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特意搬请言简斋来回忆的那场发生在民国二年（1913）初夏的演出，当天同在北京大栅栏的广德楼剧场里，还坐着一位穿西装，留小胡子的中年人，在观众骚动起来的时候，还曾站出来帮助维持秩序，却被“抡圆了碰了个大钉子”。众人叫喊着，“我们是花钱来看梅兰芳的，没有他的戏就退票，用不着废话”——据这个中年人说，那天梅兰芳的面子算是十足，但与他同台演出的杨小楼和谭鑫培，脸上就不太好看了。他描述说：

小楼一出戏，整个在人声嘈杂中唱完了，等于白唱。鑫培以北京第一位名角，抵不过兰芳，鑫培又是爷爷辈，比兰芳大四十多岁，今竟落了这样一种情形，其难过也不减于小楼。小楼演完，一句话没有说就走了。鑫培老早把行头穿好，脸彩揉好，只是没有戴网子。田际云过来乐着告诉我说：“谭老板要看兰芳的戏。”我问他何以知之？他说：“您看他都扮好了，只差戴网子了，他若不是想看戏，他不会这么早就扮上。”我当然也以为然。及至兰芳一上场，观众之欢迎起哄，自不必说，老谭果然在台帘看了多半出，我当然也要看看。看完之后，谭摇了摇头，对我说：“没什么呀？”意思是没什么好处。我点点头没说什么。

虽然说谭鑫培没看出什么来，这位留小胡子的中年人却因为亲见到梅兰芳强大的叫座能力而深受震撼。他从此开始关注梅兰芳的演出，继而通过书信与梅兰芳建立联系，最终走进了梅兰芳的缀玉轩，成为“梅党”里知名度极高的重要成员。这个中年人就是因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而为今日观众所熟悉的齐如山。

（1）家世及早期事业

齐如山原籍河北高阳县，生于清光绪元年乙亥十一月初八日，即1875年12月26日。他的父亲齐令辰是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三甲第七十八名进士，同科的状元就是近代赫赫有名的实业家张謇，同年里还有徐仁镜、梁士诒、刘廷琛、关冕钧、熊希龄、沈云沛、王瑚、江春霖等著名人物。齐令辰有三子，长子名宗祜，字竺山；次子宗康，字如山；三子宗颐，字寿山。三子后皆以字行。

有一个发生在齐家的相当有趣的现象是，齐家三兄弟，每人分别又与一位当世声名显赫的人物成为挚交，自己亦因之而知名于当世。齐竺山是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为挚友，齐如山交往的即是梅兰芳，老三齐寿山则是鲁迅一生的好朋友。

李石曾也是高阳人，其父是齐令辰考取进士时的主考官之一、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因此，李鸿藻与齐令辰有师生之谊。李鸿藻又让齐令辰为自己的儿子李石曾等开蒙授课，而他则把齐令辰的三个儿子又都陆续推荐就读于北京同文馆，他们两家走动甚勤。李石曾于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越崎赴法，后来留在法国读农业学校，主要研究大豆，并且积极介绍中国豆腐的做法，引起了法国人的兴趣。1908年李石曾在巴黎附近开设豆腐工厂，生意颇好，便请齐竺山来法帮忙，担任工厂经理，协助他料理生意。又因为豆腐供不应求，急需从国内调人来支援，齐竺山遂要比他小八岁的二弟如山先后两次从农村招募青年劳工，送至巴黎工厂帮忙做豆腐，此亦即近代中国赴法勤工俭学之滥觞。齐如山两度旅欧，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齐寿山比齐如山小五岁，北京同文馆毕业后，1907年5月与蔡元培等一起留学德国，1911年中断学业归国，1912年5月至1926年8月间任职教育部，历任主事、视学。他在这期间与鲁迅成为同事，并与鲁迅结为一生的挚友，《鲁迅日记》里多次提到他。1927年10月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兼监察院院长、司法部长，齐寿山赴南京担任蔡元培秘书；次年蔡辞职后，齐寿山转入邓宝珊部任幕僚。

齐家全家三十余口早在1903年即搬迁至京，居住在西裱褙胡同三十一号（后改编为五十一号），他们弟兄三人一直没有分家，相处尤为和睦融洽。1915年齐氏兄弟在北京前门外西柳树井二十六号开设“大和恒粮店”，紧邻第一舞台剧场，信誉极佳，生意兴隆。有次萧长华与齐如山在国剧学会开玩笑说：“齐先生您研究了这个，往哪儿吃饭去呀？”萧的意思是说，齐如山研究京剧是赚不了钱的。齐如山回答：“我研究这个，不是为吃饭，而是吃了饭来研究。”萧长华就说：“好在您有大和恒，用不着在戏界找饭吃。”萧长华就是大和恒粮店的老主顾。

齐如山第一次护送劳工赴法是在1910年，次年因父病笃而与弟弟齐寿山一起返回北京。李石曾从这次豆腐工厂招收中国劳工的事情得到经验，发现“勤工俭学”较办豆腐工厂更是大有作为。1912年5月，李石曾联合了吴玉章、吴稚晖、张继、张静江、褚民谊、齐竺山、朱芾煌、孟仲璞等人，在北京发起设立了“留法俭学会”，附设留法预备学校。学校的日常校务工作即由李石曾与齐竺山、齐如山兄弟主持。1913年齐如山第二次护送劳工赴法，但为期不长。由于李石曾急于拓展“勤工俭学”事业，在没有充分考虑的情况下，为法国公司招收了五十多名劳工，在法国引起工会强烈抗议。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法勤工俭学人员遭遇困境，生活无助，这项工作遂难再进行下去。

齐如山在两次赴法之间，开始在北京极力宣传欧洲文明的优越，尤其推崇欧洲戏剧，以为要远较中国戏剧先进得多。民国元年即1912年，谭鑫培、田际云等组建戏剧工会性质的正乐育化会，邀请齐如山演讲。齐即以此次演讲为基础，出版了《说戏》（1913）、《戏剧建言》（1914）两书，对于欧洲戏剧的剧场、音乐、表演等做出较为全面的介绍，主张学习欧洲戏剧，统筹全局，推动中国传统戏剧实现渐进式改良。齐如山在《说戏》里阐释他的“渐进改良”观点说：

鄙人所以主张先改良旧戏者，因为现时文界、戏界，还不能坐到一处共同斟酌改编改组。中国文人自作聪明的很多，听见说应当改良戏曲，他便拔出笔来，掀开墨盒就改良，什么板眼，什么调门，怎么个过场，台上怎么个铺排，他全不管。所以现时文界戏界仍多格格不入，因为这个原故，许多人爱听旧戏，不爱听新戏，所以先由旧戏改良，收功较易。

因为齐寿山的关系，鲁迅也曾看到过齐如山的《说戏》一书。鲁迅在1913年9月5日的日记里曾记过，“齐寿山赠《说戏》一册，其兄如山所作”。但鲁迅没有留下他的评论意见。

齐如山后来还与鲁迅见过数面，但鲁迅没有因与齐寿山的关系而对齐如山抱有好感。1934年11月6日，鲁迅发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文中说到：

（《现代》）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中略）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原注：《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看来在鲁迅眼中，齐如山就是一位“帮忙”的，梅兰芳的“帮忙”。

（2）缀玉轩里的编剧工作

齐如山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无法进行下去，他对于戏剧的兴趣却日渐浓厚，特别是格外关注梅兰芳的演出，兴之所至，还写信给梅兰芳，向梅提出了很多改进表演的建议。梅兰芳遂也通过这些书信而注意到了齐如山的存在。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牢狱鸳鸯》说：

1912年清帝制推翻以后，全国各界都向维新的路上走去。戏剧界自然不甘落后，也想灌输一点心得知识，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准。就由田际云、余玉琴等发起组织了“正乐育化会”。会里附带办了一个育化小学校，鼓励本界的子弟入校读书。会长一席公推谭鑫培担任，副会长就是田际云。这个机构有点像后来的梨园公会，可是它跟外界却不断地保持着适当的联系。例如民国元年黄克强等到了北京，我们就召集全体会员，开会欢迎他们。同时也常请文艺界的朋友到会演讲。有一次我在会上听过齐先生的演讲，他所说的全是些有关外国戏剧的情形。有人告诉我说：“此人姓齐，刚打法国回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齐先生，我们并不认识，也没有交谈。转过年来，他常到天乐茶园听我的戏。我先没有注意到他，有一天我接到一封署名齐如山的信，批评我的演技，某处的身段可以改变一下，某处的表情还不够深刻，某处词句可以改动一下。我看完了这封信，觉得他说得有对的地方，下次再演这出，或者在别出同类的戏里，我就按着他的提议修改了。他看我采用了他的意见，更感兴趣，就接二连三地仍用书面来跟我商榷。差不离每看一次戏，回去准给我写一封信。这样大约过了好几个月，我慢慢地也明白坐在池子前排的一位黑黑的脸子、留着一簇小胡子、中等身材、穿了一套很朴素的西装的老听众，人又好像是在哪儿看见过的，这就是拿写信当作常课、每天要烦邮务员到我家来走一趟的齐如山先生了。有一天我让跟包大李到前台送给他一封信，约他来细谈。果然他是准时而到，谈得非常痛快。从此他要对我的艺术提意见，就不必再用书面的方式了。

关于这段故事，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及多篇文章里也有过更为详细描述，大概经过与梅兰芳的回忆是一致的。齐如山在回忆录里说：

自此我就常往他家去。他从前的几位朋友，倒不常去，常去者只有最初教他皮黄的吴菱仙，后来又有教他昆曲的乔蕙兰，我们四人，常常地一同吃午饭，品行都很好，从此我就决定要帮助他。不过是如是者来往一年多，只是谈谈旧剧，没有说过排新戏，因为从前编了戏找人排吃过碰，所以以后不肯轻易提到编戏，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排新戏的能力如何，故尤不愿说及。

梅兰芳与齐如山这次会见之后，齐如山即在“缀玉轩”正式登场。从这时起，一直到梅兰芳移居上海，他们的合作约维持了二十余年。齐如山在回忆录里叙述说：

说到我帮梅兰芳的忙这一层，虽然不敢说全国皆知，但知道的人确是很多。说真的，实实在在我也帮了他二十多年，可以说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一直到他搬到上海去住才算停止，这是不错的。

许姬传、邹慧兰合撰的《齐如山传略》，把齐如山在缀玉轩二十余年的工作归纳为三项，即编剧、赴美演出和收集资料。

编剧是齐如山的首要工作，齐亦是以剧作家名世。他在回忆录里单设一章为《编戏》，回顾了其编剧生涯。齐如山为自己开出一份剧目单子，其中“自编之戏，均已演出”剧目，共有二十三个。如下：

《牢狱鸳鸯》《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晴雯撕扇》《天女散花》《洛神》《廉锦枫》《俊袭人》《一缕麻》《西施》《太真外传》《红线盗盒》《霸王别姬》《生死恨》《木兰从军》《凤还巢》《童女斩蛇》《桃花扇》《麻姑献寿》《上元夫人》《缇萦救父》《春灯谜》《空谷香》。

关于这份剧目单子，存在有颇多的争议。在讨论这份单子之前，我们应该首先了解一下梅兰芳编写新戏的基本方式和流程。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介绍说：

我排新戏的步骤，向来先由几位爱好戏剧的外界朋友，随时留意把比较有点意义，可以编制剧本的材料，收集好了；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大略地写了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同商讨。有的对于掌握剧本的内容意识方面是素有心得的，有的对于音韵方面是擅长的，有的熟悉戏里的关子和穿插，能在新戏里善于采择运用老戏的优点的，有的对于服装的设计、颜色的配合、道具的样式这几方面，都能够推陈出新，长于变化的；我们是用集体编制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个试探性的工作的。我们那时在一个新剧本起草以后，讨论的情形，倒有点像现在的座谈会。在座的都可以发表意见，而且常常会很不客气地激辩起来，有时还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没有丝毫成见，都是为了想要找出一个最后的真理来搞好这出新的剧本。经过这样几次的修改。应该加的也添上了，应该减的也勾掉了。这才算是在我初次演出以前的一个暂时的定本。演出以后，陆续还要修改。同时我们也约请许多位本界有经验的老前辈来参加讨论，得着他们不少宝贵的意见。

因为采取这样的编剧方式，所以梅兰芳经常强调，其剧本多是出自缀玉轩同人的集体编制。他文中所说到的，“再由一位担任起草，分场打提纲，先大略地写了出来，然后大家再来共同商讨”，这项工作则大多是由齐如山来承担的。何谓“打提纲”呢？用齐如山自己的解释说是：

国剧处处都有特别的规定，所以一切事情都有提纲，提纲者把该事预先详列一表，以防遗忘差错也。如新排一戏，则所有场子先列一表，第一场某人上，第二场某人上等等，该场谁先谁后，都详列表上，此种名曰场子提纲，这种提纲，归后台管事经理，西洋戏中亦有之。

从这一解释可以知道，“打提纲”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编剧”的概念，还是有着很大差距的。倘若齐如山提出，上述剧目均系由其“打提纲”，这倒是极有可能；但如果是使用“编剧”的说法，那就不甚妥当了。以齐如山所开列的“自编”剧目中的部分为例，根据现有的资料最宽泛地说：

《嫦娥奔月》是由李释戡与齐如山两人执笔；

《黛玉葬花》是齐如山打提纲，李释戡编写台词，罗瘿公修订；

《洛神》一剧，许姬传《〈洛神〉的一个镜头》文说：“梅先生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缀玉轩里邀请剧作家、诗人、画家共同创作了诗剧《洛神》。”

《西施》乃是罗瘿公执笔，经王瑶卿改定。

《天女散花》则早有李释戡已将其剧本出版。

《生死恨》是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改编为京剧《易鞋记》，后来梅兰芳组织人重新将其再度创作，改由许姬传执笔，最后定名为《生死恨》。梅兰芳所演出之《生死恨》，与齐如山之《易鞋记》大不相同。

我们另从文本角度分析，齐如山著述甚丰，以其著述与这些剧作相对比，同一作者而文笔如此不能统一，这是古今中外的剧作家都不可能做到的。更为明确地说，在梅兰芳的“缀玉轩”之中，参与编剧工作的罗瘿公、李释戡、黄秋岳等皆为近现代著名诗人，各有诗作传世。以齐如山在诗词方面的修养，根本无从与之比拟。换言之，梅兰芳剧作中的诗意浓厚的词句，就不是齐如山所能做得出的。

因此，对于齐如山在编剧方面的工作，不能不采取谨慎的态度。较为适当的说法是，齐如山参与了梅兰芳诸多剧目的创作，是诸多剧目的编剧之一，同时他也改编过一些剧目。至于谈到哪些剧目可以列作齐如山个人的代表剧目，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整理。

关于齐如山创作剧目的情况大抵如此，还有必要再谈谈他对于其创作新戏的相关叙述。

齐如山以传统戏装新戏《牢狱鸳鸯》作为其为梅氏编剧的开始。齐如山说，最初是因为上海演员林颦卿来京，以演出新戏《白乳记》《狸猫换太子》等为号召，大受北京观众欢迎，梅兰芳所在班社的营业演出，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齐如山在回忆录中写道：

兰芳此时已知，不排新戏，不能与人竞争，乃商之他以先几位朋友，他们虽都爱好戏剧，但都是外行，无人能编，兰芳乃商之于我，我说：“编戏并不难，但不知你想演哪一路的戏？”他说：“类似《白乳记》这路戏就成。”我说：“这戏容易得很，不过毫无价值，只能风行一时，过些天就不成了。而且这种戏已出了旧戏范围，可以说是脱离了旧戏，这是上海滩的戏，北京不宜演，你们规矩角色更不宜演。”我又说：“我常想编几出神话戏及清高的言情戏。”他说：“好极了，就编那种戏罢。”我说：“别忙，这类的戏，我虽然早就想着试编，但编的好与否，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就是我编出来，您能演的合格与否也不敢说，倘头一次就搞糟喽，以后的声名，不容易挽回，还得小心试着步儿来，一时不可冒昧。我们还是先编一出旧式的戏来试试看。”于是就编一出《牢狱鸳鸯》，完全旧式，演出后，人山人海，大受欢迎。其实编得很平常，但由此我便认清，梅兰芳确是一位有能力的演员了。

笔者案：《牢狱鸳鸯》首演于1915年11月。在此之前，梅兰芳业已排演了多出新戏。他的第一个新编剧目是1914年10月首演的时装新戏《孽海波澜》，1915年5月以后又陆续推出了时装新戏《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等。齐如山罔顾事实，以《牢狱鸳鸯》作为梅兰芳排演新戏之开端，其意在于突出自己的作用，误导读者以为梅兰芳是因为演出了齐的剧目才得以形成“人山人海，大受欢迎”的大好势头。坦率地说，齐如山的这种做法，已经不能再用“自己往脸上贴金的毛病”来遮盖，实质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曾经详述他在民国初年排演新戏的经过，即书中的《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部分。梅兰芳于1913年秋第一次赴沪演出，受到来自上海的强烈刺激。他最为感兴趣的，就是上海戏剧界所表现出来的，与北京迥异的新鲜环境与新鲜事物。

有的戏馆是靠灯彩砌末来号召的，也都日新月异、勾心斗角地竞排新戏。他们吸引的是一般专看热闹的观众，数量上倒也不在少数。

有些戏馆用讽世警俗的新戏来表演时事，开化民智。这里面在形式上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夏氏兄弟（月润、月珊）经营的新舞台，演出的是《黑籍冤魂》《新茶花女》《黑奴吁天录》这一类的戏。还保留着京剧的场面，照样有胡琴伴奏着唱的；不过服装扮相上，是有了现代化的趋势了。一种是欧阳（予倩）先生参加的春柳社，是借谋得利剧场上演的。如《茶花女》《不如归》《陈二奶奶》这一类纯粹话剧化的新戏，就不用京剧的场面了。这些戏馆我都去过，剧情的内容固然很有意义，演出的手法上，也是相当现代化。我看完以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梅兰芳在这种刺激之下，猛然意识到，“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他在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与冯耿光、李释戡、许伯明、舒石父等人商议，要尽快跟上时代的步伐，开启他个人在北京的京剧“改良”行动。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回顾说：

我初次由沪返京以后，开始有了排新戏的企图。过了半年，对付着排了一出《孽海波澜》。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不愿意还是站在这个旧的圈子里边不动，再受它的拘束。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我也知道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我已经下了决心放手去做，它的成功与失败，就都不成为我那时脑子里所要考虑的问题了。

对于年仅二十岁的梅兰芳而言，他的这种觉悟也是其艺术生涯中的第一座里程碑，也是梅兰芳京剧艺术的真正起点。但齐如山却只为自己贪功，完全无视青年梅兰芳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这种觉悟对于梅兰芳的重大意义，兀自喋喋不休地说什么是为与林颦卿之流作商业竞争，经他出手拿出《牢狱鸳鸯》，立即扭转了局势，梅兰芳得以声名大振。这就是齐如山对于事实的公然歪曲。顺便说一句，《牢狱鸳鸯》的题材也不是齐如山发现的。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说：

这一段故事是吴（震修）先生从前人的笔记里替我找出来的。

这件事情，齐如山却是在回忆录里不肯漏出半句口风。

现在时隔一个甲子，笔者所以要翻检出这些尘封多时的往事，其目的不在于对齐如山做出道德审判。作为当事者的梅兰芳，便是有着足够的雅量。梅兰芳在其《入党自传》里评价齐如山说：

齐如山是三十多年前因为看我的戏给我提意见而认识的，他对中国戏剧有研究，当初我排新戏和古装戏的时候，他为我写剧本，做导演，出过不少的力，我两次赴日本演戏，一次赴美国演戏，都邀请他一起出国帮忙，以上是抗战以前的情况。“九一八”事变后，我在上海，他在北方，来往中断了，在北平快要解放时，他跑到香港，后来又跑到台湾，从此，我认为他既然甘心去投靠美蒋，就是站在中国人民的敌人方面，当然要和他划清界限，不能再算他是朋友了。

梅兰芳最后的一段话，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说的，可以不必理会。其前半部分则堪说是梅氏对于齐如山的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齐如山于1948年移居台湾后，著述尤多，1954年至1955年间又写作了《齐如山回忆录》。鉴于齐如山与梅兰芳的合作关系，齐著中提及梅兰芳的部分更是比比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齐氏的这些著述，等于是留存在台湾的一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他的这部“台湾版《舞台生活四十年》”，近年来也在不断翻印。笔者因此必须要说明的是，齐著与梅著，在写作态度上是决不可同日而语的。许姬传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文里记述：

在写作时，梅先生一次曾郑重地对我说：“在台上演出，一个身段做得不好，或者唱错字音，甚至走板，只是观众知道；倘若电台录音，我们可以要求擦掉；写文章决不能道听途说，掉以轻心，白纸黑字，流传下去，五百年后还有人指出错误。再说有关表演的事，大家以为我谈的是本行本业，应该没有错，这样以讹传讹，误人子弟是更为内疚的。”

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对于文字竟然肯于如此负起责任；而齐如山枉以笔墨为业，却为了一己之私，不惜刻意于笔下故弄玄虚，混淆真伪，正所谓步骤虽奇，不足为训。笔者迫不得已要在此提醒读者，齐如山的书自有其讨人喜欢之处，但读其书不可不防；特别是对于研究家而言，研究家最讲究用“资料”说话，一旦不加小心地用了齐如山的“资料”，极容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阅读齐著，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同时与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两相参照。