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最初是在《文汇报》连载发表，共计一百九十七期，这就是《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第一、二集的内容。第三集的情况则较为波折，因为在《文汇报》连载结束后，记录工作断断续续，直到1958年《戏剧报》约稿，才改为以第一人称叙述，再次开始连载发表。至于成书则是晚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姬传、朱家溍在第三集出版时撰文说：
（《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书稿）在1961年到1962年的一年里暂且搁置起来。到1963年誊正完毕，梅夫人要看看最后两章，于是前面的稿就在书柜里和其他书籍一起摆着。这部分稿不幸于1966年动乱中遗失了，只有梅夫人所看的最后两章还保存完整。粉碎“四人帮”以后，梅夫人拿出来交给了我们。关于已连载过的部分，我们从旧报刊上又重新收集起来，合在一处，除赴日本演出一章遗失，是无法补偿的以外，总算是凑齐了，这就是现在和读者见面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
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出版情况，吴开英在《梅兰芳祖籍考》书中曾做出过较为详细的叙述。吴书记载：
梅兰芳生前著述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被公认为梨园界之首，其中由他口述、许姬传记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已成为经典之作。该书最早系于1950年至1951年在上海《文汇报》的长篇连载，1952、1954年始由上海平明出版社集结出版一、二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一、二集横排本并于1981年推出第三集，1987年出版三集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东方出版社（2013年）、团结出版社（2006年）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也先后出版（东方出版社系将《舞台生活四十年》与《东游记》合并成一部并易名为《梅兰芳回忆录》）。香港天行出版社1973年推出第三集，香港百灵图书公司同期也出版过一、二、三集，香港戏剧出版社则出版一、二、三合集。台湾里仁书局于1979年出版三集合集，书名改为《舞台生涯》。最早的外文版是前苏联于1963年出版的俄文译本一、二集合订本。目前该书有的版本最多的已再版十多次，国内外累计发行一百多万册，创造了近现代艺术家个人回忆录出版发行的奇迹。
上述各种版本的署名，除梅兰芳作为口述者外，关于记录者的署名，则情况不一，基本上是包括了许姬传、许源来、朱家溍等三位。
笔者在前文里说过，实际上为此书做出贡献的尚有多人，参与写作过程者，除许氏兄弟与朱家溍外，也还有几位曾经帮过忙。譬如直接参与决策的冯耿光、吴震修；在决定材料取舍及核对史实方面，冯耿光、吴震修、许伯明、李释戡等也都不同程度参与了意见；写作上则有言简斋的协助与提供资料。《史记•伯夷列传》有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笔者以为，对于这几位参与过写作过程者，也有必要择其要者做出介绍。
（1）冯耿光
最先要谈的就是自民国初期即成为“梅党”领袖的冯耿光。吴性栽赞冯说，“始终维护梅，历五十年如一日”；此前所引用的波多野乾一及陈巨来等人著述，也无不是把冯氏列作“梅党”第一名。尽管冯生前相当低调，但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名字应该永远与梅兰芳艺术联结在一起。
正如葛献挺在《梅边三杰——谈辅佐梅兰芳登上王位的三个人》里所说的：
在梅兰芳的朋友当中，冯耿光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很神秘，一般场合多不出面，报刊杂志既看不见他的图像，新闻记者也很难见到此公的金面。但梅的重大决策及有关事业成败的重大关口，却都有此公幕后指点江山。
作为梅兰芳身边小圈子中人物的许源来，则在文章中多次记述到冯耿光对于梅氏的影响，恰可为葛献挺的话作一注脚。许源来在谈到抗战期间梅兰芳经济困窘时说道：
正在这经济极度恐慌的时候，上海中国大戏院的负责人来约梅先生唱营业戏，他说：“我们听到您的经济情况都很关心。上海的观众等了您好几年，您为什么不出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个人的报酬，请您吩咐，我们一定照办。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地自己受苦呢？”梅先生想，这固然是剧场老板看准了机会，要做一笔生意，可是多少也在替他解决一些困难。当时他就这样答复：“承你们关心，我很感激。至于演出一层，让我考虑好了明天再给你回音。”那人走后，天已经快黑了，我陪梅先生到了冯家。他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冯先生，接着问：“您看怎么回复好？”冯先生沉思了好一会儿说：“今天的问题不简单，我得先听听你自己的主张。”梅先生一声不响。接着大家吃完晚饭，他就离开了房间，我们久等不来。有人说他在楼下客厅里。我们一起下楼，推门进去，果然看见他靠在沙发上，眼睛盯住天花板，嘴里不住地喷着香烟。我们也不去打扰他，三个人静悄悄地坐着。这样，约莫过了五分钟，冯先生憋不住了，开口问他：“你准备怎样答复中国大戏院？”梅先生坚决地大声说：“我不干！一个人活到百岁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位一向安详沉静的艺术家发出这样的怒吼，我们还是不常见到的。接着，他又指着嘴上的胡子说：“如果我拿掉了这块挡箭牌，以后的事情就多了，南京要我去演戏，怎么办？万一东京要我去演出，又怎么办？明天我准回了他们。”这几句话给我们的震动大极了，当时的情景，至今如在目前。
这一段记述固然显示出梅兰芳的正义果敢，但也可以从中看到，就像葛献挺所说的，梅兰芳遇有重大事情，第一反应就是要与冯耿光商议，倾听冯氏的意见。梅、冯之间，几乎是一生保持着这样的做法，亦成了一种习惯。
冯耿光的地位虽是如此之举足轻重，但事实上大家对其身世经历又缺乏更多了解。这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可以左右梅氏，亦未离开梅氏左右的神秘人物冯耿光，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冯耿光于清光绪八年（1882）壬午生于广东番禺，字幼伟，又字又微。他在家行六，所以人称冯六爷。他年轻时曾参加科举，与汪精卫同应童子试。许姬传《从孙中山照片谈辛亥议和》文记冯耿光回忆：
我和汪精卫同县、同庚（飞案：此处冯的记忆似有误）。在我十七岁那年，曾和他同应番禺童子试，当时他很腼腆，面如敷粉，背后拖着一条红辫穗的长辫子，举止文雅，状如静女，那次他考得第一名，当时称为案首。
冯耿光没有提及他是否考取了秀才，推想他亦当是通过了考试。这就是说，冯亦是读书人出身。但他后来没有继续参加科考，而是远赴日本留学，于1901年12月至1902年11月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低于许伯明、舒石父一期，系该校所招收的第二期中国留学生，与哈汉章、蓝天蔚等为同期的同学。
冯氏归国后即留居北京，起初供职军界，日常交际尤广，与良弼、岳凤梧、汪有龄、应龙翔、吴震修等结为友好，经常一同打牌听戏，无所事事。
1907年清政府改革官制，设置军谘处，1911年改称为军谘府，其性质约相当于后来的参谋本部，是全国最高军事参谋机关，统筹海陆军事宜。军谘处（府）由郡王衔贝勒载涛等皇族担任军谘大臣，荫昌、徐世昌等兼任军谘副大臣，良弼、冯国璋、哈汉章等先后任军谘使，又以冯国璋为军谘处（府）日常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冯耿光应系通过良弼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窗哈汉章的举荐，较早即进入军谘处（府）任职，出任第二厅厅长，有说他一度还曾兼任过第四厅厅长。
笔者案：军谘处（府）第二厅厅长是一个非常特殊而且重要的职位。第二厅是中国近现代最早设立的政府谍报机构，负责搜集各国谍报及派遣驻外武官。冯得以任职厅长，官秩至低也要达到正三品。这就是说，冯耿光在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已官至三品京堂。比较而言，他的哥哥冯祥光，也就是冯五爷，其以举人身份留学德国，归国后较冯耿光更早踏入仕途，历任闽浙总督及两江总督署文案、考察宪政大臣参赞，此时仅得任驻德三等参赞官，官阶远逊于乃弟。
冯耿光正在仕途得意之际，突然遭遇武昌起义爆发。原本已被摄政王载沣等皇族强行赶出政局的袁世凯，东山再起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复出之后，曾指派冯耿光以军谘府第二厅厅长身份作为北方代表之一，参与辛亥年南北议和。但袁世凯并未视冯为自己的嫡系，甚至还有意排挤。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11月26日冯耿光被授职陆军少将，从军谘府被调归将军府变相赋闲。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民国初年官场的这种变迁，意外地成全了冯耿光的另一事业。冯耿光在这一时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梅兰芳的改良传统戏剧活动之中，把梅兰芳的“缀玉轩”变成了他的将军宝帐，亲自督阵，全力协助梅兰芳排演了大量的新戏。冯耿光还通过梅兰芳的“缀玉轩”，联络了一批袁世凯时代的政治失意人物，譬如李释戡、许伯明、舒石父、吴震修、罗瘿公、黄秋岳，等等，他们渐渐集结成为一个小小的政治团伙。
这里顺便谈一下梅兰芳之斋名“缀玉轩”的由来。梅兰芳于1916年以两千两银典下北京前门外芦草园一所宅院，其中以南房的一个四间打通的大间作为书房，日常吊嗓、排戏、绘画都在此处。罗瘿公为其室取名为“缀玉轩”，典出南宋词人姜夔的《疏影》之“苔枝缀玉”。其词云：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姜夔这首词固然是咏梅之千古名篇，切合了梅兰芳之“梅”字；然而此际梅兰芳正是声名鹊起，蒸蒸日上，姜词则多含哀怨怅惋情绪，以其喻指梅兰芳未必是十分妥帖。但是，姜词之情绪，恰又是与冯耿光等“梅党”诸公当时的心情尤为相宜的。所以，“缀玉轩”的名号，竟是深得冯氏诸公喜爱。
所幸袁世凯当政时期不长，1916年袁氏洪宪称帝失败病亡，政局开始有了转机。北洋政治军事集团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军阀势力。皖系段祺瑞与总统黎元洪掀起“府院之争”，张勋趁机图谋清室复辟，其后直系军阀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直系势力迅速扩张。冯国璋曾任军谘府的军谘使，是冯耿光的老上司，二冯私交甚好，乃至社会上有传言说，冯耿光是冯国璋本家兄弟。当此时也，国内经济界亦逢动荡之时，作为清末民初的财界首领梁士诒因赞襄袁世凯称帝而被指认为“帝制祸首”受到通缉，他所统率的“交通系”分裂为旧新两系，“新交通系”的曹汝霖等人与段祺瑞的皖系联合，一时占了上风。“旧交通系”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王克敏遂拉拢直系军阀，谋取政治上的平衡。冯耿光原被冯国璋派至陆军部任次长，但冯耿光听从吴震修意见，不愿再回军界。王克敏看准时机，与冯耿光达成默契，在王出任财政总长之后，1918年2月24日，经大总统任命，冯耿光接替王克敏，出任中国银行总裁。
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两行，是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两家国内银行，代理国库，相当于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因此，中、交两行总裁，不仅位居财界领袖地位，在政治上也是影响时局的关键性人物，冯耿光获得中行总裁的位置，随之也就走上了他人生事业的顶峰。
冯在中行第一次任职总裁，直至1922年6月5日卸任。这在以往的历届总裁中，任期要算是较为长久的。其后，1927年1月27日，冯耿光再度出任中国银行代总裁，任职又约年余。在1918年至1928年的十年间，中国银行基本是由王克敏、冯耿光与副总裁张嘉璈三人掌握，形成“三巨头”的格局。
冯耿光利用这两次担任中行总裁的机会，迅速发展其在银行内部的势力，形成了中国银行里的“冯党”。中行的“冯党”，其核心成员与“梅党”多有重叠，冯把吴震修、许伯明、舒石父等多位“缀玉轩”同志引入到中行任职；梅兰芳也因冯的关系而以“梅澜”的名义，成为中国银行的股东。梅兰芳在中行持有股份一百股，与盐业银行所持的中行股份相同，梅兰芳完全称得上是中行商股里的大股东了。所以，在梅兰芳的“缀玉轩”，冯耿光是“梅党”；而在中国银行范围，梅兰芳又无疑是属于“冯党”。
冯耿光执掌中行的十年，也是梅兰芳演剧事业的迅猛发展时期，他的“伶界大王”名号得到确立。尽管已经出现了尚小云、程砚秋等一批更为年轻的旦角艺术家，但都无法撼动梅氏的地位。在北京当时所流行的堂会演出中，大凡与银行界相关的堂会，都会以梅兰芳的剧目作为大轴。梅兰芳两次率团盛大访日，也都有中国银行的支持。从一定意义上说，梅兰芳具有中国银行的形象代言人的性质，他与中国银行的合作关系，在社会上广为人知。
这黄金的十年时间过去，到了1928年，国内政治形势再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国民党北伐成功，10月10日宣布改组国民政府，以蒋介石为主席，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财政权最初是由宋子文把持。宋子文觊觎中国银行，希图攫取中行作为国民政府的央行。中行“三巨头”的王克敏与冯耿光，在政治上都是倾向于北洋政府的，只有张嘉璈与国民党有着复杂而特殊的关系，三人之间颇为微妙。王克敏态度摇摆不定，冯耿光对于宋子文的做法予以坚决抵制，张嘉璈则对宋暗通联络，许为内应。宋子文见谋夺中行困难，一面另行成立中央银行代理国库，一面以政府权力打压中行。在宋子文的威迫之下，中行被迫将总部从北京南迁到上海，组织机构重新选举，宋子文兼任董事长，张嘉璈出任总经理，冯耿光仅任常务董事。不久，冯耿光与宋子文又因银行业务发生了直接的冲突，遂不再到行办公，自行离开了中行的领导层。
冯耿光在中国银行的事业失败，不可避免地也波及他与梅兰芳的合作。其一是冯耿光不得不随同中行南迁上海，梅兰芳也只好放弃根据地北京，全家移居沪上。梅兰芳安家就是在宴请过柯灵、夏衍的思南路八十七号，冯耿光的居所则在愚园路静园路二十三号。
其二是，冯耿光失势，令梅兰芳同时失去政治与经济双重依托，甚至还要受到冯氏的牵连。梅兰芳后来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其密切程度尚不及田汉等“左翼”人士。
第三，冯耿光在中行的原有势力受到排挤，许伯明、舒石父等人也先后另谋他就。由于“梅党”与中行“冯党”的重叠关系，客观上也造成“梅党”星散，力量大幅度减弱。
因此，以冯耿光与梅兰芳南迁上海为标志，两人的情况发生逆转。南迁之前，冯的势力要大于梅；而南迁之后，梅凭借其明星地位仍保有足够的影响力，冯则不断边缘化，日益没落。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梅耿之交，没有因为这种现实利益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梅兰芳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冯耿光的意见。
（2）吴震修
话说至此，又要引出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在梅宅里被称为“吴二爷”的吴震修。吴甚至比冯更为神秘、更为神通广大。
葛献挺文说梅兰芳的重大决策及有关事业成败的重大关口，都有冯耿光在幕后指点江山；而冯耿光的重大决策及事业成败的重大关口，又都是有着吴震修的幕后指点。吴震修可称是“冯党”与“梅党”里真正的灵魂人物。
曾经在上海香港等地主持建立华乐戏院、天蟾舞台、卡尔登戏院、文华影业公司、龙马影业公司，同时也是费穆拍摄梅兰芳《生死恨》电影出资人的著名戏剧、电影活动家吴性栽，在《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以外谈梅兰芳》的附记里说：
梅的有名的剧本，多出于齐如山、李释戡等名士之手，后期得益的朋友有张彭春和已故的费穆。而梅的最高决策人，则是吴震修。他今年也快八十岁了，这个金融界有名人士，干了一辈子银行，可从不曾攒过钱，书生本色，是我生平所敬服的一人。他有肝胆，有担当，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如有机会我将详细谈谈他之为人，现在北京，当中国保险公司的总经理。
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吴二爷，原名荣鬯，字震修，以字行，江苏无锡人，清光绪九年（1883）癸未生，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他与蔡锷、李显谟、夏士骧等自费留学生本想要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任清驻日公使的蔡钧却拒绝为他们盖章作保。他们遂在原南洋公学教师吴稚晖的带领下，跑到清国公使馆请愿。蔡钧不仅态度蛮横，还叫来日本警察，将吴稚晖等领头的几人抓捕关押，随后驱逐出境。吴稚晖愤怒至极，在被押解归国途中投河欲死，由此激起一场著名的学潮。正在日本游历的蔡元培以及胡汉民等百余留学生，为表示抗议，纷纷与吴稚晖等人一起归国。后来清廷撤换蔡钧，方才平息了这场学潮。蔡锷等得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吴震修则改入日本测绘学校学习。
吴震修毕业后返京，在军谘处主管测地与绘图的第四厅担任科长，与冯耿光成为上下级同事。而在吴震修手下的科员中，则有后来出任过国务总理的黄郛。黄郛也是留日出身，在日时曾与陈其美、蒋介石结为拜把子的兄弟，亦是民国时期风云一时的人物。
吴震修在北京任职期间，活动能力非常强，通过打麻将与看京戏，结交了包括冯耿光在内的大批朋友。他们几乎日日有牌局，牌友之间交往尤为频繁。不过，吴震修才华横溢，性情甚是古怪，自清末至国民党时期，他在政界从来不缺乏有力量的朋友，而他自己并不去涉足政界。冯耿光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后，邀请他担任中国银行总文书，后又兼任北京分行副经理，吴在金融方面也远比冯要内行。冯、吴二人的关系颇似刘备与诸葛亮，冯耿光的诸多做法，实则是出于吴震修的运筹帷幄，冯对之则是言听计从。
话题回到《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接受《文汇报》约稿时，多次反复强调，要与他的“几位老朋友”商量。这里的“老朋友”，大范围说可以包括冯耿光、吴震修、许伯明、李释戡等老资格的“梅党”成员，以及王瑶卿、萧长华、姜妙香、徐兰沅、姚玉芙、李春林等京剧专业人士；狭义地说，其实就是指冯耿光与吴震修二位核心人物。
许姬传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文里讲道：
当此书开始写作时，梅先生曾定出几条原则：
一、要用第一手资料，口头说的和书本记载，详细核对，务求详实；
二、戏曲掌故，浩如烟海，要选择能使青年演员和戏校学生从这桩故事里，得到益处；
三、不要自我宣传；
四、不要把党政军重要人物的名字写进去，这样会使人感到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份；
五、不要空发议论，必须用实例来说明问题；
六、我们现在从清末谈起，既要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又要避免美化旧时代的生活，下笔时要慎重。
这六条原则非常精彩，尤其值得目前流行的口述史借鉴。依照梅兰芳的一贯的做事习惯，我们可以作出判断，这个六条，即应是梅兰芳与老朋友冯耿光、吴震修等三人商量的最终结论。而这一结论，无疑又主要是出自吴震修的通盘考虑。
梅兰芳与冯耿光、吴震修的交情都维持了五十年以上。吴性栽在梅兰芳逝后作文《沉痛中的怀念——再谈梅先生》，文中引录过一封吴震修写给他的信函。吴震修在信中说：
梅院长忽然逝世，殊出意外，我等事前毫无所闻。七日（飞案：指1961年8月7日）忽有人至冯六爷处打听，说梅院长进了病院，病势严重；八日正在向在沪之许源来追问究竟，而噩耗至矣。尚系姚玉芙从城外赶到护国寺家中打来长途电话，至今尚未接详信报告，盖有意瞒着六爷与我，不意变化如是之速！据京友向别处写信，大爷（原注：指梅）二十日心痛一次，到医院看了即回家，到三十日饭后又大痛，即以救护车送阜外心脏病医院，已甚危险，施用氧气维持。至七日晚间稍有转机，要东西吃，吃了五六片饼干，并对人云，我没有什么，何必这样大惊小怪。要大便，叫在床上而不肯，谓非下床不可。下床一上马桶，一用力，就此呼吸不继而亡！隔壁房间，家属人等，连大奶奶（原注：即梅太太）都没有赶上云云。人孰不死，死得其时，十足光荣。
梅兰芳逝世，冯耿光、吴震修二人都列名“治丧委员会”成员。冯耿光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受到宋子文等人的排挤，离开中国银行董事会，改任高等顾问。共和国后出任中国银行私股董事，不久退休。在梅兰芳身后，冯耿光与吴震修亦随之谢幕，关于他们后来的情况，甚至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冯耿光于1975年逝于上海，享年九十三岁。吴震修则殁于1966年12月31日，享年八十三岁。
（3）言简斋
最后再说一位亲身参与《舞台生活四十年》记录工作的人物，就是许姬传的表兄言简斋。笔者案：许姬传在许、徐两家的亲戚人数众多，如著名的近代学人徐一士与凌霄汉阁主徐凌霄，都是许姬传的堂舅；许姬传夫人又是曾任清兵部右侍郎的大画家戴醇士的曾孙女，若再添上其妻族的关系，几乎可以再另外作一部书。这些亲戚们还特别喜欢亲上加亲的做法，使得互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譬如，许源来夫人徐泽秀，是外祖父徐致靖的弟弟徐致愉的孙女；徐致靖的长兄徐臻寿的女儿，与言有章结婚，他们的儿子即言简斋与言申夫兄弟。而言简斋与言申夫兄弟，又分别娶了徐致靖的长子徐仁铸的两个女儿。所以，许姬传与言简斋，既是姨表兄弟，又可称言为姑表姐夫。想来许姬传也是怕麻烦，索性只简单说言简斋是其表兄。
言简斋那边则又是一大家族。言家祖籍江苏常熟，传为孔子的弟子言偃即子游的后代，至今常熟市内有“言子巷”，虞山犹存言子墓。
言氏在近代最为著名的人物则是言简斋的伯父言敦源，其字仲远，由徐仁铸推荐而成为袁世凯的重要幕僚，清末曾任直隶巡警道、长芦盐运使，民国初期任内务部次长、代理总长。后来离开政界，同他的儿女亲家周学熙一起经营实业；周学熙等创办中国实业银行，言敦源曾任常务董事、代董事长。
言敦源有两弟，一名有章，字骞博，清末曾任知县；一名敦棣，字同蔚，民国曾任职盐务署。
言简斋是言有章之子，清光绪十三年（1887）丁亥正月生，名雍然，字简斋，青年时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后授奖举人，任职民政部主事。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内务部科员、佥事、科长，京都市政公所科长、副处长。1928年后任北平市政府股长、天津市财政局秘书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市教育局股长、荐任秘书。共和国时代则担任过北京市文教局秘书、首都图书馆干事。
如从其经历来看，似乎言简斋始终屈居小吏，碌碌无为。实际则并非如此，此人又是一位“遗少”的代表人物，早在清末其尚在译学馆时，即已蜚声京华，与许宝蘅、张孟嘉等皆为友好。他们这一个小团体，原本是谭鑫培的忠实观众，言简斋则从中分化出来，又成为梅兰芳的观众。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谈到言简斋说：
他是中国最早创办的外国语学校（原注：译学馆）的学生。我在文明园演唱时期，这班学生，课余常来听我的戏，都是我早期的忠实观众。那时池子里听戏的有一班纨绔子弟，脾气很是骄纵，经常包着当中几张桌子，在里面横行霸道，任意胡来。遇到演员出场，不是他们爱看的，就脸冲着墙，喝茶、抽烟，嗑瓜子。有时还毫无目的叫“倒好”，“打通”。场内有了他们，秩序就不能安静了。
译学馆的学生，在当时是比较热情而天真的。看不过去这种怪样子，就在这一班捣乱的看客周围定了一圈桌子。遇到这些捣乱分子叫“倒好”、“打通”的时候，他们就大叫其好，盖过了“倒好”和“打通”的声音。这样才把那班纨绔子弟的气焰压下去了。
言简斋即是梅兰芳所说的译学馆学生中的领头人。许姬传则在《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文中为梅兰芳这段话加写了一个注脚。许引了一段梅兰芳的原话说：
我进过几年私塾，后因家境困难，要担水、劈柴、出门购物等，家务缠身，只能辍学。等我出台后，就结交了冯六爷（幼伟）、许伯老、舒先生（石父）、齐先生（如山）……这些人对我的生活从台上到台下，表示了关心和监护；还有译学馆的学生，你的表兄言老（简斋）、郭八爷（民原）、张孟嘉、张庾楼等都是我早期的朋友，这些人都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总之，我有今天的名气，是各种好的因素匡合而成，饮水不忘淘井人，在那种社会里，他们是直言相告，肝胆相照，数十年如一日的。
这样看来，梅兰芳与言简斋也是五十年以上的朋友，言简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梅兰芳艺术生涯的见证者。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之《二本〈虹霓关〉》回忆民国二年（1913）他在广德楼的一次演出，因为梅兰芳当日在湖广会馆有戏，来不及赶场，结果观众鼓噪起来，剧场内的秩序大乱。这是梅兰芳早期的演艺经历中，非常引人注意的事件。然而，梅兰芳在忆及此事时，却需要他的这位老朋友言简斋的帮助。《舞台生活四十年》里也记述下了言简斋的回忆，书中写道：
第二天中午，我们正在整理稿子，这位言先生果然来了。听见我们在写那天的义务夜戏，他就嚷着说：
“巧极了，那天的盛会，我正赶上啦。当时台下那种鼓噪的情形，虽然隔着快四十年，在我却还是像在眼前一样的。”
“那太巧了。”梅先生说，“我那天赶场，只知道后台那一会儿的事情。前台是怎么样闹起来的，请您来说吧。”言先生坐下来，点着一支烟卷，仰着头，想了一想，就开始很详细地述说当日前台紧张的情形。
“不错。这是在民国二年的初夏，日子记不清了。我跟几个朋友预先定好了一个包厢，同座还有红豆馆主侗五爷。我进馆子的时候，台上正是吴采霞唱的《孝感天》，下来就是《黄鹤楼》，刘鸿声的刘备，张宝昆的周瑜。那时听戏的人，也太感情用事。刘备跟周瑜对桌饮酒的时候，不是周瑜要冷笑、刘备要傻笑吗，台下就叫了几声好。因为两个演员，都有表情，跟着又找补一句，‘刘鸿声的好’。在好上加演员的名姓，实在是少见得很。无怪侗五爷听了要发愣了。
“戏单上写着梅兰芳、王蕙芳合演《五花洞》，戏码在《黄鹤楼》前面一出。观众先以为是把两个戏码换了演的，那么下面该是《五花洞》了。等着瞧见《盗宗卷》的太后上场，就知道不对了。《盗宗卷》是谭鑫培的张苍、贾洪林的陈平、戴韵芳的太后、谢宝云的张夫人、陆杏林扮张苍的儿子，照习惯是不会唱在《五花洞》的头里的。那准是《五花洞》不唱了。登时台下不答应，骚动起来。人丛里面乱哄哄地有许多人在自由发言，说：‘为什么没有《五花洞》？为什么梅兰芳不露？’您想楼上下都这样嚷着说话，秩序还能好吗？这情势越来越严重，就连老谭的张苍出场，也压不下来。等他唱过两场，台上贴出一张纸条，上写‘梅兰芳今晚准演不误’九个大字，这才算稍为平静了一点。在这种纷乱的情绪里面，老谭也唱不痛快，把这出《盗宗卷》总算对付过去。跟着王蕙芳扮的东方氏上场，台下又都嚷着说：‘《五花洞》改了《虹霓关》，梅兰芳又露了。’等梅先生扮丫环出场，观众是欢声雷动，就仿佛有一件什么宝贝掉了，又找了回来似的。那种喜出望外的表情，我简直就没法加以形容。
“扮王伯党的又是陆杏林。一声‘押上堂来’，看他的扮相，真有点碍眼。照例是戴扎巾，穿箭衣。那天的王伯党，头上不戴扎巾，而带甩发。等他答应了东方氏的亲事，我旁边一位老听戏的说：‘瞧他怎么拜堂。’内行在台上可真有他的办法。你猜怎么？他加戴了一顶红风帽，这不就对付过去了吗。”
“我们内行后台的习惯，”梅先生告诉他的老朋友说：“遇到赶场或者开打的时候，演员不小心把头掭了（原注：演员卸除头上的网子水纱，内行叫作‘掭头’），惟一救急的办法，就是加上一顶风帽。”
“原来如此。”言先生接着说，“这是我们外行所不能知道的了。大轴是《殷家堡》，杨小楼的黄天霸、黄三（润甫）的殷洪、钱金福的关太、王拴子（长林）的朱光祖、九阵风的郝素玉，搭配得非常整齐。可惜时间已晚，观众也都尽兴了，有不少人就离座走了。”
“您的记性真好。”梅先生说，“四十年前的旧事，讲得这样的清楚细致，真不愧是一位听戏的老行家。”
言简斋的回忆具体而生动，可见其人于京剧是何等之内行，而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类似的情况，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还尚有多处，至于没有注明出处而事实来自言简斋之叙述者，暂时还无法一一列举出来。
遗憾的是，以言简斋这样的才学与经历，在彼时的时代里，这位“遗少”已无用武之地。身为“新社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却没有舍弃为人处世的“旧道德”。梅兰芳爱惜言简斋的才华，也同情言的境遇，聘请言作为自己的秘书，帮助做些日常的文字工作。言氏的文言较为出色，是桐城派古文一路，曾经为梅兰芳代笔作有《海宁许直庵先生暨德配徐夫人墓表》。
言简斋在梅宅的工作，也包含有帮助《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回忆整理工作。许姬传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文里说：
梅先生述说的戏曲掌故，每一件事都经过反复核对才发稿。王氏昆仲（瑶卿、凤卿）、萧老（长华）、姜老（妙香）、徐老（兰沅）、姚老（玉芙）、李老（春林）都是我们的第一线顾问。
还有言简斋表兄，在译学馆求学时，就是梅先生的忠实观众。新中国成立后，梅先生请他来办理文书，协助写作，本书叙述晚清时社会风貌和生活习惯，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梅剧团巡回演出时，他每日到护国寺街阅看来自各方面的材料，随时向梅先生通信汇报，重要的用电报或长途电话通知。梅先生除了按月赠送月薪外，每次旅行演出归来，还有优厚的馈赠，他们的交谊是非同恒泛的。
基于以上的这些叙述，以笔者的意见，言简斋也应被视为是《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记录者之一员。
梅兰芳逝世后，仅隔数月，未知因何机缘，言简斋忽然被聘作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这在当时是难得的殊荣，言氏晚年的生活总算是也有所保障。但是，言简斋的才学，仅仅是在梅兰芳处以及《舞台生活四十年》里留下些痕迹，他所知道的大多数宝贵资料都没能及时存留下来。1972年2月8日，言简斋病殁于北京，享年八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