国内名誉扫地。女王察觉到她的国民和她一样不信任她的内阁，心中感到高兴。在苏丹危机 时，公众的心情也就是她的心情。她是最早主张派遣远征军去喀土穆的人士之一，当戈登将军 惨死的消息传来时，以她为首掀起了一片指责政府的声浪。她愤怒地给格莱斯顿先生发了一份谴责电报，没有像通常那样使用密码，而是用的明码；她在给戈登小姐的吊唁信中攻击内阁不守信义，这封信被刊印出来广为传播。传言她曾派人召来国防大臣哈廷顿勋爵，狠狠地责骂了他。据说哈廷顿告诉一位朋友：“她训斥我，就像我是个大兵。”“她为什么不叫管家 去呢？”他的朋友问道。回答是：“哦，管家在这种时候总是想办法躲得远远的。”
终于有一天，格莱斯顿先生不能再远远地躲着了。他被击败去职。维多利亚最后一次接见他时仍然保持通常的礼貌，但是除了这种场合所要求的礼仪外，她对他讲的唯一一句私人性质的话，大意是她认为格莱斯顿先生现在需要休息休息。他遗憾地记起，在1874年一次类似的接见中，她如何表达了她对他的信任，相信他是国王的支持者。不过他对这一变化并不感到惊讶。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她的思想和看法，从那天起就已经给严重地扭曲了。”
这是格莱斯顿先生的观点，国内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在1886年的大选中，他们断然表示，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女王的完全一致，把那些地方自治——可恶的破坏行径——的鼓吹者抛到一边，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上台执政。维多利亚深感满意。她心中充满了一种新的不常有的希望，以惊人的力量激励着她的生命活力。她的生活习惯突然有了改变，她放弃了长期的隐居生活。过去在迪斯累里的劝说下，这种隐居生活只不过短暂地中断过，现在她积极参加众多的公众活动。她出现在客厅里，出现在音乐会上，出现在阅兵台上；她为建设工程奠基；她去利物浦替一个国际博览会揭幕，坐着敞篷马车在倾盆大雨下穿过夹道欢呼的群众。她到处受到欢迎，为此她感到非常高兴，工作的热情也变得更加高涨。她去爱丁堡访问，在那里她比在利物浦受到了更加热烈的欢迎。在伦敦，她兴奋地为设在南肯辛顿的殖民地和印度展览会揭幕。这一次仪式特别隆重，军号齐鸣宣告女王陛下的到来，随后是奏国歌。女王坐在一个华丽的锻金宝座上亲自致答谢词。然后，她站起身来，仪态万方地走上讲台，以一连串的屈膝礼回答众多人群的欢呼，表现出一种威严却又做作的风度。
第二年是她即位的第50年，这年6月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维多利亚由她的高官显贵们簇拥着，后面跟随一大群光彩耀人的外国国王和王亲国戚，驱车穿过首都热情洋溢的人群，前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向上帝作感恩祈祷。在那举国欢庆的时刻，过去残留下来的憎恶与不和全都烟消云散。女王被认为是她子民的母亲，是他们伟大帝国的象征；她也以满腔热情来回报人民对她的这种双重感情。她知道，她也感觉到，英国和英国人民以某种奇妙却又简单的方式。欣喜、怜爱、感激、深切的责任感、无限的自豪，这就是她的主要感受，其余部分则还有别的东西来渲染加强。在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后，幸福终于重又回到了她的身边——也许是断断续续的，而且还不无沉重之感，但却是真实的，确定无疑的。她已经不太习惯的这种感受充盈并温暖着她的心灵。在白金汉宫再次举行冗长的庆祝典礼后，人们问她身体可好，她回答说：“我很累，但我很高兴。”
欧仁妮（Eugènie，1826—1920），法国拿破仑三世之妻，曾在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曾三次摄政。1870年色当战役失败后与家人一起流亡英国。
祖鲁战争（1879），在南非东部爆发的一场英国人与土著祖鲁人之间的战争，持续六个月，以祖鲁人失败告终。
苏丹危机，指1884—1885年苏丹的反英起义。1885年1月起义军攻入喀土穆，英国总督戈登和其他守城者被击毙。
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英国将军。曾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英军占领北京时，亲自指挥烧毁圆明园。他组织的“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后在苏丹喀土穆被当地起义军队击毙。
三
就这样，经过辛劳和狂风暴雨的白昼，漫长的夜晚来临了——温和，宁静，洒满了金黄的光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和崇敬的氛围笼罩着维多利亚晚年的生活。她的成功是一个更大成功的总结和顶峰——一个国家登峰造极的繁荣。维多利亚两次大庆之间 光辉灿烂的十年，在英国历史上是无可比拟的。看来索尔兹伯里勋爵贤明的建议，不仅给英国带来了财富和力量，而且带来了安全。英国安定下来，平静而自信地享受已经确立的显赫辉煌。维多利亚也安定下来，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她是这既定秩序的一个部分——看来还是一个基本的部分——一个固定的装置——在国家大客厅里一个宏大而不可移动的餐具柜，少了她，1890年的盛大宴会将黯然失色，端上桌来井然有序的满盘珍馐，连同庄重而引人入胜的背景音乐，将有一半会不知去向。
维多利亚的生活跟她周围的事物越来越和谐一致。艾伯特逐渐地、不知不觉地退走了。倒并不是他已被忘却——那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他不在而产生的空虚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痛苦，甚至，最后已不再那么显而可见了。终于，维多利亚觉得有可能在对恶劣天气表示遗憾时，不再马上想到她“亲爱的艾伯特总说，我们不能改变天气，我们只能听其自然”。她甚至可以享受一顿美味的早餐而不再想到“亲爱的艾伯特”多么喜欢黄油煎鸡蛋。随着那个形象慢慢淡出，留下的位置必然由维多利亚自己来填补了。她多少年来围绕一个外在的东西旋转，现在改变了，她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轴心。这是必然的：她的家庭地位，公众事务给予她的压力，她不屈不挠的责任感，这一切使她不可能顾及其他。她的自我，要求得到自身的权利。她的年岁比周围对她的敬意增长得更快，她性格的力量终于表露无遗，并由一种专横的意志自觉而无保留地强加于周围的环境。
人们注意到，从外表上看，艾伯特遗留的控制力正一点一点地失去其影响。宫廷内居丧的气氛已不再那么浓厚。当女王带着她苏格兰高地的仆人们乘敞篷车穿过海德公园时，带领儿童嬉戏的保姆们热切地注意着颔首致意的小脑袋上的帽子，在那顶帽子上，有一块越来越大的紫罗兰色丝绒饰片，还有一些乌黑发亮的别的装饰。
维多利亚在家庭内部的地位也上升到了最高峰。她的子女都已结婚，她的后代迅速增多，第三代中也已有多人结婚成家；在她去世时，她的曾孙和曾孙女不少于37人。当时有一张照片表现女王全家聚集在温莎一个大房间里的情景——五十多人济济一堂，中间坐的那位是王室的女家长。她以强大的影响力统治着所有这些人。最年幼的孩子的一点小事会引起她热切的关怀，而却把长子威尔士亲王当小孩子看待，始终不允许他参加任何政府事务；这位王储也忙于别的事情。不可否认，在她看不见他的时候，他过得很开心。威尔士亲王在他敬畏的母亲面前，他那十足的男人气概难免黯然失色。有一次，在奥斯本的一次宴会上他迟到了，这次迟到并非由于他本人的过错，可人们看见他站在一根柱子后面擦拭额上的汗水，以便鼓起勇气去见女王。当他出现在女王面前时，女王生硬地点了一下头，于是他立即又消失在另一根柱子后面，留在那儿一直等到宴会结束。发生这件事时，威尔士亲王已经五十多岁了。
女王的家庭活动有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高层外交，在她长女普鲁士皇妃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这一点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皇储深受妻子的影响，具有自由主义观点。俾斯麦对他们两人都非常讨厌，曾以恶毒的语言说，那个英国女人和她母亲是普鲁士的威胁。在老皇去世（1888）皇储即位后，这段仇恨进一步加深了，家族纠纷引发了危机。新皇后的一个女儿已跟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亲王订婚，由于沙皇的敌意，亚历山大新近被赶下了保加利亚王座。而维多利亚和新皇后一样，非常赞成这门亲事。亚历山大亲王的两个兄弟，大的一个娶了她的另一位孙女，而年轻的一个则是她女儿比阿特丽斯公主的丈夫。维多利亚很喜欢这些漂亮的年轻人，尤其希望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兄弟亚历山大也成为她家庭的成员——她觉得他是三兄弟中最漂亮的一位。不幸的是俾斯麦反对这个计划。他看出，这门婚姻会危及德国和俄罗斯间的友谊，而这一点对他的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他宣布不允许这门婚事。接着，皇后与首相之间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维多利亚对她女儿的敌人恨之入骨，前往夏洛滕堡参加了这场冲突。俾斯麦抽着烟斗，喝着啤酒，气哼哼地发出警告。他说，英国女王的目的显然是带有政治性的，她要离间德国和俄罗斯，很可能她会一意孤行。“在家庭内部事务上，”他补充说，“她不容别人违拗她”，她会“把牧师装在旅行袋里，把新郎装在箱子里随身带着，当场举行婚礼。”不过，这位铁血宰相也不是那么容易挫败的。他要求跟女王私下会面。他们谈话的详情无人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谈话过程中，维多利亚不得不意识到，跟这位可怕的人物对阵意味着什么。最后，她答应以她全部的影响力来阻止这门婚姻。婚约解除了。第二年，巴滕贝格的亚历山大亲王跟达姆施塔特宫廷戏院的女演员弗劳莱因•洛伊辛格结了婚。
当然，这类令人痛苦的事件很是罕见。维多利亚日益老迈。没有艾伯特来指导她，没有贝肯斯菲尔德勋爵来激励她，她很愿意把危险的外交问题交托给充满智慧的索尔兹伯里勋爵，以便集中精力处理更加切身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她可以绝对地加以控制。她的家，她的宫廷，巴尔莫勒尔的纪念建筑，温莎的牲畜，约会的安排，对形形色色日常例行琐事的监督，这一类事情现在比以往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她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分毫不差。她每天的每个时刻事先都经过仔细安排，她一连串的约会都是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的。一年又一年，她外出旅行的日子，什么时候去奥斯本，什么时候去巴尔莫勒尔，什么时候去法国南部，什么时候去温莎，什么时候去伦敦，很少会有变动。她要求周围的人，做任何小事都要精确，若有人背离她所制定的规则，哪怕只是一点点，她也能立即发现，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对于她的意愿必须绝对服从，不服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她人格中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有时也有人不守时刻，而不守时刻是最令她讨厌的过错之一。谁若这样，她的不悦——可怕的不悦——就会完全形于声色。在这种时候，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她父亲就是一个恪守细枝末节的人。
这些风暴尽管在来临时令人紧张不安，但很快也会过去，而且越来越罕见。老年的维多利亚，随着重新感受到幸福，变得温和而慈祥。微笑曾一度很少光临她那悲愁的脸，现在却常在她乐呵呵的脸上掠过。她的蓝眼睛带着笑意，整个脸从无表情的下垂部分开始，突然开朗柔和起来，向那些盯着她望的人显示出一种令人难忘的魅力。在她晚年，她和蔼可亲之中有一种迷人的力量，这种力量即使在她朝气蓬勃的豆蔻年华时也没有出现过。她对所有，或几乎所有接近她的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的孙辈们崇敬她；她的女侍臣们怀着敬爱的心情侍候她。为她服务是一种荣誉，这种荣誉消除了千百个使人不适之处——宫廷生活的单调，站立的疲劳，对有关时间和场所等细枝末节上必须给予的特别关注。当一个人在愉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会忘记他的腿由于往返温莎宫里数不清的过道而产生的疲劳，他会忘记他的手臂在巴尔莫勒尔的严寒中已经冻得发紫。
使这些服务变得愉快的最主要因素，是女王对她周围人员所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她好管家庭生活中舒心的琐事、小小的风波、时而出现的感情事件等。这种喜好要求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尽管她自己的家庭很大，但还不够，因此，她也成了她女侍臣们家庭事务问题上的热心顾问，甚至女佣和厨工也是她关注探询的对象，当她们的情人调往国外，或者当他们的姨妈风湿病发作而且发得特别厉害时，她都会给以衷心的关怀。
然而，身份等级之间应有的界线仍然严格地保持着。只要女王一露面，就足以使这种界线得到保证；而且宫廷礼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精心制订的规范仍像往常一样一丝不苟地在执行，这个规范曾使墨尔本勋爵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坐在沙发上，其他客人按身份依次默默地围坐在圆桌四周。每天晚餐后，王室的无比神圣的炉前地毯，带着不可企及的荣光显现在俗人们面前，也许，有那么一两次，引领他们上前走到这道鸿沟的边缘。女王在固定的时刻走向她的客人，他们一个又一个被引到她面前，在一次又一次进行着局促不安的对话时，其余的人一声不响地站着不动。在女王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臣们站着晋见女王的规定都是严格遵守的。只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严格的宫廷礼仪被允许暂时破例。当首相德比勋爵在一次大病后晋见女王时，女王表示她是多么抱歉，因为她不能让他坐下。德比勋爵后来提到这件事时，把它作为王恩浩荡的一个例证。后来，迪斯累里在一次痛风发作后晋见女王，其时正当维多利亚女王趾高气扬之际，女王赐他座位，可他觉得还是谦卑地谢绝这个恩典为好。但在她迟暮之年，她每次接见格莱斯顿先生和索尔兹伯里勋爵时，都让他们坐下。
有时，严肃的晚间例会由一场音乐会，一场歌剧，或甚至一场话剧来取代。维多利亚从孀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最明显征象之一是她在间断30年后，恢复了从伦敦召剧团来温莎宫廷演出的做法。每逢这种时候，她情绪高涨。她喜欢戏剧表演，喜欢有趣的故事情节，她特别喜爱的是闹剧。她会聚精会神地观看戏台上的全部演出，像天真的孩子一样融入故事之中；或者，当演到大结局时，她会摆出一副惟有我知的架势，得意洋洋地嚷道：“怎么样！你没料到会那样吧，你料到了吗？”她的幽默感虽然有点幼稚，但很强烈。能够欣赏皇夫所讲笑话的人并不多，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当不再有人说这些笑话时，她在自己家中仍会对一些逗人的小事哈哈笑出声来。例如某位大使的某个怪癖，或是某位不学无术的大臣说了什么不检点的话。如果笑话比较隐晦，她也就不那么高兴了；若是笑话不得体，那可是危险的，过于随便会马上招致女王陛下不留情面的指责，说不得体的话就是最大的不敬。于是，女王的嘴角下垂，眼珠惊讶地瞪出，实际上也就是说，女王的面孔显出极不和善的神态。犯禁者吓得不敢出声，一句严厉的话“我们不觉得有趣”会弄得全餐桌的人大为扫兴。在此以后，女王会对她的随从人员表示，她很担心那人“行为不检”；这是一个不容辩护的裁决。
一般说来，她的艺术趣味还停留在门德尔松、兰西尔、拉布拉凯的时代。她仍然喜欢意大利歌剧的华彩经过句，仍然要求高水准的钢琴二重奏。她对绘画的看法坚定不移，她总是坚持爱德温爵士 是完美无缺的；她对莱顿 的个人风格有深刻印象；她极不信任瓦茨先生 。她时常找人为王室成员塑像，这时她会要求把塑像的草样送给她，她仔细审看后向塑像的艺术家指出缺点，同时提出如何修改。每位艺术家都会发现，女王陛下的建议很有价值。在文学方面，她的兴趣更加有限。她非常爱好丁尼生的作品。由于皇夫称赞过乔治•艾略特 ，她便读了她的《米德尔马奇》，可是她感到失望。不过人们有理由相信，另一位女作家的小说得到了女王陛下的称赞，那位女作家在女王臣民的下层中一度很受欢迎。除此之外，她读得不多。
有一次，女王的注意力被一本出版物吸引住了，那是一本她不可能忽视的书，书名叫《格雷维尔回忆录》。这本书中使用了大量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同时也充满了对乔治四世、威廉四世和其他王室成员决无讨好之意的描写，书的出版者是里夫先生。维多利亚读完这本书后感到十分惊恐。她说这是一本“可怕的真正造谣中伤的书”。对于格雷维尔的“言行失检，粗俗无礼，对朋友的忘恩负义，对君王的无耻背叛”，她很难说清她有“多么惊骇，多么愤慨”。她写信给迪斯累里，告诉他，她认为对那本书“严加谴责和批判是极为重要的”。“他在书中提到王室时，”她补充道，“用的语气根本不像人们在历史中见到的，这应该受到严厉的指责。”她的盛怒同样指向里夫先生，因为他出版了“这样一本令人憎恶的书”，她要阿瑟•赫尔普斯爵士把她的不快转告他。不过，里夫先生并无悔改之意。当阿瑟爵士把女王意见告诉他，说“那本书诬蔑王室”时，他回答说：“一点也没有。那本书通过对比今昔情况，提高了王室的威望。”然而，这一巧辩没有给维多利亚留下任何印象，里夫先生退休时没有得到按通常惯例很可能得到的爵位称号。若是女王知道里夫先生在出版回忆录时悄悄抹去了多少对女王的刻薄评论，她也许会对他感激不尽哩。倘若那样的话，她又会怎样评价格雷维尔呢？想象在理智面前是苍白无力的。至于更多触及这个题目的现代文章，女王恐怕会斥之为“言行不检”了。
一般说来，女王在纷繁生活的闲暇，自有其消遣解闷的事儿，这些事不像研究文学或欣赏艺术那么难以捉摸。维多利亚是一个不仅有大宗产业而且有无数动产的女人。她继承了大量家具、典礼用品、瓷器、金银餐具以及各种各样值钱的东西。此外，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还购置了多得令人惊叹的大量物品，而且，世界各地还有源源不断的礼品送来给她。她仔细而不懈地管理着这大宗财物，细致入微地为这些财物操心和安排，这样做使她充满亲切而满足的感觉。收藏的本能在人类天性中是根深蒂固的。以维多利亚的情况来看，这种本能似乎产生了两种支配一切的推动力：她强烈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力量，这是她向来如此的；她渴望稳定、殷实，并渴望建立一种可感知的屏障，以抵御变化和光阴的肆虐，这种渴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增长，已经成了她老年时一种无法摆脱的心绪。她凝视着属于她的无数财物，或者根据喜爱程度挑选出其中某些部分。她实实在在地品味到了每一种物品的丰富多彩，从中她看到自己给有趣地反射在千千万万个小平面上，也感到她自己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领域中给放大了。此时此刻她感到十分快乐，那是必然的。但接着就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想象——所有的东西都滑动、撞碎、消失了；塞夫勒高级瓷餐具碎裂了，甚至金盆也莫名其妙地不知去向，还有自我，连同使自我存在的一切回忆和经验，也摇动、枯萎、融化了……但不！那不可能，那不应该！不应该有什么变化和损失！什么也不应该挪动，过去不应该，现在也不应该——她自己更不应该挪动！于是，这位固执的女人，将她的财宝收藏起来，以她不可动摇的决心宣布它们是不朽的。她不愿失去一点儿对往事的记忆，甚至对一根针。
她下令什么也不许扔掉，确实都没有扔。于是一个又一个五斗橱，一个又一个衣橱，放置着70年来的全部衣物。不仅是衣物——毛皮衣服、斗篷、饰边、手笼、阳伞、女帽等等——而是所有的东西都按年月顺序放置，标上日期，保存得完好无损。有一只很大的杂物柜用来放玩偶；在温莎的瓷器室里，有一张特制的桌子放置她童年时代的，以及她孩子们用过的杯子。旧时的纪念物密集地排列在她周围。每间房里的桌面上，都有许多亲属的照片点缀着，墙上挂着他们不同年龄时的画像，他们的形象或是用坚硬的大理石做成雕像放在基座上，或是用金银做成小塑像放在突出于墙面的小托架上。死去的人以各种形式——微型画、瓷像、与真人同样大小的油画——永远包围着她。约翰•布朗的镀金像站立在她的书桌旁。她喜欢的马和狗被赋予新的永恒形式在她的所到之处出现。镀银的夏普模型守候在餐桌边；青铜雕铸的博伊和博兹双双躺在永不凋谢的花丛中。每一件过去的东西都用金属或大理石使之长存，这还不够，所有的东西在安排上跟实物一样，也要求固定在不变的位置上。增加数量是可以的，但决不能改变内容。没有一块印花布可以更换，没有一块地毯、窗帘可以用另一块代替，即使长期使用后不得不更换时，材料和花式必须跟原来的一模一样，即使最敏锐的眼睛也难以分辨出来。温莎的墙上不容许再挂新的画，因为原有的那些是艾伯特亲自挂上的，而他的决定是永恒的。当然，维多利亚的决定也如此。为了保持原样，她召来了摄影师留影为证。女王的每一件物品都从不同角度拍了照片。照片交给女王陛下，经仔细审视并获同意后，将这些照片归入了一系列装帧精美的照相本。在每一张照片旁边的空页上有一段文字记载，编有物品的号码和存放物品房间的号码，记下物品在房间内的确切位置，以及物品的主要特点。每一件物品在经历这一过程后，它的命运就此不可改变地固定了。所有的物品，一经这样处理，便获得了永远不变的位置。维多利亚身边总有一两大卷没完没了的目录让她翻阅、思考、解释，她心满意足地认为，这个短暂的人世在她强大的威力下给留住了。
就这样，她的收藏不断增加，不断侵占新的意识领域，越来越牢固地扎根在本能的深处，变成了一种支配生活的奇特力量。她收藏的不仅是物件和想象，也是思想状况和生活方式，周年纪念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支——生日的周年纪念，结婚的周年纪念，逝世的周年纪念，每一项都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感情，反过来，又要求以一种合适的外部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个形式，喜庆的仪式或哀悼的仪式，当然是相互雷同的，这也是收藏的一个部分。例如，在某一天，巴尔莫勒尔的约翰•布朗纪念碑前必须撒上鲜花；每年出发前往苏格兰的日子也定在那一天。最能引起强烈纪念欲望的，自然围绕在死亡这个中心的周围，因为死亡是人类变化无常的最后见证人。如果人们能尽量回忆，如果人们带着强烈的感情反复断言爱的永恒，那么连死亡本身是否也不会那么微不足道了？因而，自艾伯特去世后，维多利亚睡过的每一张床，在床头右侧枕头上方都有一张艾伯特的半身照片，上面还有一个用灰毛菊扎成的花环。在巴尔莫勒尔，那里引人回忆的景物多而亲切，能唤起回忆的实物显得特别混乱。方尖碑、金字塔、坟墓、塑像、锥形石堆、刻有铭文的花岗石凳，这一切都显示出维多利亚对死者的心意。那里，每隔一年，在她到达后的日子里，都要举行一次庄严的巡视和追思活动。在8月26日艾伯特的生日那天，女王和全家人，还有她的侍臣、仆人和佃户，聚集在身穿高地服装的艾伯特的铜像下，默默地举杯悼念死者。在英格兰，纪念的标志也不少。那些丰富多彩的收藏物中没有一天不增加些东西的：风笛手罗斯的小金像；与真人同样大小的、穿戴着中古服饰的维多利亚与艾伯特的大理石组像，基座上的铭文是：“被引向更光明的世界，带路先行”；奥斯本灌木林里的一块花岗岩石板，告诉客人这里葬的是“沃尔德曼：维多利亚女王宠爱的德国小种猎狗。1872年自巴登带回；死于1881年7月11日。”
王室成员住在温莎时，女王几乎每天要去弗罗格莫尔的巨大陵墓，那里的收藏品在不断增加。但还有另一个更加隐秘却同样神圣的圣地，那就是艾伯特在温莎堡用过的一套房间。这里除了少数特别恩准者，任何人不得入内参观。在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东西都保持亲王逝世时的原貌。根据维多利亚带有神秘色彩的偏见，每天晚上，要将她丈夫的一套替换衣服放在床上，盆中的水也要更换，仿佛他还活着。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做法，有规律地、一丝不苟地执行了几乎40年之久。
这就是心灵的崇敬，而肉体是受精神控制的，日常的辛勤劳动表明了维多利亚对责任和对死者理想的献身。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自我牺牲的意识逐渐消失，那炽热的心所拥有的天然精力，在从事公务活动中得到尽情的宣泄。自少女时代即植根于内心的对工作的热爱，再次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老年的维多利亚不再写信和摆弄文件盒了，这对她不是一种解脱，而是一种痛苦。因此，尽管劳累的大臣们可能会唉声叹气，痛苦不堪，但直到最后时刻，整个政府事务仍得在她眼前进行。这还不是一切。按照古老的先例，许多公务的处理，必须有国王的亲笔签字方能生效，因而女王的工作时间，有很大一部分用于从事这项机械的任务。她从来没有想要废除这一例行公事。相反，她还自愿恢复为军队签发委任令。本来，议会已通过一项法令，免除女王的这项任务，因而在她中年时期，她已经不再为军队的委任令签字了。可是她绝对不赞成使用图章的建议。只到后来事务不断增多，这种陈旧的制度造成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延误，她才同意某些级别的文件可以只由她口头批准，但每一件公文一定得由人给她朗读，最后她说“同意”。她常常一坐几个小时，面前放着艾伯特的半身像，隔一段时间说一声“同意”。她的声音庄严洪亮，她现在的嗓音是一种女低音，丰满有力，不再是少女时代那种银铃似的女高音了！
管家，此处指首相。
指1887—1897年，维多利亚即位50和60周年之间。
爱德温爵士即兰西尔。
莱顿（Frederick Leighton，1830—1896），英国学院派画家，曾任皇家美术院院长。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男爵。
瓦茨（George Frederick Watts，1817—1904），英国画家和雕刻家，擅长大型寓意主题画，但作品主题晦涩，往往充满象征意义。还画过许多同时代名人的肖像画。
乔治•艾略特（C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首创现代小说心理分析的创作方法，代表作有《亚当•比德》、《织工马南》等。
四
在最后的岁月里，她的声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女王在臣民们的心目中璀璨夺目，她穿过最纯洁、最绚丽的光晕，升入至高无上的神圣境界。舆论对她不再有任何批评，20年前公认的不足之处，现在再也没有人提起了。这位国家的偶像其实只是英国的极不完整的代表，这一事实很少有人注意，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英国自1837年开始至1897年间发生的广泛变化，似乎很少触及这位女王。这个时期工业的迅猛发展，对维多利亚来说意义似乎不大，而艾伯特对此则有深刻的理解。这一时期惊人的科学进步使艾伯特赞叹不已，而维多利亚则对之十分冷淡。她对宇宙的看法，对人在宇宙中地位的看法，以及对自然和哲学等大问题的看法，在整个一生中完全没有什么变化。她的宗教思想，也就是她从勒曾男爵夫人和肯特公爵夫人那里学来的宗教思想。当然，也可以认为艾伯特的观点对她产生过影响。因为艾伯特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是进步的，他完全不信邪恶之神，怀疑加大拉猪 的奇迹。斯托克马尔甚至在一份有关威尔士亲王教育问题的著名备忘录中建议，当孩子“必须坚定地遵照圣公会教义抚育成长”时，也仍然可以按照时代的精神，在他的宗教教育中排除要他信仰“基督教义中超自然原则”的教诲。这当然有点儿过分，因为所有的王室子弟都是在绝对正统的教育下长大的，任何非正统的东西都会使维多利亚感到伤心。尽管她自己对正统的概念也并不十分明确，但是她的天性，使她本能地对偏激的圣公会教义中难以理解的狂热退避三分。在她的天性中，想象和敏感只占极少的位置，她最能接受的似乎只有苏格兰长老会朴素的信仰。这是可以指望的，因为勒曾是一位路德派牧师的女儿，而路德派和长老会派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在许多年里，勤奋的苏格兰牧师诺曼•麦克劳德博士一直是她主要的精神顾问。在他离开她以后，她跟巴尔莫勒尔的村民们平静地讨论生与死的问题，从中得到很多安慰。她那绝对诚挚的虔诚，弥补了老约翰•格兰特的严肃劝诫和P．法夸尔森夫人的真诚格言中所缺少的东西。那些品质，正是她真心赞美过的切斯特教长的《马太福音详解》中的品质，当时她还是一个14岁的孩子；它们“明白易懂，充满真理和善意。”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穆勒和达尔文时代 ，然而维多利亚女王的思想没能超越那个时代。
维多利亚与当时的社会运动同样有很远的距离。不论对微小的变化还是对巨大的变革，她一概不为所动。在她年轻时和中年时，抽烟在上流社会是不容许的，她终其一生都厌恶抽烟。国王们可以抗议，应邀到温莎做客的主教们和大使们可以躺在自己卧室的地毯上对着壁炉烟囱抽烟，可是禁令不能撤销。人们可能以为，作为一位女君主，她会赞同她那个时代最重要改革之一——妇女解放。可恰恰相反，只要一提到这一话题，她就会怒不可遏。1870年，她看到一份关于拥护妇女选举权集会的报告后勃然大怒，写信给马丁先生说：“女王万分焦急地号召所有能说会写的人参加制止这一疯狂邪恶的愚蠢行为——‘妇女权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可能落在女性头上、使之丧失女人的感觉和行为规范的可怕事物。女士——应该揍一顿。正是这个题目，使女王十分愤怒，不能自制。上帝创造了互不相同的男人和女人，然后让他们各就其位。丁尼生在《公主》中有一些美丽的诗句写到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女人要是让自己失去女性，那就会变成最可恨、最无心肝、最令人厌恶的人，男人意欲给予女性的保护，又将到哪里去了呢？女王肯定马丁夫人会同意她的看法的。”女王的论点是不容反驳的。马丁夫人同意她，可是弊端却散布开来了。
在另一方面，维多利亚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不断受到维护。在很长时间里，宫廷历史学家们和高雅的政治家们惯于称颂女王对宪法的正确态度。可事实似乎并不能说明这些赞扬是合理的。在维多利亚晚年，她不止一次对自己在当初内宫危机时的行为表示遗憾，让人们知道自那以后她已变得更加聪明了。可事实上，在她整个一生中，她对宪法问题的态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很难看到有什么根本变化。导致她中止与皮尔共商国是的那种专横态度和自我中心精神，同样可以在她憎恶帕默斯顿，在她以退位胁迫迪斯累里，在她要求起诉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因为他参加了一个谴责保加利亚暴行的集会——等行为中看出来。宪法复杂而微妙的原则，可以说超过了她智力所及范围。在她统治时期，对于宪法的实际发展，她只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从1840年到1861年，王权在英国稳步加强；从1861年到1901年，王权逐渐衰微。第一阶段的发展是由于皇夫的作用，第二阶段则是由于一个个首相的影响。在第一阶段，维多利亚实际上只是一个附属品；在第二个阶段，艾伯特千辛万苦集中起来的各种大权，不可避免地从她手中落入格莱斯顿先生、贝肯斯菲尔德勋爵、索尔兹伯里勋爵等强有力者的手中。也许，她埋头于日常工作，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细枝末节，哪些是根本大事，她只不过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在她统治的最后阶段，王权在英国历史上比任何时期都要衰弱。与此矛盾的是维多利亚得到了最高的赞誉，说她赞成政治革新。其实，如果她完全了解政治革新的含意，她将会极度不快。
但是，也不可以认为她就是第二个乔治三世。她要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欲望尽管非常强烈，而且不顾任何原则，但由于她的某种机敏，这种欲望受到一定的抑制。她可以异常激烈地反对她的大臣，她可以对一些道理和恳求完全无动手衷，她坚定的决心可能使人感到不可动摇，可是，到最后时刻，她的固执会涣然冰释。她天生具有对事业的尊敬以及处理事务的才能，还有，她牢记艾伯特总是审慎地免走极端，这一切使她避免陷入僵局。当她凭本能感知什么事情非她力所能及时，她总是会让步的。要不，她还能怎么办呢？
但是，如果说女王跟她的时代之间有深深的鸿沟，那么，她们之间的接触点也不在少数。维多利亚非常了解权力和财产的意义和吸引力，英吉利民族也越来越精于此道。在她统治的最后15年中，除1892年自由党政府作为一个短短的插曲外，帝国主义是英国压倒一切的信念。那也是维多利亚的信念。她只容许她的思想向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其他。在迪斯累里的影响下，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对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她变得特别迷恋东方了。只要一想到印度，她就心花怒放。她开始学兴都斯坦语 ，而且学会了一点儿。她雇用了一些印度仆人，他们成了她寸步不离的随从，其中有一个叫芒希•阿卜杜尔•卡里姆的，后来几乎填补了约翰•布朗原来的位置。与此同时，英国的帝国主义特征给她的职责增添了一种新的意义，这种意义跟她自己的内心倾向完全协调一致。英国的组织体制主要是一种缘于实际生活经验的常识结构，然而在这种结构中总会有某个角落是常识所不能包含的。对于这些地方，不知怎么的，通常的度量方法无法应用，通常的规则条例也不适合。因此我们的祖先明智地留下余地，确定了似乎永远不能从人的事务中排除的某种神秘要素。在英国的组织体制中，那种神秘主义就很自然地、集中地包含于王权之中——王权，连同它可崇敬的古老历史，它神圣的交往关系，以及它富丽豪华的排场。但是，几乎有两个世纪之久，常识一直把重点放在大的结构上，对于小的、未探明的、不能解释的角落则很少给予关注。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出现了一点变化。因为帝国主义不仅是一项事业，也是一种信仰，当它发展时，英国公众生活中那种神秘主义也随之发展，与此同时，王权开始有了新的重要意义。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象征来表现英国的力量、英国的价值、英国异乎寻常而又神秘莫测的命运。王冠就是那个象征，而王冠戴在维多利亚头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维多利亚统治末期，君王的权力大大削弱了，而君王的威望则扶摇直上。
然而这种威望不仅是公众思想变化的结果，也来自强烈的个人因素。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印度女皇，整个宏大的国家机器围绕着这个标准的枢轴在转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呢！举个例子，她的高龄几乎使她理所当然地有资格在英国受到欢迎。她本人就具有英国民族最受赞美的特性之一——坚忍不拔的意志。她统治英国已60年，而且她还在统治着。她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尽管王室的许多情况蒙在雾中，女王的性格仍得到了充分的描写，她的轮廓清晰可见。在公众的心目中，人们熟悉的女王形象带着满足安逸的神态，占据了一个清晰而难忘的位置。正是这一形象，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赞赏和认同。人们把善良看得高于人类的其他品质；而维多利亚在12岁时就说过，她“会好好儿的”，她没有食言。责任、良心、道德——一点不错！女王一直生活在这些指路明灯的光辉之中。她整天工作，操持公务，管理家庭，而不是嬉戏。很久以前在奥斯本确立的家庭生活的道德标准一刻也没有降低过。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能够进入宫廷范围之内。维多利亚恪守妇道，立下了更加严格的禁令，她极为厌恶再嫁的寡妇。基于她本人就是一位再嫁寡妇的女儿，这个禁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怪癖，但这无疑是一个较好的怪癖。中产阶级坚信他们是体面人物，他们为拥有这位在所有女王中最可尊敬的女王感到特别高兴。他们几乎要把她说成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但这只是一种奢求。因为，尽管女王性格中有不少东西常可以在中产阶级中找到，但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则不能，例如她的风度，她明显的贵族气质。此外，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显示她既不是贵族的，也不是中产阶级的，那就是她对自己的态度，干脆就是帝王的。
这些素质显而易见，也十分重要，对于个性的影响，又是真正起作用的、更深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因素。在维多利亚身上，很容易察觉出这种潜在因素：一种奇特的真挚。这个核心的特点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她的诚实，她的单纯，她的鲜明的感情，以及这些品质的无拘无束的表现。因着她的真挚，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充满魅力，同时也显得荒唐。她从不隐瞒任何东西，在人生的历程中她拥有令人叹服的自信，不管是对她周围的环境还是对她本人。这就是她，整个儿的她——英国的女王，完美无缺而又平淡无奇；世界可以接纳她，也可以舍弃她；她再没有什么需要展示、解释和修饰的了；她驾着独一无二的马车自行其道。对她来说，不仅隐瞒是不需要的，节制，矜持，甚至尊严有时似乎也可以免去。正如利特尔顿夫人所说：“她思想体系中有一种透明的东西非常动人，在表达感情或说明事实时没有一点夸张之处。这样的人据我所知是不多的。有许多人可能也很真诚，但我觉得常常总有某些保留。她什么都说了出来，有什么说什么，既不多，也不少。”她不仅什么都说了出来，而且还写了出来。她的书信，在表达上痛快淋漓，令人吃惊，使你想到一只旋开的龙头，里面的东西不停留地自动喷涌出来。她那丝毫不讲究文采的风格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很好地传达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那平庸的措辞，也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毫无疑问，她是用她写的内容来打动公众的心的。她在《苏格兰高地日记》中，通过平铺直叙的记事方式，公开了她私人生活的记录，没有一丝矫饰，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不仅是这本书，还有那些时时公布在报纸上向国人发出的著名文告，也都使她的人民感到，她和他们非常贴近。他们本能地感觉到维多利亚那种不可抗拒的诚挚，他们也投桃报李。事实上，她的这个特点确实令人感到亲切。
人格和地位，还有两者的奇妙结合，也许是维多利亚最后能够大得人心的原因。这位矮小的老妇人，白发苍苍，身穿素色丧服，坐着轮椅或驴车——有人看见她这样——紧随她左右的是那些印度仆人，这立即使人联想到非凡、神秘和力量。这种熟悉的情景，令人称羡不已。当然，在另一些时刻，这位温莎的遗孀也会赫然以女王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她最后一次，也是最令人瞩目的出场是在1897年女王即位60周年纪念典礼上。当时，维多利亚前往圣保罗大教堂作感恩祈祷，浩浩荡荡的护送行列，穿过伦敦街头夹道欢呼的人群。此时此刻，她的伟大帝国与臣民们对她的崇敬，交相辉映。当群众在她周围欢呼时，她老泪纵横，“他们对我多好啊！他们多好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说。那天夜里，她的祝辞传遍大英帝国：“我衷心感谢我可爱的人民。愿上帝保佑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接近终点，这位旅行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并且有着这么不寻常的经验，但她仍然迈着往日的坚定步伐前进。作为女孩，作为妻子，作为老妇人，她都一个样。朝气蓬勃，认真严谨，自傲自尊，单纯坦荡，是她保持到最后一刻的品质。
加大拉为古巴勒斯坦一小镇，《圣经•马太福音》说，加大拉的猪群因耶稣在其中置入魔鬼全体闯海而死。
穆勒（Jodn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与其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同为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